在秋天，经常有山鹬落在那些古老的椴树园里休息。我们奥廖尔省里有好多这样的园子。从前我们的祖先在选地方定居时，总会留出两三俄亩好地来修建这种有椴树林荫道的果园。过了大约五十年，最多不超过七十年，这些被称为“贵族之家”的园子渐渐消失不见了:房子成了废墟，或者卖给别人拆掉后运走了，那些石头砌的杂物房也变成了一堆堆瓦砾。枯死的苹果树被当做柴火烧掉，栅栏和篱笆也不知去向。只有那一棵棵椴树仍然朝气蓬勃，一片片新整理出的耕地出现在它们的周围，而它们还在向我们这些轻浮的后代们倾诉着“早已在地下安眠的父兄”的往事。这些老椴树真是美丽……就连俄国农民们无情的斧头都要去心疼它。椴树的叶片很小很小，而树枝却非常强壮粗大，宽阔地向四方延伸，于是树底下永远有着一片浓荫。

有一次，我跟叶尔莫莱到郊外去打野鹌鹑，发现路边有一个废弃的园子，我们就走了进去。在我的一只脚迈进林子的刹那，从灌木丛里“嗖”的一下飞出一只鹌鹑;我赶紧开枪，就在枪响的同时，我听见不远处好像有谁喊了一声，然后在一棵树后有一个姑娘的脸一晃而过，随即惊慌地躲起来了。而叶尔莫莱也在这时跑了过来。他说:“这有人住呢，您怎么就开起枪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也没看见我的狗得意扬扬地叼来的死鹌鹑，就听到密林中一阵急急的脚步声，接着一个高高的留小胡子的人带着满脸的不快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一个劲儿地向他道歉，还主动报上我的名字，并且再三请他收下那只我打下的鹌鹑。

“那我就把这只野鹌鹑收下了，”那个人冲我微笑，“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您一定要答应，——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

说实在的我不太想留下来，可是我无法推辞。

那个人接着说:“我姓拉季洛夫，是您的邻居，也是这儿的地主，这您大概听说过吧。今儿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家会做些好吃的，要不我可不敢留您在这儿。”

我客套地回答了两句，就跟着他往前走去。顺着一条刚打扫过的小路我们走出了那片椴树林;然后走进了一片菜地。地里长满了一颗颗圆圆胖胖的淡绿色的洋白菜;菜园周围是古老的苹果树，还夹杂着繁茂的醋栗丛;高高瘦瘦的杆子上缠绕着蛇醉草，许多小枝条密密地插在一排排菜畦上，干枯了的豌豆藤纠缠在上面;大扁南瓜倒在地上;黄灿灿的黄瓜在见棱见角满是尘土的叶子下露出脸儿;而一长溜荨麻正顺着篱笆摇来荡去;偶尔冒出一丛接骨木、野蔷薇、鞑靼忍冬之类的花草，向我们证明着这里曾是缤纷的花园。园中还有个小鱼池，池中满是黏液一般淡红色的水。在鱼池的旁边是一口井，井边都是小水坑，水坑里有鸭子在嬉戏;草地上趴着一只狗，颤着身体眯起眼睛，正在啃一块肉骨头;在那边还有一只全身是花斑的母牛，慵懒地吃着草，甩着尾巴，抽打着瘦骨嶙峋的脊梁。我们顺着小路拐弯，走过了高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来到一座老式的小屋跟前。小屋用松木做的屋顶，在屋子前方有几个歪歪斜斜的台阶。拉季洛夫停在屋子前。

他直直地盯着我看，充满善意地说:“我想也许您心里压根儿就不想来，如果是那样……”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赶紧热烈地表示:根本没那回事儿，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

“那太好了，请进。”

进了屋，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穿着蓝色厚呢子做的长外衣站在台阶上。拉季洛夫马上吩咐他把伏特加酒拿来款待叶尔莫莱;叶尔莫莱对这位大方的主人恭敬地鞠了一躬。到拉季洛夫的办公室要经过一个前厅，那个房间里挂着许多鸟笼子，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画;他的办公室不太大。我把猎装脱了，把枪立在墙角;一个穿长衫的仆人赶忙过来给我掸土。

“那咱们去客厅吧，您来见见我母亲。”拉季洛夫轻松地说。

我们来到客厅。一位身材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房子中央的长沙发里，她穿着一件深棕色的衣裳，头上戴着白色的便帽，她的脸很瘦很瘦，表情慈祥，眼中充满忧愁和胆怯。

“我来介绍，妈，这是咱们的邻居×××。”

老妇人抬了抬身子，算是向我行礼，瘦削的手里还攥着袋子形的粗毛线织的手提包。

“您来了多久了?”她眼睛眨巴了一下，声音听起来像要喘不过气来。

“不，没有多久。”

“您准备长住在这儿吗?”

“大概一直到冬天。”

老妇人不说话了。

“还有，”拉季洛夫接着介绍，他指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这个人我在刚进客厅时并没有发现。“这位是费多尔·米赫伊奇……喂，费佳^[1]，快来给我们表演一段。别再缩在墙角里了。”

费多尔·米赫伊奇马上站起身，走到窗台前拿起他的破提琴，一只手握着弓子，不是照常规握住弓子的一头，而是攥着弓的中间，另一只手把琴抵着前胸，眯缝着眼睛，边哼歌边跳舞，提琴发出吱吱的响声。看上去他差不多有七十岁了，瘦骨架外面的粗布长套衫摇晃得让人觉得可怜。在他跳舞的时候，一会儿勇敢的把他的小秃脑袋晃来晃去;一会儿又在原地踏着双脚，伸长脖子，青筋暴起;一会儿又着实困难地屈膝蹲下。他的牙齿早已掉光，声音空洞。拉季洛夫望着我的脸，似乎从我的表情看出我对这个费佳的“表演”并不感兴趣。

于是他说:“就到这儿吧，请老人家去慰劳慰劳自己吧。”

费多尔·米赫伊奇马上把小提琴放回窗台，然后依次给我、拉季洛夫的母亲还有拉季洛夫鞠躬，鞠完躬就离开了。

“他本来也是地主，”拉季洛夫告诉我，“以前他也挺富有，后来破产了就住在我这儿……想当年他可是这省里面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他抢了两个男人的老婆，并且还爱唱爱跳，把好些歌手养在家里，——来尝点伏特加怎么样?那边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候，和我在园子中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

拉季洛夫稍微转了转身，说:“奥丽雅来啦!还请您多加关照……好吧，咱们吃饭去!”

我们在餐厅就座。在我们都过来入座之后，受了犒赏的费多尔·米赫伊奇也来了，他的眼睛闪烁，鼻子尖有点红，唱着《让胜利之雷响起吧!》。在墙角里摆着一张小桌子，没有桌布，只有他一个人的餐具。因为这位老人家的吃相实在是邋遢，所以他吃饭时总是不和大家在一起。他在胸前画了十字，接着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像鲨鱼一样的狂吞猛咽了。因为是星期天，伙食真的不错，还可以吃到颤悠悠的果冻和被称为“西班牙之风”的甜点。拉季洛夫曾经在陆军的步兵团里待过十来年，还随部队到过土耳其，一上餐桌，他便开始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了。我一边认真听他讲话，一边偷偷地瞟奥丽加^[2]。她说不上漂亮，可是她的脸上满是沉稳和坚定，她的白皙的额头宽宽的，一头浓密的秀发，那双褐色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可是清灵、黑亮、显得聪明。我相信不管谁像现在的我这样坐在这里望着她，都会对她的容貌感到吃惊。她的全部精力好像都投入到了听拉季洛夫讲话上，那不只是感兴趣的表情，那简直就是热切的关注。拉季洛夫的年龄差不多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称她“你”，可是我直觉感到他们并不是父女关系。拉季洛夫在谈话当中一提到自己已去世的妻子就指着奥丽加说“就是她姐”。那时候奥丽加就马上垂下眼帘，脸也一下子红了。拉季洛夫也停止了谈话，想出一个别的话题继续他的谈论。老妇人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都一言不发，也没吃什么东西，她也不招呼我多吃点菜。她那种属于老年人的忧伤和充满怯弱的、无望的期盼的表情，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在散席之前，费多尔·米赫伊奇原本想为他的主人和我这个客人唱一支歌，可是拉季洛夫看了我的样子就不让他唱了。老头子拿手背抹一下嘴，眨巴眨巴眼睛，冲我们行了个礼，坐下时一下子坐到了椅子边上。吃完饭拉季洛夫带我回他的办公室。

那些在心中怀有某种强烈欲望或念头的人，无论他们的性格、能力、社会地位和所接受的教育有何不同，在某种对待别人的表现上都有些相似之处。我注意观察拉季洛夫，觉得他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他不管是谈论农事、收成、刈草、战争，还是县城里的家长里短、新近的选举，都能够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投入得洋洋洒洒一大通，可是突然一下子叹口气，然后就像忙得精疲力尽的人一样一下子跌进安乐椅里，拿手擦把脸。他的心善良又富有温情，似乎浸满了情感。然而奇怪的是，我没有发现他对什么东西有特别的兴趣，譬如对于吃喝，对打猎，对得了癫痫病的鸽子，对库尔斯克的夜莺，对俄罗斯的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蹈，对扑克和台球，对舞会，对城里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台楼榭，对饮茶，对被惯坏的拉梢马，对把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马车夫，对那些莫名其妙的穿着讲究的只要一动脖子眼睛就跟着歪斜的眼珠往外翻的马车夫……“这个地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他绝对不会假装闷闷不乐，也不会怨天怨地，他对每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和亲切，每个萍水相逢的人他好像都想结识一下。可实际上，你也可以觉出，没有一个人会和他成为朋友，他和谁都不可能真正有深层的交往，这倒不是由于他根本独立不需要别人，而是他把他的所有心思都深藏起来。我认真地观察他，我无法设想他曾经在某一时刻会是拥有幸福的人。你不能称他为美男子;但是他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他的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真的，很独特的魅力。我对他很有兴趣，希望自己能够了解他随之喜欢他。不可避免的，他还具有一些乡下地主的习性，可总的来说他挺不错的。

在我们正谈起新上任的县长时，听见奥丽加在门口冲我们说:“茶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客厅。在窗户和门之间的那一小块地方依旧坐着费多尔·米赫伊奇，他缩着两只脚，显出卑微谦忍的样子。老妇人在旁边织着袜子。果园里苹果的香气和专属于秋天的清朗空气从开着的窗子一阵阵地飘进来。奥丽加赶忙把我们的茶倒上。我用比刚才吃饭时更专注的眼神观察她。她就跟普通的县城女孩一样话很少，但是她不像她们在苦闷无聊时还要找些听起来好听的话说，也不翻白眼，也没有那种引人胡思乱想的莫名其妙的微笑。她就像一个经历过人生的大转折后大彻大悟的人，既真诚坦然又沉静文雅。她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的洒脱却又一丝不苟。我很欣赏她。

我和拉季洛夫继续聊。我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得出那个众所周知的结论，那就是:有时候一些琐碎的小事比非常重大的事更使人难以忘怀。

拉季洛夫也同意这个结论，“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三年后，她难产死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也快要死掉。我悲痛得不想再活下去，哀伤哽在胸口，想哭却哭不出来——整个成了一个痴呆人。按照规矩，我们为她穿戴整齐，把她放在灵床上——当时灵床就摆在这个房间。神甫和几位教堂执事来到这里唱赞美诗、做祷告、焚香;我又鞠躬又磕头，但我哭不出来。我的大脑、我的心、我的全身都变得像石头一般……异常沉重。这就是第一天。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那天夜里我居然还能睡着。到第二天早上我去我妻子的身边。夏天的阳光笼罩着她，她的全身都被照得发亮。猛地一下我发现……（拉季洛夫在这个时候不自觉地颤了一下身体。）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有一只眼睛还睁着一条缝，而一只苍蝇正趴在那个眼皮上……我突然无法支撑晕倒在地。等我醒了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拉季洛夫沉默了。我瞅瞅他，再瞅瞅奥丽加……奥丽加脸上的神情使人难忘。老太太放下了手中正织的袜子，掏出手提包中的手帕，悄悄地拭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突然站起来，一把抄起他的小提琴，沙沙哑哑的唱起怪异的曲调来。也许他想让我们高兴一下，可是他的嗓音使我们直哆嗦。拉季洛夫只好打断他。

“可是，”拉季洛夫接着说，“往事不堪回首，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到头来……所有的事都会有好转，这好像是伏尔泰说过的话噢。”他又补上一句。

“的确，”我答道，“的确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各种不幸，总有一天能从逆境中走出来。”

“您是这么认为的?”拉季洛夫说，“怎么讲，或许您说得对。从前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回住了院，我的伤口感染发了高烧，烧得快要死掉。唉，医院的条件不算好，打仗期间，能给个躺下的地方就谢天谢地了!这时候又来了一批伤员——往哪去安排他们呢?大夫跑来跑去的也找不着地方。最后他来到了我旁边，问他的助手:‘他是不是还活着?’助手回答:‘早上的时候还活着呢。’大夫朝我躬下身子听见了我的呼吸。大夫开始烦躁了，说:‘这个家伙不怎么样，马上就要死了，他必死无疑，还在这儿白耗着时间，占着块地方碍别人的事。’我心想，‘这下全完了，米海洛·米海雷奇，你就快玩完了……’但到头来我的病还是好了，您看这不是一直活到了现在?所以说您说的没错。”

“我的说法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我回答，“如果您那天到底还是死了那也算是走出了逆境。”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他拍了一下桌子，又补了一句，“只要决定了……总困在逆境中怎么会有作为呢?……为什么还要迟疑，耽误时间呢……”

奥丽加突然站起身走向园子。

“喂，费佳，给我们跳一段吧。”拉季洛夫大声说道。

费佳蓦地站起身，用新颖而华美的舞步在房间里舞蹈，那样子就跟那有名的“山羊”在经过专门训练的狗熊旁边表演一样，边跳边唱着《在我家的大门旁……》。

门外响起用来赛跑的二轮马车的声音。紧接着，一位身材高大结实、肩膀宽阔的老头——单院地主^[3]奥夫夏尼科夫——走进屋来，……这位奥夫夏尼科夫可是个有名的特殊人物，我将在另外一篇里再谈论他。现在我只补上一点。第二天，我跟叶尔莫莱天还没亮就一块去打猎，打完猎就回家去了。一星期后，我又去了拉季洛夫的家，可是他不在，奥丽加也不在。两个星期后我得到消息:拉季洛夫突然间失踪，把他的母亲留在家里，带上他的小姨子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全省因此而轰动，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我终于了解了当拉季洛夫提起他的妻子时她脸上呈现的那个表情。原来那不只是同情，而是因为吃醋呢。

我就要离开乡下时去拜访了拉季洛夫的母亲。她那时正在客厅里。费多尔·米赫伊奇正陪着她玩“傻瓜”牌。

“有您儿子的信儿了吗?”我问她。

老妇人一听就开始哭。我就不再向她询问拉季洛夫的消息了。

【注释】

[1]费多尔的昵称。

[2]奥丽雅的昵称。

[3]是俄国的一种小业主，大多是十六七世纪下层边防军官的后代，往往只有一个院子和一点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