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与道德伦理同源

西方哲学主要是跟智性科学同源，而中国哲学则主要是与性理科学或者道德伦理同源。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国的哲学家不必一定是个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什么是性理科学呢？以儒道两家为例，可以提到三个主要概念：性、理、气。它们是双向的。气可以发展为性，性也可以向理的方向发展，这三者是互相贯通的，但是它们的表现形态不一样。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专门练气功，能练得跟婴儿一样吗？很难办到，你要花力气去做。理和气是同根的。《庄子·知北游》也谈道：“通天下一气耳。”整个世界由气这样的东西贯穿了起来。气与人的气，元气、真气也是贯通的。理也不是简单的理，而是包括天理、法理、情理。性包括德行、本性。气包括真气、元气，一方面贯通外部世界、宇宙，同时也是人体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天地同根，根在哪儿？根就在气上。中国传统哲学与这种研究理路同源。它们的整体构成中国哲学的“理”。因此中国哲学不仅仅是思辨的，更重要的还是实践的！庄子不但用文字说“通天下一气耳”这种理论性的东西，他还要身体力行地静坐练功，实实在在地去体证气这种东西。理论和实践是打成一片的。所以老子的《道德经》一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这种东西可以说，可以讨论，但这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还不是真正那种实实在在的永恒的道。要得到真正的道，你得“致虚极，守静笃”，静坐练功去体证它。

对于西方哲学上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这样或那样地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的话一语击中了西方哲学的要害：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但对于传统中国哲学而言，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谓之理事无碍，体用一源。中国哲学家虽然也这样或那样地解释世界，但他们更注重改造自己的身心。身，指身体；心，指心性，德行。换句话说，修身养性，注意道德伦理的升华，是中国传统哲学大大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

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

中国的天人合一论的产生，首先是因为有相应的地理环境作为背景，其次是其所处环境的语言文字诱导发生的。这样的思想必然要产生，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构造也可以找到某种契合。换句话说，象形文字和形声字也可以诱导中国人产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天”，第一，可以指上帝、神。在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老百姓心目中，“天”往往指的是上帝或者神。第二，“天”可以指天命。第三，“天”可以指某种最高的原理或者天理。“天”至少包括这三方面的含义。因此“天”不是简单的指天空的天。在中国哲学里，“天”主要指神、天命、天理这三个方面。老子《道德经》提出“道法自然”，到最后把自然看成是最高的东西。把“道”作为模板来仿效，即顺应自然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孟子的“天”主要指最高原理，他提出：“尽心知性则知天。”性指本性。孟子的意思是，通过主体内在的心性上的锻炼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养“浩然之气”的“养”也是一种气功形式，包括静坐之类的功夫。气功历史悠远，老子的书中也有大量关于气功的经验之谈，但是气功在老子之前早就有了。老子自己也说，这是古已有之的。

荀子的“天”的概念指的是自然界。

汉朝的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把“天人合一”这几个字连起来使用，董仲舒是最早的。以前的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但是说法不是那么明确。董仲舒这里的“天”指的是上帝和青天，有神的含义。董仲舒论证他的观点，认为天和人是相类的，天有什么样的特征，就能反映到人身上来，即人和天之间一定有某种对应的东西存在。比如，人有五个手指头、五个脚趾头、五官，天有五运六气，天和人之间确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联系。五运六气对应人的五脏六腑，这种对应说起来很有道理，是一种宇宙全息论学说，即宇宙内的一切事物之间（比如天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契合、互根互构、互补互彰的关系。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和整体之间没有契合关系是不可能的，就像子女身上不可能不承袭父母身上的若干因素一样。

宋朝的张载则明确用“天人合一”思想来反佛教。因为唐朝以来，佛教在中国特别兴盛，影响到儒家理论独尊的格局，儒家中的一些学者奋起辟佛，试图保持儒家的权威地位。张载反对佛教，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存在，否认自然界的实在性。张载认为，天和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人是客观的，天即自然界也是客观的，合而为一个整体，“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指天地，是我们的父母。“民胞物与”的意思是老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张载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包括动物、植物等，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要加以爱护，这是典型的生态学思想。

在中国哲学中，除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占主流之外，当然也有相反的思想。实际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这样的，即总是有两种相反的思想存在，其中一种思想是主流，另一种是支流。所以中国学者中也有主张天人之分，而非天人合一的。当然他们讲的天人之分也不完全是天人之分，而是想兼顾两种状态。例如，荀子就说过，了解天人之分者才是最高的人，就是不要只讲“合”的方面，还要讲他们的区别。刘禹锡也谈到“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他认为，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一些特点超过了人，人的一些特点超过了天。天和人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长处。同时，他还讲天的特点是生长万物，而万物是弱肉强食的。人的特点是讲道德、法律，这一点就把人和天区别开来了。按照进化论的法则，弱者必然被强者淘汰。但是按照中国哲学的观点，人不能与自然界相同，不是弱肉强食，而是恰恰相反，人类用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待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对弱者要尊重、怜悯。被尊重者受到尊重不是因为强大，而是要看他是不是善良，德行是不是高尚。

天代表客，人代表主，这种主客的说法在中国哲学中也是很常见的。有时候也有“体”和“物”的说法。“体”就是指主体，指自己，就是指人；“物”是指万物、客体。严复的翻译著作《群己界权论》，“群”指社会，“己”指个人，“群己界权”就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利怎么划分界线或者说权利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怎么分配。“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意思是中国人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主要考虑天数、自然之力，认为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过程，如果气数已尽的话，再努力也没有用。气数未尽，则总可苟安下来。而西方人认为，万物发展虽然有规律，但是人还是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克制客体，战胜天，必然中有偶然。要努力通过人力来达成一件事。

三、中国哲学里的心物关系论

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如果把“我”当作“心”的话，万物和“我”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汉朝的董仲舒，通过五运六气来解释天和人的关系，有天人感应的因素在里面。他认为，天有意志，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来发挥其主宰自然和社会的作用。心物之间有全息对应关系。

宋朝的哲学流派，一个是心学学派，一个是理学学派。心学的陆九渊，他与王阳明是同一派的，在心物关系上，主张“心”是主要的一面，认为“心外无物”，心即理，性即理。心本身包容的东西就是理本身，人的本性也就是理。理是外部世界、内部世界结构的必然表现。他认为，这些东西都存在心里面。整个宇宙万物的各种东西不在别的地方，就存在人的心中。人要认识事物，就可从“发明本心”入手：“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程颢、程颐是理学学派的创立者。他们提出天理的概念。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悟出来。天理——宇宙本原。学道者须先明了万物与我为一体之理，不重视观察外物。按照他的思路，如果想理解天理，可以是像西方人那样通过做实验，通过观察来实现，加上自己内心的体会来体认天理。

程颐主张：道形而上，气形而下。格物致知。穷究事物之理，以体悟天理。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主张先要了解真理，然后再去行；只要知道，就一定可以行。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上，主张先搞理论，理论掌握了，实践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南宋的朱熹发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视太极之理为哲学最高范畴。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程颐、程颢兄弟加上朱熹，于是程朱学派形成，他们是中国哲学中理学的代表人物。

心学学派和理学学派有什么差异呢？心学学派主张用心来体察万物，而理学学派主张不光要用心，还要看书，做学问，考察万物的区别。心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人要认识事物，可从“发明本心”入手。陆氏的说法有明显的佛理或禅理色彩。从另一个层面看，也是一种全息论，思想的变态表述。所谓全息论，指的是事物的部分中包含着事物整体的信息。比如说，心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个部分，按照全息论的思想，它包含了宇宙万物的整体信息。如此说来，只需从人心里去寻找事物的答案，只要抓住本心这条捷径就行，根本无须去读万卷书。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理的普遍性须通过人心来显示、证明。人心之理是宇宙之理最完满的表现。故“求放心”即可得理，无须外求、读书。道不在心外，最玄的道理不在心外，而在心内。

他的观点与当时影响最大的朱熹的观点不一致，引发了二者的论战，即鹅湖之会。鹅湖是个地名，当时叫信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1175年，由吕祖谦出面，约朱陆论战。吕祖谦是个历史学家、大学者，起初认同心学学派的观点。他看到朱熹和陆九渊吵得太厉害了，就想调和一下，专门把他们双方约到鹅湖来争辩，开研讨会，把各自的道理说出来，认为说完之后这个事情就可以完结了。但是学术争论很难有个完结的时候。他们一见面就争论得很激烈。朱熹坚持他的即物穷理、由博返约的思想，认为要弄清楚真理，只靠冥思苦想是不行的，还需要从知识的角度去研究；要阅读很多东西，观察很多东西，最后才能归纳出基本的道理，这叫“由博返约”。陆九渊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当然他也不是绝对反对看书，而是认为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看书的问题，而是要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再读书。读书只是印证。真理尽在心中，读书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印证真理。其实柏拉图也持类似的观点。柏拉图认为真理早就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在你的大脑中。人只是通过活动发现了真理，发现了彼岸世界的真理，或神置于人大脑中的真理，不是人自己通过主观努力发现的，而是早就有的。例如数学原理，人往往知道了一个公式后，就可以推导出一串其他公理来。这就说明这些公理本来就存在的，并非是人自己创造了它们。

当时陆九龄也参加了鹅湖之会。他是个诗人，他支持陆九渊的观点，用写诗的办法来争论：“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讽刺朱熹只是看大量的文献，最后只有失败。陆九渊和他一唱一和：“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意思是说审察内心才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而朱熹的方法靠日积月累，是支离破碎的方法，他说这个方法必然要败落下去。他讽刺朱熹，说他每天都要去观察，去格物致知，今天观察一点，明天观察一点，最后全部归纳起来才得到道理，这样得到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何况万事万物是人一辈子都考察不完的，最后很难发现真理。还不如从本心入手，一步到位。朱熹对他们的言辞进行了反驳，但是对二位的诗却没有当场和出，过了数年之后才和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朱熹就一定是输家。这就是鹅湖论战鹅湖之会之例，只是中国哲学心物论学术的一项研讨会，说明了心物论在中国哲学发展中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探讨程度。

四、中国人的真理观

《庄子》里，其多元真理观非常明显，“物无非彼，物无非此”。万物均是彼，亦是此。“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随起随灭。“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刚说可就可转向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认为是的就有因而认为非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万物既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那个，生和死的界线很难划分，事物同时在产生，同时也在消灭，生和灭的状态很难一刀切开，这是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说你是在绝对的生存状态还是死亡状态中。一个人每天都要死亡很多很多的细胞，一直到你停止呼吸的那一天。“可”，可以转化为“不可”；“不可”，也可以转化为“可”。因而认为是“是”的，也就是因而认为是“非”的；因而认为是“非”的，也就是因而认为是“是”的。这个道理说得过来，也说得过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这个道理。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其实大家都有理。有一个故事。一个长老带着三个修行的和尚。有一天，大和尚和二和尚产生了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和尚请师父评理。大和尚如此这般地把自己的道理说了一通。师父认真地听完大和尚的话，然后告诉他：你是对的。大和尚很高兴，就去跟二和尚说：师父说了，我是对的。二和尚不服，他也去找师父如此这般地把自己的道理说了一通。师父也很认真地听完二和尚的话，然后对他说：你是对的。二和尚高兴了，回去对大和尚说：师父说我是对的！站在师父背后的小和尚纳闷了，怎么可能两个师兄都对？他问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争论得那么激烈，总有一个人是对的，一个人是不对的吧？怎么能说他们两个都是对的呢？师父说：你也是对的。这是佛家的一个故事，表明一种圆融无碍的真理观。意思是没有终极的绝对的真理，真理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条件而存在的。

中国人从古代起就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提法。韩非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以“参验”、“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意思是没有通过具体的参验验证，就说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是愚蠢的，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中国当代人的真理观体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上。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但是当它经由邓小平的嘴说出来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邓小平用更大的声音把同一个句子重说了一遍，于是中国得救了。所以真理的作用不一定在于其创新性，而在于其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被选择、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