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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活的诗人都很爱花，有的甚至爱花成癖。屈原爱兰花，陶渊明爱菊花，苏东坡爱海棠，陆游爱梅花……这同他们的经历、情操和审美趣味有关。白居易是唐代诗作最丰且非常爱花的诗人，他曾咏赞过牡丹、芍药、蔷薇、桃花、杏花、梅花、莲花、菊花、桂花、兰花、木莲花、樱桃花、木兰花、紫薇花等名花。他对那些人们不大熟知的山枇杷花、白槿花、紫阳花、石蕊花、縊李花、亚枝花等，也热情地赋诗赞美。

据笔者粗略统计，白居易以花为题的诗有七十多首，所咏之花近三十种。他不仅爱花、惜花、忆花、咏花，以酒对花，而且还躬自栽花。他借咏花寄寓爱憎褒贬之情，抒写讽喻时事之志，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

唐代以牡丹为国花，白居易以牡丹为题的诗作也比较多，但他最爱的却是杜鹃花！他对杜鹃花的赞美，远远超过其他一切花。

杜鹃花是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三大名花之一，它主要产于我国长江以南各地，是酸性土壤的指示植物。白居易爱上杜鹃花，是他四十五岁以后的事。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春，他有幸看到了江州城内外盛开的杜鹃花，为此惊叹、赞赏不已。于是，他用杂言歌行体极力渲染杜鹃花之美：

白居易咏赞杜鹃花，从花名写到花期，从花的繁茂写到花的美色，从静态写到动态，从花沾露水写到花浴朝阳，用胭脂脸、用红绡巾、用谪仙初堕、用姹女新嫁作比喻，极尽铺陈赞美之能事，末了则用对比的手法，把芙蓉芍药贬喻为丑陋不堪的嫫母，而褒誉、尊崇杜鹃为花中之西施，美丽者中之最美丽者！

但是，白居易并没有就此尽兴。以后，他又以严整的韵律，再次全力赞美杜鹃花：

这是白居易对杜鹃花的进一步赞咏，是对杜鹃花观察欣赏的深入，当然也是对世人爱牡丹的一种挑战。他全然不顾当时钦定的国花是牡丹，赞杜鹃为“花中无比方”，把“国色”“天香”的崇高称号慷慨地给予它。可是，他只是被贬外放的江州司马而已，职权太小，难以把对杜鹃花的爱和评价推及世人。于是，他焕发浪漫主义的奇想：要借玉皇大帝的权威，派出青鸟为使，封它为百花之王。

白居易对杜鹃花爱之入迷，把它从山野移栽到司马厅前的庭内，常在花丛前忘情地流连观赏，把它当作最亲近的伴侣。他在江州作的《戏问山石榴》一诗这样风趣地写道：

司马夫人是如何“妒”的，我们无从知道。但是，白居易因酷爱杜鹃花而引起夫人妒花，却是他同其他一切花的关系中所没有的佳话。

白居易在江州深深爱上了杜鹃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离开江州到忠州任刺史，还随身带着它。似乎是为了报答白居易知遇之恩，杜鹃花尽管根损地异，移栽忠州却依然烂漫开放。有感于此，白居易怀着莫大的欣喜之情，特地以一首七言诗志之：

白居易对杜鹃花的爱是那样的深挚，他情不自禁地要用自己热爱杜鹃之情感染他人，让别人和他一起来爱它。当他到杭州任刺史，在孤山寺见到杜鹃花时，他又诗兴大发，当场写了一首七言诗赞美它：

后来，白居易离开江南，回到北国，在洛阳安度晚年，曾作了三支小令《忆江南》。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联写江南春色，历久盛传不衰。白居易诗集中“江花”一语只有两处。另一处《江上送客》一诗中写：“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在这里，与“江草”相对，江花应为“江边之花”，《忆江南》中之“江花”亦然。在江南，白居易在杭州不到两年，在苏州只过了一个春天，而在江州过了四个春天。因之，他对江州的春景感受是最为深切的。《琵琶行》中“春江花朝”一语可与“日出”一句互证。所以，江花当为浔阳江边之花。由《山石榴寄元九》一诗可知，当年三月间，江州城内外、长江边山坡上下，到处盛开着红灼灼的杜鹃花。“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两句，给“日出江花红胜火”作了最好的注脚。我认为，这里的江花乃指长江南岸江州一带的杜鹃花。白居易所熟谙的“江南风景”，就是这一幅江城朝日杜鹃花景！（参看拙作《说“江花”》）江州杜鹃花的美好形象，深深地铭刻在白居易的心头。

从白居易咏花诗的总体看，他对杜鹃的描绘和赞美，无论感情的浓度还是诗句的分量，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整篇以重笔彩绘写杜鹃花的诗有七首，提及杜鹃花的另有四首。虽然他以牡丹为题的诗有十一首，但其中九首是短诗。白居易以牡丹为题的诗之所以比较多，只是反映出唐代社会以牡丹为国花这一现实，他本人对牡丹的感情则是另一回事。而咏赞杜鹃花，却都是他情发于中、欣欣然形诸笔墨所致，是感情的真实表露，没有一首是应酬之作，因而都写得生动、优美，写得情真意切，扣人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熟练地用绝句、律诗、长篇歌行等各种诗体，或五言，或七言，充分地抒发他对杜鹃花的挚爱之情，给我们以优美的艺术享受。

唐代诗人咏花诗难以尽数，不少诗人也咏过杜鹃花。

有的诗人借杜鹃花抒写客居他乡之愁。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便是如此：“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司空图云：“莫怪行人频怅望，杜鹃不是故乡花！”（《漫书五首》之二）

有的诗人因花感时，赞美春色。如张籍《寄李渤》：“五度溪头踯躅红，嵩阳市里讲时钟。春山处处行应好，一月春花到几峰？”曹松《寒食日题杜鹃花》：“一朵复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禁火，总在此花枝。”

有的则是由花及鸟，由鸟及人，生发怀古之幽情。韩翭《净兴寺杜鹃花》写道：“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茜罗。蜀魂未归长啼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吴融《送杜鹃花》云：“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

有的是出于应酬而咏杜鹃花。如孟郊的《酬郑毗踯躅咏》：“不似人手致，岂关地势偏？孤光袅余翠，独影舞多妍。迸火烧闲地，红星堕远天。忽惊物表物，嘉客为留连。”

晚唐七绝高匠杜牧也留下《山石榴》一诗：“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间。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在这里，杜牧与其说赏花，不如说看人。这首七绝成了他“赢得青楼薄幸名”的一个佐证。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指出，《诗经》所写的“风雪花草之物”，“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上述诗人的杜鹃花诗，都是托物起兴，而一归于作者所寄寓的“义”。

比较起来，白居易的杜鹃花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寄托之遥深，都远远超过唐代其他诗人。那么，他归于之“义”的又是什么呢？

“诗人多蹇”（《与元九书》）。白居易爱上杜鹃花，是他一生中最失意，即被贬为江州司马之时。这次“流落江湖，几沦蛮瘴”的远谪，使他的生活和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深深感到朝廷不明，权贵弄奸，仕途险恶，“知足保和”的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开始占了上风。元和十一年（816）他在江州写的《与杨虞卿书》中表白：“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于是，他寄情山水花卉，倾心自然景物，借以自遣自娱。《山石榴寄元九》《山石榴十二韵》就流露出这种情志。白居易在经过了“江风苦寒，岁暮鲜欢”（《与元九书》）的残冬之后，看到了江州城外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它，红扑扑，光闪闪，绚丽夺目，动人心魄。这对白居易无疑有“释恨佐欢”的作用。他对杜鹃花细致地观赏，形象地描绘，深情地咏赞，借以浇心中的块垒。这是他遭贬谪后把生活的兴趣转向自然和热爱自然的一种表现。

白居易的杜鹃花还唱出了诗人忠于友谊的心声。前引《山石榴寄元九》是寄赠他平生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的。那首诗的其余部分是：

元和五年（810），元稹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春天赴任时攀经商山秦岭。山路蜿蜒崎岖，元稹愁绪满怀。这时，山道两旁出现了繁密红艳的杜鹃花。只有它，似在殷勤迎迓这位不幸的迁客。想起这一切，在江州司马厅前的杜鹃花丛旁，白居易睹花思友，铺纸援翰，赋诗遥相问候。

元稹那首题报白居易的杜鹃花诗已经亡轶。《元氏长庆集》中有《紫踯躅》一诗，是元和十年元稹赴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途中所作。诗中写道：“紫踯躅，灭紫拢裙倚山腹。文君新寡乍归来，羞怨春风不能哭。我从相识便相怜，但是花丛不回目。去年春别湘水头，今年夏见青山曲。迢迢远在青山上，山高水阔难容足。”“尔踯躅，我向通川尔幽独。可怜今夜宿青山，何年却向青山宿？”

与白居易热情咏赞杜鹃花不同，元稹这首诗主要抒写遭贬后的满腹牢骚。元、白两人都借咏杜鹃来抒发心中的情愫，相互表示怀念之情。“我从相识便相怜”，道出了两人在仕途坎坷之时都爱上杜鹃花的心志。因此，杜鹃花成了元、白友谊的寄情之花。

白居易把《山石榴寄元九》一诗编入“感伤诗”之中，他对感伤诗的解释是：“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与元九书》）白居易这首诗，是杜鹃花牵于外，同情、怀念元稹之情动于内的结果，是白居易“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上引）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实践。显然，白居易之咏杜鹃花，同与元稹的深厚友情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白居易不肯依附权贵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而被贬出京师，但他不消沉，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自己的心花——诗歌创作之花。他对生长在山野之间、不依靠达官贵人的赏玩而独自悄然开放的杜鹃花，自然有一种偏爱。他称杜鹃花为花中西施和天魔女的化身，把它比作堕地谪仙。白居易自称诗仙诗魔，要超拔这混浊的现实。这样，诗人与花，不是有了共同之点吗？

总之，白居易的杜鹃花诗，反映了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珍视友情，自勉自重，被贬而不颓唐，遭嫉而仍旷达的品格。白居易笔下的杜鹃花，间接地显示出这位大诗人的风范。在美丽的杜鹃花丛中，我们看到了“外形骸”“傲轩鼎”（《与元九书》），浩然独善的白居易形象。这些，就是白居易杜鹃花诗所寄寓的“义”。

白居易对杜鹃花之所以会有这样深厚的感情，还同他的审美情趣有关。

一般地说，鲜花都是美的。但因其自然形态、生态栽培和时令地域不同，人们对它们的爱好便有差异，有的还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

在白居易看来，杜鹃花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呢？请看他的七律《题山石榴花》：

杜鹃花是那样容易接近，容易栽培。生长在山野的且不必说，就是栽在檐户下的，也可任人采弄，任人欣赏；根本不像带刺的蔷薇和泥水中的荷花那样难以攀折和不好接近。那么，牡丹怎么样呢？白居易在这里没有说。其实，他早先写的《买花》已对牡丹做出了评价：“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牡丹是多么华贵！“上张幄幕庇，旁织篱笆护”——牡丹又是多么娇嫩！

诚然，牡丹是很美丽的花，在唐代首先为帝王和贵族所热衷欣赏，身价百倍，因而便带有贵族性，是“花之富贵者也”。但是，由于对上层社会庸俗生活的厌恶，由于对王公贵族赏玩牡丹的奢侈淫靡之风的鄙弃，白居易对牡丹并没有多少好感。照白居易看来，如果说牡丹是花中贵族，那么，杜鹃花则带有平民性了。这无疑是白居易最爱它的原因之一。

杜鹃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江南，它弥山亘野，“烨烨复煌煌”；在北国，如果有适宜的土壤条件，它也会烂漫开放。白居易六十三岁时在洛阳出游，无意中邂逅久违的杜鹃花，顿时诗情激荡，写了一首七律——《玉泉寺南三里涧下多深红踯躅，繁艳殊常，感惜题诗，以示游者》：

杜鹃花像火堆一样繁密美艳，卓异不凡。它那超乎寻常的勃勃生机，使白居易深为感奋，惜爱之情，溢于言表。白居易热爱花卉，尤爱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花卉。他早年热情赞美“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突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可谓咏草之绝唱。赞美野草也好，赞美杜鹃也好，都源于他这样的审美情趣。

自古以来，诗人常常赋予花卉以各种不同的性格。而杜鹃花，则由于它一丛千朵，自地连梢，艳如云霞，火红欲燃，热烈而不失清逸，繁盛却不显臃肿，有一种热情奔放的性格，富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而没有那种孤高忧郁之风。白居易热爱生活，努力发掘生活的美。即使被贬谪到相对来说是僻远的江州，居于“黄芦苦竹绕宅”之地，也没有失去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探求，仍一如既往地不倦地热情歌唱。像琵琶女的弹奏，像杜鹃花等自然景物，都激起他创作的灵感，都被他描摹得非常之美。这位“诗魔”，有一颗探索和歌唱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烈的心！杜鹃花火热的性格与白居易热烈的心是非常合拍的。所以，他热情赞美杜鹃花，乃是一种必然。

白居易挚爱“本是山头物”的杜鹃花同他的际遇紧密相关。白居易在遭到权幸者之嫉恨攻讦之后，对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看得较为清楚了。诗人不向上攀附权贵，必然向下接近下层社会的群众。白居易的身心常常投寄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以赤子之心赞美“生长在山间”，“自己开花、自己结实、自己传种”（郭沫若《百花齐放》）的杜鹃花，这反映了他健康、纯真的生活情趣。白居易最欣赏的花是“任人采弄尽人看”的大家容易接近的民间之花，最欣赏这种花顽强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性格。这种清新朴素的美学观点，同他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平易的诗风是一致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赞咏花卉的诗文浩如烟海，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之作。欧阳修说，唐代诗人中，“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洛阳牡丹记》）。可是，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宫廷文人，他俩的诗集中，提到杜鹃花的一句也找不到。与白居易同年的刘禹锡和稍晚的李商隐，也都在长江以南和四川生活过，但他俩没有写涉及杜鹃花的诗。比较起来，白居易的咏杜鹃花诗有着突出的地位。白居易平生最喜爱杜鹃花，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力赞美杜鹃花的大诗人。同屈原爱兰、陶潜爱菊、苏轼爱海棠、陆游爱梅一样，白居易之爱杜鹃，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