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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来信收到。我写字实在吃力，只能给你写几行。我暂定五月九日从上海去东京，动身前半个月得做一些准备工作，我身体不好，还需要治疗和休养。估计五月上旬我不会有时间接待你。反正我总会让你来上海一趟，今年暑假或明年？等我从日本回来再商量决定吧。

这封信，是商量我去上海的事。实际上，我去过上海多次。其中有一次是请事假去的。事情是这样的：不记得是哪次面见伯伯，伯伯问起我的情况，知道我在干校专政队劳动期间，因下水田劳动时间过长，得了腰痛的病，有时一两个月下不了床。他便说，有一个姓周的按摩师，经验很丰富的，每周几次上家里来，给孃孃和李国煣她们按摩，各人自己付钱。你如愿意，也可以来。我很高兴，马上向领导请事假去了上海。周医生，女性，从小就学习推拿，从事这行已经好几十年。在你的脊背上一摸就知道你哪里有病。她按摩的时候，如果感觉痛就一定要喊出来。于是，一按到痛处，我和孃孃等人都要呻唤起来。巴金伯拄着手杖一边踱步一边叹息，似乎比我们还受煎熬。后来我们鼓动他也去按摩，嘱咐周医生手法要轻。但是伯伯自己却不肯呻唤出来，使我们很难过。

而这一次，我的上海之行到1986年7月才实现。见伯伯，谈得最多的是“疲倦”。

“想不到你真的老了，伯伯。”我说。

“怎么能不老呢，已经八十二岁了。”

“吃点好东西怎么样？”

“不是吃的问题。是太疲倦了，昨天才把《随想录》的最后一集编好发出去。”

“何不用个秘书呢？”

“用秘书就得工作。我是个老人，不想再工作了。我要争取休息的权利，是否争取得到，还很难说……八十二岁了，休息的权利还要我自己来争取。”伯伯的眼睛里有许多没有说完的话，说话使他疲乏。

几个月来，不时见到报上关于他“神采奕奕”，身体很好的报道，也有人说他闭门谢客，是为了奋力写作。然而眼前的伯伯，显得更老了，精疲力尽的样子。

他写了一百五十篇《随想录》，所有过去的作品，再版时一定要再校一遍。还要参加各种会议、访谈。要求他做事的是那样的多。有托他办事买书的，有索取资料的，有面谈之后，又要书面材料的，有要求开证明信的……不一而足。

还有许多爱他的人想来看他，想和他在一起待上一会儿，照上两张照片，说几句知心的话。

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说，我希望伯伯撇开一切，只和我一个人说上几次话，说上许多话。我还很想像幼年时那样，乖乖地坐在一旁听他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和朋友们谈天。但是我难过地看到，从来不忍拒绝别人要求的伯伯已经力不从心。他强打精神和来访的人谈话，客人一走，他就颓然倒在躺椅上。有一次，头无力地落在椅背上，发出砰的一声。

我在心里哭了。我责备自己太自私。

10月，他要去杭州休息。“假如到杭州也得不到休息，我就回来。”

“我是一个老人。真爱我，就应该让我休息，让我再活上两三年。”他说：“我打算活到八十五岁。活太久了，也没有意思。地球尚有毁灭的一天，何必求不朽。一时把你捧上天，过不久又可以把你打倒，踩在脚下，我什么滋味都尝过，现在看穿了，我要争取休息的权利，什么也不做……”

其次谈得多的，是我的妈妈。我问伯伯：“你还记得我妈妈的样子吗？”他答道：“当然记得：比你略矮一点，白白的，比你斯文多了，”说着笑了起来。我又问伯伯，立达学园那么好，妈妈为什么要离开？立达学园是“五四”运动的先驱匡互生创办的，是一所新型学校，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还常到社会上请一些学者专家如叶圣陶等来讲课，日子过得新鲜又有朝气。我的爸爸也去讲过课。这么好的学校，为什么走了？

伯伯说，妈妈离开立达，是因为匡互生死后，陈范予（教育家）被挤出立达，匡互生的宗旨也被变更。妈妈是陈范予请去的，陈走后，妈妈也就走了。我说伯伯你们年轻时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伯伯说是呀，我们那时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不像现在……你若真爱妈妈，就应该研究她。

伯伯的家距赵清阁孃孃的住处很近，因此得以和赵孃孃来往几次。我小的时候赵孃孃住在重庆北碚，我住在北碚江对面的黄桷树，北碚是个小文化中心，逢年过节爸爸带着全家到北碚与老舍、何廼仁等老友聚会，我就住在赵孃孃的宿舍里，和她很熟悉。这次见面，孃孃赠我一幅泛雪访梅图（1966年画）。我到中国图片社复制了一张寄给她以留念。以后被施蜇存老先生看见，大呼可惜，“不该送给她呀！”他遂拿去香港，制成当年的贺卡。此画又被多位学者转载，附在他们的研究作品里。

伯伯还嘱咐我多做少说。又欣喜地告诉我，儿子棠棠（笔名李晓）第一次发表作品《机关轶事》全家都不知道，是邮递员送稿费上门，九姑妈去拿图章才发现的。这篇东西蛮有意思，你可以看看。

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我和伯伯在园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头天晚上我看中了一朵栀子花的大花蕾，准备临走带走。可是这会儿去看，已被人掐走了，我很懊丧。伯伯一迭声地说：再找，再找。可是再也找不到第二朵了。伯伯说，本来这些花都是归他管的，“文革”以后，他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