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1.哲学在20世纪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哲学在现当代有些西方学者的眼里已经是不必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认定西方哲学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哲学了。因为西方哲学家最关心的是外部世界的问题，诸如地球究竟是方的、圆的还是其他的什么形状，人在世界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动物界、植物界究竟是怎么回事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很多被科学解决了。分门别类的科学一步步解决了从前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之类的哲学问题，结果，哲学本身被各门学科所肢解。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已经分门别类地、相当出色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哲学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包罗万象地解决一切学术问题了。如果只谈某个专门的或具体的问题，哲学家一定没有这些方面的专家、科学家了解得多。哲学家似乎样样都懂，可是却样样都不专。因此，西方哲学家感到失去了自己的专门领域，自己的地盘被各门具体的科学取代了。有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已经面临死亡，它的基本命题已经被近代科学解决了。那么，哲学还剩下什么地盘呢？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就是语言批判，那么哲学还可以从语言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当人们用语言来表述哲学思想的时候，语言的表述本身是不是靠得住，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哲学至少还有这么一个地盘。其实这个地盘也不是完全属于哲学的，因为语言学自身也研究思维问题、逻辑问题。语言学和逻辑学也都成了独立的学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显得好像没有栖身之地，确实面临着生存问题。正是在这种格局下，我们看到中国哲学的必然崛起。因为，如果说哲学被许多其他学科肢解了的话，有的学科仍然可以划归为哲学的主要地盘，比如研究道德伦理、人生意义的学问，即伦理学和人生哲学，还是哲学的大本营，因为这一领域很难为其他科学完全占据。而这一领域在古代世界的真正霸主正是中国的古典哲学，道学、中国化了的佛学，尤其是儒学。这样一来，中国的哲学倒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哲学的真正的主人翁。

从另一方面来说，哲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为什么呢？正因为哲学是一种统帅性的学科，在古代就是包罗万象的，由于后来的科别分类太发达了，它才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重要，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各门科学只是“学”，而哲学是“学之学”。科学是各种具体的理论，而哲学是理论的理论，这里有层次关系，有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哲学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学科。科学多是分析性的。人类不光需要有分析性的学科，还需要有综合性的学科。所以，哲学必然还要存在，而且还很重要。我们不能只让自己成为某种专业或具备某种专长的人才，我们还要试图成为一种通才，必须样样知道一点，即使知道得不是很深，也应该知道。只有统观全局的时候，才能对具体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你要知道某种知识的整体框架，必须在框架之外才看得清其轮廓。你要知道什么是局限，必须知道什么叫不是局限。哲学就能起到这种从高处俯瞰各个学科的作用。

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能只好用哲学来解决了。比如，道德、审美方面的问题，人生的意义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些问题很难用科学来解释。中国哲学中真正占主流的是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它们在这方面发展到了很高的高度。

2.中国哲学：安宁快乐的人生哲学

中国哲学中的人生哲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是一种安宁、快乐的人生哲学。比如老子认为，人如果想生活得快乐，就必须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首先要不争、节欲、处柔，或者叫作知足常乐，这是最典型的说法。他希望人能永远快乐，他告诉你方法。怎样才能快乐起来呢？首先要学会知足，只要你知足了，快乐立刻就会到来。列子的《杨朱篇》看破生死，有纵欲的东西存在里面，鼓励人放心大胆地及时行乐。说人生很短暂，生命很宝贵，人应该赶紧利用这个时间，该快乐就快乐，而且不要追求虚名，帝王将相归根结底都是要死的。他宣传的思想是尽量使你自己感到快乐。

孔子其实也是这样的。翻开《论语》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就是快乐的意思。他还有很多说法都是关于快乐的。《论语·先进》篇中的季路说：“敢问死？”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意思是，连生的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研究什么有关死亡的问题，不管！死这种东西既然你还没有经历，就不要管它了，你就只顾眼前吧！这样的观点确实很实用。孟子也有类似观点。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就是要从体认自己的良知本性的过程中得到快乐。西方人也讲究反省自己，想不断地解脱自己；西方人反省和解脱的结果是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于是更加痛苦了。原罪说根深蒂固，越要解脱自己就越发现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是中国圣哲不主张这样，主张反身而诚，就是不断发现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德行，然后感到快乐。与西方人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自称安乐先生，写有《安乐吟》：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为快乐人。将快乐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王阳明的弟子王心斋专门宣传明哲保身的哲学，《乐学歌》提出“人心本自乐”。人心最根源的东西就是建筑在快乐上的。

禅宗也是这样的观点。禅宗中有修养的人，他的痛苦比常人要少得多，因为他总是通过白净心意的办法尽量把烦恼去掉，不去自寻烦恼。读《六祖坛经》，有云：“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六祖主张：“白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做到念念清净无染，明心见性，就能够顿悟，就能够破除一切烦恼，最终获得永远的快乐，乃至成佛。汉语中有一些简单的口头语也往往暗藏这样的思想。比如“舍得”，只有“舍”，才能“得”，没有“舍”，就得不到。“舍”就是损失、丢弃，即一旦丢失了什么东西，不要感到痛苦，可能反而是快乐。所谓欲得必先舍；得者必失，失者必得。康有为也是一位去苦求乐的哲学家，梁启超称他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

哲学家们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受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文学。文学家中，比如李白，他是豪放派诗人的代表。他的大量诗都涉及饮酒作乐，他的主题考虑的也是这一辈子怎么才能过得比较快乐，怎么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身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家都知道。极端一点的如关汉卿的名篇《不服老》，则完全是及时行乐的典型写照。

3.西方哲学：死亡和痛苦的哲学

尽管西方也有追求快乐的哲学，但没有成为主流。西方哲学在人生哲学上正好与中国哲学相反。例如，伊壁鸠鲁就讲过：“解除对死亡的恐惧，快乐地活着。”他发现西方人对死亡过分恐惧，认为只要解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就能快乐地生活。这表明当时的西方人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他想以一种享乐主义来抵消这种恐惧感。只是他的主张并未成为主流。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研究死亡和痛苦。柏拉图认为，研究哲学就是进行一种死亡练习。所以，他的哲学的主题与死亡无法分离。斯多葛是古希腊的另外一个哲学家，他的格言是：只有准备去死的人，才是自由的。如果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随时准备去死。这一点当然没有多少人能够办得到；这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中世纪非常有名的经验哲学家奥古斯丁则说：“我看到的一切只有死亡。”霍布斯是另外一个哲学家，他也认为怕死使人们倾向和平的情绪。人类倾向和平并不是因为人类本性是善良的，而是因为他怕死才这样做的。卢梭认为老年人要学习死亡。狄德罗的话说得令人难以相信：“死亡对我来说快乐无比。”他越这样说，就越是反映出他周围的人把死亡当成非常恐怖的事。尼采、叔本华都是举世皆知的悲观主义者，对死亡和痛苦研究得非常深。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取向同样反映在西方文化中，最明显的反映也是在文学中。哲学取向方面侧重死亡和痛苦，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一定会形成悲剧性作品兴盛的格局。西方的悲剧文学之所以比中国更发达，其深层原因可溯源于此。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这三大剧作家，他们的悲剧最有名，其成就超过了喜剧。到现在为止，西方人还是认为他们戏剧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悲剧上。但丁的《神曲》也是重点写死亡的悲剧性的东西。歌德的《浮士德》，看起来有追求快乐的成分在里面，但他写的主要还是痛苦，写人的灵魂的发展过程。追求知识本身也给浮士德博士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追求到真理；不能追求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还是觉得是一种痛苦。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成就也是悲剧。他的四大悲剧都深为大家熟知，其代表作就是《哈姆雷特》。西方人所谓的悲，不是中国人的那种悲哀，而是一种悲惨，让人对命运本身充满恐惧。西方悲剧作家想达到的就是这种效果。莎士比亚的很多戏剧作品的主题也是这样。

可以说，西方哲学是让人们学会痛苦，学会恐惧，并以这种方式来激励人生。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没有经过考察，就不知道结果，必须要考察一番。而西方人考察的结果却发现人生是痛苦的，好像还是不值得过。

二、西方：征服外部自然；中国：征服内心自然

我们习惯于说西方人执着于征服自然。但什么叫自然？中国人不仅把外部世界看作自然，而且把内心世界也看成自然。西方人讲的自然通常只是外部自然。中国人不强调征服外部自然，强调的是征服内心自然。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怎么和谐？通过什么东西和谐起来？和谐不是直接和外部世界对话，而是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内心有什么东西呢？就是原初的欲望。这些欲望严重地干扰着人类本身，人类本身有强烈的本能冲动，只有通过禁欲或者节欲来解决这个问题。老子提出了他的方法：去知，去欲，加静坐（玄览静观）这三种方法。这些方法指的是，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部淘汰掉；知者，智也。工于心计或心机太深，均难以获得真理。认知能力本身也是一种障碍，应该一切圆融无碍，顺其自然，不要刻意求解。人还应尽可能把自己的欲望去掉，或者至少节制好。只练心性德行还不够，还要有实实在在的修行实践功夫，比如还要采用静坐的方式，逐步控制精、气、神，练神还虚，所谓“致虚极，守静笃”，最后慢慢达到与内外自然界贯通，契悟大道。

西方人把战胜外部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方向，所以，纵欲也是必然的要求。比如，对权势的追求，本身的恶的因素也必须多一点，必须要多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而外部世界的法则是弱肉强食，所以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强者，就必须残忍，就必须尽可能改进自己的攻击手段。这样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导向必然使得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尤其是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因为这些都是让人强大的必要的手段。

而中国刚好压抑这些手段。因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是改善自己的内部世界、内部自然，这些与西式科学技术的联系要小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与人的德行的发展成反比，奇技淫巧容易使人产生坏心眼。自然而然地，中国传统文化要压制这些东西，但是也不是完全压制。比如，农业和医学方面的科技还是不压制的，这是中国哲学征服内心自然所要求的文化逻辑。

如果把这些不同的体系——佛、道、儒、西方的科学——组成一个结构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文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虽然表现的程度不一样。如果用一个序列勉强表示出来，就是：西方科技—儒学—道学—佛学。愈往左端的环节愈有助于对付具体现实生活问题，愈往右端的环节愈有助于对付内心德行问题。

总之，就其大体而言，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而西方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物。

三、中国气功与中国古代哲学

要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比如说要真正理解什么叫“道”、什么叫“气”这些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就必须学会静坐，或者通俗的说法叫学会气功，否则，就只能非常肤浅地跟着人说“气”呀“道”呀这类术语，却从无真正的体验。简单点说：不懂得中国的气功就难以真正懂得中国的古代哲学。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气”的字眼都不是说着玩儿的，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东西。一个从来没有体验到“气”的学者要去理解“气”、阐释“气”，可想而知会闹出什么笑话。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有着何等重要的区别：西方哲学往往是纯思辨性的，中国传统哲学则是思辨性和实践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哲学家可以完全由概念入手，逻辑地建构起哲学大厦。像笛卡儿那样经由“我思故我在”这么一个简单命题就可以推演出他的整套哲学体系。而一个中国传统哲学家，比如说道家或佛家（包括禅宗弟子），在讲理论的同时还要身体力行地修行（修炼心性、改进习气、呼吸吐纳、静坐练功等）。王阳明授徒时强调必须半天学习，半天练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家的治学方式。换句话说，理论和实践是打成一片的。就道家和佛家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心性如果没有达到某个层次，那么他就无法窥视到那个层次的“道”。明心见性、开悟，这些高层次的东西都是和人本身的心性层次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诚然不多西方式实（物）验科学，但有自己的体验科学。气功就是这样的体验科学。（1）气是人体与宇宙的自我协调结果；（2）气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微粒，又是场；（3）气场是无穷无尽的，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宇宙（模型）是无数气场模式交织的整体；（4）就个体意念场运行机制而言，先天的种子识可以有若干意念场，如食欲意念场、性欲意念场、权欲意念场等；（5）上述三个意念场又次生出更多的意念场；（6）三个意念场互构互动互生，互为主从（依条件）；（7）三个意念场的繁衍结果又会压缩、互构，反馈回种子意念场（第八识）。

有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就可以做简单的中西哲学概念比较了。

中国方面：主要是气一元论（老子道气同根；庄子：通天下一气耳）→场论→波象（综合性）→统一场。

西方方面：主要是原子论→粒子论粒象（分析性）→统一场[找不到终极单子，原子（无穷），中子、质子、光子等200多种基本粒子，J粒子，Y粒子等]。

当然，西方也有类似气一元论者，但是从未成为主流。

从中西数千年来的哲学、文化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现象，即哲学认知上的先入为主论：欲得场者得场，欲得粒子者得粒子。中国文化更多地趋向于向场论方向发展，于是其哲学、医学、美学、政治、经济……几乎都呈现出以“场”为主要特点的现象。这样的文化往往多综合性、整体性。反之，西方文化则更多地趋向于向原子论方向发展，于是其哲学、医学、美学、政治、经济……几乎都呈现出以“原子”为主要特点的现象。这样的文化往往多分析性。这样的区别很容易把握，也很方便我们很快找出中西文化的本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