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中的探索与反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衰落的清封建王朝没有力量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儒学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传播的结果，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并没能使西方文化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人们的愿望和活动，“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5]。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根源在于19世纪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有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发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西方文化才能被吸收并成为中国的新文化。

19世纪中国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与欧洲不同。欧洲是在14世纪后“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发生了文艺复兴，它以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击破了教会的精神独裁，掀起了“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16]，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封建社会末期产生这样一次运动，从而萌发出19世纪文化，而是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把19世纪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当西方文化传入时，中国还是被儒学文化体系所支配，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并没有被批判、剔除，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19世纪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决定了19世纪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

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17]这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却是“变之骤至，圣人所不能防”的。士大夫们在剧变面前表现出惊惶、忧虑。有些人从“天朝大国”的盲目虚骄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起来，面对现实，反躬自省，鼓起勇气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洋的地方，甚而摒弃士大夫所尊奉的“春秋攘夷之说”，主张“师夷”，要“夺彼所长，益吾之短”。虽然“师夷长技”的开始，是由于外患与内忧所迫，是出于在变局面前要使清王朝能继续统治下去的考虑。人们从所见到的和实际的需要出发，首先是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坚船利炮”——兵器。言者如此，行者亦如斯，洋务事业最先办起来的是军事工业。这就把西方文化局限在实利的和应用技术的范围内，还没能引起文化上更多的重大变革。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是中国的奇耻大辱；随之而来的是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极大的社会动荡和刺激，促使人去思考，去探索。

政治浪潮的影响推进了文化的发展。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19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甲午战争后，随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也在兴起和发展。“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学战”等口号，一个接一个被人们提了出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的甚至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不论这些主张存在着何种缺点和错误，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严格说来，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运动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在这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之所以说在甲午战争以后才有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不仅是由于它的活跃和繁荣，更重要的还因为人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拿来了进化论和民主、平等等思想武器，用它来批判传统的儒学、封建纲常伦理。进化论和民主、平等思想成为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文化的各个领域也为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服务。事实上在19世纪末以后，在知识界里有一部分人的思想主要方面已不是儒学世界观，更不是要用西方的武器去保卫中国的圣道，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世界观，并以之与封建文化做斗争。这样，在中国大地上也就破天荒地出现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在推进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

这时期中国人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也比甲午战争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已经注意探讨文化与地理、植物、商业等有关方面的关系。如太孟在《商业发达论》一文中就对文化与商业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指出：“且浏览三千余年泰东西之历史，其典章文物完具整备者，其商业必繁盛。远古至今，其揆若一。希腊握地中海之商业之特权，其文学、美术亦达于极点。意大利法制、美术之进步，则在帝国时代以后，商业极盛之时。封建以后，北欧文学之勃兴，则在荷兰诸国海上贸易发达之际。英之政治、学术放特殊之异彩，为文明诸国之先导者，亦由商业之盛兴。若夫是商业之于国力之消长，文化之进退，其关系盖至切也。”上述论断表明，作者企图揭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发展规律，阐明文化之所以发达进步，是由于商业经济繁荣的结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论点并不确切，但在当时却是新颖的见解。鲁迅则从社会文化思潮的高度来论述文化问题。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阐述了欧洲从古代至20世纪文化思潮的发展变化，看出文化总是向深远发展的，20世纪的文明必然是深刻庄严，不同于19世纪的文明。因而他批评当时有些人毫不注意19世纪末叶的思潮，就急于要从西方输入文化，以致吸收了西方物质文化中最虚伪最偏颇的东西。

曾经被人们所激烈争论的“用夷变夏”、“中体西用”的问题，虽然还有人在絮叨不休，但已经不那么入时了。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所注视和关心的是比较研究中西文化，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虽然声明“未敢邃分其优绌”，实际上是抨击以儒学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旧文化，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

概括来说，从甲午战争开始，文化的基本情况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的形成，并同封建旧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斗争；文化本身的问题也被作为对象来加以探索比较，不同的文化观和文化派别也先后出现。与前一阶段相比，这是文化活跃、繁荣、丰富的时期，为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西方文化对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影响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政权普遍建立，新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成果，它不但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也震撼了欧洲的封建统治，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掀起了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8]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便日趋激化。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继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工业革命扩展到欧洲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展较为缓慢的德国。据统计，“从1870年至190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几乎四倍。世界生铁产量增加了三倍多”^[19]。科学技术发明层出不穷，自然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三大科学的出现：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发展。所以，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

19世纪还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它的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64年建立第一国际，1871年建立巴黎公社。

19世纪也是东西方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纪，这一时期，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东方各国沦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国”。中国由原先的科技先进国沦为落伍者，在资本主义的商品加大炮面前，遭到了惨败，昔日文明的光辉黯然失色了。东方只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注释】

[1]《金明馆丛稿二编》，转引自姚兆余：《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4][美]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7、59页。

[5]余国端：《中国文化历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53年版，第61页。

[7]李申、何高济：《利玛窦与中国》，《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

[8]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9]李洵：《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页。

[10][法]伏尔泰：《伏尔泰小说选》，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1][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许均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56页。

[12][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接触》，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69-70、131页。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129页。

[14]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36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1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298页。

[19]F.H.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