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与许淑彬抵达伦敦后，未能定妥旅馆，经费又不富足，正为不能够找到便宜的住处为难之时，远处传来了“爸爸、妈妈”的亲切招呼声，原来，女儿熙芝早在码头上迎候多时了。看到女儿，他们顿时感到心里一阵温暖。

当时李四光的女儿熙芝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听闻父母要来伦敦，她早早就在伯明翰大学附近的斯屈列登租了一间适用的房屋。李四光和许淑彬知道后，连声夸奖女儿有预见性。一家三口有说有笑地来到女儿安排的住处。这儿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正适合一家人畅叙离别之情，还可以在这里安静地修改学术论文。之后，李四光一家三口在这个颇具都市乡村特色的房子里住了月余，临到大会开幕前才迁到伦敦。

作为出席国际地质盛会的唯一一个中国代表，李四光身着普通西服，手里拎着塞满讲稿的提包，轻装简从地登上了地质科学的世界论坛。他向遥远的祖国发回这样的信息——开幕典礼颇具规模，可是照例的仪式并不太繁难，在庄严的风琴声中开会、散会。到会的人数不下三千，可谓极一时之盛。不过，那些远道而来的会员，多半不是来赶热闹，而是急于和他们的同行探讨、研究地质学上的问题。

由于李四光是国际地质学会中唯一的中国人，因此他成了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国地质学家。1933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他发表的《东亚构造格架》的精辟论文令人称道；193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他发表的《中国震旦纪冰川》的学说更是使人惊叹不已。这次盛会，李四光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新华夏海之起源》，再次成为大会的重要论题。可惜的是，李四光在盛会上负责召集人的工作，只能亲自听取所在小组的意见，不能像其他会员那样可以串听别的小组的发言，失去了一些广泛交流的机会。

作为国际地质学会的名人，李四光在会议期间也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当大家讨论下届地质学会的召开地点时，法国和印度都积极申请，理事会投票表决接受法国的申请。这时，有人故意问李四光：“中国何时邀请我们去开会呀？”李四光一时无法回答，对方嘲弄的语气刺痛了他的心。发问的人接着又以嘲弄的口吻说：“恐怕比印度要晚多了。”面对洋专家的嘲弄，李四光只能是哑然一笑。

这一年，李四光即将60岁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度过的。这么多年来，他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洒在了这片大地上。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还做不了这片大地的主人，天理何在？

值得庆幸的是，远在祖国大陆那边还有亲切的同人一直在关注着他、思念着他。就在他仍旅居海外的1948年，国内有心同人为纪念他的六十寿辰，特别编辑了一本学术专刊。这本专刊里还有许多著名人士撰写的敬佩李四光的文章。卷首的几个大字尤其醒目，上面印着的是：“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还有年高德劭的章鸿钊老先生“南乡一剪梅”的墨迹影印页。全文照抄如下：

南乡一剪梅，用元人调奉题中研院仲揆先生六秩纪念增刊

地史掩蒿莱，长待先生抉剔来。手种门墙桃李满，红也花开，白也花开。海外且衔杯，星历刚从大地回。著述新来添几许，行遍天涯，誉满天涯。

当同人把这本学刊邮往万里之外的伦敦，呈现在李四光的面前时，一家三口的眼中都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薄薄的一本书却饱含着同人对他深厚的感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