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价值的“利”与“力”

以个体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始终把“利”与“力”看作是健康的价值，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努力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要在竞争中成功，就必须击败对手，这既需要有实力做后盾，还应当有敢拼敢斗的冒险精神，由此便形成了西方崇力好斗尚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它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1.西方文化中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如前所述，西方人大多奉行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对于他们来说，尽可能趋利避害，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便成为无可非议的人生目标。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到近代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均体现了这一倾向。边沁解释说，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22]。另一位哲学家穆勒也说道：“幸福就是人类行动的唯一目的，而促进幸福，便是用以判断人类一切行为的标准了。”在上述原则支配下，西方文化倾向于把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前提。他们认为，“所谓善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我们快乐或减少我们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我们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23]。这便为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2.西方文化中强烈的竞争意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的确定，商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及商品价值的动态性，由于缺乏可以永久依赖的亲族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而产生的生存忧患……所有这些，都给西方人造成了一个激烈动荡的生存环境。个人必须不断奋斗，才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并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样，一个城邦或部族的居民乃至一个社团性群体也只有在与他部族、他团体的竞争中去谋求生存与发展。而竞争中的失败者，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家庭，剥夺财产，甚至从享有尊严的公民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欧洲人的竞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生死拼搏中培养起来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更是把这种竞争机制与危机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很多时候这种竞争的生死攸关的严酷性会使它从平等、和平交易中的利益冲突演变为明火执仗、真刀真枪的对抗，从城邦、民族间互相攻杀兼并，直到宗教之战、商业之战。保尔·阿萨尔在《欧洲意识危机中》这样描述道：“什么是欧洲，欧洲就是相邻的人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法国和英国的竞争，法国和奥地利的竞争，奥格斯堡大会战，接着是西班牙战争……协议只是短暂的间歇，和平也只是一种怀念，民力耗尽了而战争还在继续……”^[24]如此不断争斗的结果是在与中国版图相差无几的欧洲大陆上竟林立着数以百计的封建公侯小国，直到今天，仍保存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边界至今还在不断地重新划定。17世纪以后，莱布尼茨看到不能阻止欧洲人互相残杀，建议欧洲的君主们将其民族主义的战争狂热转向欧洲之外。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扩张，西方各国战争机器的触角又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在大规模征服殖民地的新竞赛中光大其战斗精神。无怪陈独秀在谈到西方以战争为本位的文化时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25]

从商业的竞争到战争的对抗与征服，西方人的竞争意识发展为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从斯巴达城邦的兵营式集体生活到罗马竞技场上角斗士的血腥表演，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到近代欧洲的决斗遗风，无不体现出好战健斗的民族性格。恰如保尔·阿萨尔所说：“君主们稍稍做出一点打架的信号，他们就会找到很多自愿拿起武器的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取得荣誉……”^[26]我们看到，雅典城邦的首领伯利克里正是这样教育他的公民的，他说：“你们要下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在战争的危险面前不要松懈……一个聪明的人感觉到，因为自己懦弱引起的耻辱比为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地死于战场更为难过。”这种珍视荣誉胜过珍视生命的英雄主义情结在希腊雕塑如《垂死的高卢人》、《自杀的高卢人》中亦有十分鲜明的表现。然而这种尚武精神中所渗透的以强凌弱的征服欲，虽然给西方人带来了成功的骄傲，却也造成了欧洲各民族间长期的相互敌视与嫉恨。而这恰恰是以“协和万邦”为理想的中国文化所不欲为的。

3.西方文化中对力量的崇拜。与中国文化宣扬的以德服人、以礼治国的“圣王”模式不同，西方人在个人竞争或民族战争中都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统治战略，因而实力成了西方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建功立业的基本条件，由此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力量崇拜的传统。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个人。”而在希腊人眼里，优秀的人的第一条标准就是有超人的勇气和力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与英雄大多是以其拥有的超人的力量与智慧而获得人们尊崇的，尽管他们在品行和德行上有着明显的欠缺。例如，淫荡好色、任性易怒的众神之王宙斯便是凭借武力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奥林匹斯的统治者克罗诺斯，并依靠手中的雷鞭与霹雳在诸神中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权威。希腊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也是因神力而获得不朽的声誉的，他在摇篮里便用双手掐死了天后赫拉派来害死他的两条大蛇，成人后又完成了十二项伟大的业绩，诸如杀猛狮和九头怪蛇，为了找到金苹果而替阿特拉斯承担起整个苍天，打败了巨人安泰、卡库斯和怪兽克尔柏罗斯等，凭借着自己的强悍与武功，他终于战胜了天后的嫉妒，而成为天上众星中的一员。总而言之，西方人通常把勇敢善战，能以力量征服对手看作最大的美德，因此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那些勇于冒险和扩张，武功卓著的君主和将帅总是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例如，希腊化时期的亚力山大大帝，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乃至近代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均是因此而成为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对力的赞颂与追求也无所不在地体现于希腊普通人的生活中，他们推崇高大健美强壮的体魄和灵巧矫健的运动，并为此进行长期艰苦的锻炼。在希腊的城邦中都设有练身场，作为希腊教育中主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就在此施行。在这儿青年们不仅接受角斗、掷标枪、射箭等战斗技巧的训练，还花大量的时间练习跑跳、赛车、掷铁饼、拳击等，以便把身体练得结实强健。这样的训练制度在斯巴达城邦规定得尤为严密，少年7岁就被编入队伍，女孩子也和男孩子一起操练并学习跑跳、投掷，成年男子则应在集团化军营生活中坚持长期锻炼。由此才训练出希腊人中“最美的男人”和“最美的女人”（色诺芬语）。不仅如此，希腊人还把各种体育竞赛作为向神明表达敬意的标志，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毕多、伊斯来和尼米阿四大运动会都是在这个名义下举行的。这些运动会上各个项目的优胜者不仅要受到公众的欢呼和诗人的歌咏，还要给他立一座雕像作纪念，凡得奖三次的人便要塑下他本人的肖像供人瞻仰。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著名的希腊雕塑如《掷铁饼者》、《刮汗污的运动员》等便是这一风习的产物。与体育一起受到重视的是同样能训练和表现身体健美灵巧的祀神舞蹈。总之，由崇拜力量到崇拜体现力量的完美肉体是希腊民族精神的主要表征。这一风习不仅在以后西方各时代的历史上得到充分的继承，而且还由主要对体力的崇拜发展为对更高层次的力量表现——知识、智慧、技术的崇拜。

崇力尚争精神在西方艺术中的反映是以表现庄严的力量与强烈的激情为特色的崇高型艺术，并成为西方文艺的主流。从列西普斯的《赫拉克勒斯》、波留克莱妥斯的《荷矛的战士》到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我们看到，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表情肃穆严峻，体魄雄健、肌肉发达的神祇与勇士一直是西方雕塑的重要主题。从爱斯奇里斯、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从荷马史诗的英雄气概到近代浪漫主义诗歌中洋溢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从古希腊的哀歌到贝多芬的交响乐……西方艺术史上一个个里程碑无不以其所描述的人与命运抗争的悲壮历程，以及直率铺张的激情使人体验到动人心魄的阳刚之美，从而创造出与中国艺术截然异趣的情境。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也曾产生过求中庸、重节制的文化思潮。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反对过与不及的中庸观念，并将它运用于伦理和政治学说中，他提出“德性应以中道为目的”，“适度是德行的特征”，并认为中等财富是最好的，国家应该由拥有适度财富的中等阶级来统治。此外，希腊的犬儒学派及斯多葛派也都把克己自制、自足、忍耐作为人的美德而加以宣扬。斯多葛派还强调公民的社会义务，并提出了平均主义、和平主义、博爱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十分接近的。然而，由于这些思想原则与西方人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铸就的民族性格南辕北辙，因而为中世纪后的近代西方文化所摈弃，很难代表西方文化的主导精神。

二、开拓与求新

西方文化的开放精神，首先表现在它总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异质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与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不同，早在希腊文明产生之初，它便从地中海沿岸及西亚地区的先进文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从而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除了早期的斯巴达外，希腊各城邦的经济大多是以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这些城邦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以及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吕底亚王国、腓尼基人乃至更远的波斯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商业往来。在与这些人类文明发祥地发展经济交流的过程中，希腊人也积极学习和引进它们的技术与精神文化成就。希腊很多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诗人都到过埃及与西亚地区考察和旅行，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到过埃及，对金字塔和埃及风情做过记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甚至熟知巴比伦各省每年向中央政府缴纳的赋税总额。毫无疑问，古代埃及的天文、几何学、医学、建筑、雕塑以及纸草、制陶、玻璃制造等技术，巴比伦的天文、数学和法律，腓尼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印度的代数学和医学等众多优秀文化成果都曾对希腊科学与文化的进步与成熟做出过贡献。希腊人还采用并发展了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系统，使它逐步演变为今天通行于整个西方世界，并为世界大多数地区沿用的拉丁字母。到罗马时期，罗马人不仅全面吸收了希腊的文化成果，还接受了源于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使它成为西方人的信仰中心。正是这种开放的交互影响的文化环境，使西方各民族从一开始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心胸。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产生和谐，“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27]。即使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们推行锁国政策也无法压制这种文化多元共生的观念和寻求交流的愿望。欧洲人不仅习惯于吸收自己邻人的文化，也向遥远的东方寻找智慧之光，来自中国的印刷术和罗盘，成为推动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海上殖民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填进了西方军队轰击中国国门的炮膛。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遥遥领先于东方封建制度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还孜孜不倦地试图从中国寻求“道德的新世界”（伏尔泰语）。

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不仅表现为主动向内涵纳吸收，还表现在积极向外开拓上。这种开拓首先是开发农业生产基地和商业贸易市场，其次是对外的扩张征服与殖民活动，再次是文化的传播与输出，这三者在许多时候又是连在一起的。不断拓展市场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输出既是发展市场的需要，又是它的副产品。然而和平的商品输出及文化传播常常遭到抵制，于是便需要武力征服作为后盾，就像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可见这种对外开拓常带有侵略与掠夺的性质。事实上，西方以扩充农业基地和建立商业据点为目的海外扩张活动早在希腊时期便开始了。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许多城邦均有组织地向海外移动，并在南到埃及沿岸，东至黑海沿岸、赫勒斯滂海峡与色雷斯，西向意大利及西西里岛，并远达高卢南岸和伊比利亚东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大批移民城邦或贸易中心。如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塔兰托、尼阿波利斯（那不勒斯），高卢南部的马西利亚（马赛），黑海南岸的西诺普及拜占庭都是当时著名的殖民城邦。到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时期，小规模的移民变成了大范围的开疆拓土的征服与兼并。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文化渗透与殖民扩张的触角即已遍及世界各主要大陆。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对新大陆（美洲）的征服与开发。西方进行文化输出的方式除了与贸易活动和武力征服相伴随外，还常借助探险、旅游和传教等途径。由于航海业的发达和外向好动的民族性格，西方人从希腊时代便形成了喜爱旅行的传统，以后又发展为鲁滨孙式的探险活动。那些为强烈的好奇心或宗教信念所驱使的文化传播者，在把欧洲人的理想与成就带向四面八方的同时，也通过著书撰文向自己的本土提供世界各地区的文化信息，从而大大推动了西方文化的新陈代谢。

求变务新的创造进取精神是西方文化开放性的又一体现。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已有的财富与成就，而是把目光投向未来，期待着事物在流动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努力创造着明天的新太阳。这与中国文化崇古守常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便提出了关于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著名学说，他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28]　，万物都在运动，“永恒的事物永恒地运动着，暂时的事物暂时地运动着”^[29]，因此“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30]。他进而宣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31]西方文明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历程无疑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写照。而这种流变的节奏在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还在不断加速，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2]　因此，文艺复兴以降，变化、超越、突破、更新的思想成为西方社会的时尚。一切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潮、新理论，任何标新立异的艺术观点和流派都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即使它并未发展成熟和完善。而一旦这些新的思想发现或艺术创造为大众普遍接纳，发展出自己成熟的极态，开始确立自己的权威时，它便立刻受到来自新方向的挑战，并很快像它曾抛弃过的传统思想一样被送进历史陈列馆。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兴起以来，美学与艺术思潮的流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从早期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到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层出不穷的新思潮、新流派，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到文艺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可谓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些思潮和理论大多以其对古典传统各执一端的大胆突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与追求，同时也日益显露出难以避免的片面与局限。从中不难看出，西方文化的突破创新常常表现为片面掘进，它不专注于整体平衡的建立，也不重视稳定的常态和传统价值的维持，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锐意求新，努力向外探求开拓。法国诗人博纳富瓦在诗中写道：“不完美是一种突破。”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33]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更是不惜以自己的灵魂向魔鬼换取人生经验，并用它去开拓生命的新境界。这一形象中寄托的思想正是推动西方文化不断创造更新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人们常常把“浮士德精神”作为西方文化求变务新精神和开拓进取意识的代名词。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西方精神的局限性，那种永不安定的变动固然有助于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但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无法形成新的固定关系和稳定价值。这就使它不易形成一定的衡态机制，从而使许多新的文化创造难以发展到成熟完美的境界。一旦一些文化要素和价值被取代，被抛弃，这种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就无从体现了。正因为此，不少现代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已开始高度重视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像中国封建文化那样一味注重保持自身的稳定形象，以致背上因袭的重负而裹足不前，则更不可取。由此推之，两种文化精神的融合改造已是题中应有之意。

【注释】

[1]杜维明：《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1页。

[2]林尹：《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97-98页。虣：通暴。愉：苟且也。

[3]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引自佟旭等编：《比较美学》，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57页。

[4]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4页。

[5]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51页。

[6]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51页。

[7]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08页。

[8]康马杰：《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9]阿萨尔：《欧洲意识危机》，参见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57页。

[10]波普：《客观知识》，见刘大椿：《比较方法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69页。

[11]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页。

[12]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4页。

[13]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7页。

[14]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2页。

[15]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65页。

[16]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5页。

[1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44、562页。

[18]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4页。

[19]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6页。

[21]许烺光：《宗教·种族·俱乐部》，第215页。

[22]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版，第211页。

[23]洛克：《人类理解力论》，参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747页。

[24]阿萨尔：《欧洲意识危机》，《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3页。

[25]陈独秀：《中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引自《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页。

[26]阿萨尔：《欧洲意识危机》，引自《西方文化概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57页。

[27]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28]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27、19页。

[29]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27、19页。

[30]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27、19页。

[31]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27、1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33]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院，1961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