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巴金伯笑得如此灿烂

再过几天，亲爱的巴金伯就要过百岁生日了，百岁！有多少欢欣、痛苦、爱情、友情、悲哀和血泪。这一百年的坎坎坷坷，多么的不容易！

从四岁起，我就把巴金伯当作了我的亲人，那时我的父母带着我刚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敦和里），家中经常高朋满座，多是“五四”以后崭露头角的作家，如巴金、李健吾、靳以、曹禺、黎烈文等。他们是一群激情满怀的中年人，渴望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他们探讨中国现代新文学应走的路子，他们写文章，办杂志，出书，对民族、对国家危亡发表宣言，他们谈天说地，宇宙苍蝇，热烈得很。每每要谈到深夜才散去。每当有新作品新人物出现，他们就议论，摆谈，真诚推荐。巴金伯成名较早，1931年发表的《家》更是非常轰动，使他很容易在朋友中成为注意的中心。巴金伯在生人面前少言寡语，在熟朋友中说起话来却能滔滔不绝，面红耳赤，发急时还有点口吃。啊，那真是快乐的时光！我那时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小笨虫，中国话还说不利索，常闹笑话。记得巴金伯曾学着我的口吻，摇着我的肩头说：“你汗出流淌，你汗出流淌，哈哈！”

我那时虽然只不过是个懵懂幼儿，却也有幸看见了巴金伯的初恋时的一鳞半爪。

大约是在1936年秋后，巴金伯和靳以伯上我们家来的时候，便各自多了一条影子：一条是巴金伯的女朋友陈蕴珍，一条是靳以伯的女朋友陶肃琼。他们每周都要来一两次。陶小姐文静端庄，陈小姐活泼娇憨。她们一来，家中顿时热闹了许多。都是上海爱国女校的高中学生，思想激进，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工作。陈小姐在伤兵医院作护士。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巴金伯《火》中的冯文淑就是以她为原型的。陈小姐喜爱文学，曾用笔名“慧珠”，在茅盾主编的《烽火》周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在伤兵医院中》，巴金伯根据这篇文章写了《火》第一部的第二章。他在第一部的后记中说：“一个朋友给我供给了伤兵医院的材料。那全是她亲身的经历。我自己虽然‘走马看花’地参观过两个‘救护医院’，但是我看到的也只有表面的设备。那个朋友的叙述倒给我那一章的小说添了不少的真实性，我应该感谢她。”对于文淑本人，巴金伯深情地形容她“长着一对可爱的酒窝”，说她“还是个小孩，很不成熟。”的确，陈小姐那时还是个孩子，来了就和我做游戏，搭积木，还爬那石库门的墙头。那墙挺高，她上得去，却下不来，蹲在墙头上没有办法。朋友们起哄：“叫老巴抱她下来。”巴金伯涨红了脸，一边往后退，一边摇着手说：“不，不，不。”最后形成僵局。还是靳以伯伸出手去，把她搀了下来。于是大家笑话巴金的木讷，说人家请他和靳以到爱国女校去演讲，他推辞不了，去了，开口就说：“我，我，我叫李巴金，我是四川人……”下面就没有话了。僵了半天，还是靳以解围，接过话头，讲了下来。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打散了朋友们的快乐聚会。我们家回到家乡四川成都，不久，妈妈就因生弟弟得产褥热去世了。父亲娶了继母，应复旦大学之聘，到重庆乡下定居。陈小姐1939年去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巴金伯原有去大凉山采访苗族兄弟的计划，因苗汉关系紧张，连遗嘱都写好了，可惜后来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他在日机的轰炸下四处流浪，四海为家，与陈小姐时合时离，直到1944年才与陈小姐到贵阳花溪结婚。他写道：“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巴金伯非常珍爱他这谈了八年才结婚的恋爱，他也喜欢谈及我的父母的婚姻。很巧，我的父母也是谈了八年恋爱才结婚的。那时我父亲远在法国工作，追求万里之外的母亲长达八年之久，每提起婚事，妈妈总是说：“不忙，我要先完成学业再说。”直到1929年母亲高中毕业，才允许父亲到成都去接她到法国里昂完婚。巴金伯在《怀念马宗融大哥》（见随想录《真话集》）一文里讲的就是巴金伯初识我爸，我爸谈及他的恋情时的情景。在巴金伯的作品里，爱情既与金钱无涉，也没有利害关系，应当是纯洁的，恋人也是朋友，恋情，友情是密不可分的。抗战期间的许多文章，例如《旅途通讯》，其中的“朋友”往往指的就是陈蕴珍。他们一起在大轰炸的年代里逃亡，流浪，在日军进广州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在苦难中铸就的爱情，历久而弥坚。所以有一次，当我问他对一对年轻人的恋情怎么看时，他回信说：“你不要管，让时间考验他们的爱情吧！”

巴金伯喜欢这种经过时间考验的婚姻。“所以你妈妈死的时候你爸爸才会那样伤心。”他对我说。

父亲去世以后，我参了军，弟弟在巴金伯家养着。父亲的藏书甚丰，其中夹杂着许多个人纪念品，如信件、日记、照片等。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整理，参军后，东西只好一股脑捐给复旦。说好个人纪念品是要替我们保存，退还家属的，可是复旦没有归档，有的书在地摊上出现，不知是什么人倒卖出去的。“文革”后我趁赴上海出差之机想去找回我家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没有。当我对伯伯说东西找不到了，其中还有我父母法国—成都两地情书呢，信封上编了号，用细线捆着。伯伯听说我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骂我：“混蛋！”全家都愣住了，一片沉默，我低下了头，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伯伯唯一对我的责骂。

伯伯高兴起来很是浪漫。有一回，那是1949年我住在霞飞坊的时候。李伯母做了一件绿色织锦缎的旗袍，穿在她高高的苗条身子上，非常漂亮。伯伯望了她半天，双拳举在胸口，很激动地说：“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李伯母高兴得咯咯地笑起来，我也咯咯地笑起来。

李伯母心地单纯，率真大方。我在霞飞坊住的时候，解放军围城，伯伯的稿费来源断绝，又没有积蓄，加上我和弟弟两张能吃的嘴，伯伯真是捉襟见肘了。幸得开明书店借支版税，才渡过了难关。实在没有办法，李伯母就把她的一条金项链剪一段拿去卖。一旦经济上有了好转，李伯母又舍得请我们去上海最著名的“红房子”吃西餐，到俄国人开的伏尔加去买点心。

咯咯咯咯，她的笑声音犹在耳，她去了，带走了巴金伯的一半。我想起巴金伯的话：“等到我永远闭上了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巴金伯说：“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救了我，犹如飞马星座救了北极探险途中的麦克米伦。”（《旅途通讯·前记》）

确然，巴金伯靠友谊生活，享受友情。同样，他也反馈友谊，让别人享受他的友情。他的友情温暖，绵长，久而弥坚。我们一家和巴金伯的友谊，就是最好的明证。巴金伯认识我父母，是1929年我爸回四川接我母亲去法国，路过上海的时候。四年后父母回上海，巴金伯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他不习惯出头露面，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但是在朋友中间，却活跃非常，像兄弟姐妹般亲切。他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使朋友们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毫无芥蒂地敞开心扉。我爸马宗融性烈如火，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发起脾气来九头牛也拉不转。但是见了巴金伯，却能柔顺如小儿。我几次看见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抱住巴金伯痛哭。

我妈妈罗世弥贤淑温和，待朋友如亲爱的姐妹，大家有话都愿意对她说，她也会坦率地对朋友们坦陈自己的意见，敞开她的心扉。巴金伯和朋友们对她在文学上的成长有极大的助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妈妈罗世弥在朋友们日复一日热烈探讨文学的强烈文化气氛的感染下，心中萌动了创作的欲望。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幼时在四川简阳海井乡对盐工生活的所见所闻很可以写成一篇短篇小说。黎烈文鼓励了她。这样便产生了妈妈的处女作《生人妻》（1934年）。她腼腆地把这篇文章交给巴金。巴金见到这篇文章，又惊又喜，替她写上“罗淑”的笔名便推荐它在《文季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朋友惊讶这位新人的出现，同声赞美这篇文章。随后妈妈又写了《刘嫂》、《橘子》、《井工》三个短篇。死亡结束了一切，她没有等到结集出版就去世了。但是她未完成的工作由巴金伯替她完成了。他认真替她整理遗作，他说：“我一字一字地读着世弥的写得颇为潦草的笔迹”，“我不愿意损害她的原作，我重视她遗留给我们的一切。”他为她结集出版了一个又一个集子，几乎每一篇都细细地写了序和跋。到1980年又总起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那本十万字的《罗淑选集》。这本选集的底本也是巴金伯提供的。

1934年罗淑带着女儿小弥在上海

《罗淑选集》出版后，出版社没有及时把三个底本（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还给巴金伯。巴金伯连忙去要，结果只从印刷厂追回两本，《鱼儿坳》则永远地失落了。巴金伯很痛心，1984年11月，他把那本残缺的《生人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郑重地在上面写道：“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罗淑选集》时曾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三书借去，过了两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书。《鱼儿坳》已不知去向，这本书的附录也给撕毁了。惜哉！”

这就是巴金伯从印刷厂追回的《生人妻》

我永远忘不了巴金伯在关键时候对我们一家的支持和帮助。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我爸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有一回反动军警的马队包围了复旦大学，戒严搜捕。我家地板上睡满了学生，形势很严峻。我那时在城区住校，爸爸不让我回位于郊区的复旦大学宿舍，而把我放在巴金伯家里，直到军警退去才来接我。

1947年夏，我爸被复旦解聘，听从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安排到台湾大学去任教。又是巴金伯给了我爸许多安慰。到送我们上中兴轮船的那一天，我爸很欣慰地说：“今天老巴给我扛了箱子！”

这张名片是爸爸给毛一波的，也是我存有的爸爸唯一的亲笔

1949年春，我爸带病从台北返沪，不久就去世了。巴金、靳以、余继清、贾开基等好友，都很伤心，帮忙把遗体送到殡仪馆入殓如仪。上海文艺界许多朋友都来参加了公葬仪式。

礼成。忽然马松亭阿訇领着一群回族朋友赶来了。松亭阿訇也是我多年相熟的亲爱长辈。抗战期间回族朋友和抗敌文协的文化人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巴金伯也认识他。松亭阿訇说，老爸是回族的头面人物，影响很大，他的遗体必须按照回族的礼节安葬，他保证用最高的规格来安葬。松亭阿訇说，小弥啊，让他从土里来，回到土里去吧。我会用我从麦加带回来的圣水洒在他的遗体上。当时我和我弟都不肯，不愿再折腾已经入殓的老爸，但回族朋友坚持，我也坚持己见。双方僵持了一会儿，于是巴金伯说话了，他说，小弥，你应该听松亭阿訇的话，我们在重庆都认识的，多次在张家花园清真寺开过会。你爸是回族有影响的人物，松亭阿訇说得对，你爸用回族的礼仪接生到人世，就让他用回族的礼仪回到土里去吧。我一向最崇敬巴金伯，视他如父亲，听他这样一说，我觉得有理，很快就同意了。于是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回族人是不用棺材的，遗体直接安放在铺有香料的泥土地上，松亭阿訇拿出了麦加带回的圣水，诵了经，巴金伯拿出一个完整的香囊包着的麝香。于是老爸就在浓浓的友情包围下瞑目了。

葬礼过后，巴金伯说：“上我那里去休息休息吧！”我和弟弟一去就住下了，直到我参加工作，直到我兄弟1958年到北京上大学。

一闪，我这当年的小笨虫就长大，长老了。我依然非常敬爱、依恋巴金伯伯。

抗战改变了我们一家的生活。母亲死后，父亲娶了继母，一家人住在距重庆百余里的乡下。然而距离算什么呢？巴金伯和伯母（就是从前的陈小姐）会来看我们，在黄桷树下乘凉，他俩居然记得我这无母孩子的生日，给我带来了抗战期间海风的花蛋糕。

我给他写信他一定回，1942年他在沙坪坝互生书店住的时候，还到南开来看过我，在我们班上引起轰动，都跑去围观他。所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论国内国外的同学，凡想起来要和我联系的，都会想到“找巴金，他目标大。”而巴金伯，绝不会因为小孩子、小人物的信而不转，所以我很快就和同学们取得了联系。

“文革”中，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伤了心，决心离开机关，大改行。我需要加强英语，顺带把法文拾起。于是，我开始向伯伯要书。我还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一本书，要同时有英、法文各一本，那样我可以用英文作拐杖学法语。伯伯果然从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起就给我寄书，同一本书，英法文各一本（多么不容易！），这对我的顺利改行起了莫大的作用。1981年我去上海，他又送我《莫泊桑全集》英、法文各一套。我去邮局寄书，伯伯对我说：“好，你去体会一下我给你寄书要走多少路，书又有多重！”给我寄书的封皮都是他亲手写的。记得有一次我还向他耍过赖皮：伯伯好久没寄书来，我知道他心软，经不住磨，又最同情弱者，就讹他道：“我得了乳腺增生，这病是会转化为癌的，心疼我，给我寄几本书来吧！”不料这次我的诡计没有得逞。伯伯回信道：“你的病不要紧，以前小林也得过的！”写到这里，我心痛了，多么不懂事！我不知道伯伯会“老”，当然也想不到我自己会“老”。伯伯凡事都要亲躬。有一次四川人民出版社来人，我托他回川后代我看看，他们的藏书室是否有我爸爸的散文集《拾荒》。事后伯伯责备我：“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给你做事？你知不知道这本书是很难找的？”说毕上楼去了。半晌，又走下楼来，递一本《拾荒》给我，说：“这是海内孤本，你好好保存吧！”我几乎落下泪来。

最难忘怀的是有一次我问伯伯：“你最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这次我要译一本你最喜欢的小说。”

他回答：“我最喜欢狄更斯的作品。”

我说：“他的小说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现实社会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他说：“正因为如此，读起来才能安慰人呢！”

我问：“你最喜欢狄更斯的哪一本呢？”

他说：“我喜欢他的《双城记》，不过这本书很难译，而且已经有人译过了……当然你还可以再译。”

难译？那我更要译了。于是我向伯伯讨要那套《狄更斯全集》。

伯伯说：“不行。他的全集我有两套，一套已经送人了；另外一套，我还想留着翻翻。但是我还有单本《双城记》，可以送你。”

果然，到这年（1981）年底，我收到伯伯寄来的插图本《双城记》。我花了差不多两年工夫译完了它，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不过我和我的责任编辑合作得不很理想。我的责编是搞政治文论的，他把他认为啰嗦的地方，重叠的句式都简化了，使我非常伤心，但也无可奈何。

插图本《双城记》

译这本书使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的痛苦。“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那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那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那是富于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总之，那是疯狂的时代，太多的血和泪，仇和恨。

一个医生，只因说了真话，在巴士底监狱的黑牢里，整整被活埋了十八个春秋。他终于得救，复活了。然而他失去爱妻，白了头，神志不清了。只有女儿的爱能使他恢复生的意趣。

我终于明白伯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了。

那套《狄更斯全集》，我后来还是得到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1988年，在汹涌澎湃的商潮中，我想起伯伯捐给文学馆的十几万块钱天天在贬值，心中很难过。他是个没有铁饭碗的人，一辈子靠爬格子为生。许多人以为他是富翁，其实他从来没有工资，大部分稿费也都捐掉了。1988年，不少做生意的朋友和故旧从海外来找我，我想，拜托他们用这笔钱做生意生息，不是比坐看伯伯这笔血汗钱贬值好吗？于是我写信谈了我的想法。

这下可糟了。

接到我的信，巴金伯一夜没睡好，第二天立马叫人告诉我，千万不能用那笔钱做生意。贬值就贬值，放着好了。他说，四川有句顺口溜：“全家做生意，赛过总书记”。但最好还是不要“全民皆商”吧。随后他又写信给我说：“我希望你还是坐下来，翻译几本书，然后写一点东西。我羡慕你，你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爱惜这宝贵的时光吧。”我明白他是在批评我，但接下去又有安慰的话：“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我决定把《狄更斯全集》送给你。你向我讨过几次，我喜欢狄更斯，还想翻翻它，以前没有答应。现在我没有时间了，留给你吧。”

最后那句话使我心痛多日，但也使我振作。我现在年过七十，每想到伯伯在我这个年龄将要面对的一切，我就激起了战胜衰老、病痛和个人不幸的勇气。我也常常到狄更斯的作品中去寻求安慰，寻求善与爱。每到这种时候，我的耳边就会响起巴金伯的声音：“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

衷心祝福亲爱的巴金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