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秦朝到宋朝，其间经历了“文化的统一与一统”、文化古典精神的“复兴”、文化的隆盛时代。

美国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西欧只有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所谓黑暗时代，是指中世纪的早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主要是三种要素，即基督教、日耳曼异族的影响和古典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促使了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化的诞生。

从中西的发展可看出，中国文化繁荣达到高潮后，一直呈波浪式推进，没有明显的低谷期，到唐代达到了又一次高度繁荣；而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希腊罗马文化后，整整6个世纪都在黑暗与落后中徘徊。

一、中国文化的繁荣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统一帝国的同时，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厉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其重要举措有以下几点：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一车可通行全国，是为“车同轨”；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是为“度同制”；“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是为“行同论”；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将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廷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是为“地同域”。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效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汉代，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复兴”，即“复兴”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是文化发展呈现多元性特征与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复兴”不是照搬照抄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文化虽然是多元走向，但无春秋战国多元文化之实，因此“复兴”二字必须加上引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呈现多元走向。政治的动荡，尤其中原地区战争不断，政权交替更迭频繁，使原有的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和入主中原，使活泼好动的游牧文化与先进发达的汉族农耕文化得以在北方广阔的领域交相辉映，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使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出现松动，至此为其他学说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也与日俱增地加入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一来，形成了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元化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又一次进入隆盛时代。

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隋唐文化的隆盛，首先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成就，以及民族大融合的丰富成果。文化多元化发展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使隋唐文化具有更加宽广的眼界和胸怀；民族大融合为汉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改变了农耕文化的惰性，使隋唐文化比秦汉文化更加积极、健康、大气。其次得益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士族地主把持朝政的局面，使庶族地主成为政治的主导，促使隋唐文化走向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最后得益于隋唐经济的发达和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清明既是隋唐文化隆盛的基础，也是文化隆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绝不推行文化偏执主义。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学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开放的氛围。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短暂的历史没有使五代十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太多的印记。公元960年，北周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结束了战乱局面。同时，一个崭新的文化篇章也开始了，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同样值得大书特写的一个阶段。宋代文化是在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中生成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学的统治地位。两宋期间，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它对宋代的文学创作、史著撰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中，“三纲五常”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加固了封建统治阶段的思想禁锢。

第二，平民文化的兴起。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走向解体、由繁荣走向衰败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平民文化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宋代平民文化发展迅猛，在政治、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均有体现。如宋代官方非常重视教育，建立了完备的官学体制，并“取士不问家世”，使大批平民子弟接受教育并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参与社会管理。随之而来，精彩纷呈的小说、戏曲、杂剧等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

第三，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两宋时期的科技在我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均出现在这一时期，火药技术更加完善，开始应用于武器制造，同时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都有所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四，文化的普及性和兼容性。两宋时期各民族在长期军事冲突和较量的过程中，中原文化迅速渗透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中，引发了他们的深层汉化。同时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交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宋文化的内涵，使宋文化在弃旧图新、广纳博采中更加成熟和完备。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鲜明的特点，才使得宋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邓广铭先生也精辟地指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

二、西方文化的衰落

在欧洲文化史上，从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及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这段时间，称为“中世纪”。“中古时代”西方中世纪（5—10世纪）又称“黑暗时代”，或称信仰时代。

“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首先使用的，意即“中间的年代”。他们认为，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是古代和近代这两个时代“中间的世纪”，即“中世纪”，是介于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是封建主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时期，也是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以，中国学者一般把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称为“中世纪”。

中世纪对欧洲人来说，被继承下来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特别是中世纪初期（5—10世纪）是“信仰”高于一切的年代。基督教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教会垄断了一切知识，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受到了严重阻碍。后来建立的“宗教裁判所”是罗马天主教会审判异端，迫害进步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机构，这一切正是汤因比所说的欧洲文化的“死亡之门”！

恩格斯指出，在西欧，“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3]。罗马天主教会在思想意识上处于统治地位，成了封建统治的中心。

由于异族的入侵与破坏，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化在某些方面向野蛮倒退了。经济活动衰退到物质交换和自给自足的原始阶段，理智上不仅停滞，而且堕落到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深渊^[4]，教主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写了四卷被基督教徒称为名著的《对话录》，他宣扬：“不学无术是真正的虔诚的母亲。”在基督教会的指使下，不少古代有价值的图片典籍被毁掉，加上“黑死病”流行，西至英伦三岛，东至拜占庭及印度内地都受其害。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光辉黯然失色，特别4—7世纪的300年间，竟然没有产生一部著名文学著作和科学著作，整个欧洲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5—1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