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在明亡以后，清朝开始统治，从1616年建国、1644年入关至1911年，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断限，前后各为一段。1840年以前，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旧制度行将就寝，但传统文化大有“回光返照”之势。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帝王都颇有一番作为，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相应的成就。清朝在中央设内阁与六部制，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行使权力。为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而创设了理藩院。满族贵族一方面笼络汉族理学家，倡导儒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残酷镇压。如1726年发生的查嗣庭“维民所止案”，1728年发生的吕留良“诗文案”，均有大批人员被杀。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

18世纪是欧洲社会巨大变革的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启蒙运动，二是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三是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革新运动，它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但两者所处的时代与任务不同。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束缚、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启蒙运动则是壮大成熟的资产阶级为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思想文化大解放的一场革新运动，它比人文主义运动更广泛、深刻，并有鲜明的政治性。如果说人文主义者主要是从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有享受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运动思想家则把欧洲封建制度比作漫长的黑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在西方文化史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启蒙时代或称为光明时代、理性时代。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主义，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宣扬个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法制思想。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它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美所有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俄罗斯。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启蒙时代亦是群星灿烂、巨人辈出的时代，出现了诸多科学体系和著名代表人物，在运动的中心法国，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及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学派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一、中国文化与西方启蒙运动

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蒙运动的产生有其经济、政治的根源，在思想文化上它除了借鉴14—16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成果外，还广泛向东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学习，包括东方的中国、印度和日本。17世纪末，威廉·田颇在他所著《论古今学术》中指出，虽然科学与文学的发展周循世界各地，但“其一贯之路线则由东而西”。古老的中国文化从罗马时代就与西方有了相互交流，到14世纪后，马可·波罗首次向欧洲人展示了中国的高度文明，引起欧洲的惊讶、羡慕与向往，后来西方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的译作和著述。启蒙思想家魁奈著有《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介绍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政体和科学。他们提倡向古老的中国学习，像文艺复兴时期向古希腊罗马学习一样，从中吸取营养。17—18世纪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使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研究东方与中国的热潮。中国文化传入欧洲，迅速加入时代思潮的洪流，引起了启蒙思想学者的极大兴趣。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魁奈、莱布尼茨、席勒、歌德等启蒙思想家、诗人、剧作家，都广泛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熏陶。

18世纪的西方多数启蒙学者，把中国描述为一群有理性哲人治理的“模范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的完美体现。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中国做了很高的评价：“中国人以其历史的悠久，精神和艺术的先进，对哲学的爱好，以及他们的智慧而优于一切亚洲民族。”^[10]伏尔泰毫不留情地讽刺了那些自诩为最高文明代表的基督教徒，指出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是以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说：“400年前当我们不识字时，中国人就知道了所有我们今天吹嘘的必不可少的有用的东西。”在赞美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时，伏尔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11]

伏尔泰崇敬孔子，称赞孔子从来不喜欢说谎，“他从不做预言家；从不说自己受到了神的启示；他从不传播新的宗教；从不乞灵于威望”。他房子里挂有孔子的画像，下面题有四句颂诗：

济世之理代言人，

开蒙何须惑人心，

圣贤从未夸预言，

邦中他国人人信。

伏尔泰说：“我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并做了摘要；我发现书中所说的是纯粹的道德……孔子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其中没有可哂的寓言。”伏尔泰著有《中国书简》。他将马若瑟在1732年翻译的纪君祥所作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诗剧《中国孤儿》。在这个剧本中，伏尔泰让称霸一世的成吉思汗最后为崇高的道义所折服，他在前言中宣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对于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12]寄托了他晚年坚持百科全书学派的理想和与专制政治继续斗争的信念。

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许多章节，均谈到中国之政治、商业、道德以及人口、宗教、法典、礼仪、风俗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考察其历史，“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对中国的封建政府结构，他认为“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13]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之大患在于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迅速。他说：“一个人种地，十个人吃土地的出产，这是不是使许多人免以饥饿的方法？”^[14]孟德斯鸠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

魁奈作为一位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对中国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加以肯定和赞赏。他认为，只有农业增加财富，方能充实国防力量。他非常赞赏中国重农主义和历代重视农业的政策。他充任御医时，鼓励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籍田”的仪式。

在启蒙时期，法国上层社会收藏中国丝织品、瓷器和染器等工艺品之风盛行。有人认为，新奇、精致、纤巧和幽雅的中国艺术是追求秀丽多姿、崇尚新奇的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源泉。又如法国人乘坐中国式的轿子；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还喂养过来自中国的金鱼；法国的拿破仑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移植过去，加以改革与完善，成为西方普遍采用的文官制度……不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过于理想化，这是对中国了解和研究不够全面、深入所致。

二、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启蒙思想启开封建主义之蒙昧，迎接资本主义之光明，不仅对于法国与欧美诸国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影响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努力探索中国变革的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著文介绍过卢梭的“民约学派”，1903年又写有《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介绍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梁启超说“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把卢梭、孟德斯鸠作为自己的老师，把学习18世纪启蒙文化作为自己追求、向往的目标。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译书汇编》开始翻译、连载卢梭的《民约论》，以卢梭的民主学说，批判清王朝，反对改良派，号召民主革命。邹容的《革命军》明确借用了卢梭自由平等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1913年严复翻译了《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使启蒙思想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启蒙思想经过中国学者的融通整合，在中国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总的来说，西学的涌入是全方位的。由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推衍到立宪派要求对国政的改革。不过由于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加之国民传统的排外情绪，更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西方文明未能被广泛地接受，只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中起到了一定效应。文化本身具有复杂的因素，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势必影响思想观念的变革，当传统体制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时，它就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而走向崩溃。在西方文明的浸润下，国人已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民生产的巨大作用，但也绝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在华攫取丰厚的利润。这样，反帝与反封建便结合起来，觉醒的社会民众促使封建王朝最终垮台，同时对外国侵华势力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然而无论怎样，科学技术是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正因此而引发国家政体的根本变革，武昌起义的枪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