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步自封不能带来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因子相互撞击中得以充实、修正、发展的。作为全球两大文化系统的中西文化也不例外。

一、古代中西文化的冲突

早在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时，中西文化的冲突就开始了。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所以自然与本土文化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即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古老的道教宣扬长生不老、羽化成仙，而佛教主张诸行无常、涅槃寂灭，它们解脱的观点截然相反，冲突在所难免。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佛教四大皆空不问世事，这就明显有违于孔子的有才能的人应当出仕为官，有所作为，并且出家也有违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冲突中，儒学立场的人认为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去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违背了孝道；而佛教的出世主义，又不关心百姓，不忧心国家，不事王事、不做主上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所以极力贬斥佛教，称其为夷教胡俗，认为既不合理法，又不合国情，甚至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存在一些这样看法的人，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至五代，有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的历史上称“三武一宗法难”。而每次的灭佛运动都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然，这其中，前两次灭佛运动也就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的两次，纯粹是出于道教和佛教为争夺统治者的崇信，即为了争名分，以便获得正统地位而产生的。唐武宗会昌五年的灭佛运动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仅仅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没有道教人士的参与，而是儒家代表谏议的结果。儒教本质是一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文化，它的包容性和同化性比任何一种文化都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异质文化也都渐渐被改造成了“中式”的。比如佛家的禅学，就是改良的种子，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土壤，为了能继续存活，而演变成国人能够接受的模式，这可以说是遵从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中国在宋明时期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支流渗入中国，这期间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和新兴资本主义不断地发生矛盾，但由于积淀千年的皇权至上思想，使得资本主义弱苗不敢抬起头来，也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只有在福建一带的东南沿海地区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星烛之光。这实质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交锋对质。

二、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在做着夜郎国的酣梦，对一切外在文化充耳不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优越感还余热未尽。乾隆年间，英国曾派使团东渡访华，最后双方因为是否应当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起了争执，最后酿成一次“流产的会面”。阿兰·佩里费特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此做了精彩而详尽的描述，他试图把这段插曲摆在中西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疏远关系的核心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仅在礼节上的争执，而更多反映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猛烈的碰撞与冲突。

妄自尊大自称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在当时甚至很难接受对外国文化的褒扬。光绪二年（1876）大臣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写下评论，大约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结果引起京中满朝士大夫们的公愤，人人唾骂，日日参奏，直闹到奉旨毁板才罢休。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陆续砸碎了封建主义的牢笼，纷纷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渐渐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济上也由农业向工业转变，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资本主义自身的性质要求资本和市场的扩张，因此，西方列强凭借其武力在世界范围内占领市场，攫取资源，分割殖民地。而当时的中国正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是一只待猎杀的肥羊。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西方国家不仅是强硬的军事入侵，更是一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炮轰，直接引发了直到今日仍在继续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带来了比军事侵略更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西方的优势和主动充分告诉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在不同的力量对比下，没有所谓的平等，即使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国人看清了自己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擦亮眼睛，才开始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热潮。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卫道士们仍拒绝革新，就像久居牢狱的人不能直视户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只会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眼睛的脆弱，看到自己的尘埃满身，闻到了自身将腐的气息，无法适应，因此想方设法阻止甚至镇压，中国文化内部又引起阵阵骚动。五四之后，青年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快，因此又造成了社会上家长与子女间的较大的矛盾与冲突，像巴金的《家》里的两代人思想的激烈冲突，酿成流血与死亡的悲剧，表面上似乎是代沟，其实际是异质文明带来的青年们的觉醒和对陈腐势力的自觉抵抗。

近代中国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冲突”。梁启超在一篇报馆文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中西冲突做了总结。中国人首先是在器物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因此引入坚船利炮，甚至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展到同治年间借外国的兵力来平定国内之乱。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开始搞洋务运动，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其次是从制度上感觉到中西方的差异，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残存的旧势力虽然看似衰败，却如九足之虫，关键时刻的顽固的抵抗力和反戈一击使立志革新的青年志士们措手不及，惊惶中放弃了革命。

三、当代中西文化的碰撞

直到新中国成立，因为体制的不同，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被简单地当作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凡是西方的都应当受到批判，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简单地归为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无法以正确的态度去分析对待。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生活方式等依然被年长的人所排斥。

美国的战略学家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未来的世界有九种文明互融交织，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而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是一场文化方面的较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的言论仿佛一记重锤，看似危言耸听，但仔细分析却也不无道理。多元化是逐渐产生的过程，它的发展犹如山间溪流，逐渐地汇集成河流直至成为长江巨浪，一往无前。所有追赶不上现代化的事物自然被甩在后面，任何事物滞后于发展就会被抛回历史的垃圾箱。21世纪是各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舞台，各民族文化都有可能大放异彩，在世界的天空里争相辉耀。在世界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冲撞是不可避免的。

曾几何时，很多西方人对儒家文化持批判的态度，甚至带有攻击性。如德国的马克思·韦伯曾猛烈地批判过儒家文化，认为“中国人具有特有的冷淡、克制的待人接物态度。即使是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与此相关的是习俗理解的循规蹈矩以及对神怀有的自私的恐惧，这都是儒教与道教所造成的。许许多多无法估量的礼节上的禁锢，伴随中国人的一生。那些琐碎到任何一个细节都牢不可破的繁文缛节，构成可供民俗学家研究的一座宝库。儒教的礼节理想，不总是以习俗的形成，而是以他的‘精神’发生影响。这种理想审美式的冷淡气质，使所有由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义务，尤其是慈善的义务，僵化成象征的礼仪。另一方面，神灵信仰则将氏族成员结合得更加紧密”^[1]。并且他断定是儒家文化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而致使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批评家们对西方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个人主义和实利主义也颇有微词。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具体体现在：整体和个体、悟性与理性、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中国哲学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整体协和的哲学形成了一个整体思维。就像汉字，对它的认识始于形状，以形表意，整体认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汉文化的整体思维模式起着凝化和定型的作用。而相对来说，西方文化发端于游牧和航海文明，它的人神分离的宗教文化和注重逻辑推理的思辨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任何事物只在个体对立中存在；个体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未知，不懈进取才可能自足和进步。因此，西方哲学在知识论、科学实证论和逻辑学等方面都不断取得进步，同时，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呈线状的递进式，它的这种特点和时间先后的分析式认知模式，也对西方人的个人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都在进行日趋频繁的交流融通。能够认清文化交流的本质以及不同文化的特色和差异，建构起文化的相互认可、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交际观，不仅可以完善和发展本民族文化，还可以提高自我文化认同，顺应多维社会的变迁，并对人类文化有一定的整合，解读世界文化的内在统一秩序的密码。文化价值的交融和渗透是它的总体趋势，这期间产生的文化碰撞和交流失误也不可避免，这是由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性决定的。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在增强，更多的西方新事物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国家、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与日俱增，我们不断迎来一个又一个感觉新鲜又陌生的面孔，与我们的习惯和生活思维方式迥然不同，出现文化冲突在所难免，这是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首先是思维模式上的冲突。东方注重表现直觉整体性，而西方更偏重于逻辑和分析；东方人侧重伦理道德，而西方多数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地对待事物；西方人更尊重别人的隐私，时间观念严谨，遇到纠纷首先想到依靠法律解决，而不是像东方人侧重于寻找群众舆论的帮助。中国人很多时候倾向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容易用“宽而不苛”的态度由己及人，不拘小节，因此东西方交流可能容易产生误会或者分歧。

中西方的价值取向与评判标准各不相同，中国人重视“和”与“同”，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而西方文化鼓励独立思考，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对中国人来说，明目张胆地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国人将“面子”看得高于一切，并且直到现在也仍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人民，很容易油然而生自豪感，这固然是一种爱国之心，但历史悠久，文化昭昭，这种自豪过度就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从而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变得盲目自大。相反，西方人更注重实质的东西，对仪式性的东西不太重视。

中西方人在伦理和法制观念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中国人在调节个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一般要侧重于在伦理道德上考虑，而疏于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思考；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更多侧重于法律。“伦理至上”的观念始终盘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如果发生纠纷，中国人首先想到如何获得周围舆论的认可和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标准，因为群体的伦理观念在中国人看来有着极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西方人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因此在国外很多个人和公司都聘有法律顾问和律师，而律师的作用很大，因此属于高收入人群。而中国人习惯于通过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化的作用，因此年高德昭者倍受尊重。另外，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有一些沉积在人们的头脑中，譬如，社会等级观念上的平均主义倾向，现在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中“官本位”的思想十分突出，使一些人敢于践踏法律而寻求可以依靠的后台，这些痼疾如果不及时根除，容易成为滋养腐败的温床。中西方的这些差异在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甚至有些时候成为沟通的障碍，但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以及知识语言等大同化发展，各族人民都会渐渐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不断进步，从而达到进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