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生命基础是文化，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没有了文化，无所谓国家，国家因文化而建构。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软实力，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国家文化安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主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文化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市场准入，直接威胁着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不仅成为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形态，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被历史地和现实地推到了主权国家面前。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而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而人类各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文明消长和文化变迁，都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视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

一、何为“文化安全”

全球化的迅猛趋势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也在悄然扩大，现在人们用“文化安全”指涉的对象很广，除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外，也涉及超国家的国际文化规范的安全和次国家的、比较单纯的少数民族文化安全，弱势文化安全，各种社会团体的文化安全以及个体文化安全等。也就是说，集体文化安全可分为全球、国际、国家、次国家和个体五个层面，其中次国家层面的集体安全主要指那类具有国际性联动效应的文化群体，他们所关注的自身文化安全会有效地影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安全。而次国家层面中的个体文化安全问题则主要指每个公民的文化权利不受威胁，每个公民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中都享有文化上的应有权益和安全感。由于信息社会和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许多公民在每天接收的信息资源中已经逐渐具有本国公民与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认同。他们既会主动为东南亚海啸的受难者捐赠钱款，追踪关心海外华人的遭遇和待遇，参与讨论国家重大的外交决策，谴责一切形式的虐俘行为，也会从中学到许多跨国界的共同知识和文化权利意识，从而比以往更积极地捍卫自己和所属群体的平等国民待遇与基本文化权利。

正因为文化安全的对象复杂和多层次，所以人们谈论的文化“威胁”和危险也多种多样。当代威胁文化安全感的主要原因有：

1.文化全球化的威胁；

2.文化霸权和文化强势的威胁；

3.冷战后意识形态混乱和恐怖主义思想的威胁；

4.跨国贸易、技术引进所带来的人员互派、道德互动、观念跟进的威胁；

5.信息全球同步流通所导致的大众文化和消费至上主义威胁；

6.人权观念普及所引发的团体和个体维权运动与行动的威胁；

7.各种可能的相互不信任、严重偏见、长期误解对国际和国家文化规范的挑战和威胁，等等。

文化安全问题主要是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运动而来的。从诸多信息交流和反馈中不难看到，文化全球化并不像经济全球化那样因为参与者大多“有利可图”或“各取所需”而逐渐获得认可。相反，许多国家的政府、知识界和普通民众都感到“文化的一体化”或者说文化的趋同化，尤其是向西方现代大众消费文化趋同，是一个对所有民族国家都十分危险的倾向。包括亨廷顿这样的“文明冲突可能是后冷战主要冲突方式”的提出者，也强调说，对美国这样的当代主要文化“输出国”而言，不断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宣传、推行到其他国家和异类文化地区去，是一种使自己国家陷入遭人反感、憎恨、抵抗和战争的危险行为。后冷战的世界各国虽然由于经济贸易和信息网络而出现频繁的密切互动，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间却仿佛比以前更陌生了，因为原来几乎很少接触、不用彼此了解，尤其是深入理解与沟通的国家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现在也不得不相互交流和碰撞、贸易和竞争了。其实，相互的担忧和警惕并不完全是敌对的，也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将有助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更深入与更真实的理解和沟通。托布约尔·克努成因此乐观地展望说：“领土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但它们的性质注定会改变，它们的相互作用将产生新的制度和结构。”^[1]

二、国家文化安全的诠释

当今世界各国对国家文化不安全感不仅仅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和落后贫穷国家的特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当代的所有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感到了文化“不安全”。全球化趋势加深后的一系列现象，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都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威胁。因此，在从文化安全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层面上说把文化安全应定义为一种国家的大战略。

1.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系统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形态。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系统和内涵，与国家安全的定义系统和内涵，在逻辑关系上应当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我们所指称的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生存和发展不受任何威胁时的状态。对这一状态的任何破坏，都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家的生命基础是文化。文化安全事关国家生命的全部基因的活性程度和可再生程度。

生存与发展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我们试图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模型的主体构架。但是，核心是相对于非核心而言的，核心是相对于一个系统结构而言的。核心不能单独存在。生存要有基础，发展要有条件。离开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生存与发展的选择与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基础和条件，规定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指涉对象和动力结构，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系统。这就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定义系统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互动，这才推动了国家文化安全的运动，决定了它在运动过程中的内容结构及其发展走向。因此，要给出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系统，就有必要首先对与此相关的安全关系给出一个简略的表述，从政治、经济、社会几个不同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国际关系与内政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需求关系，从系统整体的观念对国家文化安全进行界定。

2.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这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内是指文化在国家稳定、民族认同所起的凝聚力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特殊作用在于：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和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而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常常是同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的，而执政理念会导致和造成不同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从文化经典中获得治国的理念和经验，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成为许多卓越的政治家在维护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选择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希尔在《文学经典与治国理念》一文中，历数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带着《伊里亚特》东征到毛泽东读《红楼梦》这些历史事实后，他发现：“为什么文学洞见对治国艺术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两件大事都涉及一些单靠理性思维解决不了的最大课题。诸如一个人怎样使自己与一个国家产生归属认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或者政府与他的人民之间的信任的本质含义；以及一个国家怎样致力于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智力路径，凡此种种问题，倘若不对这些问题所承载的‘难以把握的情感和道德厚重’有所把握，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关系对国家的安全，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可见文化安全问题之重。

3.国家文化安全是个动态变化概念

国家的文化安全既有外部文化力量的威胁造成的，又有内部的文化战略的变化造成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文化危机的发生，有的是因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文化安全，也有的则是由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大失误而造成的，还有的直接就是由于文化政策本身的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因此，国家文化安全还包括非主权内容，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生态质量、文化资源保护、文化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能力以及文化市场的占有率等，也都会产生文化安全问题，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系统，主权与非主权相互交叉。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生态平衡，这是规定一个国家合法性与合理化存在的全部文化基础和依据，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危机，都会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由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安全主题，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原因和构成一个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中不断演化的，因此，国家文化安全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安全形态。

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当然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甚至和军事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安全相关，也与社会发展相关。既涉及国家文化主权，也涉及国家内部自身的问题；既涉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涉及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文化；既和现在的经济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又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选择模式与态度相联系，因而是一个有着特定对象的意义范畴和对象系统。因此，我国在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系统中要包括国家文化政治安全、国家文化经济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这样宏观层面上的对象领域，同时还包括文化生态安全、文化遗产资源安全、文化市场安全、文化技术安全等，并形成以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和国家文化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系统。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是关于一个国家以文化生存与发展为基础的集合，是一个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集合体。它既包括客观的存在，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和危险的状态，又包括主观的心理感受，反映着主体对这种状态是否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是利益、环境、感觉、理想与实践的统一，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概念。它是国家安全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又是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把国家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融合，以国家发展的核心文化利益为中心，在尊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准则和国家主权等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前提下，确立科学的综合性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三、文化多元并存和发展

在全球化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趋势和文化多元化努力的并存，是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迅猛发展而来的最重要的世界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国家文化安全的丰富内涵和多变形态。

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与全球化发展是共生的，世界各民族的认同是对抗全球化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健康有益的反应。

人类社会文化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影响和发展演变之中。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存在和发展应当在人类共同发展之中建立起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共同保护文化多元的存在与发展，与全球化发展有机的融合，使人类社会的文化丰富多彩、多样灿烂。新兴媒体技术不能只是为推动全球化的发展而服务，它应当成为文化多元存在发展的工具。

文化全球化趋势和文化多元化努力并存的当代，建设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既要积极建设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又要建立起文化多元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局面。保留多层面、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和维护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主旋律，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可以成为共同促进和彼此共建的关系。无论是怀疑“世界文化”的存在，还是呼吁全球伦理的教育；无论是质疑美国霸权的狂妄，还是警惕国内的文化垄断；无论是应战西方科技的强势，还是鼓励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无论是抵制西方思维方式的威胁，还是声张地方方言的生存权利……非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思考已经在全球眼光和本土关怀、在统一性和多样性、在崇尚和谐与公开竞争之间，学习从容地游走和自由地回旋，希望通过频繁的思想和文化的跨界和越界行为，不断探索和建构现实和抽象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四、西方文化渗透与全球化的发展

1.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准备阶段（1492—1820），航海大发现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技术、物产和资源传播，促进了全球贸易迅速发展，贸易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幅提高，为全球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起步阶段（1820—1914），由于航海技术的大发展，把各大洲联系了起来，世界贸易开始兴盛，出现了移民潮。中衰阶段（1914—1950），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使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减退。第二次兴起（1945—1989），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化浪潮发生了积极的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让位于国际主义，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并不彻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全球化的新浪潮（1989年至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远距离通讯成本的降低，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移民的大量涌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张玉国教授在他的《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一书中提到，全球化表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对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某种静态的结构和状态。它是在跨越边境，无距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过程中，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各种关系和相互依赖组成的网络潜力巨大，超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全球化就像一张网络，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关系等要素都编织进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把相距遥远的不同地点连接起来，社会关系变得无距离和无边界，发生在远处的事情可以对本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使“蝴蝶效应”变为可能，使文化在全球迅速传播成为可能。

2.全球化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上述特点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国家传统权力的削弱、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和文化力量在国家权力中作用的提高。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只是衣食住行的物质，还包括（体）育（音）乐的文化价值和观念，在全球化的运作下，都成为统一的商品，渗透了我的24小时，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一百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我应该敞开大门让它全部进来，还是只露出一条保守的缝。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所谓‘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它已经从大门、窗子、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全面侵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到生活里头，成为你呼吸的世界，渗透到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所谓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2]。

可见，如果没有全球化，文化渗透就缺少了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经济全球流动的形式，而且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和力量对比。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本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动，许多国家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原先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为标准确定自己的国际身份和国家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标准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国家权力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土地、人口、军队和武器、工业生产力等支撑国家权力的力量逐渐下降，媒体、信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力量不断上升。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冲破了各种社会的藩篱，强化了人类进步中“同”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人类进步中“异”的一面也日益显露出来。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二者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权的压制和销蚀。

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化虽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但是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日渐强盛的综合国力和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为抵御文化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应该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加快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1.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取之不尽的源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家园。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唯独中华文明历尽沧桑却能传承不绝，延续至今，其生命力令人惊叹。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起，便绝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为中介，华夏民族及以后的汉族与周边民族继续交往、融合，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历数千年，方构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社会整合力和团结统一的特质，它使我们的国家虽历经磨难而不亡，饱经沧桑而不衰。它像一条坚韧的纽带将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民族融合的黏合剂，在凝聚人心、鼓舞十气、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等方面作用力的大小对综合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2.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不仅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发展就失去了物质支撑，当然，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能忽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提高自身的反渗透能力打下了物质基础。目前，中国已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大国（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出国旅游人数世界第二大国、贸易总额世界第三大国。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中华文化逐步走出国门，被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人数越来越多，有资料显示，目前大约有4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从2015年12月6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上获悉，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强，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3.中国文化中“和谐”的思想，在人类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中有着独特作用与贡献

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理论，为我们拓展国际发展环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进而扩大到对外交往中，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提出了“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原则，在各国反响很大，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在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软实力竞争的时代，在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智慧，肯定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强求整齐划一，承认差异存在，认同多元共存和相互依存。这种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更容易被别的国家认同和接受，更能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对于化解世界各种危机、促进国际合作、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病”给中华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方文明之所以自进入近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就是因为西方文明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提供了价值指引和经验启发。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工业文明所呈现出的弊端和困境越来越多，西方的后工业文明已经不能解决现实中的世界难题。面对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世界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华文明将会给出有意义的启迪。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就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在消除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改善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等世界性问题时，中国传统文化更显现出重大的整合价值，中华文明能够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到来，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间交流、冲突和融合的活动越来越密切，中西方文化只要充分交流，主动融合，共同创新，就能共同担负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中国文化只有在其他文化交流、碰撞和冲突融合中，发挥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才能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积极吸收，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保持民族的独特性。越具民族性也就越具世界性，中国文化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292页。

[2]龙应台：《全球化的我在哪里——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南方周末》，2004年2月6日。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就像空气一样，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实质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品大多是单向输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我们找不找得到西方跟东方、现代与传统、旧的跟新的那个微妙的衔接点；必须找到那个衔接点，才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里，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