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相异趣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出各自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所有这些既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又是两种文化传统风格各异的深层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中西先民的经济生活形态做进一步的追寻。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如果说农业的产生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起步，那么古老的华夏文化至少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开始了自己筚路蓝缕的跋涉。从西安半坡村、宝鸡市陈仓区斗鸡台以及山西万全县等地发现的氏族公社遗迹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石斧、石铲、骨锄、陶刀等最初的农具，还发现了残存的小米或粟的皮壳。可知那时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点。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则已开始了水稻的栽培。20世纪70年代从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遗址中发现的骨耜、木耒耜等7000年前的种稻工具以及大量炭化稻谷，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考古成果还告诉我们，那时已出现了猪、狗、马、牛等家畜的驯化和饲养。当然，渔猎和采集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改良，到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华夏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鲧禹治水的传说大约即发生在那个时代，大量的典籍告诉我们，那时人们已开始“尽力乎沟洫”，“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建设为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定居的大规模排水工程，并且建立了初步的灌溉系统。《汉书·食货志》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在此基础上，华夏大地才产生了最早的奴隶制农业经济和最初的民族国家。《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我们的祖先从此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从目前所取得的考古成果，我们还难以找到考察夏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完整材料。然而，通过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大量的关于农业起源的描述，我们已不难看出从那时起农业便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在中国远古传说中得到人们景仰的神灵与祖先，既非宙斯式的神力化身，亦不是阿伽门农、赫拉克利特式的南征北战的勇士；而是制耒耜教民农作并和药济人的神农、补天的女娲和治水的大禹、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播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养蚕抽丝的嫘祖、创制牛车的王亥等。《淮南鸿烈集解》载：“炎帝于（作）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所以立。”因此，从民间到宫廷，社稷（土谷之神）崇拜与祭祀蔚然成风，周代即有右社稷左宗宙的祭祀。以后社稷被视为立邦之本，成为国家的象征与代称。足见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农业是关系到国之存亡的命脉。

从迄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可确认远在公元前1600年开始的商代，农业已是早期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不少与农作有关的记载，如“王令多尹只田于西；受禾”，“王大令众人曰：‘窘田，其受年’”之类。甲骨文中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基本词语的字形也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说文》解释道：“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里，居也，从田从土。”“疆，界也，从昌；三，其界画也。”中国以农立国的文化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周代兴起之后，农业更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经济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周王朝对诸侯大夫及功臣常封赏采邑土地，或赐予田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拥有土地和农奴的领主。从近代出土的周代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类赏赐的铭载。如“王自彀使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卣）^[6]，等等。而诸侯及卿大夫又将受封的土地再分赐给自己的臣属和庶民，并收取相应的贡赋。不仅如此，周代帝王还以身体力行的方式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尚书·周书》中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诗经·周颂》也写道：“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自西周以降，每年春耕时，“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这种帝亲耕、后亲蚕的特殊仪式，充分显示了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从秦汉至清代，历代帝王也大多沿袭此例，祀社稷，耕籍田，祷求雨，下劝农令，以祈丰年，并激励人民勤勉耕作。由此不难推知，自周代始，以种植为基础的农业已成为华夏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以周代民间歌谣汇集而成的《诗经》中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描绘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周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犁、镬、锄、镰等各种铁制农具及牛、马等畜力在生产中广泛使用。其次是深耕熟耘，施肥、改造土壤和人工灌溉等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例如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命人开掘的邗沟与深沟，沟通了江淮、黄淮，是着眼于水运的大型工程；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引漳河水灌溉邺田，使大片盐碱地成为良田；还有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和秦国关中地区开掘的长达300余里的郑国渠，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在亚洲东部广袤的黄土地上形成了延续2000多年的稳定自足的农耕经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农耕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阔草原上，长期以来还生活着一些几乎与华夏诸族同样历史悠久的民族部落。从西周的羌、戎、鬼方、猃狁到秦汉时代的匈奴，以后又是鲜卑、突厥、女真、契丹、蒙古，这些部落中不少与中原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的在进入中原后即逐渐与华夏族融为一体。然而由于西北部高原戈壁与盆地大漠的特殊地理条件与气候状况，这些地区始终很难发展出与中部和东南部同一类型的农耕文化，而逐渐形成了以塞外为基地的自成一体的游牧文化。这里没有大片的耕地、坚固的城郭和长期稳定的定居点，有的只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景观和以畜牧游猎为主要经济活动，以肉类乳酪为食，以毡帐为房，“随畜逐水草往来”的生活方式。这些鞍马劳顿、转徙不定的游牧“行国”，在文化发展上较之稳定繁荣的中原农耕区自然较为落后和迟滞。但游牧民族却有着骁勇尚武、长于征战掠夺的习性，因而与以诸夏——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长期冲突对抗的局面，甚至多次入主中原。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未能改变华夏文明的基本面貌，相反，一旦进入农耕区，他们便很快被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因此，我们认为，游牧文化的存在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不能改变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主导特色和基本性质。

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便是工商业文化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在古代中国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我们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看到大量的彩陶器皿。龙山文化中的黑陶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且已采用陶轮进行批量制作。到公元前2000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以红铜制品的出现为标志的金属冶炼加工业开始兴起。商代的青铜器冶铸更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无论是殷墟出土的钟鼎等器皿，还是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面具，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到周代冶铁业也兴盛起来，战国末期便创造了可锻铸铁和炼钢的技术，其生产规模和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在纺织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商代已出现了麻布及丝织品，包括毛织的绢、提花的菱纹绮和刺绣，表现出高度发达的纺织技艺。此外，木器、漆器制作及制盐业等也都十分繁荣。

随着官营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及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也逐步发展起来，商代末年“肇牵牛车远服贾”的商人已经出现。从最初的以物易物，到以后以海贝及计量铜块作为交换的媒介。从商代的文物中，我们已看到各种用作商品交换的流通货币的海贝、仿贝乃至青铜贝，到周代即开始出现了金属铸造的钱币。都市里设有东、西、中三市，在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三晋、周、鲁、齐等地区，居民中以商贩为业者已有相当的比例，还出现了不少“与王者埒富”的大商人，如春秋时的陶朱公（范蠡）、端木赐，战国时魏国的白圭、秦国的吕不韦等都是有名的富商巨贾。各地也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十分繁荣的通都大邑。自汉代起，中国便发展了与域外的互市贸易，并开辟了经中亚通往西方的著名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开始探索海上商路，到唐代便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隋唐还设置了互市监，专事对外贸易的管理。

然而，由于大陆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仍有明显的重农轻商的倾向，认为“力田为生之本也”，“工商众则国贫”，并且“民农则朴，朴则易用”，而“商贾技巧之人”好智多诈，难以禄使，故提倡“为国者，市利尽归于农”。君子皆讳立财利，周制还规定国君、夫人、世子、公卿、命妇皆不得往市场游观，违者有相应的责罚。总的来说，历朝统治者大多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即使开展对外商贸，其目的也不是谋取经济利益，而多出自政治需要，诸如张骞、班超、郑和等人的出使，或为联络友邦，抵御匈奴，或为广布圣恩，怀柔远人，播扬天朝上国声威，均非以开辟商路、发展经济交往为基本目标。这样的政策显然抑制了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致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模式。城市的商业交换也以农副产品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布、盐等生活必需品。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参与交换的产品极为有限，规模较大的官营工业则主要为皇室贵胄服务，不直接向市场提供商品。因此，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从而无以打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

西方文化也是以新石器时期的畜牧、农耕和定居为发端的。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向我们证实，大约公元前6500年，在希腊半岛的帖撒利亚平原和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开始出现了谷物栽培、动物驯养和定居点。1000年之后农业传到多瑙河流域和匈牙利。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沿地中海传到法国，然后传到低地国家和莱茵河的河谷地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由渡海的农民把耕作技术带到了不列颠群岛。

早在公元前3000年，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的居民就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过渡。在这面积有限的平原上，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人们种植大麦、小麦、大豆、豌豆，也种植橄榄、葡萄和柑橘等果木与经济作物，还开始广泛使用铜器和彩绘陶器，并饲养羊、牛、猪等家畜。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各种形制精美的陶器、石器、许多铜制武器和工具，还发现了大量用石头或象牙雕刻成的印章。在这些印章上，刻着反映古代克里特人生活职业的各种图画，如航行的船、各种鱼类、动物及狩猎的场面、工作的陶工等。同时还有被认为是克里特文字滥觞的各种符号。到公元前2000年的米诺斯文明时期，克里特岛上便出现了大批城镇和大规模的宫殿建筑。从著名的克诺索斯和费斯图斯等古城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曾有过十分恢宏壮观、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宫室建筑，其中主要是三四层高的楼房。有华丽的壁画和浮雕作为装饰，还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主要寝宫里还有设备先进的浴室和厕所，宫内有制作陶器的作坊，在宫室附近还建有别墅、商馆、剧场及庙式陵墓等。在克里特东岸发现的扎克罗古城的宫室中还装有镶木地板，内庭中建造了游泳池。据考证，到公元前1700年的新王宫时期，克诺索斯的居民已达8万人以上，而其他较大的城镇数以十计。在与克里特相邻的塞拉岛上也发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和民居遗址。所有这些遗迹，无不向人们显示着一个高度繁荣的城市文明。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心的迈锡尼文化也显然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从迈锡尼统治者墓穴中随葬的大量克里特文物即可证实。

然而，地域有限而多山的地理条件，使克里特岛及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以及向海外的迁移与征服都成为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不过，对米诺斯—迈锡尼人最具吸引力的选择还是利用本地的物产资源制造各种外销产品，通过海上商路，运往地中海沿岸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换回本地人生存所需的粮食与其他商品。从新石器时代起，爱琴海诸岛的居民就与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安纳托利亚等地区建立了海上联系（许多学者认为，克里特岛上最初的居民正是从小亚细亚渡海迁移而至的）。随着青铜时代手工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他们与周围文明世界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并在埃及沿岸、亚细亚、腓尼基及塞浦路斯建立了商业基地。克里特—迈锡尼人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橄榄油、葡萄酒、毛织品、木材、各种精美的陶器和石瓶、金属瓶、装饰富丽的青铜刀剑以及黑曜石、金刚砂等矿产资源和金银工艺品。这些产品的制造者，既有私人经营的作坊，也有皇家控制的大工厂。在这里进行的是近乎现代性质的大规模生产，尽管没有电力推动的机械，但劳动有了分工，并对工人和奴隶进行集中管理和监督。如米诺斯的皇家纺织厂雇佣几百名妇女在王后监督下进行工作。王宫所属的工厂主要生产大量的细陶、布匹和金属制品，其他手工业、农业和贸易则大多掌握在私人手里，在大批制造输出品的同时，克里特人从海外及欧洲内陆地区进口食品、金属乃至各种原料和工艺品，诸如埃及和西亚的象牙、玻璃珠、紫石英、石瓶和甲虫形、圆筒形印章等。手工业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克里特成长为一个以发达的城市经济为中心的工商业国家。商业和航海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在这些早期的城市社会中，货物是在一种实施再分配的制度下集散的，要保持这些货流运转的轨道，就需要有某种永久性的记载，于是发达的文字体系就成了这种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最早的文字记载通常是仓库储库的清单。甚至连克诺索斯王宫中出土的写着原始线形文字的泥版文书，其主要内容也是记载财物的账目和收支报表。

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因此，我们从克里特—迈锡尼出土的文物中能够看到明显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所使用的线形、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中，能找到埃及文字与腓尼基字母的痕迹。尽管克里特与迈锡尼的文明后来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并被历史所湮没，但他们创造的经济类型和播撒的文明种子却在继之兴起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可以说以橄榄油、葡萄酒的制造和制陶、纺织业为基础产业，不断通过海上的贸易和殖民向外开拓和发展，这些希腊式的经济结构正是对早期爱琴海文明的直接继承。在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女神正是由于创造了橄榄树才击败了海神波塞冬的竞争成为雅典城的领有者，而她还掌管农业、航海、纺织和缝纫等实用的和装饰性的技艺。另一位著名的神祇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是因为代表了酒造福社会的作用而被希腊人视作文明的促进者、立法者和爱好和平之神。虽然希腊的工业水平与规模并未超过克里特时代，希腊神话中关于帖撒利亚人伊阿宋率领阿尔戈船到黑海东岸的科尔基斯国劫取金羊毛的故事却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希腊的海外贸易与海上掠夺征伐的触角已伸到了更远的地区。相应的，大规模的海上远征与殖民活动也较之米诺斯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希腊人建立的商业据点和移民城邦不仅遍布地中海周围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发展到整个黑海沿岸。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到马其顿王国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统治扩展到西亚、中亚和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东北部的广大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希腊对东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印度的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并开始与更遥远的中国有了商业交往。这时，工业和商业的主要控制权都集中到国家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兴旺繁荣，大都会式的城市成倍增长。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在尼罗河口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它拥有近百万人口，完善的城市设施和发达的工商业，成为地中海地区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壮观最富有文化气息的城市。它标志着一个熔古代东西方文化之精华为一炉的希腊式的工商业文明已达于鼎盛。以后用武力征服整个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帝国不仅全面继承了希腊文明的经济模式，而且将它扩散到欧洲大陆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从而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得力于与文艺复兴相伴随的欧洲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复兴。从14世纪意大利商业革命的兴起到15世纪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先驱的海外探险，把西方人的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随之而来的是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为18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这些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地理环境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所孕育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