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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从英国辗转回到祖国，出任地质部部长，统率全国地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他争分夺秒，奉公尽职，经过多次勘探，为祖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结束了中国人只能使用“洋油”的屈辱史；同时，他以惊人的毅力著书立说，完成了地质力学巨著《地质力学概论》；他还提出了“地震可预测论”；等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

就在李四光一家人手捧纪念专刊，眼含感激泪花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祖国正发生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

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接连取得全面胜利。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蒋家王朝危在旦夕。

南京国民政府准备仓皇出逃，命令地质研究所和其他直属机关一起迁至广州，并入中山大学。

决定地质研究所命运的关键时刻到来了。此时此刻，大家对于是走是留拿捏不准，多么渴望听到李四光的决定。然而，事情太紧急了，就算李四光马上赶回祖国也来不及了，怎么办？

“发急信，听回音！”大家商量后得出了一致的意见。于是，许杰、赵金科等人秘密协商，率先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誓约。

同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今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在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

誓约脱稿时，许杰、赵金科等向全所人员当众宣谈，赞同的研究员要亲笔签名。立即签名的有：许杰、赵金科、斯行健、孙殿卿、张文佑、刘之远、吴磊伯、马振图、谷德振、陈庆宣、徐煜坚等11人，当时在南京的研究员都签了名。

李四光收到急信和誓约后，激动异常，整夜难以入眠。他为同人们誓死保护地质基业的凛然正气感到自豪！他为蒋家王朝即将灭亡感到兴奋！他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巨大胜利而感到痛快！

看着急信，他开心地笑了，眼前这些坚强而优秀的地质学家，不正是一个个李四光吗？他立即致电许杰、赵金科和俞建章，通过他们向南京、上海两地同人表示敬意，对“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者，深为钦佩”。

当然，李四光做任何决定都不会忽视大家的生活处境。如果固守阵地，拒绝南迁，研究所里的人必然失掉应发的薪水，他怎能眼看大家忍饥挨饿而不顾呢？顾及于此，他又立即提笔分别致信俞建章、许杰和赵金科，明确写道：

将我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集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俟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也。

纵然有千山万水也隔不断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相连，面对这么深厚的情谊，谁还会担心有什么难关不能闯过？其实，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四光的学生、同事和亲友谁不牵挂着祖国？与李四光远隔重洋的连心者，又何止数以千计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那么，与李四光心心相印的则是中华民族的亿万群众。

1949年4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保护和平大会。出国前，周恩来特别指示郭沫若，带头签名致信李四光，希望他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共产党一起商议新中国的建设大计。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中心南京。几天后，地质研究所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陈毅司令员。陈毅此次前来是视察研究所的工作，并向许杰、赵金科等询问李四光在海外的近况。

5月16日，中共南京市委、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召开文化科学界座谈会。刘伯承司令员再一次向许杰、尹赞勋和杨钟健询问李四光在国外的最近信息。

7月17日，李四光被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选为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19日，又被众人选为该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上，李四光高票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看到以上各条消息时，李四光还在国外考察，通过书信、报纸和电台才了解到这些事情。他明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想着他，各界同胞想着他。此时此刻，他那一颗赤子之心早已忍不住飞向华夏大地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李四光这时还身处旅馆，通过旅馆的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报道。这是天大的喜讯啊！他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和许淑彬商量马上回国，哪怕坐货轮也在所不惜。与蒋介石威胁他，甚至陷害他不同，新中国在呼唤他、等待他。

10月2日黎明时分，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李四光急忙从床上起身接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女性声音：“请问，是李四光先生的房间吗？”

“是的，您是哪位？”

“您好，我是凌叔华。”

李四光听过凌叔华这个名字，但只知道她是一位女作家，并不了解她的政治背景，于是说道：“原来是你呀！你有什么事？”

“事情是这样的，台湾方面听说您被大陆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要对您采取行动。”

“哼！这并不奇怪。”李四光轻蔑地一笑，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昨天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凌叔华接着说，“国民党外交部已经给他们的驻英大使郑天锡发去一份密电，命令郑天锡立即找到您，逼您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什么？”

“声明绝对不接受人民政协给您的职务……”

“是的。但您必须防患于未然，不然，他们至少会先把您扣留在英国。”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昨天晚上商量好了。因为郑天锡知道您的住处，肯定会来找您，所以您必须马上离开英国。最好先到瑞士，您一个人走。到瑞士后，我们再设法送淑彬与您会合，然后一道回国。请您答应我们，这是唯一脱身的办法，一刻也不要犹豫，免得夜长梦多。我们也会协助您的。”

李四光放下话筒，向许淑彬讲了一遍刚才的电话内容。他们分析形势后，一致认为凌叔华是可靠的，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员，决定按照她说的去做。

李四光穿好衣服，许淑彬为他整理行装。一切准备妥当后，李四光又挥笔写了一封信，递给许淑彬说：“如果郑天锡来了，你就说我前几天出门去土耳其考察了，过几天，再把这封信寄给他。”

“哎！”许淑彬接过信件，着急地催促李四光，“起身吧，赶早不赶晚，免得出意外。”

“好吧。”李四光带上地质囊、罗盘仪、公文包和放大镜等，许淑彬警惕地推开房门，向周围悄悄地环顾一下，清晨的街道格外宁静，她觉得暂时没有可疑现象，便叫了一辆出租车，亲自护送李四光到火车站。直至李四光登上火车，慢慢驶出站台，她才松了口气。

按照事先商定的路线，李四光直奔下一站南安普敦，又从南安普敦登上一条货轮，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瑟堡码头。接着他又坐火车经过巴黎、南锡等大小火车站，选择靠近法国边境的巴塞尔城，暂住下来。

就在李四光离开2个小时后，郑天锡的秘书果然来了。许淑彬镇定自若地按照事先计划应付他。来访者似乎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还从皮包里掏出5000美金递给许淑彬，说是郑天锡的一点心意。许淑彬当场谢绝了，理由是李四光不在，自己不便收下。来访者只好把钱带走，回去向郑天锡如实禀告。

李四光到达巴塞尔后，给许淑彬打来电话，正巧凌叔华也赶来安排许淑彬与熙芝的行程。时间匆忙，有一幅大图件和其他东西来不及带走，许淑彬便把物件委托凌叔华代为保管，凌叔华表示会好好保存所有物件，不久就“完璧归赵”。于是，许淑彬在熙芝的陪同下，感激地告别了凌叔华。在登上火车之前，她把李四光写给郑天锡的那封信寄了出去。

经凌叔华的精心安排，许淑彬母女一路顺风，顺利来到巴塞尔，找到了李四光住的那家旅馆。旅馆的主人非常客气，转告说客人大清早外出观测地质去了，同时关照许淑彬母女到李四光的房间休息。

傍晚，李四光背着好几口袋岩石标本回来，一家三口又重聚在一起，大家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乐与幸福。

也就在这天晚上，郑天锡收到了李四光的那封亲笔信。他展开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信的内容摘引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日夜思盼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

郑天锡无可奈何，只好向台湾的蒋介石报告实情，免不了要挨一句臭骂：“娘希匹，蠢材！”

几天后，凌叔华亲自到巴塞尔为李四光夫妇送行，熙芝则留在英国继续读书。

李四光与许淑彬踏上了回归新中国的航程。在李四光一生无数次的远洋航行中，这一次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也是他最激动、最幸福的一次远洋航行。此前的远航，虽然他都是带着“科学救国”的宏伟志向，但那只是个人的憧憬，一旦踏上自己的国土，美好的憧憬马上就被军阀混战和列强瓜分的惨状打破。但是，这次真的不同了，他可以昂首仰望蓝天，他可以面向大海放声高呼：我要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伟大祖国了！

他发誓要把自己无限激动的心情，化作报效新中国的实际行动！他要好好利用这次归途的大好时光，向自己亲爱的祖国献上一份厚礼。想到这里，他马上回到船舱，摊开稿纸，奋笔写下了那篇构思已久的科学论文——《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

这是一篇地质力学的大作，饱含着李四光多年来苦苦追求客观真理的决心和他的一片爱国深情。他在文中写道：“所谓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是指自然界的各种应力——压力、张力、扭力，造成亚洲大陆的各种形变，还指欧美地质人员用狭隘的眼光来解释亚洲的造山运动，而使亚洲承受了许多的歪曲和冤屈……”显然，这又是一句挑战宣言。他列举了不可辩驳的依据以具体论述，描述了中国和印度半岛的若干地质构造。同时阐明，中国大陆“山”字形弧形和新华夏系的种种新的见解，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欧亚大陆自古生代以来就在往南推进，而亚洲东部则是向着印度方向推动。

李四光把这篇充满学术真理的巨著，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地质研究。

时任新中国国务院（时称政务院）首任总理的周恩来，正在规划新中国建设的宏图，他日夜盼望着李四光能够来到自己身边出谋划策！

新年伊始，政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总理希望李四光出席，并且主持这次盛会。但李四光未必能够赶回来，而且会议不能这样一再延期。有人请示周总理，是否不必再等李四光了？周总理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李四光不在场，会议就不能召开。”他相信李四光是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段时间里，周总理时刻关注着李四光的行程，他知道李四光这次回国既是漫长的旅途，又是艰险的旅途：他要先到香港，由宝安县进入广州，还要谨防特务跟踪或暗下毒手。

不言而喻，所有一切都是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他还嘱咐各地党政部门不要过多打扰李四光，要确保李四光尽快安全地赶到北京。即使这样，李四光还是在香港、宝安、广州这些地方相继停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在俞建章、张文佑和孙殿卿等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文化部副部长丁燮林，以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等各部门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同到火车站热情迎接李四光一行。

当天晚上，郭沫若设盛宴为李四光夫妇接风洗尘，华罗庚和谢家荣等党内外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热情作陪。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气氛相当热烈。特别是李四光与丁燮林，两位40年来一向推心置腹的老同学、老朋友，更是激动得难以言表。

考虑到李四光夫妇旅途劳顿，周总理让人尽力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使他们得到充分休息，就是自己去探望李四光也选择适当的机会。中央决定，安排李四光一行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饭店是专供外国豪商和国内要人租用的，是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李四光虽然经常出国，但在国外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豪华的居住环境。许淑彬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她担心付不起房钱，因而面露难色。接待人员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于是主动告诉她，这里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负担。李四光夫妇听了，一股暖流霎时涌上心头，对这个热情的新中国和人民政府更加充满热爱和感激之情。

北京，对李四光来说是多么熟悉的城市啊！清朝末期，他在这里住过；北洋军阀时代，他在这里住过，而且与许淑彬结婚，在这里生下了心爱的女儿。如今一晃20多年过去了，几经奔波，他和许淑彬又重新回到这里。眼下，他们看到的是：市容整洁，群情振奋，旧社会的所有陋习都被冲刷得毫无踪影。这是一座解放了的北京城，耳边还不时传来激人奋进的豪迈歌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一阵阵豪迈的歌声，引起了李四光和许淑彬强烈的共鸣。其中的歌词“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不正唱出了他们多年来的生活写照吗？李四光再也坐不住了，他要为新中国工作，他要继续战斗！

第二天上午，当他正想着要立即奔向上海和南京，投入紧张的科学研究时，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对方打听他下午是否有外出的活动安排，告诉他有人前来六国饭店看望他。

李四光和许淑彬都感到十分纳闷，看得出来，这位来访者好像有点神秘，而且很有礼貌。来者自然欢迎，等着看个究竟吧。

傍晚，客人来了。李四光和身边的陪同者都没有料到，走进房门的竟是周恩来总理！

在场的人都非常激动，周总理也非常激动，紧握住李四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许淑彬和随行人员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重要会见，他们向周总理表示敬意之后，便悄悄地退出了客厅。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开始了无边的畅谈，两人推心置腹，足足交流了3个小时。在谈到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时，周总理颇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议等你，可是等了5个多月啊！现在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接着，他向李四光坦诚地讲到关于李四光的工作安排，“现在，先请你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郭老把自然科学抓起来。郭老待人非常诚恳、非常真挚，相信你们一起工作，一定会配合得很好的。”

李四光被周总理的一片真情打动了。他认真地倾听着周总理的意见，不住地连连点头表示应诺。

周总理接着又说：“在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要走在其他工业的前头，必须先行。地质队伍有个整顿的问题，也有个大发展的问题。但是目前，我们的地质人员太少了，地质部成立不起来，或许可以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当一段时间的主任，以后再请你担任部长，你看可行不？”

李四光一向敬佩周总理，此时他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不愿意打断周总理的谈话。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竟然亲自前来看望自己，而且一谈就是这么长时间，他怎能不感动，还有什么个人要求可提呢？他并不想从政，更不愿意当官，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权需要巩固，需要他出力，他当然不能拒绝，这时的他已经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了。

对于这次谈话，周总理非常满意。过了2天，董必武又来看望李四光，董必武当时任党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和政务院副总理。因为周恩来已经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政务院会见了李四光，所以他这次是以同乡、老朋友及辛亥革命时期老战友的身份来看望李四光的。见面后，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和黎元洪，谈到蒋介石和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谈到重庆谈判，以及当年李四光想到解放区考察地质时董必武嘱咐“后会有期”那句话……凡此种种，他们有着说不完、聊不尽的话，沉浸在这“后会有期”的幸福重逢中。

1950年6月，李四光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休息，便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大会上，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分析了欧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统治集团对待新中国不尽相同的态度等，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也是他在回国之后首次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发表的公开宣言。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发言表示十分赞赏。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地质部，李四光由原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改任地质部部长。作为地质事业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地质部称得上是全国地质的统帅部，也是党和国家制定社会发展及国策的参谋之一。李四光作为一部之长，自然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地质领域上。

众所周知，想要统率全国地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首先组建一支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队伍，以管理各项事务，其中包括人员编制、机构设置、岗位职能与运行机制等。这些大事小事，都需要李四光的统筹与决策。他在事业管理方面一贯主张精简效能，事半功倍。然而，选拔人才时，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需要熟悉地质业务，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有多么困难！

与此同时，李四光还要组建国家及地方的地质研究和地质勘探队伍，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祖国查勘煤炭、石油、铁矿以及各种有色金属和一切能源的分布及蕴藏，发挥经济建设“地质先行”的实际作用。

新中国初期，全国地质研究部门和勘察队伍都相当薄弱，向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为了这支队伍的建设，李四光花费了许多心血，他通过朋友、同事等各种渠道，询问目前散留各地的地质工作人员的地址和情况，问到一名记下一名，终于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随后，他以个人名义逐一致函，希望他们尽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

在李四光心目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中高级地质研究人才，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高素质的地质专家，党和国家赋予自己的工作便难以完成，所有愿望都将成为泡影。每当这时，他便想起当年的老领导蔡元培、老同事杨铨和自己那英年早逝的得意门生——朱森。

如前所述，朱森是李四光最器重的学生，师生之间情同父子。为了给祖国培养地质栋梁之才，李四光把朱森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来又送他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末期，朱森已经成为著名学者和大学教授，并曾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人正直、学识广博的地质学家，竟于1942年7月6日在重庆被国民党残害致死！

事情发生后，李四光曾以极大的悲愤撰写悼词，以“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的名句痛哭自己的学子！他希望这样的悲剧在新中国永远不要重演。因此，爱惜人才是他一贯的作风。当他听说有一位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作条件等非政治因素而未能投奔解放区，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视为思想问题时，便寻求有关方面同意，让其重新回到科研岗位。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李四光每次都从珍惜人才、建设祖国的大局出发，爱惜人才，尽力扩充当时的地质科研队伍。

他深知，目前仅有的地质人才与祖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极不相称，所以他要组建地质教育基地，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专业人才。自己过去虽然亲手培养起了很多人才，但是这些学者如今也大都年过半百，地质行业急需有大量新人接班。教育是科研的基础，中国地质科研的提高与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地质教育事业作保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与高等教育部协商后，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个地质系的基础上，亲手组建起了北京地质学院，并亲自兼任建院的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在东北地区，李四光以各有关院系为基础，充实原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地质专家，建立了长春地质学院，并派自己的得力助手俞建章担任院长。他还奔波于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6所大学之间，为他们的地质系增设专科班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创办了9个中等地质技术学校，设有钻探、化验、测绘等各种专业，着重培养尽快成才的技术干部。

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在李四光的努力下，全国终于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地质教育网络及完整的教育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届地质院校的毕业生，大都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高级建设人才和优秀的管理干部。

这时的李四光已年过花甲，从荣任地质部部长伊始，他倾注大量心血，创建和统率起了新中国地质战线的3支大军。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他亲手策划，需要他亲自与国家财政部门、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没有人知道，这背后付出了他多少精力。由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以各方面操作起来，到处都是开绿灯。正因为如此，无论工作多么复杂劳累，他的心情总是舒畅的。

在中国科学院，他与郭沫若院长、各位副院长以及全院职工都以事业为己任，做到了友好相处、互相尊重。长春地质学院成立时，院领导和教职员工请求李四光题字：地质宫，李四光认为自己的毛笔字没有郭沫若写得好，便转请郭老潇洒挥笔。郭沫若也称李四光为李老，他还常常当众赞颂李四光为“国宝”。

在地质部，李四光与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也同样互相尊重。一位老科学家和一位老红军战士，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往往不谋而合。由于李四光待人真诚、礼贤下士，故在地质部机关乃至全国地质系统及科教界都有着非常好的口碑。他与水利部、燃料工业部等各单位的关系也极好，不止一次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联合外出，进行野外资源考察。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思考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李四光寄予厚望。

1954年，我国的石油前景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在许多外国科学家眼里，中国属于贫油地带。旧社会的中国，石油开采很少，基本依赖进口。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冷战，进行“经济封锁”，国内石油燃料相当短缺，致使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缓慢。

为此，毛主席、周总理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想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于这个话题，李四光有着述说不尽的科学见解。早在1933年他发表的《东亚构造格架》论文中，就已经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先从整个新华夏体系的一个巨大宏伟的“多”字形构造体系说起，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到我国石油燃料分布与蕴藏的实际话题。

“在我国，第三沉降带的呼伦贝尔-巴音和硕盆地、陕北-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第二沉降带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第一沉降带的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存在着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些话都是我过去在外国讲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其实，它们就是天然石油和天然气。而方才说的那个‘多’字形构造的对扭性质，使它们有条件成为雁行排列的良好储油构造。因此，仅就新华夏体系而言，仅就石油而言，且不说其他的构造体系和其他资源，单从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分析，则可断定既生油，又储油。这就是说，我国天然石油远景辉煌，我们地下石油的储量确实是很大的……”

周总理听到这里，面带笑容地称赞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我很拥护你！”毛主席也坦然地笑出声来：“我们都拥护你啊！”

李四光受到两位领袖的亲切感染，也笑了。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把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特别是其中的石油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统一作战，避免各自为政，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测。

李四光的建议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同。不久，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1956年3月，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终于成立了，经由中央决定：委员会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李四光为主任委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全国石油勘探战役马上打响了。

李四光决定，由孙殿卿等数名一流地质学家各自带队，分别奔赴新疆、青海、四川、华北、东北各个战场，接连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其中尤以东北地区的战果令人震惊。在松辽平原的勘探中，经过李四光多次勘察，最后确认这里的新生代沉积厚度竟达四五公里，勘探团队马上断定这里拥有大量石油蕴藏。

李四光怀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信心，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申请，把松辽平原作为石油勘探的主战场，还坚定地提出“三年攻下松辽油田”的战斗口号。

随后，松辽平原勘探队果然不负众望，从东北不断向北京汇报战果：

1958年2月，在吉林省扶余县和前郭县的石油钻井中，首次发现了厚达50厘米和70厘米的含油砂岩层；

同年6月17日，长春附近的公主岭西北场大城子镇的钻井中，发现厚达3米以上的砂岩层，而且岩芯取出之后竟然有原油渗出；

同年9月24日，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钻井中喷出工业油流；

同年9月26日，扶余县雅达红构造块的钻井中也喷出工业油流，从而迎来了1960年的大庆油田总会战，震惊了全世界。

一条条喜讯传到李四光这里，传到党中央，传到国务院，传遍全国！全国军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

在胜利面前，李四光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把眼光再度放远，跳出松辽门槛，向南转移到辽东半岛和华北平原，相继打出了当时国内产量最高的一批油井，彻底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结束了中国人只能使用“洋油”的屈辱史！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表扬了李四光。

1964年，毛主席又接见了李四光。毛主席的幽默感染了他，他和主席在一起犹如老朋友聊天那样，特别轻松愉快。

此后，毛主席更是喜欢与李四光在一起。新年期间观看豫剧现代戏时，他还特地邀请李四光来怀仁堂共同欣赏。开演前，李四光向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汇报了石油地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你们两家（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功劳！”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纷纷给予了赞扬。他们和李四光并肩坐着，欣赏舞台演出。全剧演完时，毛主席又请李四光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同时合影留念。

李四光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他的生存价值应该是看他为社会奉献了什么，而不是看他从社会索取到了什么。在他心里，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了。这就是李四光，一位理想崇高而生活简朴的伟大科学家！

李四光曾经说，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在人们看来：“李四光的黄金之光，是由他那事业热量和生命热量交融燃烧而放射出来的。”

李四光一生从来没有忘记祖国，他真诚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不断地追求科学的真理，渴望给祖国寻找到光明。

回想青年时代，他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中国同盟会，回国后积极投入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没有顾及自己的政治前途，拒绝与袁世凯、黎元洪同流合污，毅然前往英国留学。

到了中年时代，由于看透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他多次拒绝与蒋、汪合流。政治上，他是一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从来都是洁身自好；事业上，他是一名以顽强意志从事科学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家！

从中年开始，他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在一次次的逃难中坚持思索国内3次革命战争的原因、是非和结果，在羁留海外期间终于看到了光明，并以满腔的热忱拥抱新中国。

老年时代，他仍继续工作，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呕心沥血的操劳，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他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过着安定简朴的生活，争分夺秒，奉公尽职，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正所谓能者多劳，李四光担任的职务太多了，肩上的任务太重了。20世纪50年代，他不仅身兼前述诸多领导职务，还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地震委员会主任。此外，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他还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他从不接受挂名的职位以及徒有虚名的官衔，不论如何繁忙，凡是已经接受的职务，他都竭尽全力去干一些实事。因此，人们常说：“李老的日程表上，几乎找不到个人的休闲时间。”

1956年，由于过度劳累，李四光患了肾脏病。经组织安排，动过手术之后，他在许淑彬的陪伴下，于1957年1月赴杭州疗养，住进了南山招待所。尽管说是疗养，但是前来探望他的人们发现，他的房间里仍旧摆满了资料、卡片和正在撰写的一篇篇论文手稿。

这一年3月，西子湖畔景色优美，时值春天，到处阳光明媚，一派生机。组织上决定，为确保李四光得到充分休息，除了国务院和地质部的有关领导专程探望之外，一般不安排学者来访和外事活动。所以，李四光这段时间的生活还算比较宁静。

一天清晨，李四光和许淑彬正在吃早饭，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周总理来了。”话音刚落，周恩来总理已经站在了门口。许淑彬知道周总理时间宝贵，不便打扰，她尊敬地问候几句，便退出了房间。

周总理与李四光又亲切地坐在沙发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李四光非常愿意倾听周总理的谈话，却又担心周总理的当面表扬，更担心自己辜负了周总理的厚望。近年来，凡是涉及国家矿产资源的问题，周总理常在各种公开场合表扬李四光，一再强调：“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全部都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展开的。李四光同志的理论是非常符合中国石油分布规律的客观事实的……”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十分感激周总理的真诚鼓励；但是，面对周总理的丰功伟绩，面对周总理一直以来的兢兢业业，他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不过，这一次，周总理不是表扬而是批评他。在问候李四光的身体恢复情况和生活近况之后，周总理嘱咐他注意保重身体，接着便把话题一转，说道：“李老啊，你打算一辈子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吗？”

原来周总理有别的意思，李四光突然愣住了，一时哑口无言。虽然周总理的话语并不很重，但是每个字都深深敲击到他的心灵深处。早在踏上新中国领土的那一刻，他就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向组织吐露。女儿回到祖国工作之后，曾就入党申请问题，批评他“在政治上太爱面子”。李四光在一定程度上诚心接受女儿的批评，但他认为这种“爱面子”的表现，主要源于自己还没有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他是一名科学家，最擅长逻辑推理。“党外布尔什维克”意味着什么？他想，周总理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已经将自己视为“布尔什维克”了！党中央早就把自己当成同志了！此时此刻，他敬佩地望着周总理，千言万语只能以沉默来表达了。

1958年10月18日，李四光将一份字迹工整的入党申请书，呈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面前。

如果我也能够最后光荣地参加党的大家庭，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同志们的更多帮助。我决心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来改造自己，使我这个个体能够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服务，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员。

同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正式批准，接纳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次年12月29日，李四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为一位69岁的新党员！此后，李四光任中共地质部党组成员。1969年4月，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回顾一生，李四光先后加入了两个政党组织。第一个是他在青年时代加入的中国同盟会，第二个是他在老年时代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他踏上“科学救国”道路的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则使他在“科教兴国”的征途中越走越好。

李四光有一次对外国友人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我自豪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惜。”

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总理曾对中央机关干部说：“李四光同志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是一面旗帜，入党晚一些没关系，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要向他学习。”

正像李四光自己说的那样，“生命值得珍惜”，更如周总理说的那样，他“是一面旗帜”。“言必信，行必果”是李四光的做人原则。尽管他回到新中国时已近晚年，且诸多重任缠身，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著书立说。

他的著作以独特的学术见解成为了地质力学专业建树的基础；他每发表一篇论文，都会引起中外地质科学界的强烈反响。其中，《旋卷构造与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及其他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一文，是李四光在杭州疗养期间最后定稿的。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之后，于1958年由苏联国家地质出版社用俄文翻译出版。当时，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现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专家瓦洛诺夫异常兴奋地致信李四光说：“在全球范围方面，您早就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假如我及时看到了您的作品，就会使我在很大程度上不至于受到别人的责难。真可惜，在那时我不得不忍受这些责难。”

1962年1月，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出版了，这是一部举世瞩目的地质力学巨著。可以说，这部巨著是李四光40年来地质科研实践的理论总结，是他在地质力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地质力学研究史上的重大成果。在书中，他把已经确认的地质构造体系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纬向构造体系，即横亘东西的复杂构造带；

第二类，经向构造体系，即南北走向的构造带；

第三类，各种扭动构造体系，包括“山”字形、“多”字形、“人”字形和旋卷构造及棋盘格式构造等。

对以上三大类型构造体系的认识，突出的是李四光把地质构造的规律加以系统化，这是此前其他大地构造学派所有巨著共同缺乏的。

李四光在这部巨著中谦虚地说：“地质力学这门边缘学科领域，现在可以说略具粗糙的轮廓，它的发展前景究竟怎样，这主要看它在地质工作的哪些方面作出什么样的成绩，同时也要看看有关学科给予它什么样的支援。”

同时，他还写道：“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矿田地质，特别是在煤田地质和油田地质方面及工程地质方面，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一定会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它与新兴的天文地质学是不可分离的。它是构造地质学和动力地质学之间的桥梁，它是解决地壳运动问题的必然途径。”

通过这两段话，人们就能够初步理解建树这门边缘学科的目的、意义、作用及其深远的影响了。事实上，就是李四光建树起了地质力学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获得了中外地质学者的共同认可，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充实。同时，这个理论的建树对我国的地震观测和预报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从地震预报学方面来说，也可以视它为建立地震预报学的有力基础。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当天下午，周总理要求国务院地震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他沉痛地说：“这次地震造成了很大损失，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预测地震呢？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地震时间，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地震损失。”

在场者都低头沉默不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难题。

“李老啊，你有什么看法？”周总理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李四光。这时李四光已经77岁高龄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但双眼仍炯炯有神。

李四光知道周总理对自己期望颇高，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他首先提出结论性的观点：“我认为地震应该是可以预测的。”接着，他从地质构造带和地应力等各个方面详尽阐述可以预报的结论，令在场者心服口服。

这时，周总理的神色也比方才轻松了许多，他满怀信心地说：“李老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我们就是要突破科学难题，发扬独创精神。我们的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相关记录，我们就要给后人留下个地震预报的记录。”

会后，李四光亲自挑选人员，组成地震地质考察小组。他仔细而明确地给每个人交代任务，之后派他们连夜奔赴震区。

一连数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夜里难以成眠，时刻关注着前方的每一个消息，并在北京的指挥所里指挥工作人员从地层、电场、磁场、重力场的变化等资料进行各种复杂的比较分析。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几天之后，考察小组向国务院呈交了一份《邢台地震地质初步考察报告》，概括论证出地震发生的原因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1968年寒冬，一天夜里，已经是凌晨2点了，李四光的家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这是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请李四光马上赶到国务院会议室开会。李四光预感会议可能与华北地震有关，忙迅速赶往会议现场。

会场气氛格外紧张，周总理见李四光进来，忙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坐下，然后对大家说：“今晚的情况很紧急，要求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判断。因此，就连身体不好的李老也请来了。现在，请报告震情的同志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掌握的信息。”

有关人员逐一向在场的人报告情况：近几天，北京周围小震频繁，但是今天却突然停止。根据历史上地震的统计规律，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围空区”。也就是说，周围平静意味着中间地区可能要发生强震。根据预测，大概今晨7时左右，北京市可能有发生7级地震的危险。因此，建议国务院立即通知全市居民搬到室外躲避，自然更要保护毛泽东主席的安全。

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但是谁都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最后，周总理把殷切的目光投向了年迈的李四光：“李老，请你说说，情况真的这样紧迫吗？”

李四光没有立即说话，而是走到电话机旁，给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了解这几天地应力值的变化状况。接着他思索片刻，对周总理和大家说：“根据目前的动向分析，北京市区暂时并不存在紧急情况。依我看，这个强震预报先不要发吧。天气这么冷，几百万人都搬到外边去住，那将是个怎样混乱的状态？没有必要惊动市民，也请毛主席放心休息。”

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周总理果断地说：“好，就按李老的意见处理吧！”

散会时，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了，周总理关切地对李四光说：“李老，你年纪大，身体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这里由我来值班。”

这天晚上，周总理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直到迎来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他才放下心来。

“李四光的判断再一次被证实了！北京城到处充满阳光嘛！”这是共和国总理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李四光就是这样，他不是蜡烛而是一把“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火炬。他在中华热土上无私地燃烧了将近一个世纪，又将这把火炬安然地传给了下一代的人们。1971年4月29日11时，李四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2周岁。

5月2日，这一天北京天气阴沉，细雨连绵，仿佛连老天也感到了难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李四光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主持告别仪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仪式上亲自宣读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熙芝）致慈父的一封信代为悼词。

带着崇敬的缅怀，却没有悲泪；带着丝丝的思念，却没有伤感。全信记述了李四光一生的经历和临终的嘱托：希望他所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各大科研项目有人继续研究下去，永远造福于中国和全世界人民。

周恩来、郭沫若和在场的所有送行者，都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所拥有的博大情怀，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仪式刚刚结束，周总理缓缓走出礼堂，在绵绵的细雨中，来到门口送行的人群之中。他环视了一下周围，大声问道：“你们是搞地质的吗？”

“是的！”地质队伍回答。

“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又是周总理的声音。

“来了，我们都来了！”地震队伍回答。

细雨浸湿了周总理的两鬓白发，他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对大家说：“现在，李老把任务都交给你们了！刚才，我念过李四光同志生前的嘱托。他说过，他对地震预报是有很大的信心的。这不仅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而是你们一定要像李四光同志那样学习、工作、研究，还要整理和学习他的遗著。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了！”在场的人肯定地回答道。

“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你们听见了吗？”又是周总理的声音。

“我们都听见了！”晚生后辈们宣誓一般地齐声回答，响彻了整个礼堂。

有谁知道李四光踏过多少平原峻岭？这也许只有大地才知道。有谁知道李四光发表过多少震撼人心的学术讲演？这也许只有中外各国科技档案才能告诉你。又有谁知道李四光出版和发表过多少论著？这也许只有中国和世界科技文库能够见证。

大地之子，来自大地，奉献大地，终归归于大地。他面含微笑，两袖清风，无怨无悔，告别公众，留下来的是真诚热切的爱国情感和认真务实的科研态度，为后人立下了一座巨大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