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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猎游中，富裕的地主和猎者亚力山大·米海雷奇·格×××邀请我去赴宴。他的村子离我那时住的小村子有五六俄里。我穿上燕尾服——凡是外出，哪怕出去打猎，燕尾服都是不可不穿的——就动身到亚力山大·米海雷奇家去。宴会原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来到，就见到许许多多贵族，穿制服的，穿便服的，还有穿很难说是什么服装的。主人很亲热地把我迎住，却立刻又朝餐室管理人的房间跑去。他在等候一位显要的官员，心情有些激动，这种激动跟他那不依赖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完全不相称。亚力山大·米海雷奇从来没结过婚，而且也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来的也都是光棍汉。他生活很阔绰，把祖宗传下来的高大房屋增筑和装修得富丽堂皇，每年从莫斯科订购约一万五千卢布的酒，总的说，也有很高的威望。亚力山大·米海雷奇老早就退职了，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头衔……那么，究竟为什么非要请那位显要官员光临，为什么在举行盛宴这一天他从清早就如此激动呢？这就像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稽查官，当别人问他收不收一些人自动送他的贿赂时，他所说的：无可奉告。

我离开主人之后，就到各个房间里随便走走。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是和我素不相识的；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坐上了牌桌。在这些牌迷之中，有两位气度高贵而相貌有点儿衰老的军人；有几位文官，领带扎得又紧又高，耷拉着的小胡子是染过的，这样的小胡子是刚强而心肠好的人才会有的（这几个好心肠的人一本正经地理着纸牌，也不转头，只是侧眼看看走来的人）；有五六位县城官吏，大肚子圆圆的，肥胖的手汗津津的，腿和脚规规矩矩的，一动也不动（这几位先生说话声音软软的，对四面八方亲切地微笑着，把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也不敲桌子，而是相反，用波浪式的动作把牌扔到绿呢桌面上，在吃牌的时候，弄出的也只是轻轻的、非常斯文和有礼貌的嚓嚓声）。其余一些贵族坐在长沙发上，有一些成堆地挤在门口或窗前；有一位年纪已经不轻、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角落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肚子上转悠着自己的表坠上的小图章，虽然谁也没有注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里永远无人能比的本行业高手、外国人菲尔斯·克留欣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极其随便和起劲地争论着，无拘无束地转悠着他们那又肥又光的后脑勺；有一个高度近视、头发淡黄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上到下穿的是一身黑衣服，显然很羞怯，然而在很刻薄地微笑着……

不过我却开始觉得有些寂寞了，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叫韦尼津的人来跟我做伴了；这是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住在亚力山大·米海雷奇家里的，算是……很难说究竟算什么人。他的枪法很好，又善于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认识他的。他属于这样一种青年：这种青年往往在任何考试中都“呆若木鸡”，就是说，不论教授问什么，都不回答一个字。为了好听起见，大家常常把这些先生称作“留络腮胡子的”。（诸位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2]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比如，叫韦尼津应试；韦尼津在这以前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浑身热汗淋淋，眼睛茫然地、慢慢地朝周围打量着，听到喊名字，就站起来，急忙把制服纽扣扣好，侧着身子慢慢朝考试桌子前走去。“请拿一道考题。”教授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韦尼津伸过手去，战战兢兢地用手去摸一大堆考签。“请不要挑拣！”有一个来参加监考的外系的教授，一个很容易生气的小老头儿，忽然痛恨起这个不幸的“络腮胡子”，用气得打哆嗦的声音说。韦尼津只好听天由命，拿了一道考题，把号码报了报，就走到窗前坐下来，等候前面一个考生答完自己的考试题。韦尼津在窗前一直凝视着自己的考题，只是偶尔像刚才那样慢慢朝周围打量一下，然而身体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考生回答完了；教授们对他说：“好，你去吧。”或者甚至说：“好的，很好。”根据他的成绩而定。轮到韦尼津了；韦尼津站起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桌子走去。“请把考题念一遍。”教授对他说。韦尼津双手把考题捧到鼻子前，慢慢地念，手也慢慢耷拉下去。“好啦，请回答吧。”那位教授把身子向后仰了仰，两手交叉在胸前，懒洋洋地说。考场上一片死寂。“你怎么啦？”韦尼津还是不开口。外系的小老头儿不耐烦了。“多少讲一点儿呀！”这位韦尼津一声不响，好像麻木了。他那剃得光光的后脑勺迎着全班同学的好奇的目光，一动不动地、高高地耸着。外系的小老头儿的眼睛简直要蹦出来：他对韦尼津恨透了。“这倒是真奇怪，”另一个监考人说，“你怎么像个哑巴一样呀？你不知道，是不是？那你就说嘛。”“请允许我另拿一道考题吧。”可怜的考生用低沉的声音说。教授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好，你拿吧。”主考人挥一挥手，说。韦尼津重新拿一道考题，又一次走到窗前，又一次回到考试桌前，又是像死人一般一声不响。外系的小老头儿恨不得把他活吞下去。终于他们叫他出去，打了个零分。诸位以为，至少现在他会走了吧？才不是呢！他又回到自己位子上，照旧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而且往外走的时候还叫着：“真够呛！问题简直太难了！”整个这一天他就在莫斯科走来走去，有时抓住自己的头发，很伤心地咒骂自己的坏运气。当然，书本他是不会摸的，到第二天早晨依然如此。

就是这个韦尼津来跟我做伴了。我们谈了莫斯科的一些事，谈了谈打猎。

“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此地最风趣的一个人？”突然他小声对我说。

“好的，请吧。”

韦尼津领我去见的是一个矮个头儿的人，高高的额发，留着小胡子，穿咖啡色燕尾服，系花领带。他那尖酸刻薄的、机灵的外貌确实透露着聪明与辛辣之气。他的嘴唇不停地扭动，荡漾着一种讥诮人的笑。那黑黑的、眯着的小眼睛在长短不齐的睫毛下面流露出大胆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肩宽背厚，温温和和的，甜甜的，是一个真正的甜哥儿，而且是独眼龙。他不等这个矮个儿说俏皮话就先笑着，而且好像高兴得浑身都酥了。韦尼津把我介绍给这个最风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欣。我们认识了，互相表示了初见的敬意。

“请允许我把我的好朋友介绍给您，”卢比欣拉住那个甜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尖尖的声音说。“别走嘛，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他又说，“人家又吃不了您。来吧，”他继续说着，这时发窘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却一个劲儿很不自在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一个劲儿往后躲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贵族。五十岁以前他身体极好，可是忽然灵机一动，要医治自己的眼睛，因此就成了独眼。从那时候起，他医治自己的农人也取得同样的成效……不用说，他的农人也表现了同样的热忱……”

“瞧你这个人呀。”基里拉·谢里发内奇嘟哝说，并且笑了起来。

“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哎，您说下去呀，”卢比欣接下去说，“恐怕要选您当法官了，一定会选的，您瞧着吧。当然，到时候会有人替您动脑筋的，比如说，有陪审官；可是，不管怎样，您总是要说话呀，哪怕是别人的主意，也要说说明白。万一省长来了，问：怎么这位法官说话结巴呀？有人会回答说：他是得了麻痹症；那就给他放放血好啦。这在您的地位可是不大像样的，您自己也明白。”

甜甜的地主笑得捧腹。

“瞧，他笑呢，”卢比欣发狠地望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那颤动的肚子，继续说下去，“他怎么会不笑呀？”他又转身对我说，“吃得又饱，身体又好，又没有孩子，他的农人又没有典当出去——他还替他们治病呢——他的太太又是糊里糊涂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多少把脸往旁边扭了扭，装作没有听见，但一直在哈哈笑着。）我也笑嘛，因为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跑了。（他龇了龇牙。）这事儿您不知道吗？可不是嘛！她就这样一下子跑了，而且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彼得·彼得罗维奇，亲爱的，原谅我吧；我爱得入了迷，所以跟我的心上人走了……而土地测量员所以能迷人，只是因为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裤子。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人真直率……唉，我的天呀！我们乡下人就是老老实实说真话呀。不过咱们还是到一边去吧……干吗要紧靠未来的法官站着……”

他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便走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说我爱说俏皮话儿，”他在谈话中对我说，“您别相信这话。我不过是对一切都不满，而且骂出声来，所以我一直无拘无束。说真的，我又何必拘谨呢？不论谁的见解，我都看得不值一文，而且我毫无所求；我是恶人——这又有什么呢？恶人至少不需要智慧。您恐怕不相信，做恶人很痛快呢……哦，比如，就看看咱们的主人吧！天呀，他为什么跑来跑去，不住地看表，又笑，又浑身冒汗，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气，而让我们饿肚子呢？一个显贵人物——有什么稀罕的！瞧，瞧，又跑起来了，还一瘸一拐的呢，您瞧呀。”

于是卢比欣用尖嗓门儿笑起来。

“只是有一点不好，没有太太们，”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光棍汉们的宴会——要不然我们这班人就热闹了。您看，您看，”他突然叫起来，“科捷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男子，留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到过外国的……他总是像这样迟到。我可以告诉您，他是很蠢的，他一个能抵两匹商人的马；要是换个场合，您可以看到，他和我们这班人说起话来多么盛气凌人，在回答饥饿的太太和小姐们的盛情时，笑得多么慷慨大方！……他有时也说说俏皮话儿，尽管他只是顺路在这儿住一住；可他是怎样说俏皮话儿呀！简直就像用钝刀子锯绳子。他非常不喜欢我……我要去见见他。”

卢比欣便跑去迎接公爵。

“哦，我的冤家对头来了，”他忽然回到我这儿，说道，“您可看到那个胖子，脸色发乌，头发像刷子一样的——哦，就是手里抓着帽子，贴着墙走路，像狼一样四面打量的。我把一匹值一千卢布的马，只卖四百卢布卖给了他，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有充分的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非常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刚刚吃过饭以后，你要是对他说：您好，他就回答：有什么事？……哦，大官来了，”卢比欣说下去，“退职的大官，破产的大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和一座生瘰疬的工厂……对不起，我说错位了……哦，您反正明白了。哎呀！建筑师也光临了！是个德国人，却留着胡子，而且对自己的一行一窍也不通——真是奇迹！……话说回来，他何必懂行呢？只要收收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3]多竖几根柱子就行了！”

卢比欣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突然整个房子里兴奋得慌乱起来。显要官员驾到。主人三步两步冲进前厅。跟他跑去的是几个忠诚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闹哄哄的说话声变成柔和而愉快的低语，好像春天蜜蜂在蜂房里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住声的黄蜂——卢比欣和一只堂皇的雄蜂——科捷尔斯基，没有把声音放低……终于蜂王进来了——显要官员进来了。一颗颗心都飞过去迎接他，一个个坐着的身子都站了起来；就连那个买卢比欣的马占了大便宜的地主，也把下巴贴到胸膛上。那位要员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他一面不住地把头向后仰着；好像是点着头，说了几句嘉许的话，每一句话都用“啊”字开头，而且这个字是用鼻音拖长了说的；他带着愤慨至极的神情看了看科捷尔斯基公爵的大胡子，把左手食指伸给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的大官。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那位要员已经把他没有迟到所以感到高兴的话说了两遍，然后大家都朝餐厅走去，大人物走在前面。

无须向读者赘述，怎样请那位要员坐上首位，坐在退职的大官和省首席贵族之间——省首席贵族是一个面带自由和长者表情的人，那表情同他那浆得笔挺的胸衣、肥大的背心和装有法国烟丝的圆形鼻烟匣十分相称——主人怎样张罗，跑来跑去地忙活，敬客，在经过要员身边的时候怎样朝他的脊背微笑，怎样像小学生一样站在角落里，匆匆地喝一碟子汤或者吃两块牛肉；仆役头儿怎样端上一条嘴里插花的一俄尺半长的鱼；穿号衣的仆役们怎样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向每一位贵族敬酒，一会儿敬马拉加酒，一会儿敬马德拉酒；几乎所有的贵族，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怎样像勉强尽义务似的喝了一杯又一杯；还有，怎样打开香槟酒瓶，怎样举杯祝颂健康——这一切，想必读者是十分熟悉的。而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要员在全体主宾快乐的肃静气氛中讲的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大官，是懂得一些新文学的，提到女人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是的，是的，”那位要员接话说，“这话不错；对青年人就是应该严加管束，不然的话，恐怕他们一见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疯。（所有客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孩子般快活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中甚至流露出感激的神气。）因为青年人是愚蠢的。”（这位要员大概是为了摆威风，有时改变单词的通行的重音。）“就比如说，我的儿子伊凡，”他继续说，“这傻东西虚岁才二十岁，可是他有一天忽然对我说：‘爹，让我娶亲吧。’我对他说：‘傻东西，你先去当当兵吧……’于是他灰心丧气，哭鼻子……我可是……不那么客气……”（要员这句“不那么客气”与其说是用嘴说的，不如说是用肚子说的；他沉默了一下，威风凛凛地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退职大官，而且把眉毛扬得太过分了，高得出乎一般人意料。退职的大官愉快地把头多少朝旁边歪了歪，并且特别迅速地眨巴起对着要员的那只眼睛。）“结果又怎样呢？”要员又说下去，“现在他自己给我写信，说，爹，谢谢你开导我这个傻子……就是应该这样办。”所有的客人自然都完全赞同他所说的话，而且似乎因为得到快乐和教导精神振奋起来……宴会完毕，大家都站起身来，带着更大的，但依然很有礼貌的、似乎此种场合允许的闹哄声朝客厅拥去……坐上了牌桌。

我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吩咐过我的车夫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车，就去睡觉。但是就在这一天里我还得结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因为来的客人很多，谁也不能单独睡一个房间。亚力山大·米海勒奇的仆役头儿领我走进一个绿色的、有些潮湿的小房间，这里已经住下另一位客人，衣服都脱了。他一看到我，就很敏捷地钻进了被窝，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在松软的鹅毛褥子上翻动了几下，就不动了，然而他那布睡帽的圆圆的边儿下面的眼睛却机警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前（这间房里一共有两张床），脱了衣服，躺到潮乎乎的褥子上。和我睡同一房间的人在自己的床上辗转不停地翻动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不管我怎样想方设法入睡，怎么都睡不着：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模模糊糊的念头，排成不见头尾的长列，顽强而单调地一个接一个移动过来，像水车上的一个个水斗。

“您好像没睡着吧？”和我同房间的人说。

“是的，”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从来就不想睡觉。”

“怎么会这样呀？”

“就是这样嘛。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睡着；我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既然您还不想睡，为什么早早地上床呀？”

“您说说看，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真觉得奇怪，”他在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继续说，“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跳蚤好像总应该有吧？”

“您好像对跳蚤很怜惜呢。”我说。

“不，不是怜惜；不过我喜欢一切都合乎常规。”

我心想：真想不到，他使用这样的字眼儿。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您愿意和我打赌吗？”他突然用很响的声音说。

“为什么事打赌？”

我开始觉得这人有意思了。

“哎……为什么事吗？就为这个：我敢肯定，您把我当傻瓜。”

“哪有的事？”我吃惊地嘟哝说。

“把我当成乡下佬，当成大老粗……您说实话吧……”

“我还无缘跟您结识呢，”我回答说，“您为什么就能断定……”

“为什么哩！单凭您说话的声音就行了：您这样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不过，我完全不像您所想的那样……”

“请听我说……”

“不，还是请您听我说说。第一，我讲法语不会比您差，讲德语还会好些；第二，我在国外住过三年，光是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先生，熟读歌德的作品；不但如此，我还长期钟情于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娶了害肺病、秃头，然而人品极好的一位小姐。就是说，我和您是一样的人；我不是您所想的那种乡巴佬……我也常常犹豫不定，我一点也不直率。”

我抬起头来，更留神地看了看这个怪人。在寝灯的幽暗的光线中，我勉强看清他的相貌。

“哦，您现在望着我，”他拉了拉自己的睡帽，又说下去，“想必您自己在问自己：我怎么今天就没有注意到他呢？我就对您说说为什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吧——因为我不高声说话；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后面，不跟任何人交谈；因为仆役头儿端着盘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早已把胳膊肘举得同我的胸部一样高了……这都是因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穷；第二，是我安于寂寞……您说实话，没有注意到我吧？”

“我确实不曾有幸注意到……”

“就是嘛，就是嘛，”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就是这样。”

他坐起来，交叉起两条胳膊，他那睡帽的长长的影子在墙上打了个弯儿，就伸到天花板上。

“请您老实说说，”他突然斜睨我一眼，又说道，“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大怪人，就是所谓独特的人，或者，也许比这更怪；也许，您以为我是装成怪人吧？”

“我必须再一次对您声明：我还不认识您呀……”

他把头低了一小会儿。

“为什么我跟您，跟我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唐突地聊了起来——那就天知道，只有天知道了！（他叹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知心嘛！您我都是上等人，也就是自私的人：您不管我的事，我也不管您的事，不是吗？不过咱们俩都睡不着……为什么不可以聊聊呢？我现在很有兴头儿，这在我是极少有的。您是否看得出，我是很胆怯的，我胆怯并不是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官职的人，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可是有时候，在一些偶然性的良好情况下，虽然这种情况是我无法确定和预知的，在这种情况影响下，我的胆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叫我跟达赖喇嘛面对面，我也会向他要点儿鼻烟闻闻。不过，也许您想睡了吧？”

“正相反，”我连忙回答说，“我很高兴跟您聊聊。”

“您的意思是说，我使您开心……那就更好了……嗯，我先向您交代一下，这儿的人都叫我独特的人，就是说，这是有些人在说别的一些废话偶然提到我的名字时这样叫我。‘我的命运太没有人关心。’^[4]他们是想刺激我……我的天呀！他们知道什么呀……我之所以倒霉，正因为我一点也不独特，除了有时有些做法有点儿冒失，就比如像现在我这样跟您聊天；不过这种冒失一点也算不了什么。这是最不值钱、最低级的一种乖僻。”

他把脸转过来朝着我，并且把两手扎煞起来。

“先生呀！”他叫起来，“我认为，总的说，只有独特的人才能在世上生活得好；只有乖僻的人才有权利活着。有人说：我的杯子不大，可是我用的杯子是自己的。^[5]您瞧，”他小声插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么地道。就算你脑袋大，装的东西多，什么都懂得，知识渊博，跟得上时代，可是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特的、本身的东西，又算得什么呀！不过是在世界多了一个储存普通货物的地方——谁又能从其中得到什么乐趣呢？不，你就是蠢，也要蠢得与人不同。要有自己的味道儿，自己本来有的味道儿，就要这样！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味道儿要求很高……才不是哩！这样的独特人多得很：不论你往哪儿看——都是独特的人；任何一个活人都是独特的人，可是我不在其内！”

“其实，”他多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下去，“我在年轻时怀着多么大的抱负呀！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在回国之初，我是多么自命不凡呀！虽然我在国外兢兢业业，一直独立钻研，很像个样子，可是我们这班人就是这样，总是钻研，钻研，到头来什么也不懂得！”

“独特的人，独特的人！”他接下去说，并且带着责备的神气摇着头……“都说我是独特的人……可是事实上，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不独特的人了。想必我生来就是要模仿别人的……的的确确！我过日子也似乎是在模仿我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活得很辛苦；我也上过学，也恋过女人，后来也结过婚，可似乎都不是自觉自愿，似乎是在履行一种义务，也许是在做功课——谁能分得清呢！”

他把睡帽从头上摘下来，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给你讲讲我这一生？”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还是讲讲我这一生中几件值得一说的事？”

“那就请您说说吧。”

“要不，我还是给你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结婚本是一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像一面镜子，能反映出……哦，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要闻闻鼻烟了。”

他从枕头底下掏出鼻烟匣，打了开来，却又说起话来，一面摇晃着打开鼻烟匣。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想想我的情况吧……您就想想，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您倒是说说，这部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的现实有什么共同之点？请问，怎么能把这，而且不光是这，不光是百科全书，而且整个的德国哲学……进一步说，整个德国科学，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呢？”

他在床上跳起来，发狠地咬着牙齿，小声嘟哝起来：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呀！……那你为什么要上国外去呀？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呀？这样你倒是可以知道生活的需求，知道前途，也可以弄清楚自己的所谓使命……不过，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说下去，仿佛在为自己辩护，而且胆怯起来，“还没有一位圣贤写进书里的东西，叫我们这班人到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高兴向它，向俄罗斯现实生活学些东西，可是它，我的宝贝儿，不开口呀。它那意思是说，你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是我没有这个本事啊，你们给我一个结论，帮我下一个断语吧……断语吗？有些人说，这就是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吧——不是像夜莺一样吗？……可是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样好听，却说的不是人话……所以我想了又想，觉得，科学似乎到处都一样，真理也是一样，于是我就打定主意到外国去，到异教徒那里去……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年轻气盛，失去了理智。您要知道，我是不希望过早地肥胖起来，虽然有人说，肥胖也是好的。可是，话说回来，生来不长肉的人，是胖不起来的！”

“不过，”他多少想了一下，又说，“我好像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那您就听听吧。第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吗，我看，我还得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形讲给您听听，要不然您一点也不明白……哦，您不想睡觉吧？”

“不想，不想睡觉。”

“那太好了。您就听听吧……哦，隔壁房里康塔格留欣先生打鼾打得多么不文雅呀！……我是不怎么富裕的父母生的……我说父母，是因为，据说，我除了母亲，也有父亲。我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大鼻子，一脸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的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着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抵到耳朵，相貌十分难看。我常常被拉着经过他的像前去挨打，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像说：要是他在，打得还要厉害些呢。您可以想见，这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鞭策。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或者，照实说，有过一个不幸的弟弟，后来生佝偻病，不久就痛苦地死去了……这种英国病怎么会侵入库尔斯克省希格雷县来呀？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母亲怀着一个乡下女地主的满腔热切期望来培养我：她从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就精心培养我，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是不是在听我讲呀？”

“当然啦，请继续讲吧。”

“哦，好的。就这样，等我满了十六岁，我母亲立刻毫不犹豫地辞掉了我的法籍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一个名叫菲里波维奇的德国人。她把我带到莫斯科，到大学里给我报了名，她的灵魂就归天了，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我叔叔科尔东-巴布拉是一位监察官，不仅是希格雷一个县的有名人物。我的亲叔叔监察官科尔东-巴布拉照例把我的家产掠夺得干干净净……但问题也不是在这里。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有了很好的教养；但是那时候在我身上已经显示出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别的青年人的童年毫无差别：我也是好像躲在羽毛褥子底下糊里糊涂地、毫无生气地成长的，也是很早就开始背诵诗篇，并且开始消沉，借口喜欢幻想……幻想什么？——嗯，幻想美，等等。我在大学里没有走别的路：我立刻加入了一个小组。那时代与现在不同……不过，也许您不知道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儿吧？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说：

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席勒要说的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莫斯科的‘小组’！”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我问道。

他抓起他的睡帽，戴上去，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叫起来，“我认为这样：小组——就是毁灭任何独立的发展；小组——是社交、女人、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小组……哦，且慢，还是让我说说，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儿！小组——就是加上了正当事业的名义和外形的懒散和委靡不振的生活；小组用议论代替闲聊，训练毫无意义的胡扯，不让你做独立的、有益的工作，让你害文学疥疮；到末了让你失去朝气和纯洁的心灵。小组——这就是庸俗与无聊，挂上了团结与友爱的幌子；就是以坦率和关心为借口的倾轧和野心的紧密结合；在小组里，每一个朋友都有权在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不论谁的心灵上都没有一处干净的、没有受到伤害的地方；在小组里崇拜的是空谈者、自命不凡的人、少年老头儿，吹捧的是庸碌无才而有‘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年轻人，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谈女人和爱情可以谈得很精到、很奥妙，可是在女人面前却一声不响，要么和她们说话像和书本说话一样——而且他们谈的是什么呀！在小组里盛行的是诡辩；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监察官……啊，小组呀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一个魔法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毁灭了不止一个正派人！”

“哎，请允许我说一句：您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

他一声不响地朝我看了看。

“也许是的，谁知道呢，也许是的。不过要知道，我们这种人只剩了一点乐趣，那就是夸张了。且说，我就这样在莫斯科过了四年。先生，我真无法给您描述，那段时光过得多么快，真是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都感到凄怆和懊恼。往往是，早晨一起来，就像乘了雪橇下山一样……眼睛一眨，已经飞到了山脚下；黄昏来临了；于是一个睡眼蒙眬的仆人来帮你穿常礼服——你穿好衣服，大摇大摆地到朋友那里去，抽抽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不朽的伟人以及其他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不过在那里我也遇到过一些有特性和独立性的人：有的人，不论怎样摧残自己，压制自己，可是自己的本性仍然一直保持着；只有我不幸，像捏蜡泥一样把自己捏了又捏，我的可怜的本性竟毫无反抗！这时我已经满二十一岁了。我接管了我继承的家产，或者，更正确地说，接管了我继承的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部分，就把全部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照管，我便出国，到了柏林。我在国外，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过了三年。可是又怎么样呢？我在那里，在国外，依然是一个很不独特的人。首先，不用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听德国教授讲课和读德国书……差别就在这里了。我过着孤独的生活，像一个修道士；我和几个退职中尉气味相投，他们也像我一样，渴求知识，可惜头脑非常迟钝，而且不善于辞令；我结交了奔萨省和其他一些丰产的省来的几户人家，头脑也都是很迟钝的；有时我到咖啡馆去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来往，同他们谈话有点儿紧张，他们也没有人到我这儿来，除了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裔的坏蛋，他们经常跑到我这儿来借钱——因为这个俄国佬^[7]好骗嘛。终于，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来到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报名听课，他一时兴起，邀请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都在二十七岁上下，天呀，那么矮壮，鼻子那样好看，鬈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红红的手，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这位教授家去。应该说，这位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在精神上受过打击：在讲坛上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在家里说话发音不清，而且老是把眼镜架在额头上；不过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您猜怎么样？忽然我觉得爱上了林亨，而且在整整六个月中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虽然很少和她说话——多半是凝神望着她，但是常常把各种各样动人的作品读给她听，偷偷地握握她的手，到晚上就跟她一块儿幻想，凝望着月亮，或者只是仰望着天空。而且她煮咖啡煮得多么好呀！……似乎一切都该圆满了吧？只是有一点使我不安：在所谓无法形容的幸福时刻里，我的心口常常作痛，胃里发闷，发冷，一阵阵颤动。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逃走了。这以后我又在国外过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看过“基督变容”，也在佛罗伦萨见过“维纳斯”；我突然陷入过分的狂热状态中，像着了魔一般：一到晚上就写诗，记起日记。总之，就在那时候我的所作所为，也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就这样也算独特的人呢！比如说，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这是我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的……可是不，那怎么行呀！要找个导游，去看看壁画……”

他又垂下头，又摘下睡帽。

“终于我回到祖国。”他用疲惫的声音说下去，“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大都不怎么说话，可是在这里突然一下子就能说会道了，而且把自己看得天知道有多么高。有些宽厚的人，几乎把我看做天才，太太小姐们津津有味地听我信口胡扯；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声望。有那么一天早晨，出现了诽谤我的流言（是谁编造出来的，我不知道：想必是哪一个男性的老处女——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多的是），一旦出现，就像草莓一样抽芽吐须。我被纠缠住，就想跳出来，扯断粘在身上的线——却怎么也不行……我就走了。就这一点也说明我是一个很荒唐的人。我应该平心静气地等待这一阵攻击过去，就像害荨麻疹，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些宽厚的人又会对我张开怀抱，那些太太小姐们又会笑嘻嘻地听我胡扯……可是糟就糟在这里：我不是独特的人。您要知道，我的良知忽然觉醒了；我不好意思再胡扯，不住嘴地胡扯，昨天在阿尔巴特街胡扯，今天在喇叭街，明天在西夫采夫-符拉日街，扯来扯去都是老一套……可是如果有些人要的就是这一套呢？您就瞧瞧那些凭舌头闯天下的老将：他们对此并不在乎；倒是相反，他们就要这样；有的人卖弄舌头二十年，说的全是老一套……这就叫自信心和自尊心！自尊心我也有过，而且现在也还没有消失……但是我又要说，坏就坏在我不是一个独特的人，总是不好也不坏。上帝应该给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一点不给我。但是在开头那些日子里，我的处境确实很艰难；再加上到国外跑了一趟，我的财产消耗光了，我又不愿去娶一个年轻而身体已经像果子冻一般酥软的商家姑娘——于是我就远远地躲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他又斜看我一眼，补充说：“恐怕用不着我向您赘述乡村生活的最初感受、大自然的美、幽静的孤独生活的乐趣等。”

“好的，好的。”我回答说。

“况且，”他继续说，“这一切都是胡扯，至少我感到是这样。我在乡下是很苦闷的，像一只被关着的小狗，虽然，不瞒您说，我在归来时第一次在春天经过我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心中萌发了模模糊糊的甜蜜的希望，头脑晕乎乎的，心也怦怦跳起来。可是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会出现的往往是另外一些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形，例如，兽疫，欠租，拍卖，等等。我靠着总管雅科夫的操持，一天一天地凑凑合合过着日子。这总管是代替原来的管家的，到后来捞起油水至少不次于原来的管家，此外，他那涂柏油的长筒靴的气味简直使我受不了。有一天我想起我认识的邻村一户人家，这一家就是一位退职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我便吩咐套车，去拜访这一家。这一天应该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六个月之后，我就娶了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讲话的人低下头，把双手朝上举起。

“不过，”他十分激动地说下去，“我真不愿意让您对我的亡妻有不好的看法。千万不能那样！这是一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非常爱我，而且能够做任何牺牲，虽然我应该对您说老实话，如果我不是不幸失去了她，恐怕我今天是不会跟您谈话的，因为我家棚屋的梁还在，我曾经不止一次想悬梁自尽！”

“有些梨，”他多少沉默了一下之后，又说起来，“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所谓真正的味道才能出来；我的亡妻显然也属于类似的大自然产物。只是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是现在，比如说，我回想起婚前同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黄昏，不但不引起我丝毫苦楚，相反，使我动情得几乎要流眼泪。她们家境并不富裕；她们的房子是老式的，木结构，但是很舒适，建造在山坡上，在一个荒芜了的花园和一个野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脚下是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枝叶，可以隐约看到河水。老大的凉台从房子通向花园，凉台前有一个鲜艳夺目的长满玫瑰花的椭圆形花坛；花坛两头各有两棵合欢树，已故的主人在合欢树还嫩的时候就把树盘成了螺旋形。多少远些的地方，在荒芜了的野生的马林果树丛中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是精心粉刷过的，外面却破旧不堪，使人看到都觉得可怕。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是通客厅的；在客厅里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屋角都砌有瓷砖壁炉，右面有一架蹩脚钢琴，上面堆着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大沙发蒙着褪了色的白花纹浅蓝色花缎；一张圆桌；两个陈列架，上面摆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的是一个金发女郎，胸前抱一只鸽子，眼睛向上看着；桌上放一个花瓶，插着新鲜的玫瑰花……您瞧，我描写得多少详细呀。我的爱情的全部悲喜剧就在这客厅里，在这凉台上开场了。上校夫人本是一个泼妇，说话总是带着凶狠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横的、好吵闹的女人；一个女儿叫薇拉，同普通的县城小姐没什么两样；另一个叫索菲亚——我爱上的就是索菲亚。姊妹俩另有一个房间，是她们共同的卧室，里面有两张单人木床，有黄黄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用铅笔画得很糟的男女朋友们的肖像画（其中有一位先生很突出，脸上的表情特别刚健有力，其签名更为刚健有力，年轻时曾经使人产生过不得了的期望，可是到头来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半身像，有德文书，有干枯了的花环和其他一些留作纪念的东西。但是我很少进这个房间，也不喜欢进这个房间：我在那里面不知为什么觉得透不过气来。而且，真是怪事！当我背对索菲亚坐着，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黄昏时候，想着她或者幻想着她的时候，觉得她最可爱。这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已经发暗，但在玫瑰色天空衬托下还显得很清楚的一片片小小的绿叶；在客厅里，索菲亚坐在钢琴边，不停地弹着她所喜欢的贝多芬作品中一个深沉而充满激情的乐句；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静地打着鼾；在充满夕阳残照的餐室里，薇拉忙着煮茶；茶炊机灵地咝咝叫着，仿佛有什么高兴事儿；酥饼快活而清脆地断裂着，勺子碰得茶杯叮当响着；金丝雀不顾疲劳地唱了一整天，突然停了，只是偶尔啾啾叫几声，好像在问什么事情；从透明的薄云中偶尔掉下稀稀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心越来越开朗，我又觉得我是爱她的。于是，就在这样的黄昏影响之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过了两个来月，我就结婚了。当时我觉得我是爱她的……然而直到现在，本来早就应该知道的，真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亚。她是一个善良、聪明、沉默寡言的女子，有一颗暖人的心；但是天知道因为什么，是因为长住乡下，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在她的心底（如果心有底的话）有暗伤，或者不如说，有伤口在流血，这种伤无法医治，而且不论她，不论我，都说不出这种伤叫什么。当然，我是在结婚之后才猜测到这种伤的存在。不论我怎样费尽心机为她医治，一点也没有用！我童年时养过一只黄雀，有一次被猫抓住；把它解救出来，后来伤口也好了，可是我的可怜的黄雀再也不神气了；它闷闷不乐，委靡了，不再唱歌了……结果，有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开着的笼子，咬掉了它的头，因此它才终于彻底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猫把我的妻子也抓了一下，所以她也一直闷闷不乐，委靡不振，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显然自己很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里，在阳光下，在自由天地里活跃一番；可是，刚刚试一下，就萎缩了。她也是爱我的，多少次恳切地对我说，她觉得幸福美满，再不希望什么了——呸，见鬼！她的眼睛仍然是暗淡无光的。我心想，是不是过去有过什么事情？我从各方面打听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嗯，请您说说看：假如是一个独特的人，也许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就照旧过自己的日子；我却不是一个独特的人，所以就想到悬梁了。我的妻子已经深深地沾染了老处女的习气，如喜欢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以至于怎么也无法习惯其他生活方式，尤其不习惯做家庭主妇；然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整日里沉浸于无名的惆怅，一到晚上就唱‘你在黎明时不要唤醒她’，实在是可笑的呀。

“且说，我们就这样享了三年福，到第四年，索菲亚因为头产就死了，而且，说来奇怪，我似乎早就料到，她是不可能给我生一个女儿或者儿子，不可能给人间添一个新人的。现在我还记得她殡葬时的情形。那是在春天。我们教区的礼拜堂不大，而且很破旧，圣像壁发黑了，墙壁上的石灰全脱落了，有些地方的砖都掉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都供着一幅古老的大圣像。把棺材抬进来，放在正中央，在圣幛正门前面，蒙上褪了色的盖棺布，周围摆了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脑后扎着小辫、低低地系着绿色腰带的老朽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哀地念着经文；神甫也老了，相貌和善，眼也花了，穿着带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做司祭和助祭。一个个敞开的窗户外面，倒垂的白桦树枝上那新鲜的嫩叶不停地摇曳着，簌簌低语着；从院子里飘来一阵阵草香；红色的蜡烛火焰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非常暗淡；麻雀的喳喳叫声响彻整个礼拜堂，飞进来的一只燕子有时在圆顶下响亮地叫上几声。在阳光照耀下的金色灰尘中，为数不多的庄稼人那淡褐色的头很敏捷地扬起又低下，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洞孔里冒着一缕缕淡蓝色的烟。我看着我妻子那僵了的脸……我的天呀！就是死了，死也没有使她得到解脱，没有医好她的创伤：依然是那样一副痛苦、胆怯、默默无言的表情——似乎她就是进了棺材也还是很不自在……我的心痛楚得要出血。她这人多么善良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他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的，眼睛也模糊了。

“终于，”他又说下去，“我从丧妻的沮丧状态中振作起来，又想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找了个差事；但是在衙门里的大房子里，我的头痛得厉害，眼睛也不好使唤了；恰好又出现了其他事由……我就辞职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第一，钱不够；第二……我刚才已经对您说过，我已经安于寂寞了。我这种安于寂寞是突如其来的，又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已安于寂寞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内向，是乡村生活和不幸丧妻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差不多所有我的乡邻，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被我的学识、到过国外以及我的教养的其他条件吓住的，现在不但对我已经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不怎么客气，甚至对我轻慢起来，不耐烦听我议论，和我说话不再用恭敬的语调。我还忘记了对您说，在我婚后的第一年里，由于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并且还把一篇文章寄给杂志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可是过了一些时候，我就收到编辑的一封很客气的信，信里说，毫无疑问我是很聪明的，但是缺乏才气，而从事文学是需要才气的。不但如此，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说起我，说我是一个毫无才气、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人。但是我依然在半自愿地迷糊着：就是说，不愿意‘自打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儿。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里，想要我注意我的领地上一座坍塌的桥，而这座桥我是绝对没有能力修复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维持者一面就着鲟鱼干喝白酒，一面用长者的口气责备我太疏忽，然而也体谅我的境况，就劝我吩咐庄稼人往上面填些粪土，也就行了。说完正事，他就吸起烟来，并且谈起不久要进行的选举。当时正在活动角逐省首席贵族荣誉称号的是一个姓奥尔巴萨诺夫的，是一个牛皮大王，又是一个贪污分子。而且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声望。我说了说我对他的看法，甚至说得很不客气，因为，说实话，我瞧不起那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了看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很和善地说：‘哎呀，瓦西里·瓦西雷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您我应该议论的——咱们哪里配呀？……人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分量嘛。’‘算了吧，’我懊恼地反驳说，‘我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县警察局长从嘴里抽出烟斗，睁大了眼睛——扑哧一声笑起来。‘哎呀，你这人真有意思，’终于他带着笑出的眼泪说道，‘多么会开玩笑呀……哎呀！多么有意思呀！’一直到他离开，不住地挖苦我，有时还拿胳膊肘捅捅我的腰侧，而且说话也不用客气口吻了。他终于走了。我就差这一下子，心里翻腾起来。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在镜子前面站下来，对着自己的发窘的脸看了很久很久，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了摇头。我眼睛上的帷幕脱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镜子里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空虚、渺小和无用的人，一点也不独特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很沮丧地说下去，“有一位贵族因为达到不幸的极点而感到欢喜。虽然我一生没有什么悲剧性的遭遇，但是，不瞒您说，也有一些类似的感受。我在灰心绝望时有过刺激性的狂欢；我曾经从容地躺在自己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辰，这时我感到多么甜蜜——我不能一下子就安于寂寞。而且事实上，您就想想吧：我因为没钱，不得不长期住在我所痛恨的乡下；产业，官职，文学——一切都和我无缘；不和地主们来往，书也读厌了；对于那些晃动着鬈发和起劲地反复说着‘人生’这个字眼儿的肥胖而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们，自从我不再胡扯和瞎咋呼以后，我就成了毫无吸引力的人了；我不善于也不能过完全冷清的日子……您猜怎么样？我就开始常到乡邻们家里去走走。我好像沉醉于自轻自贱，常常故意去招引各种各样无谓的侮辱。斟酒时把我漏掉，又冷又傲慢地迎接我，到末了根本不理睬我，甚至大家说话时不让我插嘴，我也常常有意地躲在角落里对随便哪一个愚蠢至极的废话大王连声称是，而像这样的人当初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灰土或者大衣的边儿都会受宠若惊的……我甚至不准自己去想，我怎样陶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乐趣……算了吧，一个人冷冷清清，还谈什么讽刺！就这样，我一连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着……”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康塔格留欣先生用带睡意的声音在隔壁房间里嘟哝说，“是哪个浑蛋在半夜里聊天？”

说话的人很麻利地钻进被窝，胆怯地朝外望着，伸出一个指头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警告道，并且，似乎是朝着康塔格留欣的声音来的方向赔礼道歉似的，恭恭敬敬地说：“知道了，知道了，真对不起……”接着又小声说：“应该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他应该养养神，至少为了明天吃起东西还是那样津津有味儿。我们不应该打扰他。况且，我想说的，好像全对您说过了；恐怕您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说话的人急忙转过脸去，把头埋到枕头里。

“至少请您告诉我，”我说，“您的尊姓是……”

他很麻利地抬起头来。

“不，看在上帝面上，”他打断我的话说，“请不要问我姓什么吧，也不要去向别人打听。让我成为您永远不知道姓氏的一个不走运的、名叫瓦西里·瓦西雷奇的人吧。况且，我是一个不独特的人，也就不配有特别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什么称号，那您就叫我……就管我叫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这样的哈姆莱特不论在哪个县里都有一些，不过另外一些也许您没有碰到过……对不起。”

他又钻进了被窝；到第二天早晨，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天不亮他就走了。

[1]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9年第2期。作品表现出屠格涅夫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这一题材在他后来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2]1837年尼古拉一世下令不准文官留胡子。这条禁令也影响了大学生。因此到作品写作时，大学生早已不留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