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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向有诗国之称。在悠久的文学史上，诗人辈出，有如星汉灿烂，各放光彩。但是，他们差不多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文人学士。能够较长时间①参加劳动并热情歌唱劳动，从而形成独特诗风的大家，只有一个陶渊明。

陶渊明的参加劳动，有他亲手写的诗歌做证明，历来许多批评家也都肯定了这一点。陶渊明自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同官场决绝，回到故乡以后，生活越来越贫困，参加劳动也渐渐多起来。尽管他干的不过是捏捏锄头、撒撒种子等辅助性轻便农活，然而这却是他后期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他“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②，同别人相叙也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③。《南史·陶渊明传》也记载他和妻子翟氏是“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所以，陶渊明参加劳动和有一定的劳动生活体验，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是他卓异于当时一切其他作家的地方。

当时，玄言诗充斥文坛，山水诗十分风行。陶诗能在这样清虚恬淡的诗风中独树一帜，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与他的参加劳动和村居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劳动和对劳动生活的体验，就没有陶诗充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诗文创作道路本身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四十一岁脱离官场以前的十三年中④，他写了四十四首诗和一篇散文，篇数约占他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数量不算少，但值得称道的却寥寥无几。其中像《命子》诗十首和酬答朋友的几首诗，都苍白无力，没有什么价值。道理很简单，污浊的官场生活会有什么内容充实的诗歌泉源呢！何况陶渊明做官是“一心处两端”⑤，本来就厌恶这种生活。可以设想，如果陶渊明一直在龌龊的官场混下去，那么，他诗歌创作的生命就必然要死亡。

可贵的是陶渊明并没有这样。罢官归隐后，他参加了劳动。劳动和劳动生活给陶渊明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诗人最有成就的诗作，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⑥正是因为有了劳动生活和村居生活，陶渊明才写出了《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有会而作》等内容充实、情调健康的佳作。

在《归园田居》之三、《西田获早稻》、《移居》之二中，陶渊明表现了对劳动的深切感受。诗人热情地歌唱劳动，体会到“田家”耕耘的辛苦，因而同农民的思想感情通了气。《归园田居》之二、《饮酒》第九和第十四等诗作，表现了诗人通过劳动生活与周围农民有了一定的联系，在相叙时谈着年成，话说桑麻，诗中流露出对农民浑厚朴素的赞美之情，也多少表现了当时一部分农民的思想感情。而《怨诗楚调》和《有会而作》等篇，描绘了诗人因遭灾荒而困苦不堪的生活情景，从中可以曲折地看到当时农村的饥馑与贫困，也可以了解到在天灾人祸、动乱不定的社会中农民生活的痛苦。“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一定程度上，他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的黑暗社会现实。所有这些，要是没有劳动生活的体验，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不仅如此，陶渊明在十七年劳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五十七岁写出了《桃花源诗》这样光辉的名篇。桃花源里没有压迫剥削，人人种田，家家平等，都过着和平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理想的提出，也就是对当时造成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黑暗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共同的意愿和希望。可以肯定，要是没有参加劳动，没有对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了解，没有在劳动中同劳动人民建立共通的思想感情，那么，陶渊明就是喝尽名酒挖空心思，也不可能描画出这样的生活图景。

劳动和劳动生活，还直接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发展，使他更加坚定了同官场决裂和隐居到底的决心，增长了他“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⑦的阶级平等思想，使他“咏贫士”而蔑视富贵。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可耻！”这种思想影响反映到他的创作中，又增加了现实主义的成分。

劳动和劳动生活，是陶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进步意义的最重要原因，劳动和劳动生活，也同样给陶诗的艺术风格以积极的营养。

陶诗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是质朴、自然。形成陶诗艺术风格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参加了劳动，有一定的田园生活体验。

我们知道，“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⑧。陶渊明写的大都是抒情诗，而抒情诗的特点，是“诗人生活感受的直接抒发”⑨。陶渊明参加了田间劳动，甚至还几次住在田间草屋里。朴素实在的劳动生活和粗犷自然的田园风光，涤荡着诗人的胸襟，陶冶了诗人的情操。这种植根于劳动生活和田园风光的感受，当然是质朴的、真切的。到适当的时候，它便自然地从诗人心胸中涌出来。我们细读《西田获早稻》和《归园田居》之二、之三，便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既然陶渊明对劳动生活和田园生活的感受是质朴真切的，自然地形成的，那么，它“直接抒发”在诗中，也就不会走样。所以，这种朴素真切的生活感受便决定了陶诗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

同时，劳动生活还直接地使诗人较多选取劳动和农事以及田园风物为题材。据粗略统计，归隐后的诗作取材于此的有半数以上。以这样朴素事物为题材的抒情诗，是用不上华丽的词藻和堆砌典故来表现的，所以诗人采用了朴素的白描。这，在他后期的创作实践中便固定下来，风格化了。

由于参加劳动和住在乡村，陶渊明与附近农民有了较多的接触。《移居》之二写道：“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饮酒》第十四也说：“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可见，渊明与邻近农民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们一起干活，一起饮酒，一起攀谈，桑麻成为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这样，陶诗不仅受到农民淳朴感情的感染，而且在语言运用上，也从中吸取了通俗朴素的营养。试看“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和“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拟古》之九），这样的句子，是何等通俗、平易、质朴、自然！它好像是从“桑竹余荫”⑩下清澈小溪中天然地流出来的。劳动生活的体验和同劳动人民的接触，给陶渊明提供了质朴自然的语汇以用不完、取不尽的源泉。

到这里，我们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劳动和劳动生活是形成陶诗艺术风格的第一要素，是他在形式主义华贵诗风中以朴素自然的风格卓然挺立的根本原因。

为了说明劳动对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举出文学史上其他两位诗人王维和范成大来比较。王维和范成大也都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但成就都不及陶。王维是袖手旁观、粉饰现实，不如陶诗朴素真切。范成大虽然反映现实比较深刻，但不如陶诗那样自然含蓄而风格鲜明。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王、范缺乏陶渊明那样切身劳动的生活感受。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陶渊明参加劳动仍然有很大的局限。他毕竟还没有同当时农民一样全力以赴地耕作，他的思想感情和农民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农民化。这使他写不出真正具有农民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也不能更多地从民歌中汲取诗歌创作的营养。所以，同其他方面的原因一起，参加劳动的局限又造成了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局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参加劳动，对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亲身参加劳动，也正是陶渊明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作家的最显著最值得肯定的特点和优点。“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瑏瑡——这是陶渊明参加劳动得到的莫大荣誉和赞赏。陶潜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我在大学里学过三年写作。每学期的习作均装订成册，“文革”中都毁了。唯独这一篇因为朱彤教授写了很长的评语被人拿去作为他的“罪证”而留了下来。此文系大四时所写的一篇命题作文，题目为“读陶诗札记一则”，要求写一千字左右。朱彤教授的评语近四百字。讲评课上朱老师首先用较长时间评说此文，给予较高评价，认为“集中一点，由此生发开去”，“结构很严密，读史很下过功夫”，“已经能够写出谨严的文学评论了”，“用词贴切、准确，句子的结构也很注意”。当时很受鼓舞。同窗钦羡，以为是朱先生的得意门生云云。今选录于此，借以表达对朱老师的深切怀念。

①陶渊明42岁时作《归园田居》，其三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52岁时作《丙辰八月中于下睷田舍获》（获：收割庄稼）：“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遥谢荷 pagenumber_ebook=198,pagenumber_book=72

翁，聊得从君栖。”可见，陶从事农业劳动，为期当在十年以上。②见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时年46岁。③见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④根据王瑶编注的《陶渊明集》所列材料。下文的统计数字也是根据王瑶的考证。要说明的是下文“十三年中……官场生活”，并非指整整十三年，其中陶渊明还曾几次去官闲居。⑤见陶渊明《杂诗四首》（其一）。⑥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第二部分。⑦见陶渊明《杂诗八首》之一。⑧《〈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⑨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379页。⑩见陶渊明《桃花源诗》。瑏瑡毛泽东《七律·登庐山》。

【译写】　上弦月落下去了，乌鸦在“呀呀”地啼叫。霜气布满天穹，寒意袭人。

我躺在客船舱里，久久不能入梦。面对江岸上枫树黑乎乎的影子和江面上的点点渔火，心中涌起几多愁绪。

这时，苏州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敲响了，一下又一下，在这寂无人声的秋夜，钟声显得格外清亮、悠长，一直传到客船上我的耳管之中。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仄起，首句入韵。

这是一首极其凝练的抒情诗。

诗题为“夜泊”，其实只写了“夜半”时分的景象与诗人的感受。

首句写所见所闻所感，层次分明地显示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受过程。

次句写枫桥夜泊的特定景象与旅人的感受。江枫与渔火，一暗一明，一静态一动态，一在江边一在江上，相辅相成，搭配颇见匠心，至此才点出旅人——抒情诗的主人。“对愁眠”之“对”含有“伴”之意，但比“伴”含蓄，吐露出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于心的缕缕愁思。

诗的前两句写景密度很大，十四字写了六种景象。后两句却十分疏朗，只突出地写一件事：卧闻寺夜钟，写了诗人在夜泊中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钟声不但衬托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清寥与深永，表露出诗人卧听钟声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有了寒山寺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的神韵才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中成为诗歌意境中的点睛之笔，却是张继的创造。与张继同时的皇甫冉或以后的温庭筠等也写到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能达到张继的水平。

诗的语言朴素、简练、传神，不加雕饰，明白如话，朗朗上口。这是它能千古流传和永葆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许多人在到苏州之前先就背熟了《枫桥夜泊》，从而对苏州产生了美好的感情。苏州许多风景名胜，由于没有像《枫桥夜泊》这样的诗来美化流布，比起寒山寺和枫桥，似有相形见绌之感，更没有像它这样体现出悠远的历史文化感。寒山寺与枫桥，风景平常，但因为有了张继这首诗而大为增色，吸引了许多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继这首诗的成就是不朽的。

乌啼　有人认为乌鸦夜晚不会啼叫，说什么寒山寺以西有乌啼山，把“月落乌啼”释为“月亮落到了乌啼山上”。这看法不对。乌鸦夜啼，自古有之。《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有“乌夜啼”的诗题。《唐书·乐志》曰：“《乌夜啼》者，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按：宋，指南北朝南朝刘裕建立的政权，史书上称为“刘宋”，以有别于赵匡胤之“赵宋”。临川王，即刘义庆，系《世说新语》的作者）唐玄宗时教坊有此曲。李白也有《乌夜啼》的诗。由此可见，古人因听到乌鸦夜啼而有“乌夜啼”的诗题，乌鸦夜晚啼叫完全是客观存在。

霜满天　有人认为，霜落在地上，怎么会“霜满天”呢？怀疑为“星满天”——月亮落下去了，星斗满天，以为这首诗在流传过程中抄错了。这也不对。“霜满天”是写诗人的感觉，是“霜气满天”之意，强调当时寒气逼人。

江枫　有人认为，如今江边没有枫树，说唐代也没有，又据有的文献上写成“封桥”，因而把“江枫”释为“江村桥”与“封桥”（枫桥），把“江枫渔火”释为“江村桥与枫桥之间的河面上的点点渔火”。这种说法不对。

《辞海》释“枫”云：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枫”即“枫香树”。吴其濬说：“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同类。”又诗词中“枫叶荻花”等的枫，为秋令红叶植物的代名词，非专指某一树种言。

笔者认为，如把“江枫”释作“江村桥与枫桥”而不释为“江边的枫叶”，连同前面把“乌啼”释为“乌啼山”以及把“愁眠”释为“愁眠山”，则一首七绝中尽堆砌些地名桥名，掠杀了诗美，那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这种穿凿附会的“索隐”之风，把对诗的理解引入歧途，是不足取的。

愁眠　有人认为有什么“愁眠山”，因为觉得“江枫渔火对着愁眠山”才讲得通。这完全是粗浅的谬误之见。前面已指出，“对愁眠”之“对”字含有“伴”之意。张继这样写，一是因为诗句平仄的需要，一是把“江枫渔火”拟人化了，更富有诗意。

苏州城西没有什么“愁眠山”。

愁眠而不寐，所以才见到江枫渔火，才听到乌鸦夜啼和寒山寺夜半钟声。这“愁眠”体现出了诗人的形象，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语，绝不可穿凿附会。

夜半钟　宋代欧阳修曾怀疑：寺庙夜半怎么会打钟？认为是语病。后遭到许多文人学者的驳议。《南史·文学传》云：“夜半钟，乃吴中旧事也。”唐诗中写到夜半钟的很多。当时苏州一带寺庙鸣夜半钟的很多。与张继同时的皇甫冉有《秋夜宿严维宅》诗云：“夜半隔山钟。”（严维所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许浑在吴中时有诗云：“月照千山半夜钟。”温庭筠有诗：“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等等。

据《唐才子传》及《唐诗纪事》，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人，生年无可考。天宝十二年（753）中进士，大历（766—779）中任检校祠部员外郎，又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盐铁判官（管财政）。他很关心安史之乱（755—763）后的人民生活。有诗云：“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送邹判官往陈留》），“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都是关切时事之作。他亦曾当过郡守（太守），颇有政声。

他初到首都长安，颇矜气节。有感怀诗云：“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可见不肯随俗浮沉，也不趋炎附势。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他“博览有识，好谈论”，“性情爽激”，“其于为文，不雕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有诗集一卷。从《枫桥夜泊》看，张继诗用语朴素自然，意境深远，确如辛文房所评。

张继在大历十一年（776）卒于洪州。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五言长城”刘长卿（？—789）有《哭张员外继》五言诗一百二十字凭吊。诗题下注云：“公及夫人相次没于洪州。”诗中有云“旅榇寄天涯”“家贫缓葬期”。古人强调死后归葬故乡，可是，洪州到襄州相隔好几个州郡，古代交通不便，“世难愁归路”。张继为官清廉，死后几无余财，家中连归葬的资费都没有，只好暂时把棺木寄放在离故土遥远的“天涯”客居之地。而“流涕访孤儿”“抚孤怜齿稚”等句，则更让人感到张继身后的悲凉。

张继诗留传下来的不到五十首。《全唐诗》录其诗四十八首，其中有四首别作韩罖诗，三首别作郎士元诗，有一首五言诗只十字。从这些诗的题目看，他曾在江南一带为官或游历，曾到过丹阳、会稽、杭州、富春江等地。

张继还有《游灵岩》《阊门即事》等写苏州风光的诗。现录于下：

从这首诗中的“坠叶”“秋花”等语看，这首诗的写作时令与《枫桥夜泊》大致相同。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唐诗选》编者注，《阊门即事》为天宝末年（756）张继流寓苏州时所作。又据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对笔者说，张继是在头一年深秋到苏州，第二年春写《阊门即事》的。则《枫桥夜泊》当作于公元755年。当时安史之乱已爆发，安禄山叛兵于公元756年攻占长安。

枫桥在苏州城西十里，有河道通阊门。张继乘船夜泊枫桥，不可能是从苏州出发经枫桥到别处去。因为坐船离苏州只十里就夜泊悖于事理，而很可能是从别处到苏州来，天色晚了，来不及入城，故泊于枫桥，准备次日上午入城。

现在要问：张继夜半眠于枫江客船之上，缘何辗转反侧不能入梦而愁？诗本身没有说。一般认为是羁旅之愁。这固不无道理。但从张继一贯关心国事、关心人民疾苦这一点看，当时安史之乱爆发，中原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他作为朝廷命官，也不得不“流离”到苏州来（当时江南一带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没有战乱），他在诗中所写的“愁”，该有更为深广的内容：不仅为本身流寓到江南而愁，为漫漫旅途而愁，而更为国事而愁，为广大百姓罹难而愁。联系《阊门即事》所反映的景象和他的忧思，张继的“愁”，可见一斑。

据《苏州府志》：枫桥旧作“封桥”，因张继诗，相承作枫桥。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同治六年（1867）由当时苏州府属长洲县知县蒯德模主持重建。

关于枫桥，历代文人有不少诗咏及。

从以上三首诗看，一，在现代化交通工具兴起之前，枫桥是苏州城西的水陆交通要冲；二，在苏州市众多的桥梁之中，枫桥最为出名，尽管有不少桥在长度、高度或其他方面超过枫桥，但因为有了张继的《枫桥夜泊》，枫桥的名声最响。

江村桥在枫桥西南，两桥相距不到半里，江村桥对着寒山寺。

寒山寺因地处枫桥镇，故又名枫桥寺（据《苏州府志》）。该寺起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旧名妙利普明塔院。宋朝太平兴国（976—984）初，节度使孙承重建塔，嘉（1056—1063）中赐名普明塔院。但唐朝人已称寒山寺。元末寺塔俱毁，明代洪武（1368—1398）中重建。永乐三年（1405）修，不久焚于火。明代正统（1436—1449）中，知府况钟再修。嘉靖（1522—1566）中铸巨钟，并为之建钟楼。万历四十年（1612）建藏经阁，1618年大殿焚，1619年复修。清康熙五十年（1711）冬，大殿遭火灾，咸丰十年（1860）毁。现在的寒山寺，是清末修的。

寒山寺的得名，相传是唐代高僧寒山、拾得曾在此主持之故，但《苏州府志》认为此说不可考。

据《辞海》，寒山，一称寒山子，贞观（627—649）时人，居始丰县（今浙江天台）寒岩。好吟诗唱偈，与国清寺僧拾得交友。其诗宣扬佛教的出世思想，语言通俗。有诗三百余首，后人辑为《寒山子诗集》。拾得，唐诗僧，贞观时人，本为孤儿，天台国清寺僧丰干拾而养之，故名拾得，与寒山交友。后人辑其诗集，附于《寒山子诗集》中，作品的思想倾向大致与寒山相同。

《苏州府志》卷四十有这样一段附记：“唐元和（806—820）中有寒山子者，冠桦皮冠，着木履，被蓝缕衣，掣风掣颠，笑歌自若，来此缚茆以居。寻游天台寒岩，与拾得丰干为友，终隐而去。希迁禅师于此创建伽蓝，遂额曰‘寒山寺’。永乐三年，深谷昶禅师募建殿室于方丈，设寒拾丰干像，不敢忘本也。”（掣风掣颠：掣，通“畸”，特异之意。风，通“疯”。）

按：《辞海》与《苏州府志》所说，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乃至矛盾处。《苏州府志》的附记在时间上肯定有误：张继写《枫桥夜泊》在公元755年，那时已有寒山寺。《辞海》关于寒山拾得的记载则是正确的。总之，寒山寺与唐贞观年间的诗僧寒山肯定有关，至于寒山与寒山寺关系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诗句。新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页三十一注云：“太阳从波光粼粼的江中升起，江水把它映衬得比火还要红艳；春风掠过，碧绿的江水显得更加清澈。”把“江花”解释为“波光粼粼的江水”，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忆江南》词共三首，据顾肇仓、周汝昌在《白居易诗选》中说，这是白居易离开江南后在洛阳时所作，兹录于下：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不难看出，第一首写江南的春景，第二首写杭州的秋色，第三首写作者在苏州刺史任上的优游生活。除去开头和结尾，三首小令写江南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景物，主要靠中间一个对仗句来表现。如果“江花”是指“波光粼粼的江水”，那么，白居易写江南春景之“好”，毫不涉及江边风物，而江上日出是一年四季都可见到的景象，非江南春季所特有，剩下的只是江水的颜色而已。试问，这样怎能表现出江南春光？再从结构上看，这一联出句既已解释成“日从江花出……”，则对句当为“春自江水来……”。显然，对句这样解释是根本说不通的。而且，“江花”与“江水”完全同义，有合掌之嫌，此系诗家之大忌。小令篇幅极短，在词中格律最严。白居易这样一位大诗人，决不致疏漏到这步田地。因此，教科书对“江花”的解释实难使人信服。

“江花”究竟该作如何理解？

“江花”，应该是“江畔之花”。春到江南，江岸上红花处处，在旭日的照耀之下，比火还要红艳；春江水满，江水呈现出一片绿得发蓝的颜色。江岸，花红胜火；江面，水绿似蓝。两种鲜明的色泽交相辉映，突出了江南之春的美好景色。当时已远离江南的白乐天，每忆及此，焉能忘情？

“江花”解释为“江畔之花”，符合作者结对造句的安排：“日出”对“春来”，都表明时间；“江花”对“江水”，都作主语，“江”字相同，这在词律中是允许的。这一联同《忆江南》其余两首中的对仗句一样，都是相当工整的。

把“江花”释为“江畔之花”，决非附会。杜甫《哀江头》中就有“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的诗句。白居易在《江上送客》一诗中也写道：“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这两首诗中的“江花”都确指“江畔之花”，而决非为“江水”。

对江河湖泊中的水浪、水波，古往今来，通常只说成水花、浪花，而从不称之为“江花”“湖花”“河花”。李白《谢公亭》有“池花春映日，窗竹夜明秋”之句，但这“池花”只能解释为“池畔之花”，而绝不能解释为池中的水波。白居易的诗作多次写到江河湖泊的水面，也写到日光映红的波浪。他是这样写的：“夏口烟孤起，湘川雨半晴。日煎红浪沸，月射白砂明。”（《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日欲没时红浪沸，月初生处白烟开。”（《江亭夕望》）“岳阳楼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题岳阳楼》）“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答春》）可见，把“江花”释为“江水”，决非白居易本意。

白居易把花光水色分别写入上下句构成一联的作法，除“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外，还见之于其他诗作。如《早春招张宾客》：“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又如《南湖早春》：“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苹生。”这些诗句也可证明“江花”确系“江畔之花”。

从三首《忆江南》词总体看，二、三首分别写明了所忆的地方，那么，第一首白居易所熟谙的“风景”又在哪里？“江花”有没有具体所指？我认为，白居易在这里所忆及的江南景物，是经过回忆的筛子严格筛选过的，它们必然强烈地打动过诗人的心灵，因而给诗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白居易青少年时代曾旅居江南苏州、杭州等地，后来又有六年多时间先后在江州（今江西九江）、杭州和苏州做官。白居易以这些地方的风物和自己当时的仕宦生活为题材，写了许多诗。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诗作中寻绎上述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打开《白氏长庆集》，就能从中找到有关白居易三首《忆江南》词的注脚和印证。单就第一首而言，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写到的“江花”指的是什么。

白居易诗集中写花卉的作品不少，最突出的莫过于对山石榴即杜鹃花的赞美了。他曾有几首长诗极写杜鹃花火一般红艳的美景。他在江州作的《山石榴寄元九》一诗中这样写道：“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佐闲无事，山下斫得厅前栽……千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曲尘。泪痕损胭脂脸，剪刀裁破红绡巾。谪仙初堕愁在世，姹女新嫁娇泥春。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可以想见，当年三月间，江州城内外，长江边山坡上下，到处盛开着红灼灼的杜鹃花，它在朝日的照射之下，血珠般殷红欲滴；春风吹来，花朵翻动，像火焰般燃烧。杜鹃花色泽如此艳丽，就不能不强烈地扣动诗人的心弦。“日出江花红胜火”，难道不就是这幅江城朝日杜鹃花景的艺术概括和形象写照吗？

关于杜鹃花，《辞海·生物分册》的说明是这样的：“春季开花，花冠阔漏斗形，红色，2—6朵簇生枝端。产于我国长江以南各省，野生在山坡上或栽培于庭园内。是一种美丽而常见的植物，又是酸性土壤的指示植物。”江西省“红壤广布”，而红壤“一般酸性强”，当年九江城内外春季盛开杜鹃花，乃地理生物科学的必然。而在贬谪江州之前长期浮沉于北国仕宦生活中的白居易，到江州见杜鹃花如此繁盛，如此艳美，自然难免要用长篇诗歌来赞颂一番，并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了。

此外，白居易在《春江闲步赠张仙人》中写道：“江景又妍和，牵愁发浩歌。晴砂金屑色，春色曲尘波。红簇交枝杏，青含卷叶荷。”在《花下对酒》（之一）中写道：“蔼蔼江气春，南宾闰正月。榴樱与桃杏，次第城上发。红芳烂簇火，素艳纷围雪。”（以上两首均系在江州所作）可见，白居易《忆江南》词中所写“江花”，当以杜鹃花为主，兼及桃杏等。而《忆江南》词第一首，写的正是江州一带的江南春色。

现在要问：白居易心目中的江南，是否包括江州？回答是肯定的。

江州当时属江南西道。白居易诗中，除现今苏南、浙江、皖南等地外，也一向把江西称作江南。例如他在江州写的《南湖早春》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因此，白居易作缅怀江南风景之词，当然要描画他在江州那一段的生活图景，否则倒是不可思议的。

白居易从元和十年（815）六月到江州任司马，元和十四年三月离开，有四个春天在那里度过。这大大超过他在江南其他地方生活的时间：他在杭州不到两年，而在苏州只过了一个春天。毫无疑问，他在江南，对江州的春景感受该是最为深切的。因此，他忆江南风景、写江南之春，当以江州所见为代表。大家还记得，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曾写自己在“春江花朝秋月夜”，因谪居浔阳不闻丝竹声而闷闷不乐地取酒独酌。浔阳城的“春江花朝”深深地铭刻在诗人心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联就是对“春江花朝”的具体、形象的描绘。这是白居易从回忆深处通过精心提炼而描画出来的祖国河山的美丽画面。难怪在这一联之后，诗人要发出“能不忆江南”这一深沉的心声了！

由于白居易这两句诗抓住了江州一带春色的特点，概括力强，写得非常出色，艺术性很高，因而就大大超出了对这一地域春景的概括，而对表现整个江南之春有着普遍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对他所描绘的生活原型视而不见，或做出不合作者原意的解释。

白居易离开江南后，晚年长期居住洛阳，但不能忘怀美好的江南风光，因而作《忆江南》词。他想到当年的江州、杭州和苏州时的生活情景，用三首小令对浔阳之春、杭州之秋、苏州之乐做出艺术概括，以这三地最突出的一个生活侧面总成江南之忆。三首小令排列的次序，也同他在江州、杭州、苏州先后仕宦的时序一致。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白居易创作《忆江南》词的艺术构思。如果按教科书对“江花”的解释，则《忆江南》第一首就成了无的放矢的空泛叙写，这怎能同下面两首各有所指的词作相偕而共存于《忆江南》这一组词中？再说，“江花”释为“江水”，还缩减了原词的容量，损害了原作的优美意境，贬低了它的美学价值，因而，我是不敢苟同的。

附带说明：这里对“江花”的解释，不是什么新见。早在“文化大革命”前，胡云翼选注的《唐宋词一百首》就为“江花”作过注（见该书第七页），明确指出是“水边盛开着的花”。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些补证，由此而涉及三首《忆江南》的艺术构思，不过管中窥豹而已。

热爱生活的诗人都很爱花，有的甚至爱花成癖。屈原爱兰花，陶渊明爱菊花，苏东坡爱海棠，陆游爱梅花……这同他们的经历、情操和审美趣味有关。白居易是唐代诗作最丰且非常爱花的诗人，他曾咏赞过牡丹、芍药、蔷薇、桃花、杏花、梅花、莲花、菊花、桂花、兰花、木莲花、樱桃花、木兰花、紫薇花等名花。他对那些人们不大熟知的山枇杷花、白槿花、紫阳花、石蕊花、縊李花、亚枝花等，也热情地赋诗赞美。

据笔者粗略统计，白居易以花为题的诗有七十多首，所咏之花近三十种。他不仅爱花、惜花、忆花、咏花，以酒对花，而且还躬自栽花。他借咏花寄寓爱憎褒贬之情，抒写讽喻时事之志，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

唐代以牡丹为国花，白居易以牡丹为题的诗作也比较多，但他最爱的却是杜鹃花！他对杜鹃花的赞美，远远超过其他一切花。

杜鹃花是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三大名花之一，它主要产于我国长江以南各地，是酸性土壤的指示植物。白居易爱上杜鹃花，是他四十五岁以后的事。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春，他有幸看到了江州城内外盛开的杜鹃花，为此惊叹、赞赏不已。于是，他用杂言歌行体极力渲染杜鹃花之美：

白居易咏赞杜鹃花，从花名写到花期，从花的繁茂写到花的美色，从静态写到动态，从花沾露水写到花浴朝阳，用胭脂脸、用红绡巾、用谪仙初堕、用姹女新嫁作比喻，极尽铺陈赞美之能事，末了则用对比的手法，把芙蓉芍药贬喻为丑陋不堪的嫫母，而褒誉、尊崇杜鹃为花中之西施，美丽者中之最美丽者！

但是，白居易并没有就此尽兴。以后，他又以严整的韵律，再次全力赞美杜鹃花：

这是白居易对杜鹃花的进一步赞咏，是对杜鹃花观察欣赏的深入，当然也是对世人爱牡丹的一种挑战。他全然不顾当时钦定的国花是牡丹，赞杜鹃为“花中无比方”，把“国色”“天香”的崇高称号慷慨地给予它。可是，他只是被贬外放的江州司马而已，职权太小，难以把对杜鹃花的爱和评价推及世人。于是，他焕发浪漫主义的奇想：要借玉皇大帝的权威，派出青鸟为使，封它为百花之王。

白居易对杜鹃花爱之入迷，把它从山野移栽到司马厅前的庭内，常在花丛前忘情地流连观赏，把它当作最亲近的伴侣。他在江州作的《戏问山石榴》一诗这样风趣地写道：

司马夫人是如何“妒”的，我们无从知道。但是，白居易因酷爱杜鹃花而引起夫人妒花，却是他同其他一切花的关系中所没有的佳话。

白居易在江州深深爱上了杜鹃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离开江州到忠州任刺史，还随身带着它。似乎是为了报答白居易知遇之恩，杜鹃花尽管根损地异，移栽忠州却依然烂漫开放。有感于此，白居易怀着莫大的欣喜之情，特地以一首七言诗志之：

白居易对杜鹃花的爱是那样的深挚，他情不自禁地要用自己热爱杜鹃之情感染他人，让别人和他一起来爱它。当他到杭州任刺史，在孤山寺见到杜鹃花时，他又诗兴大发，当场写了一首七言诗赞美它：

后来，白居易离开江南，回到北国，在洛阳安度晚年，曾作了三支小令《忆江南》。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联写江南春色，历久盛传不衰。白居易诗集中“江花”一语只有两处。另一处《江上送客》一诗中写：“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在这里，与“江草”相对，江花应为“江边之花”，《忆江南》中之“江花”亦然。在江南，白居易在杭州不到两年，在苏州只过了一个春天，而在江州过了四个春天。因之，他对江州的春景感受是最为深切的。《琵琶行》中“春江花朝”一语可与“日出”一句互证。所以，江花当为浔阳江边之花。由《山石榴寄元九》一诗可知，当年三月间，江州城内外、长江边山坡上下，到处盛开着红灼灼的杜鹃花。“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两句，给“日出江花红胜火”作了最好的注脚。我认为，这里的江花乃指长江南岸江州一带的杜鹃花。白居易所熟谙的“江南风景”，就是这一幅江城朝日杜鹃花景！（参看拙作《说“江花”》）江州杜鹃花的美好形象，深深地铭刻在白居易的心头。

从白居易咏花诗的总体看，他对杜鹃的描绘和赞美，无论感情的浓度还是诗句的分量，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整篇以重笔彩绘写杜鹃花的诗有七首，提及杜鹃花的另有四首。虽然他以牡丹为题的诗有十一首，但其中九首是短诗。白居易以牡丹为题的诗之所以比较多，只是反映出唐代社会以牡丹为国花这一现实，他本人对牡丹的感情则是另一回事。而咏赞杜鹃花，却都是他情发于中、欣欣然形诸笔墨所致，是感情的真实表露，没有一首是应酬之作，因而都写得生动、优美，写得情真意切，扣人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熟练地用绝句、律诗、长篇歌行等各种诗体，或五言，或七言，充分地抒发他对杜鹃花的挚爱之情，给我们以优美的艺术享受。

唐代诗人咏花诗难以尽数，不少诗人也咏过杜鹃花。

有的诗人借杜鹃花抒写客居他乡之愁。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便是如此：“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司空图云：“莫怪行人频怅望，杜鹃不是故乡花！”（《漫书五首》之二）

有的诗人因花感时，赞美春色。如张籍《寄李渤》：“五度溪头踯躅红，嵩阳市里讲时钟。春山处处行应好，一月春花到几峰？”曹松《寒食日题杜鹃花》：“一朵复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禁火，总在此花枝。”

有的则是由花及鸟，由鸟及人，生发怀古之幽情。韩翭《净兴寺杜鹃花》写道：“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茜罗。蜀魂未归长啼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吴融《送杜鹃花》云：“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

有的是出于应酬而咏杜鹃花。如孟郊的《酬郑毗踯躅咏》：“不似人手致，岂关地势偏？孤光袅余翠，独影舞多妍。迸火烧闲地，红星堕远天。忽惊物表物，嘉客为留连。”

晚唐七绝高匠杜牧也留下《山石榴》一诗：“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间。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在这里，杜牧与其说赏花，不如说看人。这首七绝成了他“赢得青楼薄幸名”的一个佐证。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指出，《诗经》所写的“风雪花草之物”，“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上述诗人的杜鹃花诗，都是托物起兴，而一归于作者所寄寓的“义”。

比较起来，白居易的杜鹃花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寄托之遥深，都远远超过唐代其他诗人。那么，他归于之“义”的又是什么呢？

“诗人多蹇”（《与元九书》）。白居易爱上杜鹃花，是他一生中最失意，即被贬为江州司马之时。这次“流落江湖，几沦蛮瘴”的远谪，使他的生活和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深深感到朝廷不明，权贵弄奸，仕途险恶，“知足保和”的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开始占了上风。元和十一年（816）他在江州写的《与杨虞卿书》中表白：“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于是，他寄情山水花卉，倾心自然景物，借以自遣自娱。《山石榴寄元九》《山石榴十二韵》就流露出这种情志。白居易在经过了“江风苦寒，岁暮鲜欢”（《与元九书》）的残冬之后，看到了江州城外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它，红扑扑，光闪闪，绚丽夺目，动人心魄。这对白居易无疑有“释恨佐欢”的作用。他对杜鹃花细致地观赏，形象地描绘，深情地咏赞，借以浇心中的块垒。这是他遭贬谪后把生活的兴趣转向自然和热爱自然的一种表现。

白居易的杜鹃花还唱出了诗人忠于友谊的心声。前引《山石榴寄元九》是寄赠他平生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的。那首诗的其余部分是：

元和五年（810），元稹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春天赴任时攀经商山秦岭。山路蜿蜒崎岖，元稹愁绪满怀。这时，山道两旁出现了繁密红艳的杜鹃花。只有它，似在殷勤迎迓这位不幸的迁客。想起这一切，在江州司马厅前的杜鹃花丛旁，白居易睹花思友，铺纸援翰，赋诗遥相问候。

元稹那首题报白居易的杜鹃花诗已经亡轶。《元氏长庆集》中有《紫踯躅》一诗，是元和十年元稹赴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途中所作。诗中写道：“紫踯躅，灭紫拢裙倚山腹。文君新寡乍归来，羞怨春风不能哭。我从相识便相怜，但是花丛不回目。去年春别湘水头，今年夏见青山曲。迢迢远在青山上，山高水阔难容足。”“尔踯躅，我向通川尔幽独。可怜今夜宿青山，何年却向青山宿？”

与白居易热情咏赞杜鹃花不同，元稹这首诗主要抒写遭贬后的满腹牢骚。元、白两人都借咏杜鹃来抒发心中的情愫，相互表示怀念之情。“我从相识便相怜”，道出了两人在仕途坎坷之时都爱上杜鹃花的心志。因此，杜鹃花成了元、白友谊的寄情之花。

白居易把《山石榴寄元九》一诗编入“感伤诗”之中，他对感伤诗的解释是：“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与元九书》）白居易这首诗，是杜鹃花牵于外，同情、怀念元稹之情动于内的结果，是白居易“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上引）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实践。显然，白居易之咏杜鹃花，同与元稹的深厚友情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白居易不肯依附权贵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而被贬出京师，但他不消沉，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自己的心花——诗歌创作之花。他对生长在山野之间、不依靠达官贵人的赏玩而独自悄然开放的杜鹃花，自然有一种偏爱。他称杜鹃花为花中西施和天魔女的化身，把它比作堕地谪仙。白居易自称诗仙诗魔，要超拔这混浊的现实。这样，诗人与花，不是有了共同之点吗？

总之，白居易的杜鹃花诗，反映了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珍视友情，自勉自重，被贬而不颓唐，遭嫉而仍旷达的品格。白居易笔下的杜鹃花，间接地显示出这位大诗人的风范。在美丽的杜鹃花丛中，我们看到了“外形骸”“傲轩鼎”（《与元九书》），浩然独善的白居易形象。这些，就是白居易杜鹃花诗所寄寓的“义”。

白居易对杜鹃花之所以会有这样深厚的感情，还同他的审美情趣有关。

一般地说，鲜花都是美的。但因其自然形态、生态栽培和时令地域不同，人们对它们的爱好便有差异，有的还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

在白居易看来，杜鹃花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呢？请看他的七律《题山石榴花》：

杜鹃花是那样容易接近，容易栽培。生长在山野的且不必说，就是栽在檐户下的，也可任人采弄，任人欣赏；根本不像带刺的蔷薇和泥水中的荷花那样难以攀折和不好接近。那么，牡丹怎么样呢？白居易在这里没有说。其实，他早先写的《买花》已对牡丹做出了评价：“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牡丹是多么华贵！“上张幄幕庇，旁织篱笆护”——牡丹又是多么娇嫩！

诚然，牡丹是很美丽的花，在唐代首先为帝王和贵族所热衷欣赏，身价百倍，因而便带有贵族性，是“花之富贵者也”。但是，由于对上层社会庸俗生活的厌恶，由于对王公贵族赏玩牡丹的奢侈淫靡之风的鄙弃，白居易对牡丹并没有多少好感。照白居易看来，如果说牡丹是花中贵族，那么，杜鹃花则带有平民性了。这无疑是白居易最爱它的原因之一。

杜鹃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江南，它弥山亘野，“烨烨复煌煌”；在北国，如果有适宜的土壤条件，它也会烂漫开放。白居易六十三岁时在洛阳出游，无意中邂逅久违的杜鹃花，顿时诗情激荡，写了一首七律——《玉泉寺南三里涧下多深红踯躅，繁艳殊常，感惜题诗，以示游者》：

杜鹃花像火堆一样繁密美艳，卓异不凡。它那超乎寻常的勃勃生机，使白居易深为感奋，惜爱之情，溢于言表。白居易热爱花卉，尤爱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花卉。他早年热情赞美“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突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可谓咏草之绝唱。赞美野草也好，赞美杜鹃也好，都源于他这样的审美情趣。

自古以来，诗人常常赋予花卉以各种不同的性格。而杜鹃花，则由于它一丛千朵，自地连梢，艳如云霞，火红欲燃，热烈而不失清逸，繁盛却不显臃肿，有一种热情奔放的性格，富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而没有那种孤高忧郁之风。白居易热爱生活，努力发掘生活的美。即使被贬谪到相对来说是僻远的江州，居于“黄芦苦竹绕宅”之地，也没有失去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探求，仍一如既往地不倦地热情歌唱。像琵琶女的弹奏，像杜鹃花等自然景物，都激起他创作的灵感，都被他描摹得非常之美。这位“诗魔”，有一颗探索和歌唱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烈的心！杜鹃花火热的性格与白居易热烈的心是非常合拍的。所以，他热情赞美杜鹃花，乃是一种必然。

白居易挚爱“本是山头物”的杜鹃花同他的际遇紧密相关。白居易在遭到权幸者之嫉恨攻讦之后，对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看得较为清楚了。诗人不向上攀附权贵，必然向下接近下层社会的群众。白居易的身心常常投寄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以赤子之心赞美“生长在山间”，“自己开花、自己结实、自己传种”（郭沫若《百花齐放》）的杜鹃花，这反映了他健康、纯真的生活情趣。白居易最欣赏的花是“任人采弄尽人看”的大家容易接近的民间之花，最欣赏这种花顽强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性格。这种清新朴素的美学观点，同他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平易的诗风是一致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赞咏花卉的诗文浩如烟海，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之作。欧阳修说，唐代诗人中，“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洛阳牡丹记》）。可是，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宫廷文人，他俩的诗集中，提到杜鹃花的一句也找不到。与白居易同年的刘禹锡和稍晚的李商隐，也都在长江以南和四川生活过，但他俩没有写涉及杜鹃花的诗。比较起来，白居易的咏杜鹃花诗有着突出的地位。白居易平生最喜爱杜鹃花，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力赞美杜鹃花的大诗人。同屈原爱兰、陶潜爱菊、苏轼爱海棠、陆游爱梅一样，白居易之爱杜鹃，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七律《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横眉”半联，毛主席曾作了精辟的解释：“‘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毛主席的这一解释，一些为这首诗作注的同志也都在注释中引用。可是，有些人却对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的本意做了错误的理解。他们往往把“千夫指”曲解为“千万人民所指向的对立面”即敌人，这就把“千夫”说成是“千万人民”了。

怎样理解毛主席说的“‘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呢？

鲁迅指出：“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吧。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这就是说，研究问题必须反对形而上学，而应该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探求正确的结论。

鲁迅写下这首《自嘲》诗并以条幅的形式赠给柳亚子先生，是在1932年10月12日。我们可以根据当时鲁迅所处的社会状态并联系这以前他的有关文稿、书信来考察。

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一方面疯狂地进行文化“围剿”。鲁迅处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重白色恐怖之中，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1930年和1931年，鲁迅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被敌人跟踪、搜捕，生活极不安定。

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以外，鲁迅还经常受到那些反动文痞和帮闲走狗文人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他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的信中非常气愤地谈到国民党反动文人用各种卑鄙手段对他进行迫害：“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鲁迅接着无限愤慨地写道：“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可见，鲁迅给李秉中的这封信里已经孕育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不朽诗句了。信中写到的“千夫”，说的是那一伙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务和反动文痞。他们气势汹汹地鼓噪一时，配合国民党反动当局“围剿”，矛头直指鲁迅。“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就是“指”的具体内容。这帮反动文人对鲁迅又恨又怕。他们的反革命围攻，他们向反动当局告密的鬼蜮伎俩，的确可以使国民党反动派随时逮捕和杀害鲁迅，使鲁迅“无疾而死”，但鲁迅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坚持斗争，并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充分准备。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一语，本源出《汉书·王嘉传》。王嘉是汉哀帝时的丞相。他曾上书皇帝和太后，在奏文中引用当时的谚语“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弹劾当时的皇帝宠臣董贤。鲁迅这里借用它，是“反其意而用之”，强烈地表达了鲁迅对敌人极其憎恨和无比愤怒的思想感情。

到了1932年鲁迅写这首《自嘲》诗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仍如上述书信中所叙一般。那年8月1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写道：“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同年9月11日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的压迫是透顶了，报上常造我们的谣。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这表明，“千夫”——“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对鲁迅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鲁迅，就像一棵独立支撑的参天大树，搏风击雨，毫不动摇。我们不难想象，鲁迅对这一切的感受该有多深！

于是，在那一年的10月，鲁迅在《自嘲》这首七律中，把自己多年来在同各式各样敌人的斗争中的体验和处世态度，提炼结晶成为这样千古不朽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由前面的叙述可知，这是鲁迅长期酝酿而成的披肝沥胆之作，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崇高胸怀和大无畏斗争精神的真实形象写照，极其深刻地表现了伟大的“鲁迅精神”。无论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是多么残酷黑暗，无论反动文痞的造谣中伤和下石暗害是何等猖狂，也无论有多少魑魅魍魉，鲁迅都以战斗到底的高昂姿态横眉冷对，傲岸挺立，在斗争中呼啸前进！至于那些“千夫”们，包括后来混迹上海滩上的狄克之流，都遭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而“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

显然，鲁迅《自嘲》诗中的“千夫指”，其内涵比他给李秉中的信中所写更为深刻、更为概括、更为集中了。这是诗歌创作的要求和特点所决定的。因此，毛主席准确地把“千夫”解释为“敌人”——各式各样“凶恶的敌人”是十分精当的。而“指”的内涵，我们认为应该是包括“文化‘围剿’”在内的各种迫害和攻击、各种反革命手段。“千夫指”这一词组的内部结构，则应理解为“千夫的指”，而决非“千夫所指向”。这样理解“千夫指”，则同下半联“孺子牛”（孺子的牛）很工整地相对仗。

“横眉冷对千夫指”！“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原载《南京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时近芒种，草木昌茂，窗外的石榴花红了。窗内桌上淦华兄的一丛“幽草”手稿，也即将付梓成书。在为同窗老友欣喜的同时，也交织着很多的感慨、感想和感受。

1956年秋，苏高中校园里出现了壁报形式的大型文学刊物《新垦地》，当时我是班级“沧浪文学社”的召集人之一，在互动中就认识了该刊总编辑、与我同届不同班的淦华兄。我跟他都爱好文学，不免惺惺相惜，甚至自负地认为，此君与我来年将会师北大或复旦的校园。殊不知那只是一枕黄粱，双双落第于一场风雨之中，此后失联，不通音讯。重逢竟在漫长的二十多年之后的原点、早已物是人非的苏中校园。他经一番沧桑，回苏州母校任教。我则像农民工进城，在同城吴县一文化单位打工，遂与之再续前缘。不过彼此忙于工作，很少相聚。直到退休后，老同学中生活在姑苏的一群，才以他这位省语文特级教师为核心，经常聚首，品茶把酒，或回顾堪与不堪的往事，或天南地北闲聊。席间，淦华兄每每会取出他的诗词新作让大家品评，借以侑酒。有时藉着酒兴，他还会挺起伟岸的身板，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聊发少年之狂。此时依稀可见他当年那份风流倜傥。

翻开“幽草”，扑面而来的是奔涌于字里行间的一股激情：

回首当年，学校某些人员顺奉上意，让包括他在内的不少智德学子高考享受了“不宜录取”的待遇，谁心中没有块垒？但时过境迁，他消解了可以理解的怨怼，勾起了对昔日求学生活的美好回忆，对母校师长的崇敬和感念有增无减；那校园里的小山方池、红楼绿树则让他像乡愁般的梦牵魂绕，于是先后写下十余首律诗和绝句，举凡《红楼题壁》《道山亭》《春雨池》《碧霞池》，读来情真意切且给人一气呵成之感。毕业五十周年时，他还曾“客串”了一把可上舞台朗诵表演的新诗《我爱你，苏中》，计一百十八行。在一连串情景交融的抒写之后，竟似稚气未脱的少年诉求母亲：“多么想／在红楼前草地上打一个滚／沾一身草屑／再用春雨池的清波／把手洗洗……”

据我所知，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从苏高中毕业的学生已逾三万，历届校友赞颂母校的诗文无数，但迄今如“幽草”作者那样用如此之多新旧体诗词献奉母校、礼赞师友同窗、表述见贤思齐之情者，似乎还少有人与之比肩。单凭这一点，亦殊属难能可贵了。

诗人如此深爱母校，必然也植有了苏州府学创始者范文正公心怀天下的基因，躬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近年来他的旅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其诗词题材开辟了新的领域。他纵情描绘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于名山胜水间感悟天地人生，情牵黎民百姓。

浅白一句“人生也似江流水”，可以引人哲思绵绵，获得不尽一样的启迪。

将一个养在山乡天生丽质的湘妹子，定格在“浣溪沙”的镜像里，难道你能不去联想古今那些曾经是农家女孩的绝代丽人吗？

“幽草”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他恪守古体诗词的格律规范，不肯僭越雷池一步，努力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披阅收入集子的五十余首律诗，莫不对仗工整，韵律严谨，其精心运思的过程，宛若他老家宜兴紫砂茶壶的制作。兹摘句一二：

诗者借用“蒙太奇”手法，展示出一个个动态或静态的鲜活生动场景，既有雅意又具雅趣。值得一提的是他那首七言排律《上方山赏花行》，如是佳句有十二联之多，我戏称其谓“十二金钗”美的组合，不信你就读一遍试试。

“幽草”以七绝最多，超过百首。写景、状物、叙事、议论，都有可观之篇。内中《同韵“八仙”歌》和怀古诗共十七首，分别写照了十四位人物的行状，均以“雄、东、容”为韵。这种作茧自缚之作，洞见了淦华兄知难而为的智识。你可以说他在做文字游戏，但古文底子薄、学养不济如我者流是玩不起来的。据我所知，在“幽草”编外，还有许多花式品种的玩艺，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打油诗，藏头诗，集唐人句，续貂大家名句，以及为好友伉俪量身订制的嵌名对联等等，不一而足，够上达人级别了。

“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内在气质，一种生活状态。”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如是论之。然而就旧体诗词的写作而言，毕竟是“戴着枷锁的舞蹈”。淦华兄却在他一首打油诗中笑称“吃饱撑慌且做诗，寻词觅句免呆痴”。事实也是，一贯像情人一样爱着古体诗词的他，栽种这些“幽草”，只是他“吃饱撑慌”退休之后近几年的事。在我看来，“幽草”不是“枷锁舞”，“幽草”是一支激情奔放漾溢、舞步起伏连绵、舞姿优美典雅的“华尔兹”！

信马由缰写着，三百格的稿笺已满七页。对诗词写作素无研究的我，说来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好在当下是流行粉丝的时代，我只是淦华兄及其“幽草”的一个粉丝。粉丝是难免不怕见笑地瞎七搭八说三道四的，可以不识五线谱，只说黄豆芽的。只是，粉丝不宜像专家学者似的在末了讲些希望作者以后如何如何的箴言之类，这里就借用李商隐的两句诗来煞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