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秋天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受了点凉气，害起病来。我发起了高烧，所幸的是我那时已经回到县城了，于是就住在了一家旅馆里。我请人去叫医生。一位本城的医生在半个钟头后赶来了。他身材不算高大，干瘦干瘦的，长着一头黑发。他吩咐我吃最一般的退烧药，并且使用芥末膏，当他动作熟练而迅速地往衣袖里塞了一张五卢布的纸币之后，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环顾了四周，原本他就要回去的，然而他不知动了哪根神经，竟留下来与我瞎侃，那晚他没走。正发烧的我十分难受;我已猜到了不会睡好，正想找人陪我聊聊。有人为我们送来了茶水。那医生于是开始了讲话。他还挺聪明伶俐的，说起话来蛮有意思。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也许你跟一个关系还不错的老相识在一起时，也不会推心置腹地掏心窝子说话;可是有时跟某个人只是初次见面，就立即将他引为知己，相互倾诉自己最隐秘的心事，如同对主忏悔一样。不知道我刚刚结识的这位朋友是信赖我的哪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就顺手“拈来”（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讲给我听了。亲爱的读者，下面我就告诉你们他讲给我的这个故事。我在讲述时会尽可能地用那医生的原话。

“您知道不，”他用有些发涩、颤抖的声音（因为他抽了纯正的别列佐夫烟草）开始讲述了，“您知道这里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不知道……没什么。（他清清嗓子，揉了揉眼睛）。哎，该从何说起呢，就跟您讲实话吧，那是在初春时分，冰冻刚刚开始融化，在大斋的日子里。我坐在他——那位法官——的家里，玩普列费兰斯纸牌。这个法官非常喜欢玩这种东西，他的心眼倒是不错。忽然（这位医生频繁地用这个词）有人告诉我:‘有人找您’。我问:‘怎么啦?’他说:‘他说要转交您一个纸条，可能是病人托付他的吧。’我说:‘我看看那纸条。’看后才知真的是一个病人写来的。……我当然欢迎这种事——您也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嘛……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寡妇地主给我写了那个纸条;她写道，‘我的女儿病情危急，凭借上帝的福分，请您来一趟吧，我会派马车接您的。’嗨，这点事原本不算个啥……但是她家在离县城二十俄里的地方，路又非常难走，何况那时候正是深夜!而且，她家一贫如洗，可能连两个银卢布都拿不出来，更别想得到更多的出诊费了，谁知道她会不会送给我一些粗麻布或者别的一丁点什么东西。可是，您也知道，人家快要出人命了，还有什么比责任更重大的呢。旁边正有一位每次都来的牌友卡利奥宾，我忽然把牌塞给他，就急忙回家了。门前的楼梯旁边已经停着一辆轻便马车;那几匹拉车的马的肚子特别大，浑身的毛好像毡毯一样——是些农民的马，那马车夫摘了帽子，恭恭敬敬地坐在那儿。我心里说，伙计，一瞅就知道，你们家可没有太大出息呀……您笑了，不瞒您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遇见个事都得在心里琢磨琢磨……如果马车夫戴着帽子，威风凛凛地坐在那儿，像一个公爵，一边从胡子下面轻蔑地笑着，一边悠着马鞭——那么可以肯定，我跑这一趟可以得到双倍的钱!可是我知道，这次不会有那么幸运的。但我想，人命关天，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拿了一些一般情况下都得用的药，就出发了。要是说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算到达，也不知道您信不信。那路简直差到了极点:一会儿是河水，一会儿是雪，一会儿要蹚稀泥，一会儿又要过水坑，还有一个地方忽然开了个口子——太差了!但最后我毕竟走到了。病人住在用麦秆做屋顶的房子里。她们点着灯，也许是在等我。一个头戴家常帽的老太太态度恭敬地迎了出来。她说，‘您快救救她吧，她就要死了。’我说，‘您镇定点儿……病人呢?’‘在这边。’她领我来到一个整洁的小房间里，一盏神灯在墙角摇曳，床上有一位大约二十岁的女子昏迷不醒。她发着高烧，连呼吸都很艰难——她得了热病。她两个姐妹也在房间里，惶恐的眼睛里盛着泪水。她们说:‘她昨儿还好好的，也想吃东西;今天早晨就说头疼，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又说了一遍:‘请镇定。’做医生的一定得说这句话，您也晓得吧，然后我就开始给她看病了。我先抽了她的血，叫人给她擦上芥末膏，然后开了药方。这时我看了看病人，看着她——上帝，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脸……可以称得上是倾国倾城!我不由得惜香怜玉起来。那脸蛋可真美，看那眼睛……上帝保佑，片刻之后她安静一些了;出了汗之后，她好像醒转过来了，往周围看了看，轻轻一笑，又摸了摸脸……她两位姐妹趴上去问她:‘感觉如何?’‘没什么。’她说着就翻过了身子，……我看了看，她已经睡着了。这时我说，应该让病人独自待着。除了一个随时传用的姑娘之外，我们都悄无声息地出去了。茶点已经摆在客厅里了，还有牙买加酒:它是做我们这种职业的人的必需品。她们为我端来了茶，并且让我留下来待到天亮……我没有推辞，这种时候也只能留下来啦!老太太一声连一声地叹息。我说，‘您不用这样吧，也就会好的。您也去放心休息好啦，不用担心，现在都一点多了。’‘您如果有事，让她们来叫我行吗?’‘没问题，没问题。’老太太和那两个姐妹都各自回房了;她们给我准备的床铺就在客厅里。我躺下来，然而却怎么也睡不着——莫名其妙!我心里一直安定不下来。我满脑子里全是那个病人。我忍不住，终于起来了;我心想，去看看病人没什么吧?她所在的房间就在客厅的隔壁。于是，我下了床，悄悄地打开门，我的心狂跳不已。进门一看，那个侍候的姑娘正张着嘴打呼噜呢，这个可恨的东西已经睡着了!床上的病人面朝外睡着，张着双手，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一步步地走近她……忽然，她睁开了双眼，就那么看着我……‘是谁?是谁?’那时候我尴尬极了。我说，‘小姐，别怕，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来瞧瞧您的病情。’‘您是医生?’‘是啊……您母亲叫人把我从城里接来;我刚才抽过您的血了，小姐;您就安心休息好了，上帝保佑您，再有个两三天，您就会好的。’‘唉，那样就好了，就好了，可要把我治好啊，医生……求您，我求您啦。’‘您怎么啦，上帝会给您健康的!’我以为她又发烧了。我试了试她的脉搏，没错，她真的又发烧了。她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抓住了我的手。‘您听我说，我多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得跟您说，我得跟您说……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但您千万别告诉别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我的耳朵就靠着她的嘴，我的脸能感觉到她头发的轻触——不瞒您说，我的血液全涌到脑袋里去了——她低声地说了起来……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可能，她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用很小的声音飞快地说呀说，我听着不像俄语，说完之后，她身子晃了一下，就又躺到了枕头上，还伸出手指对我说:‘医生，可要小心，谁也别说……’我好不容易才让她镇定下来，然后让她喝了几口水，又把那个姑娘唤醒，就出来了。”

讲到这里，医生用力吸了吸鼻烟，愣了一会儿。

“然而，”他又开始说，“第二天，她并没有像我希望看到的那样有所好转。思索了再三，我忽然决定留下来，尽管我还要去为其他人看病……对病人可是不能怠慢的，您也晓得，否则的话，日后吃亏的是自己。但是，首先，这个姑娘的病情的确危急;其次，不瞒您说，我有点喜欢她。而且，我对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有好感。虽说她们没钱，但她们很有修养，这是很难得的……她们的父亲是个作家，学识渊博;虽然他已因贫穷而离世，但他已经让孩子们受到了足够好的教育;而且留下了很多书。也许是因为我对病人的照料十分周到，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看得出她们对我的印象也都不错，把我看做亲人一样……况且，去城里的路已经糟糕透顶，不可能通行了;几乎不可能去城里买药……那姑娘还没有好的迹象……又过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医生半天没说话。）怎么跟您说呢……（他又吸了吸鼻烟，清清嗓子，喝了口水。）实话实说好了，那个姑娘……唉，怎么开口呢……可能爱上我了……也许不是，并不是爱……但是……真的，我该怎么说呢……”（医生红着脸低下了头。）

“不是，”他又打起精神继续说，“不是爱!人总是应该有自知之明的嘛。她是个有修养的姑娘，又聪明又懂的多，可是我，连拉丁文都不会说了。要说长相（医生笑着看了看自己），我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但是造物主也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白痴:我知道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我还知道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吧，我明明知道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是她的名字——并不是爱上了我，而只是把我当做了好朋友或值得尊敬的人之类的。尽管她本人也把这些东西给弄混了，但您想想吧，她是什么身份……但是，”医生一下子说出了这么多话，口气急促，而且说得结结巴巴，之后又接着说，“我好像说得太乱了……这样您不会知道我想说的意思的……干脆，我就从前到后地慢慢给您讲吧。”

他把一杯茶喝完，平静地讲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那姑娘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危险了。我尊敬的先生，您不干这一行，也许就不会理解我们干医生这行的心情，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战胜疾病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自信!心里会忽然充满了恐惧，极度的恐惧。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完全不会治病了，病人也在怀疑你，其他人也看出你的破绽了，他们十分不情愿地对你说明病情，然后在一边皱着眉头小声嘀咕……唉，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你肯定在心里想着，一定会有办法的，就快找到办法了。来，试试这个药?试试看，——不是，这药不行!还没等到药物起反应……就一连换了好几种药。还要去查一查医学书……心想，没错，就应该用这种药!其实有时翻书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但是病人现在更危急了;或许其他医生可以救她。这时你会说，得大家研究一下;自己总不能承担所有责任。在这样的时候你多傻呀!但是没什么，多经历几次这种情况你就会习以为常的。没有救活病人，并不是你的错误，你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嘛。有时候会感到非常不安:病人的家属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可是你却觉得自己难以胜任。我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她们都非常信任我:她们家的小姐已临近死亡。我一个劲儿地对她们说，这病不是很严重，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一点把握。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进城的道路太难走，车夫一买药就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我就一直守在病人房间里，寸步不离，跟您说吧，我告诉她许许多多有趣的事，跟她玩纸牌。我日日夜夜地待在那里。老太太热泪盈眶地对我说着感激的话;我心想:‘我不配让你感激。’实话说了吧——现在什么都跟您说了吧——我爱上了这个姑娘。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也对我颇有好感;她只让我一个人出入她的房间。她常常跟我聊天，但大多数时候是问我问题，比如我在哪儿上的学呀，生活如何呀，家中还有谁呀，有哪些朋友呀，等等。我知道得想办法不让她再问，因为她不能说太多的话，可是您也晓得，要是不让她说一句话——那是不可能的。我经常捶着脑袋问自己:‘你这个坏蛋，你在做些什么呀?……’但是她始终不放开我的手，并且很长时间地一直注视着我，这才背过脸去，叹息着:‘您是个好人呀!’她的手很烫很烫，眼睛大而无神。她说，‘没错，您心眼儿真好，您是个好心人，您跟我们这儿的一些邻居不一样……真的，您不会那样的……我认识您太晚了呀!’‘镇定一些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我说，‘……其实，我并没觉得自己什么地方配得上您的称赞……上帝保佑，您就镇定一会吧，安静下来吧……您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我应该跟您说，”医生往前俯了俯身子，又皱起眉头说，“她们几乎不跟邻居们交往，因为她们觉得那些人的地位太卑贱，不屑于与之交往，但同时她们也保有着自尊，不去巴结地位更高的人。刚才跟您说了，她们一家都很有修养，您晓得，我正是因此而自豪的。只有我递过去的药，她才肯吃……我扶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坐了起来，她又久久地注视着我……我心里别提多紧张啦。在这段时间里，她的病情一直在加重，越来越重了，我心想，她快不行了，肯定不行了。我宁愿替她去死，我说这话您相信吗;这时，她的母亲和两位姐妹都在一边儿看着我的眼睛……她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正在一点点地消失。‘什么?怎么样啦?’‘没事儿，没事儿!’脑子都糊涂了，还说没事儿呢。一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守在病人身边。那个侍候的姑娘又在旁边大声打着呼噜……但也不能责备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也够累的了。整个晚上，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都发着高烧，十分痛苦。直到深夜了，她还在翻来覆去;后来，她终于不再折腾，好像睡着了。那盏神灯依然在墙角摇曳着。我坐在那儿低着头，不一会就犯困了。忽然，我觉得谁推了我一下，我扭过脸……上帝!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正在看着我呢……她的脸红彤彤的，嘴唇微张着。‘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我就要死了吗?’‘胡说!’‘不，不，医生，别再告诉我我会好起来了……别再说这种话了……假如您了解……看在上帝面上，您听我说，您就对我说实话吧!’她呼吸十分艰难，‘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死去……我就把我的事都讲给您，都讲给您!’‘别胡思乱想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我告诉您吧，其实我一直都在看您，一点儿也没睡着……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诚实的人，为了这世上的圣洁，我相信您，您就告诉我实情吧!您要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看在上帝的面上，医生，您就告诉我实话吧，我的病情非常严重吗?’‘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您叫我怎么说呢——别胡思乱想了!’‘我求求您，您就行个善事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我就告诉您吧，您的病情的确非常严重，可是上帝会保佑您的健康的……’‘我就要死了，我要死了……’她显得非常愉快;我很惊奇。‘您别怕，别怕，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死。’忽然，她用胳膊支起了上半身。‘现在……哎，现在我就告诉您吧，我从心眼里感激您，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看着她，不知所措;您应该想到，那时候我害怕极了……‘我爱您，听明白了吗……!’‘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我不值得您爱!’‘不，不是，您还是不知道我的心，……不知道我的心……’忽然她伸手抱住了我的头，吻了一下……说实话，我真想狂喊起来……我一下子跪倒在地，把头埋在枕头里。她一句话也不说;她的手指在我发间抖动;我听见她在哭。我开始对她好言相劝，劝她想开一些……我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您会把那个姑娘吵醒的……我谢谢您……您相信我吧……镇定一些吧。’‘好了，好了，’她一遍遍地说，‘管她们干吗，她们就是醒了，进来了，又能怎样呢:怎么说我也是快死的人……您又为什么不好意思，为什么害怕呢?抬起您的头，……可能您并不爱我，可能是我弄错了……如果真是这样，您可别介意。’‘您在说什么呀，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她盯了一阵子我的眼睛，张开了双手，‘那么，就来拥抱我吧……’对您说实话吧，我真不知道那一夜我为什么能保持清醒。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在折磨自己;我也能看出她的神志不那么清醒;我也知道，如果她不是快要死去，她也许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啊，她在世上二十五年了，还从未尝过恋爱的滋味，难道这样离去不是太可惜了吗?她就是因为这个而痛苦万分，因而，她在丧失了其他希望之后，才想到了我这种人——这回您知道了吗?她紧紧地抱着我不松手。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请珍重我吧，也珍重您自己。’她说，‘为什么珍重，珍重什么呀?怎么说我都要死了……’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还有生存的希望，还有可能做一个自重的小姐，那么我会害羞的，真的……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怕什么呢?’‘谁告诉您您要死了?’‘嗨，算了吧，您连骗人都不会，就别来诓我了，看看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叶夫娜，您不会死的，我一定要让您好起来;我们请求您的母亲为我们祝福……我们会结婚，会生活得很幸福。’‘不，不，我会死的，您说过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样承诺过我……您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很难受，为许多事情难受。您也知道吧，有一些小事情原本不算什么，可是实在叫人很难受。忽然，她问起了我的名字，不是姓，而是名字。但我的名字很平常，叫特里丰。对，没错，是特里丰，特里丰·伊万内奇。她家里的人们都叫我医生。我只好跟她说实话:‘我叫特里丰，小姐。’她眯缝着眼睛晃了晃脑袋，咕哝了一句法语——也许是不大中听的话——然后不太动听地笑了起来。我和她那时已经度过了几乎整个夜晚。第二天早晨我出来时，觉得想发疯;直到吃完了茶点，我才又来到了她的房间。上帝，上帝呀!我简直怀疑那是不是她，只是比死人多几口气。我说的句句是真，我至今想不通，根本想不通，那时我怎么经受住了那样的折磨。我那可怜的病人又挨了三天三夜……那三个夜晚是何等漫长啊!她说了些什么话呀!……您想想吧，最后那个夜晚——我坐在她身边，心中不断地祈求上帝:早些把她带走好了，也把我带走吧……忽然，她母亲进来了……前一天的晚上，我已经对她——她母亲——说过，可能没有希望了，还是请牧师吧。母亲一进来，那姑娘就说:‘您来得正好……您瞧我们，我们发誓我们相爱了，我和他相爱了。’‘医生，她在说什么，是说胡话吗?’我已吓得魂不守舍。我说，‘她是在说胡话，她还发着烧呢……’可她说:‘算了吧你，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些话，我还把戒指送给你了呢……还演什么戏?我母亲也是个好人，她会理解我们，不会怪罪你的，我快要死了——干什么还说假话呢;给我你的手……’我跳起来逃开了。她母亲自然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就不再打扰您了，不瞒您说，每当我想起这些事，心里真不是滋味。第二天我的病人就死去了。上帝保佑她（医生迅速补上了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死时让家里人都出去，只跟我一个人待着。她说，‘您能原谅我吗，我可能对不起您……我是个病人……但是您要相信，我从没有像爱您这样深深地爱过别人……请您记住我……好好收藏我的戒指好吗?……”

医生背过了脸;我握住他的手。

“嗨!”他说，“说点其他的吧，对了，玩普列费兰斯牌怎么样?我们玩小点儿。您要知道，吃这碗饭的人是不应该与那种纯洁的感情有什么瓜葛的。我们这种人要操心的只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不哭闹，让妻子不骂街。后来，我确定了正式的婚姻关系，也就是结婚了……就是那样……妻子是一位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我叫特里丰，刚好配得上。跟您说吧，这女人可不好惹，幸好她老是睡觉……喂，玩不玩普列费兰斯?”

我们于是开始玩普列费兰斯，一局一戈比。最后，特里丰·伊万内奇从我这儿赢走了两个半卢布——他玩了很久才走，带着对自己赢钱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