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亚洲的东部，遮天蔽日的高山峻岭和无边的戈壁沙漠将它与欧亚大陆的西部遥遥隔开，是不是也因此隔绝了两地的政治思想文化交流，而各成一体了呢？显然不是，自古以来，中西的文化交流就如流水般绵绵不绝，这不仅可以在考古学那里得到证明，而且各样的文献资料里也都有相关记载。

一、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

中国在西方古代被称为丝国，《圣经·旧约·以塞亚书》中称中国为希尼国，也就是丝国的意思。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考古学家在一个古墓中发现了公元前500多年前的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在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安息人穿着中国的丝绸衣服。古希腊艺术作品中的一些雕像，有些穿着透明衣服的，也被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的丝绸制品。

而古代中国也有西方文明的遗迹，比如，现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古和阗国旧址发现了一种和田马钱，它综合了古中国和古希腊货币的两种文化特征，是公元前300多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产物，虽然他本人并未跨过印度河流域，却因这次东行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遥远的西方文明，使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化相遇、相融，这种和田马钱便是它们结合的产物。

另外，1954年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蓝琉璃碗，是两千年前我国和古罗马帝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从马其顿亚历山大时期开始到后来的古罗马人，一直都希望能够打通同中国的陆路贸易通道。在古罗马时代，商路掌握在大夏人和安息人手中，古罗马时终于打通了到印度的通路，同在那里的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一直到安东尼时代，罗马帝国的辉煌时期，有使者来到中国，当时正是汉恒帝时期，这也是中国正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欧洲使者的正式访问。

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长安始发，经河西走廊，越过天山南路，直达中亚、西亚，进而连接起欧洲大陆的陆路通道。在这条道路上，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西方的物产也次第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西方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这条闪耀着文化交流光辉的道路为“丝绸之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国与亚洲和欧洲各国家友谊的桥梁，它的开辟，加强了中国对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中国的丝绸深受西方人的青睐。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后期，希腊将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这个王朝十分热衷对外贸易，在他们进口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是最珍贵的货物，一直以来，都是用来给那些国家王宫里的后妃们穿着的，或者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寺院才有资格用中国的丝绸来做装饰。

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的恢复，始于汉光武帝时期，班超出使西域30年，他的出使令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在出使期间，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就是当时的罗马。虽然没有成功，但紧接着就有一支马其顿的商队从西域穿过塔里木盆地来到中国，将往来的信息带回西方。这段历史记载在地理学家托鲁米的著作中。

西汉张骞出使之后，西方杂技、魔术的传入就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记载在中国许多史籍当中。《史记·大宛列传》说，安息国的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这里的“善眩人”实际上就是魔术师或杂技表演者。《魏略·西戎传》中说：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还谈到了东汉安帝永宁元年，东南亚的掸国国王向汉朝“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古罗马帝国。从这段资料中可以知道罗马传过来的魔术杂技主要是跳火、跳丸等，在古代看来那些都非常新奇有趣。经常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几张桌案重叠在一起，演员倒立在上面做出优美的造型，甚至有的在手中或头上顶托着碗等器皿，令人拍案叫绝。当时这种杂技叫“安息五案”，“安息”二字就表明是西方传来的技艺。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楼兰遗址上，发现了东汉晚期的一块彩色缂毛残片，上面印有古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的神，还是众神的信使，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即使今天，在很多国家，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象征或标志，比如美国军医部队。由这片羊毛织品残片上完整的双蛇杖图案，就可以推断出东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还有清代光绪年间，曾在山西发现了罗马古钱，应当是两汉时期的古罗马钱币，这些文物都足以证明中西交流时间之早，范围之广。

199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出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营盘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从营盘遗址出土的文物约400件，既有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中亚、西亚的装饰品，甚至还有地中海地区出产的。这些文物的发现充分证明了古代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公元226年，一批古罗马商队来到了当时吴国孙权的统治区，受到了热情的接见，他们向孙权介绍了古罗马的风物人情。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国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外文化的交流。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唐宋之际，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丝路”贸易往来频繁，交通发达，不断有阿拉伯人不远万里踏上中国的土地。到了宋王朝时，更是指定广州、泉州、杭州等城市，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古时的杭州是丝、瓷、茶的大宗出产地和集散地，那里有很多阿拉伯商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中国在唐以前的历朝政权，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进行对外交流，虽然历史上很早就有海上航行，比如周代时，就有商纣之子武庚渡海逃亡的传说，到秦时又有徐福东渡扶桑的传说，汉时还有甘英远航到达波斯湾等种种关于出海的说法，但相比丝绸之路的大规模的贸易交流来说，海上交通则显得微不足道。在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大唐联军在中亚的恒罗斯战役中惨败给了黑衣大食的军队，中国从此逐渐丢失了在中亚的宗主权，丝绸之路开始受阻。不久后的安史之乱使唐朝无力再争夺西亚，并且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开始主要倚重于东南沿海的海运。海上运输日趋繁荣，而且，唐时对外文化交流极其繁盛，那时有很多国家都派遣留学生踏足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文化。李白曾有一首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晁衡就是日本来华留学的阿倍仲麻吕，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学，和当时的李白、王维大概同岁，他们志趣相投，经常聚在一起畅谈游玩。这首诗是写于李白惊闻晁衡归国途中遭遇海难时，字里行间的深情挚意，成为中日交流史册上相当深情的一笔。

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与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福世界，四大发明广泛流传使世界文明前进了一步，也印证了早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早期欧洲人的火器跟中国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唐代时发明火药，后来传入阿拉伯，被称为“中国雪”，直到后来传入欧洲。元朝时，东罗马商人不断来到中国。中国的丝织技术和造纸术由他们传到了西班牙，后来又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欧洲，中西交流更加繁盛起来。而指南针的发明则极大地促进了海上的运输，海运在宋元至明初之际达到巅峰。特别是自公元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至公元1433年（明宣德八年），进行大西洋之旅的郑和，比西方的远航要早上几百年，可惜的是，这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远洋航行，竟成为我们航运史上的千古绝唱。梁启超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国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自郑和到清末，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官方远洋航行，尤其是明嘉靖元年（1522）开始实行的禁海政策，连民间出海也被禁止，海洋贸易往往只能以走私的方式秘密进行。

在唐以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国家政策上，传统的儒学更加敦厚、谦恭和开放。对于对外交流，他们都能以一种平和的态度接受与支持。但是，后来北宋的灭亡导致儒学思想风格开始转型，愈来愈趋于内向和保守，进行了深刻思考后的儒学大师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各种变法与维新，并把这认定为是国力衰微的原因，而后他们进行道德重建的实质就是封闭自己，隔绝外界。自此，后代理学家们愈演愈烈，都沿承这一思想，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中国的瓷器一直深受世界各国人士的喜爱。16世纪，西班牙开始在太平洋航线上大量运送中国货品，后来葡萄牙、荷兰等国也同中国有了大规模贸易交流。起初是丝织品和茶叶，到17世纪中叶，瓷器则成了大规模出口的商品。18世纪时，中国瓷器在西方已经占领了极大的市场。中国的瓷器成为西方贵族的收藏品，用以展示和炫耀身份，像法国路易十四就有一个瓷宫，专门收放他的中国瓷器，波兰国王也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上好而下传，收藏中国瓷器成为一种风雅的时尚，那些贵族、夫人甚至文学家，都不惜重金用瓷器来装点门面。比如，法国作家莫里就是个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现在有美术界公认的说法，中国瓷器上的精美图案，影响了文艺复兴以来代替了巴洛克艺术的罗可可艺术。

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文化的媒介。有人说，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耶稣教士则在中国发现了东方文明。1598年，利玛窦把中国的“四书”译成西文，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200年间，儒学对欧洲的影响日甚一日。第一阶段是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开端，1582年，利玛窦随范礼安等耶稣会士，从印度果阿出发来到了澳门，经过严格的中国语言、文化训练之后，于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江而上，进入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肇庆。从此，利玛窦开始了他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一生，基督教同时开始了第三次向中国传播，翻开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崭新一页。利玛窦在1601年应明万历皇帝之诏住进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生活了28年，为传教历经艰辛，他尽心竭力研读儒家经典，李贽曾评价他说“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标致”的人物。利玛窦穷其一生都在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阶段则是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与中国清朝皇帝康熙进行“对话”为起点的第二次西方教义的传入。

虽然宋以后开始，尤其是清朝时，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并且曾对那些主张交流开放的进步人士进行阻挠与迫害，但也正是这段时间中西方交流的范围和程度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当时清政府的很多用具都来自西方，比如慈禧时期，照相等先进科技已经传入中国。据载，同治帝的一个妃子甚至让家人在京城开了一家照相馆，因为她喜欢这种西洋玩意儿。同时，手枪、西洋大炮等先进武器也渐渐在中国军队中开始应用。中国哲学家张西平先生在《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中曾经用很形象的说法指出，在400年前的这场文化交流中，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这些论断有别于当前很多学者的观点，这种说法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证据，更需要勇气，可贵之处在于对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西方文明前的妄自菲薄态度的一种更正。

在对外交流中，中国习惯妄自尊大，经常采用以华变夷的辐射方式，故步自封，即使接受外来文化也主要是印度等国那种东方式的，而且是把它作为我国文化的一种补充或者是附属，绝不能改变我国的文化主体。所以长期以来，夜郎自大使得国人陶醉在上国繁华美梦之中，直到鸦片战争的大炮，惊醒了我们沉迷已久的酣梦。为强国自救，国人开始被迫接受西方传来的异质文化，这种陌生的，但物质精神明显优越的文化让进步人士开阔了眼界，并真正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陈旧与不足。

二、现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

1919年五四时期，掀起了思想革新的浪潮，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大震荡时期。凡是西方的都被称为新文化，被人追捧学习，与此相反，未尝经受新鲜浪潮洗礼的文化一概被称作“旧”，被打入冷宫。中国大批留学生先后在国外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文化，回国之后都各有建树，成了各行各业的首领大家。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全民抗战时期，国人苦于内争外战，但这时的文化交流也不绝如缕。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西方的种种历史经验作为借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交流再度勃兴，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空前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极端倾向。当前，国人正客观评价种种文化的优点与弊端，开始将引进、融合与创新并举。我们缺少的而别人有的，并适合使用的东西，我们拿过来为我所用；能够弥补我们不足并适于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就整合原有的，使之更完善和科学；如果我们没有，而国外的又不适合我们，就自主创新。采取这种三线并行的正确态度，使我们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文化如此，科学技术和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果。在新时代下，合作共享是发展趋势除了文化经济方面的不说，连中国传统的五伦之一的婚姻也开始了全新的“对外交流”。随着涉外婚姻的不断增加，文化上的隔阂也会逐渐被消除，如雨水落进大海，不着痕迹。

世界普及英语的热潮，以及电脑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利用互联网，纵横千万里如在目前，高山大洋空间的阻隔都形同虚设，任何两地的人们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交流信息、对话、共享资源，地域的界限与文化的隔阂日趋模糊。

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异军突起，世界又开始掀起了儒学热。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难以掩蔽它积淀千年的智慧和魅力，对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不仅有直接的劝诫作用，而且还与西方文化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早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决定推动“孔子学院”的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海内外议论纷纷。世界各大报纸竞相评议。其实，“孔子学院”有明确的性质定位，即“在全世界推广汉语”，学院为“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机构”。因为随着汉语的普及，中国文化必然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据保守估计，目前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3000多万。尤其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国语种。在法国有百所大学设有中文课，在韩国也有百所大学有中文系或中国语系。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建立了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2004年11月在美国境内开始筹办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2005年2月1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正式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是欧洲首家孔子学院。2005年3月10日，布鲁塞尔孔子学院是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二所孔子学院。2005年12月19日揭牌的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是非洲第一家孔子学院。截至目前，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的孔子学院，已发展到42所，覆盖全球五大洲，预计未来几年将达到100所以上。作为中国政府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国家项目，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如今，借助现代交通和传输工具，一生未跨出山东、河南的却梦想“乘桴浮于海”的孔子，终于可以走向五大洲，让各国朋友了解他的学说，了解他的后代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所奉行的思想道德，他终于可以赞叹这个世界的广博，也实践他的梦想。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而且在促进各国可持续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以及解除贫困、维护和平的力量日益强大，这些因素都推动“汉语热”的学习浪潮不断高涨。儒学传统的好多经典内容依然可以为今天这喧嚣世界提供一些指引，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把哲学思辨、道德修养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的文化；对东方几千年历史文化等各方实践成果的抽象；是对东方人类精神活动和精神走向的概括与总结。当然，它也必然包括普世原则和人类的理想成分。特别是尊重人性、人性的回归以及人的社会责任方面的思想，与世界息息相通。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至今这种敦厚、平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依然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条。世界很多学者都开始分析评判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关注和研究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原因，努力想要得出答案。诚然，现代中国是过去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人积淀千年的智慧与思想依然遵踏着圣哲的步调，只有连纵过去与今天，才能分析评判得准确。得出正确答案的人，其结果是越来越信服于古老的东方智慧，甚至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易经》引入他们的管理理论之中，小到为人治家，大到公司管理，直到国家为政方方面面，都可以寻觅到闪亮的可供借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