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说：“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

雾月政变，使年仅30岁的拿破仑成了法兰西第一主宰。当拿破仑将大部分精力由带给他荣誉的光辉战争转移到治理国家内部事务时，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她像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面色苍白，血液干枯。1799年11月拿破仑正式执政时，国库里只剩下了67000法郎。因此，他不得不一如既往地采取勒索的办法，他向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的商人勒索了大量的钱财。这还不够，他又凭借刺刀向荷兰、瑞士、意大利，甚至葡萄牙商人强征了数百万法郎，光从葡萄牙就征得了900万法郎作为他征战意大利的费用。他命令法军驻巴塔维亚的新指挥官奥热罗要求海牙为法国准备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津贴”。在意大利的马塞纳也是一样。莫罗则依照命令对瑞士进行威胁。

与此同时，拿破仑在政治体制上也进行着大改革。他说：“一个新产生的政府必须使人眼花缭乱，一鸣惊人，否则一定完蛋。”因此，他首先要将人们在大革命宣泄中摧毁的一切制度建立起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第一执政决定率领他的战友们开始一场场创造，再造法兰西现在成为他最迫切的任务。在参议会上，拿破仑告诉那些喜欢空谈而疏于动手的参议员们：“我们已经结束了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我们必须仅仅着眼于在应用原则中那些实际的与切实可行的方面，而不应根据推测和假设。”

然后，他便雷厉风行，迅速投入到建设工作之中。那些过去松散惯了的官员们很快便发现他们是在一个精力如此充沛、头脑如此精明、工作又如此负责的巨人领导下工作，于是便不自觉地被卷入了一股创业的洪流中，推波助澜。

个子矮小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其他方面也很快证实了自己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般的革命政治家。他身高1米67，头发稀疏，但精力过人，经常保持高昂的热情，毫无休止地总要追根究底的作风，迫使行政工作人员不能不透露他们工作的内情；他卓有才智，因而能抓住每个问题的要点并找出解决的办法。他有时每天工作20小时，以便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

拿破仑执政时期的另一伟大事业，巍峨坚固像金字塔一般，那就是把法国的法律重新整理，编成法典。他下令起草新的法典，保障私有财产，同时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在1804年1月生效的著名的《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着手准备的），拿破仑参与了立法委员会对每一条法典条款的讨论。他扩大了法国公民权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他加强了父亲的权力，从而巩固了法国人的家庭组织。他把男子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8岁，女子提高到15岁；并且规定新娘必须在结婚典礼上重述法定的要服从丈夫的词句；做丈夫的有责任保护和赡养妻子。他决定把离婚的理由从九种减少到四种——通奸、虐待、被判处不名誉的刑罚，以及双方同意——但“双方同意”这一理由，必须在结婚之后至少两年才能提出，而且要经过持续不断的要求，方能成立；但对于已结婚20年以上者，不能以此作为离婚理由。拿破仑力图使收养儿女的行为带上十分严肃庄重的色彩。他宣称这是一种最为伟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因此使人们不愿结婚，明确规定独身者不能享有收养后嗣的权利。这种预防措施显示了这位能干的统治者多么敏锐地预见到未来。他已经预料到法国将来的人口，由于法律迫使家庭在其所有子女中平均分配财产，将停止按照正常速度增加。

◎《拿破仑法典》封面

政治体制建设中急需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问题。在确知全国人民已经接受新宪法的当天，第一执政即向立法机构提交了一份关于管理各郡事务的法律草案。新的法律规定以中央直辖的地方政府代替地方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仍然照旧，但是被国民公会所废除的“专区”又恢复了，不过范围比以前稍大一些，现改称为县。同时，县以下的公社也恢复了。

在1800年年初，法国由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所接管了。这些官僚由于利益相关和官官相护而结合在一起；地方行政制度经过了10年的民主试验之后，几乎恢复到波旁王朝统治下的原状。事实上，现在郡守的权力，比旧王朝时代的省长大得多，因为后者还受省高等法院的牵制，而现在由第一执政任命的郡守则只需应付徒有空名、毫无实权的郡议会而已。真正掌握地方实权的是郡守。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便将庞大的法兰西充分地组织起来。

1802年5月，拿破仑还不顾过去的雅各宾党人和拥护共和的护民官的反对，创立了荣誉勋位。拿破仑提议设立荣誉军团，由15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将官、指挥官、军官和荣誉军团团员。该团事务由拿破仑亲自主持的专门委员会管理。每个大队获得“国家封地”，每年有20万法郎的地租收入，按等级分发给每个成员。凡已获“荣誉勋章”的人都是荣誉军团当然团员。凡“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军人，和凡“以其学问、才干和德行帮助建立或捍卫共和国原则”的文职人员，都有希望获得现在提供的勋位和奖赏。

同时，拿破仑还积极寻找有效途径，解决国内的宗教心理问题。由于大革命时期接受新思潮的理想主义者和担心财政破产的实干家们，联合起来向教会的财产与特权进攻，教会“什一税”充公了，教堂修道院之类及其财产也被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一些顽固的教士被流放，而较为顺从或见风使舵的教士，接受了这个新法令的，则被称为“宪政派”的教士。大约12000名宪政派教士结了婚。有一位教士使虔诚的教徒们大为震惊，因为他举行圣餐礼时头戴红帽、手执长矛，而其妻则出现在祭坛之旁。像这样亵渎神圣的行为，使宪政派教会声誉扫地。虽然，倾向于革命的教士创立了新教，但在乡村地区，农民仍然以独衷的热情拥护原来的正统派教士，时常跟着他们到森林里去做礼拜，而不理睬要取代他们的新宗教教士。

拿破仑虽然对任何宗教都缺乏深厚信仰，但他深深地感到需要宗教来维护道德和巩固社会。在出征意大利时期，他见到法国正统派教士为求问心无愧而流亡在外，甘于贫困。对他们这种宗教热忱，他为之惊叹不已。他宣布对这些被流放的教士采取保护政策，并欢迎他们回国。他还取消了过去那种强迫教士宣誓的做法，而只要他们保证忠于宪法。

马伦哥之战的胜利，使拿破仑得以进行同梵蒂冈和解的计划。他通知一位伦巴第主教说，他愿意同即将进入罗马的教皇庇护七世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教皇在罗马得到了拿破仑的保护，不久便恢复了对教皇各属邦的主权，只是没有恢复对教皇领地的主权。巴黎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主要由一位精明强干的教士贝尼埃两边奔走。在第一执政平定布列塔尼之乱的过程中，他取得了拿破仑的信任。谈判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法国教会的主教们辞职的问题，第二大问题是教会土地的问题。

拿破仑指出，不管是正统派或宪政派的主教，都应向教皇辞去圣职，否则便由教皇下令免职。他声称：只有两派的主教都辞职后，才能重新选择符合要求的人。尤其专断的意见是：教会应放弃它对被没收的领地的一切权利要求。要使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的法兰西适应梵蒂冈一成不变的方针，这个任务对拿破仑这位“革命继承者”来说，比从事任何征战都要艰巨。砍掉一个人的脑袋总是要比重新改造他的思想来得省事。现在拿破仑不但在努力改造法国人的思想，而且还在想改造罗马这座“不朽城市”的思想。拿破仑谋求与罗马教廷联合，他的动机自然受到了不少人深刻的批评。他要把教务专约强加于法国，同时也强加于罗马教廷，这确实是他生平最艰难的一次谈判。而在宗教领域内，除非他得到教皇的支持，否则这样的统一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他才能获得一支宗教大军的支持。

当条约最后定稿时，塔列朗这位嘲笑宗教的君子，这位一切教会权利的死敌，深感自己不宜留在那里，借故到外地疗养去了。然后，又由两个同样坚决抵制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去继续谈判：一个是国务部长马雷，另一个是后来担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奥特里夫。这两人决定向红衣主教孔萨尔维提出一份与业已达成的协议大不相同的条约草案，而且是在已经正式宣布即将签署条约时提出的。

孔萨尔维突然遇到这些意外的变故，面对这个圈套一时愣住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关键问题争论到底。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在1802年复活节批准了该条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法国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的宗教，尤其是执政们的宗教，但拒绝按照1789年前旧制度那样定为国教；在法国，公民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进行罗马天主教的一切活动，但必须遵守政府为维持公共安宁所颁布的治安条例；对大主教教区和主教教区重新作了划分；法国总共分为60个主教区；第一执政享有提名主教的权利，由教皇正式授予圣职；所有大主教和主教都应宣誓忠于法国的宪法；主教可提名下一级教士，但须经法国政府认可；全体教士都有维护法国政府权利的义务。另一个使法国的安定更有保障的条款是：对占有被没收的教会土地的人，应完全、永久地保证其权益。这是一种恢复安定、有积极意义的妥协条约，它使每一个村庄复得安宁，使许多良心不安的人得到安慰。同时，政府还承诺负责给予教士适当的薪俸。

在立法进程中，拿破仑没有忘记教育，他创办了公立中学，重建了国立大学，包括法律、自然科学、艺术、军事科学专科学校以及3所女子学校。他创办了1万多个国家奖学金（年轻的维克多·雨果就是享受该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以便为国家发掘人才，使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埋没。

法国第一次将教育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但拿破仑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显得较为平凡，因为他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启发思想、发展才能，而在于训练一批批有谋生技能的人、奉公守法的公民和热情的战士。所有公立中学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便从外观上消除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并随着鼓点，用整齐的步伐走进学校。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他们随时准备着接受拿破仑的命令为国效力。这又被同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所强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拿破仑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授予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原则，以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着相同理解的整体，在统一观点和愿望的基础上为公共的利益服务。”国立中学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了，但普通中学和小学因无上述吸引人的特点，进展甚慢。拿破仑要把教育和学术置于不折不扣的连队式训练和管制之下，要用国家机器带动的铁犁去摧毁旧世界的文化园地。他力求排除思想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有效方法去训练年轻的一代，像修剪树墙一样，使之整齐、实用。一切有凌霄之志的幼苗，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都被剪掉了。因此，曾经是欧洲最爱好推理的法国思想界，很快就变得死气沉沉，趋于僵化。学校里不允许有不同观点，只允许持有由杜伊勒里宫发出的官方观点，凡有怀疑者以敌人论处。教科书的内容中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或淡化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化领域。法国的诗人——这已是被断头台弄得七零八落的一群——唱着勉强而空洞无物的调子，直到后来重建帝国才产生了贝朗热的扣人心弦的抒情诗所表达的对帝国的热忱。在数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辉煌的发现为这位皇帝的统治增光生色不少。拿破仑不主张人们相互称“你”或“您”，也不主张用革命年代的“公民”或“女公民”，而主张恢复大革命前的称谓：“先生”和“夫人”。人民开始意识到法国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破仑还曾改组了法兰西科学院，并且每十年对主要作品和主要发明给予奖金，以图刺激文学的发展，但都没有明显的成效。

拿破仑显然和法国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统治者或政治家截然不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甚至连政府雇员也不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早期，人人都为重建法兰西而同心协力，全国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励，人人都要为新法国多做一份贡献。拿破仑坚持说：在法语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他个人的意志力量左右着人民的命运。他们声称这种国民性的特征是渴望辉煌的彪炳的成就、井井有条的秩序和坚强有力的政府，而不是爱好攀登崎岖陡峻、荆棘丛生的途径去求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