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弥：

信收到，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分析也有点道理。我的事情我自己暂时不想讲话。有人告诉我有人要替我讲话，究竟讲了没有，我不清楚。不过我不着急，我相信“四人帮”倒了以后，党的政策会逐渐落实的。现在领导要管的事情太多，一时顾不上来。你问我对自己的结论签字没有。我根本未签过字，也未看过我的结论。七三年七月中旬我们单位支书（工宣队）找我谈话时只根据他笔记本上的记录念给我听：“市委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冯国柱六人讨论决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发生活费，这是根据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的精神决定的。”在一个星期后在全体人员学习会上，宣布我今后参加学习，又把那段话讲了一次，只是在“发生活费”后面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并没有讲审查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张、姚在报私仇，是站不住足的，但也无办法。现在他们揪出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你也不必替我着急。你要保重身体，把身体养好，为党、为国家好好地干一辈子。

祝

好！

芾甘

一月二日

孃孃、老朋友、九姑妈，我们一家都问候你和你一家

收信人的话：

我在“文革”中挨整，气极。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到中南海各个收状子的窗口递申诉书。原单位要给我做结论，仍认为我是犯错误的人，只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拒绝签字，又把情况告诉了巴金伯，告诉他不能签，于是巴金伯回了我这样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