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如何继承和创新中国文化，既不是怀古恋旧，又不是一味地西化，而是对其加以合理的继承与现代性的改造。在这里对中国文化在继承与创新之路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一、中国文化的继承

在文化的传承中有被动和主动之分。被动的通常称为沿袭和积淀，往往是隐性的，不自觉的，甚至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动的则称为保持或继承发扬，可以通过自觉选择来实现。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值得保持和发扬呢？若按现在被一些学者称作激进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或20世纪80年代倡导新启蒙的学者们最初的观点，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正是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章太炎、鲁迅、胡适都曾以激烈的言辞否定传统文化。按当今文化趋同论者的观点也应当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将必然出现文化的一体化，各地区民族走向一致的世界文化最终将取代不同民族的文化，那时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都会成为文物或“化石”。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中，又有主张以西方文化价值统一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者和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文化整合论者。

文化相对论者的观点则相反，他们把民族性看作文化的本质特征。有一句著名的流行语叫“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因此，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应是文化的多元化和去西方化。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以此为前提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观点也是从肯定边缘文化价值切入的，由此引发了重建本土文化价值的潮流。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确立文化多元共生的原则，保持以民族性、地域性和多样性为基础的人类文化生态，是实现东西民族之间健康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提。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出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性，也是激发新的文化创造力的源泉。通过不同文化成果间的交流达到的互识、互证、互补，既能展现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魅力，又能推动各民族文化的自我改造与更新。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动态过程”。民族文化固然存在着一定时期的中心文化与先进文化，但辩证地看，没有一种文化是永远领先的。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个民族应当确定自己的文化定位与认同，否则将面临被消融的危险。这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便是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它标志着特定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自身作为人类文明一分子的文化生存权的肯定。一个民族即使暂时被侵略者征服，被外族统治，但只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它将不会灭亡。倘若它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将不复存在，正如邓小平说的将“被开除球籍”。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仍将以中国人独特的智慧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譬如当现代工业文明遭遇到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的矛盾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中早已包含了要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思想方法，老庄哲学中顺应自然和反异化的思想也仿佛对今天的困境早有预见。

二、中国文化的创新

当然我们并非要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地死守传统，拒绝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相反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促进民族文化转型的机遇和创新。我们大可不必将现代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都归结为文化殖民者的渗透与挑衅。只有自觉而有选择地从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才能确保我们这古老的文明不断获得与时俱进的创新动力。

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具有何等深厚的历史基础，如果长期凝固、停滞并拒绝改革与创新，势必要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可能被淘汰。因此，我们如果不从传统本位的阴影中走出来，敢于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中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因素，哪怕是一些曾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就无法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历史告诉人们，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会构成对以往神圣事物的亵渎，都是对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尊奉的秩序的反叛。敢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去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更新，是充满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对民族前途勇于负责的表现。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如果从19世纪算起，迄今是第二次尝试了。第一次文化转型发生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期间，力图改变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模式，建立西方式的工业文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次尝试没有成功。但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为尚未完成的文化转型创造了政治条件。而今天的挑战不再是来自不同民族文化格局及文化差异的外部冲突，是来自内部的文化冲突——现代化要求与传统文化结构的冲突。冲突的主要表现：第一，现代社会个性自主与传统社会群体本位的冲突。第二，现代社会民主精神与传统社会家长制作风的冲突。第三，现代社会法治秩序与传统社会人治习俗的冲突。这些冲突将贯穿中国文化转型的全过程。

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新”的著名观点。这种观点依据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和可相容性的理论，在全面分析和比较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是非优劣后指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干扰，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过辩证的综合，既要走向世界，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的可取之处，又要坚持民族自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进行一种批判性的重建和创造性的转换，建设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既要对自己的本位文化保持高度的自信，又要充分尊重异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坚持采取平等对话的姿态去相互沟通和理解。乐黛云先生提出的以“和而不同”原则为基础的新人文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她认为，“‘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既然能创造震惊世界的古代文化，而且在近代也不甘沉沦，越挫越勇。在人类跨进21世纪的今天，也完全有能力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再展宏图，建设让全世界更为震惊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