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地质部，李四光由原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改任地质部部长。作为地质事业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地质部称得上是全国地质的统帅部，也是党和国家制定社会发展及国策的参谋之一。李四光作为一部之长，自然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地质领域上。

众所周知，想要统率全国地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首先组建一支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队伍，以管理各项事务，其中包括人员编制、机构设置、岗位职能与运行机制等。这些大事小事，都需要李四光的统筹与决策。他在事业管理方面一贯主张精简效能，事半功倍。然而，选拔人才时，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需要熟悉地质业务，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有多么困难！

与此同时，李四光还要组建国家及地方的地质研究和地质勘探队伍，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祖国查勘煤炭、石油、铁矿以及各种有色金属和一切能源的分布及蕴藏，发挥经济建设“地质先行”的实际作用。

新中国初期，全国地质研究部门和勘察队伍都相当薄弱，向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为了这支队伍的建设，李四光花费了许多心血，他通过朋友、同事等各种渠道，询问目前散留各地的地质工作人员的地址和情况，问到一名记下一名，终于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随后，他以个人名义逐一致函，希望他们尽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

在李四光心目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中高级地质研究人才，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高素质的地质专家，党和国家赋予自己的工作便难以完成，所有愿望都将成为泡影。每当这时，他便想起当年的老领导蔡元培、老同事杨铨和自己那英年早逝的得意门生——朱森。

如前所述，朱森是李四光最器重的学生，师生之间情同父子。为了给祖国培养地质栋梁之才，李四光把朱森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来又送他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末期，朱森已经成为著名学者和大学教授，并曾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人正直、学识广博的地质学家，竟于1942年7月6日在重庆被国民党残害致死！

事情发生后，李四光曾以极大的悲愤撰写悼词，以“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的名句痛哭自己的学子！他希望这样的悲剧在新中国永远不要重演。因此，爱惜人才是他一贯的作风。当他听说有一位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作条件等非政治因素而未能投奔解放区，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视为思想问题时，便寻求有关方面同意，让其重新回到科研岗位。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李四光每次都从珍惜人才、建设祖国的大局出发，爱惜人才，尽力扩充当时的地质科研队伍。

他深知，目前仅有的地质人才与祖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极不相称，所以他要组建地质教育基地，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专业人才。自己过去虽然亲手培养起了很多人才，但是这些学者如今也大都年过半百，地质行业急需有大量新人接班。教育是科研的基础，中国地质科研的提高与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地质教育事业作保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与高等教育部协商后，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个地质系的基础上，亲手组建起了北京地质学院，并亲自兼任建院的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在东北地区，李四光以各有关院系为基础，充实原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地质专家，建立了长春地质学院，并派自己的得力助手俞建章担任院长。他还奔波于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6所大学之间，为他们的地质系增设专科班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创办了9个中等地质技术学校，设有钻探、化验、测绘等各种专业，着重培养尽快成才的技术干部。

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在李四光的努力下，全国终于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地质教育网络及完整的教育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届地质院校的毕业生，大都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高级建设人才和优秀的管理干部。

这时的李四光已年过花甲，从荣任地质部部长伊始，他倾注大量心血，创建和统率起了新中国地质战线的3支大军。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他亲手策划，需要他亲自与国家财政部门、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没有人知道，这背后付出了他多少精力。由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以各方面操作起来，到处都是开绿灯。正因为如此，无论工作多么复杂劳累，他的心情总是舒畅的。

在中国科学院，他与郭沫若院长、各位副院长以及全院职工都以事业为己任，做到了友好相处、互相尊重。长春地质学院成立时，院领导和教职员工请求李四光题字：地质宫，李四光认为自己的毛笔字没有郭沫若写得好，便转请郭老潇洒挥笔。郭沫若也称李四光为李老，他还常常当众赞颂李四光为“国宝”。

在地质部，李四光与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也同样互相尊重。一位老科学家和一位老红军战士，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往往不谋而合。由于李四光待人真诚、礼贤下士，故在地质部机关乃至全国地质系统及科教界都有着非常好的口碑。他与水利部、燃料工业部等各单位的关系也极好，不止一次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联合外出，进行野外资源考察。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思考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李四光寄予厚望。

1954年，我国的石油前景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在许多外国科学家眼里，中国属于贫油地带。旧社会的中国，石油开采很少，基本依赖进口。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冷战，进行“经济封锁”，国内石油燃料相当短缺，致使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缓慢。

为此，毛主席、周总理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想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于这个话题，李四光有着述说不尽的科学见解。早在1933年他发表的《东亚构造格架》论文中，就已经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先从整个新华夏体系的一个巨大宏伟的“多”字形构造体系说起，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到我国石油燃料分布与蕴藏的实际话题。

“在我国，第三沉降带的呼伦贝尔-巴音和硕盆地、陕北-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第二沉降带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第一沉降带的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存在着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些话都是我过去在外国讲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其实，它们就是天然石油和天然气。而方才说的那个‘多’字形构造的对扭性质，使它们有条件成为雁行排列的良好储油构造。因此，仅就新华夏体系而言，仅就石油而言，且不说其他的构造体系和其他资源，单从新华夏体系的沉降带分析，则可断定既生油，又储油。这就是说，我国天然石油远景辉煌，我们地下石油的储量确实是很大的……”

周总理听到这里，面带笑容地称赞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我很拥护你！”毛主席也坦然地笑出声来：“我们都拥护你啊！”

李四光受到两位领袖的亲切感染，也笑了。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把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特别是其中的石油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统一作战，避免各自为政，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测。

李四光的建议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同。不久，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1956年3月，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终于成立了，经由中央决定：委员会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李四光为主任委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全国石油勘探战役马上打响了。

李四光决定，由孙殿卿等数名一流地质学家各自带队，分别奔赴新疆、青海、四川、华北、东北各个战场，接连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其中尤以东北地区的战果令人震惊。在松辽平原的勘探中，经过李四光多次勘察，最后确认这里的新生代沉积厚度竟达四五公里，勘探团队马上断定这里拥有大量石油蕴藏。

李四光怀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信心，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申请，把松辽平原作为石油勘探的主战场，还坚定地提出“三年攻下松辽油田”的战斗口号。

随后，松辽平原勘探队果然不负众望，从东北不断向北京汇报战果：

1958年2月，在吉林省扶余县和前郭县的石油钻井中，首次发现了厚达50厘米和70厘米的含油砂岩层；

同年6月17日，长春附近的公主岭西北场大城子镇的钻井中，发现厚达3米以上的砂岩层，而且岩芯取出之后竟然有原油渗出；

同年9月24日，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钻井中喷出工业油流；

同年9月26日，扶余县雅达红构造块的钻井中也喷出工业油流，从而迎来了1960年的大庆油田总会战，震惊了全世界。

一条条喜讯传到李四光这里，传到党中央，传到国务院，传遍全国！全国军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

在胜利面前，李四光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把眼光再度放远，跳出松辽门槛，向南转移到辽东半岛和华北平原，相继打出了当时国内产量最高的一批油井，彻底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结束了中国人只能使用“洋油”的屈辱史！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表扬了李四光。

1964年，毛主席又接见了李四光。毛主席的幽默感染了他，他和主席在一起犹如老朋友聊天那样，特别轻松愉快。

此后，毛主席更是喜欢与李四光在一起。新年期间观看豫剧现代戏时，他还特地邀请李四光来怀仁堂共同欣赏。开演前，李四光向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汇报了石油地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你们两家（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功劳！”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纷纷给予了赞扬。他们和李四光并肩坐着，欣赏舞台演出。全剧演完时，毛主席又请李四光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同时合影留念。

李四光向来淡泊名利，在他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他的生存价值应该是看他为社会奉献了什么，而不是看他从社会索取到了什么。在他心里，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了。这就是李四光，一位理想崇高而生活简朴的伟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