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几乎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因此，文化的两极既各自遵循文化发展的轨迹前进，又第一次大规模地发生了碰撞与融合。

1368年至1644年的明朝，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刚刚开始萌芽，文化继汉唐以后出现新的气象。明朝中期，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超过前代。日益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作物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制瓷、冶铁、纺织等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城镇增多。有的城镇明初只有几十户人家，至明末已成为有几万人口的大镇。在一些城镇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据史料记载，有的工场停工，“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这些“织工”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这种工场的生产关系与封建作坊的主仆、师徒关系不同，已是一种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然这不是普遍的现象，还很微弱，并且在封建统治者抑商政策的阻碍下，它的发展也是艰难缓慢的。^[5]明初废除丞相制度，设立五军都督和卫所制度；制定《大明律》；开科举取士；皇权更加集中。明代中期积弊日深，张居正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由于宦官干政，政治黑暗，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14—17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者借助于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精神——人类理性（合乎自然的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和异教思想（非基督教的多神教和人性化神）即人本主义，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这场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表明欧洲已经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包括那个时代的全部内容。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否定，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方言文学的产生和艺术风格的创新，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文艺复兴概念本身。从实质上看，文艺复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开端。因此，与其说它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它是现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它是复兴古典，不如说它是自由创新。

一、社会发展推动文艺复兴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进入文明时代起到了重大作用，特别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欧洲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欧洲人进而以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关于印刷术的作用，恩格斯曾写有一首题为《咏印刷术的发明》的诗，诗中写道：

你是启蒙者，

你这崇高的天神，

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

不朽的精神，

你为赞扬和光荣而高兴吧！

而大自然，

仿佛是通过你表明：

它还蕴含着多么神奇的力量……

恩格斯在诗中把印刷术比为“启蒙者”、“崇高的天神”、“不朽的神”，他对印刷术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对欧洲学术中心从修道院转到大学，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斗争，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对世界文明与进步，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并波及整个欧洲，有其重要的经济前提和政治条件，此外古典文化传统和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发挥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中西文化的相融与交汇

西学，指西方文化；东渐，指西方文化向东方的输入。作为国际潮流，在中国从16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300年间有过两次西学输入的运动。第一次是明末清初，从明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开始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为止，持续大约200年；第二次是中国近代时期的西学输入，从19世纪40年代之后到90年代。

输入的西方文化大体有三类：一是宗教文化，如天主教义等；二是科学技术，如天文、地舆、数学、理化、医学等；三是人文科学，如政治、哲学、语言、音乐等。

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方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罗雅谷，德国的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为了在当时的中国立足，他们来华后，更用中国的姓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儒学经典，并带来西方科学技术译书、历法等，以博得中国士大夫及政府的好感与信任，以方便在中国活动。

利玛窦（1552—1610年），号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1582年来华，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是传教士中很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的人物。在华28年，利玛窦先从澳门进入广东的肇庆，学习汉语，传播教义，后在韶州、南昌、南京、苏州等地活动近20年，1601年到达北京。他为了“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6]，改用中国的姓名，学习汉语。1589年，他从肇庆寄给那不勒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已能流利地讲中国话……同样，我又学念中国书，学写中国字，中国字有好几千，如今我渐渐地看得懂一些中国书了。”^[7]1591年，利玛窦开始用拉丁文翻译《四书》，译完后即寄回意大利。利玛窦按中国风俗行跪拜礼，以自鸣钟、日晷仪、三棱镜等礼物送给肇庆知府，获准建教堂。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夜郎自大的“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虚骄心理，他改绘了西洋绘制的世界地图。他绘制的“万国全图”，把第一条子午线（经过加地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把中国的位置绘在图之中央。因地球是球形，未违背地图学原理，还使人感到“此图表现海洋广浩，而欧洲诸国，去中国至远，彼等将不复虞欧人之东来侵略”^[8]。利玛窦到北京后，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中国学术界人士结合，开展了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直到1610年死于北京。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学东渐这一时期传教士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褒贬不一。持肯定态度的称举耶稣会士是“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持否定态度的贬斥他们为“文化侵略分子”，“欧洲殖民主义海盗的急先锋”，“西方侵略者的矛头和工具”。^[9]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第四卷《天文学》中评论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这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同时，传教士带给欧洲的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运动和西方人了解中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