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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乡邻，是一个年轻地主，一个喜欢打猎的年轻人。七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骑马来到他家，要和他一块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咱们要走我的小树林，到祖沙去；我要顺便去看看恰普勒基诺；您知道吗？那是我的橡树林，那儿有人给我砍树。”“好，咱们走吧。”他吩咐备马，穿上一件带野猪头像铜纽扣的绿色常礼服，带上绣了花的猎袋和银水壶，背起崭新的法国猎枪，不免得意地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照了一番，就唤了两声自己的猎狗艾斯别兰斯，这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而没有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这位乡邻还带着两个人：一个是甲长阿尔赫普，是一个四方脸、高颧骨的矮胖庄稼人，另一个是刚从波罗的海沿岸某省雇来的管家戈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是一个十九岁左右的青年，瘦瘦的，淡黄头发，近视眼，垂肩膀，长脖子。我的乡邻也是不久前才成为这片产业的主人。这是他的伯母给他的遗产。伯母就是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是一个胖得不得了的女人，即使躺到床上，也要很难受地哼哧很久。我们骑着马进了小树林。“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就是我这位乡邻）对自己的同行者说。德国管家行一个礼，就下了马，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好像是约翰·叔本华的一本小说，就挨着一丛灌木坐下来。阿尔赫普还留在太阳地里，而且在一个钟头里连动也没有动。我们在灌木丛中转悠了一阵子，连一窝鸟儿也没有找到。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说，他想去他那片树林了。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天会打到什么，于是也就跟着他慢慢走去。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管家记好书的页码，站起来，把书放进口袋，好不容易爬上他那匹一碰就叫就乱踢的蹩脚的短尾巴母马。阿尔赫普抖擞了一下精神，两根缰绳一齐扯动，悠荡了几下两条腿，终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矮矬的马。我们又往前走。

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这片树林，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当年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是一个心地极好的人，不过他每天晚上要我服列鲁阿药水，几乎要了我的命）常常到恰普勒基诺树林去玩儿。这片树林总共有两三百株巨大的橡树和白蜡树。一株株挺拔而粗大的树干，在榛树和花楸树那亮得泛着金光的绿叶丛中黑郁郁的，十分壮观；一株株树干向高处伸去，在碧空中显示着挺拔的身姿，到高处才像帐篷一般铺展开那老大的疙疙瘩瘩的枝丫；苍鹰、青燕、红隼在动也不动的树顶上面盘旋长鸣，花花绿绿的啄木鸟使劲儿敲打厚厚的树皮；在密密的枝叶丛中，紧跟着黄鹂的婉转啼声，突然响起百舌鸟的嘹亮鸣声；在下面，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叫着，唱着歌儿；苍头燕雀敏捷地在小路上奔跑；雪兔小心翼翼地“一拐一拐地走着”，悄没声地贴着树林边儿转悠；红褐色的松鼠很活泼地在树上跳来跳去，有时会突然把尾巴翘到头顶上，坐了下来。在草丛中，高高的蚂蚁窝旁边，羊齿植物的好看的叶子的淡淡的阴影下，开着紫罗兰和铃兰花儿，长着红菇、乳菇、卷边乳菇、橡菇、红红的蛤蟆菇；在草地上，在大片大片的灌木之间，长着鲜红的草莓……树林里的阴凉处又多么好呀！在中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宁静，芬芳，凉爽……我曾经在恰普勒基诺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就因为如此，说实话，现在我走进我太熟悉的这片树林的时候，不免产生伤感之情。1840年那个毁灭性的无雪的冬天，竟不怜惜我的老朋友——橡树和白蜡树；许多干枯、光秃，有的还带着稀稀拉拉的绿叶的老树伤心地耸立在新生的树丛之上，新生的树丛“取而代之，但远不如昔”……^[2]有一些下部还长满叶子的大树，仿佛带着责备和绝望的神气向上挺着它们那无生命力的、折断的树枝；还有一些树的叶子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茂盛，却还相当稠密，从稠密的树叶中伸出一根根粗大而干枯的死枝；还有一些树的树皮已经脱落；还有一些树干脆像尸体一般躺在地上，开始腐烂了。谁又能料到，在恰普勒基诺树林里一点阴凉地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一株株垂死的树，心想：也许，你们感到羞耻和痛心吧？……我不禁想起柯尔卓夫的诗句：

“怎么，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我开口说，“这些树为什么去年没有砍呀？现在可是卖不到原来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要问我的大娘了；有商人来过，还带了钱来，缠着要买呢。”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3]封-德尔-科克走一步叹一声。“多么顽皮！多么顽皮呀！”

“怎么顽皮？”我的乡邻笑着说。

“我是想梭（说），多么可撕（惜）。”

特别使他感到可惜的是躺在地上的一棵棵橡树。确实，要不然磨坊主会出高价来买的。甲长阿尔赫普却一直保持着无动于衷的态度，一点也不难过；相反，他倒是高高兴兴地在躺着的树上跳来跳去，还用鞭子抽打着玩儿。

我们朝砍树的地方走去，忽然，在一棵树轰隆一声倒下之后，响起叫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煞白、头发散乱的年轻庄稼人从密林里向我们奔来。

“怎么一回事儿？你往哪儿跑？”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问他。

他立刻站了下来。

“哎呀，老爷，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出事了！”

“什么事呀？”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砸坏了。”

“怎么砸坏的？……是那个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是包工的，老爷。我们砍一棵白蜡树，他站在旁边看……他站着，站着，忽然朝井边走去，大概是想喝水了。那棵白蜡树突然咔嚓咔嚓响起来，直对着他倒下去。我们朝他喊：快跑，快跑，快跑……他要是往旁边跑就好了，可是他却一直朝前跑起来……大概是吓慌了，白蜡树顶上的树枝就砸到他身上。那树为什么倒得那么快，真是天晓得……恐怕是树心已经烂了。”

“就是说，把马克西姆砸坏了吗？”

“是砸坏了，老爷。”

“没有，老爷，还活着呢。可是，胳膊和腿都砸断了。我这就是跑去请医生，请谢里维尔斯特奇。”

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吩咐甲长骑马到村子里去请谢里维尔斯特奇，自己也飞马朝砍树的地方奔去……我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不幸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他周围站着十来个庄稼人。我们下了马。他几乎不呻吟，偶尔睁一睁眼睛，而且睁得大大的，似乎是惊讶地朝周围打量一下，并且咬咬发了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哆嗦着，头发粘在额头上，胸脯很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快要死了。一棵小椴树的淡淡的阴影在他脸上轻轻晃动着。

我们俯下身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

“老爷，”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起话来，“您叫人……去请……神甫吧……上帝……惩罚我……胳膊，腿，都断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这不是……没有让弟兄们休息。”

他沉默了一会儿。呼吸越来越困难了。

“请把我的钱……给我老婆……老婆……扣掉欠的……哦，奥尼西姆知道……我欠……欠谁的钱……”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乡邻说，“也许，你还不会死。”

他睁了睁眼睛，使劲儿扬了扬眉毛和眼睑。

“不，我要死了。这不是……快完了，快了，快了……弟兄们，要是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原谅我吧……”

“上帝会原谅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十来个庄稼人一齐用低沉的声音说，并且摘下帽子，“你原谅我们吧。”

他忽然绝望地摇摇头，苦恼地挺了挺胸脯，又瘪下去。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这里呀，”阿尔达里昂·米海勒奇大声说，“弟兄们，把马车上那张席子拿来，咱们把他抬到医院去。”

有两三个人朝马车跑去。

“昨天我……买了塞乔夫村的……叶菲姆……一匹马……”奄奄一息的马克西姆含含糊糊地说，“付了定钱……那马是我的了……也把马……交给我老婆……”

几个人把他往席子上抬……他浑身抽搐起来，像一只中了枪的鸟，接着就挺直了。

“死了。”几个人小声说。

我们一声不响地上了马，就离开了。

不幸的马克西姆死了，我不由得沉思起来。俄罗斯庄稼人死得真奇怪！他们临死时的心境，既不能说是淡漠，也不能说是麻木；他们死，好像是参加一种仪式：冷静而干脆。

几年之前，在我的另一个乡邻的村子里，有一个庄稼人在烘干房里被烧坏了。（如果不是一个过路的小市民把他半死不活地从烘干房里拖了出来，他就那样死在里面了。是那人先把自己的身子在一大桶水里浸了浸，然后跑着把燃烧着的屋檐下的门撞开的。）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又闷，烟气又大。我问：病人在哪里。“这不是，老爷，在炕上。”一个愁眉苦脸的娘儿们用唱歌般的声音回答我。我走到跟前，看到那庄稼人躺着，身上盖着一件皮袄，很吃力地喘着气。“你觉得身上怎么样？”病人在炕上蠕动起来，想爬起来，但一身都是伤，眼看着要死了。“你躺着，躺着，躺着……哦，怎么样？嗯？”“自然，很难受。”他说。“你痛吗？”他不做声。“你不要什么吗？”他不做声。“怎么，要不要给你喝点茶？”“不要。”我走到一旁，在板凳上坐下来。坐了一刻钟，半小时——屋子里死静。在角落里，圣像下的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躲在那里吃面包。母亲有时吓唬她一下。过道里有人走动，说话，弄得叮叮咚咚响：弟媳妇在切白菜。“喂，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说话了。“你要什么？”“给我点儿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给他端来克瓦斯。又没有人做声了。我小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吗？”“行过了。”哦，就是说，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只是等死了。我受不了，便走了出来……

我不由得又回想起，有一次我到红山村的医院里去，去找我很熟识的医士卡皮东，他也是很热心打猎的。

这医院原来是地主宅院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就是说，她吩咐在门框上面钉一块蓝色木牌，上面写着白字“红山医院”，又亲手交给卡皮东一本很漂亮的簿子，是登记病人名字用的。在这本簿子的第一页上，这位慈善的地主的一个食客和侍从题了如下的诗句：

还有一位先生在下面附笔写道：

医士拿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就怀着一片好心为老百姓治起病来。除他以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有精神病的雕刻匠巴维尔和做厨娘的一只手麻痹的娘儿们梅利基特里萨。他们两个都调制药剂，烘干或浸泡药草；他们还负责照管发热病的人。患精神病的雕刻匠一副郁郁不乐的神气，很少开口说话；一到夜里就唱《美丽的维纳斯》的歌，一见到过路的人，就要走上前去要求准许他和一个早已死去的姑娘玛拉尼娅结婚。一只手麻痹的娘儿们常常打他，要他看管火鸡。

话说，我有一次坐在医士卡皮东那里。我们刚谈起我们最近一次出猎的事，忽然有一辆大车进了院子，拉车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会有的特别肥壮的瓦灰色马。大车上坐的是一个花胡子、穿新上衣的敦实汉子。“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东朝窗外叫起来，“欢迎欢迎……”他又小声对我说：“这是雷波夫希诺的磨坊主。”那汉子哼哧着下了车，走进医士房里来，用眼睛找到圣像，画了十字。“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吗？……哦，您大概是不舒服，您的气色不大好呀。”“是的，卡皮东·季莫菲奇，是有点儿不对头。”“您怎么啦？”“是这么回事儿，卡皮东·季莫菲奇，前些天我在城里买了几块磨石，就拉回家来了，可是在从车上往下卸的时候，也许是用劲儿太猛了，我肚子里咯噔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从那时起就一直不舒服。今天简直就很不对头了。”“嗯，”卡皮东嗯了一声，闻了闻鼻烟，“这么说，是疝气。您发病很久了吗？”“已经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了一口气，并且摇了摇头。）让我检查检查。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终于说道，“我真可怜你这好人呀，你的情形是不大对头呀；你这病可不是开玩笑的；住在我这儿吧；在我这方面，一定尽我的力量，不过，究竟怎样，可不能担保。”“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惊愕的磨坊主喃喃地说。“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厉害；你要是早两天到我这儿来，就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了；可是现在已经发炎，这就很糟；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这不可能，卡皮东·季莫菲奇。”“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嘛。”“这怎么会呀！（医士耸了耸肩膀。）我怎么会因为这点小毛病就死呢？”“我也不是说死……只是请你留在这里。”那汉子想了又想，望了望地上，后来又朝我们看了看，搔了搔后脑勺，就抓起帽子。“你到哪儿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哪儿去？还能到哪儿去呀——回家去呗，既然这样厉害。既然这样，就应该去安排安排。”“那你就自己害自己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这样我都奇怪，你怎么能到得了这里呀？留下来吧。”“不，卡皮东·季莫菲奇老弟，既然要死，那就应该死在家里；死在这里怎么行——天晓得我家里会出什么事儿。”“事情怎么样，还不一定呢，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当然，病是危险的，很危险，这没有疑问……所以你应该留下来。”那汉子摇了摇头，“不，卡皮东·季莫菲奇，我不能留下……倒是可以请您开一张药方。”“光是吃药没有用呀。”“不能留下，我说过了。”“哦，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怪我呀！”

医士从簿子上撕下一张纸，开了药方，并且说了说还应该怎么办。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从房里走了出去，上了大车。“再见吧，卡皮东·季莫菲奇，要是过去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多多原谅；万一有什么的话，请多多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来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把马抽了一下，大车就出了院子。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一会儿。道路又泥泞又坑坑洼洼的；磨坊主熟练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地赶着大车走着，还不停地同碰到的人打招呼……到第四天，他就死了。

总的说，俄罗斯人死得是很奇怪的。现在常常有许多死者出现在我的脑际。我也常常想起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极好、极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发青的肺痨病的脸、你那稀稀的淡褐色头发、你那亲切的微笑、你那热情洋溢的眼神、你那瘦长的肢体；又听到你那微弱无力的亲热的声音。你那时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弗珐和焦济娅俄语、地理和历史，耐心地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不礼貌的效劳、坏心眼儿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常常带着苦笑然而又毫无怨言地去满足闲得无聊的女主人那些刁钻古怪的要求；然而，一到晚上，晚餐之后，当你终于干完一切事情，尽了一切责任，在窗前坐下来，若有所思地抽起烟斗，或者津津有味地翻阅起那个和你一样无家无业、苦命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而沾着油污的厚厚的杂志的时候，你又多么轻松，多么怡然自得呀！你又多么喜欢各种各样的诗和各种各样的小说，你的眼睛里多么容易涌出眼泪，你笑起来多么愉快，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充满了多么真挚的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实话：你并不特别精明；你并没有天生的好脑子，也不是生来就勤奋；在大学里你算是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你瞠目结舌；可是，因为同学成绩好和考试得手而欢喜得眼睛放光的又是谁，激动得喘不上气来的又是谁呀？……是阿维尼尔……是谁盲目相信自己朋友们的极高天赋，得意扬扬地捧他们，拼命维护他们？谁既不嫉妒，也无虚荣心，谁能无私地牺牲自己，谁又情愿听命于那些不配给自己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呀，我们的阿维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何等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分手；不祥的预感使你痛苦……果然，你在乡下是不好过的；在乡下，你没有谁可以恭恭敬敬地求教，没有谁让你动情，没有谁可以爱……草原人和受过教育的地主们对待你这个教师，有的态度粗暴，有的不大客气。而且，你貌不惊人，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出汗，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乡村的空气竟不能使你健康好转，你倒是像蜡烛一般消瘦下去，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面对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常把它们的轻飘飘的花瓣撒在你的桌上、书上、墨水瓶上；墙上还挂着一方蓝绸的时钟垫子，这是那善良、多情的女教师，一个碧眼金发的德国女子，临别时送给你的；有时有老朋友从莫斯科来看你，朗诵起他人的以至自己的诗篇，使你欢欣鼓舞；可是，孤独，难以忍受的奴隶般的教师身份，脱身之无望，无尽头的秋天和冬天，缠身的疾病……可怜的阿维尼尔，真可怜呀！

我在阿维尼尔死前不久去看过他。他已经几乎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没有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但是不再给他工钱，替焦济娅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弗珐进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维尼尔坐在窗前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极好。在一排落了叶的深褐色椴树上方，露出蓝莹莹的明亮的秋日天空；树上有些地方还有最后一批金光闪闪的叶子轻轻晃动着，簌簌响着。冻住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解冻；斜斜的、红红的阳光无力地照射着萎蔫的野草；空中似乎响着轻轻的噼啪声；花园里有干活儿的人的清楚、响亮的说话声。阿维尼尔穿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围巾往他那憔悴得可怕的脸上投射着阴森森的色调。他见了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说起话来，也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静下来，就挨着他坐下来……阿维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写得很工整的柯尔卓夫的诗集；他微微笑着用手在本子上拍了拍。“这才是诗人呢，”他使劲儿憋着咳嗽，含糊不清地说，并且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诵读起来：

我叫他不要再念诗了，因为医生不准他说话。我知道，怎样才能合他的口味。阿维尼尔从来不像通常说的，“追踪”科学的发展，但是，可以说，他很有兴趣了解伟大的思想家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常常在什么地方的角落里抓住一个同学，详详细细询问起来。他听着，流露着惊喜之色，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而且以后就照别人说的话来说。尤其对德国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我就对他谈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往事了）。阿维尼尔深信不疑地晃着脑袋，扬着眉毛，笑着，轻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个奄奄一息、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般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应当指出，阿维尼尔和一切害肺病的人不同，一点也不对自己隐瞒自己的病情……可是又怎么样呢？——他不叹息，也不悲伤，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状况……

他鼓了鼓劲儿，谈起莫斯科，谈起同学们，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又回忆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争论，并且带着惋惜的神情说到两三个已经故世的朋友的名字……

“你记得妲莎吗？”最后他又说，“真是金子一般的心啊！多么纯洁呀！她又多么爱我呀！……现在她怎么样啦？这可怜的人儿，恐怕消瘦了，憔悴了吧？”

我不敢使病人失望，而且，说真的，又何必让他知道，他的妲莎现在胖得圆了，天天跟商人康达奇科夫兄弟厮混，又抹粉，又点胭脂，又会撒娇，又会骂人。

可是，我望着他那憔悴的脸，心里想，不能让他从这里搬出去吗？也许还能把他治好呢……但阿维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兄，谢谢吧，”他说，“反正死在哪里都是一样。我总是活不到冬天了……白白麻烦人干什么呀？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不错，这里的一家人……”

“都很坏，是吗？”我接话说。

“不，不坏，就是有点儿像木头人。不过，我不能怪他们。这儿还有乡邻：地主卡萨特金就有一个女儿，是一个有教养、可亲可爱的善良姑娘……不骄傲……”

阿维尼尔又咳嗽起来。

“都不算什么，”他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下去，“要是能允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我要把烟抽够！……”他调皮地眨眨眼睛，又补充一句：“谢天谢地，我活得够了，结交了不少好人……”

“你至少也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呀。”我打断他的话说。

“给亲戚们写信干什么呀？求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等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哦，何必谈这些事呀……你最好还是对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一些什么？”

我就说起来。他一直盯着我。到傍晚我就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克鲁比雅尼科夫先生如下的一封信：

敬请阁下知悉：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本教区礼拜堂内。贵友嘱鄙人转交书籍及手册，现随函寄奉。彼尚有余钱二十二卢布又半，将连同其他物件交与其有关的亲戚。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明，可谓十分泰然，即与舍下全家诀别之时，亦无任何憾恨之色。贱内克列奥巴特拉·亚力山大罗芙娜向阁下致意。贵友之死，贱内不能不伤情；至于鄙人，托天之福，身体尚健。敬请大安。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出现在脑际，但是不能一一尽述。只再说一例。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是当着我的面死去的。神甫已经在她床前念起送终祈祷，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拿给她。女地主不满意地把头挪开些。“你急什么呀，神甫，”她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吻过十字架，正要把手往枕头底下伸，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准备好为自己的送终祈祷付给神甫的……

是的，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呀！

[2]1840年冬天严寒，到12月底还没有下雪；苗秧都冻死了，有许多极好的橡树林毁于这个无情的冬天。恢复旧观是很难的，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显然减弱了；在“禁伐的”(曾经捧着圣像绕行过的)空地上，没有了以前的参天大树，而是自生自长着白桦和白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还不懂得造林。——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