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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那年，喧天的锣鼓还震得人耳膜发烫，漫天烟花里的硫黄味还充斥在街头巷尾，民国书画界却风起云涌：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林风眠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开设透视课，而有“叛徒艺术”之称的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人被指为“十三学阀”，不得已避难日本，过起亡命天涯的日子。

民国刚成立时，十七岁的刘海粟为逃避包办婚姻，从家乡常州逃到了上海。何去何从？繁华的十里洋场让他有些许的恍惚、片刻的眩晕。车水马龙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店铺，灯红酒绿的百乐门，于他其实并不陌生。三年前，为了艺术，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在周湘画室学习西画。

年轻总有初生牛犊的锐气，没有“学院”专业经历的刘海粟，竟萌生了办学的念头。这年冬天，他在上海乍浦路租用一栋西式楼房，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它颠覆了中国洋画教育临摹范本的传习所模式，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年轻的刘海粟一身洋装在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打拼天下。

办学初期，自是惨淡经营，每年来学的人多则十五六人，少时只三四人，十年内迁校近十次。但刘海粟没有放弃，他心中有个信念：美术可安慰人们内心的繁乱和悲哀，可超拔人们的绝望和堕落，能够惊醒沉睡的梦寐。他要在残酷纷乱、冷漠无情的民国初年，竭尽“艺术救国”的重责。在教学上，刘海粟极不“安分”，他欣赏凡·高那样不受束缚的画家，勇开先河，进行一项项创新：写生教法、野外实习、模特儿制、创办学报、开禁女学、增科音乐、工作室制，他像玩魔方的孩子，不断展现给人惊奇的一面。

实行男女同校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一项惊世创举。虽早在1908年，清政府就批准成立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浪潮也从此兴起，但男女大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部分女校还规定，男教师讲课要双目仰视天花板，不准看女学生。在很多人看来，男女同校简直就是败坏风气。反对的声浪、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热闹的唾沫，足以把人淹没，但刘海粟到底是刘海粟，他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样才能让别人有路可走。他的坚持，成就了一批人，后来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的潘玉良，就是上海美专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后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在上海美专学习的一年多，奠定了她中西融合绘画风格的根基。

开风气之先的人体模特儿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刘海粟也因此以殉道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被列为“民国三大文妖”之一。上海美专自开办以来，每年都办两次师生作品展，办学进入正轨后，依学程上规定，安排了人体模特儿写生。1917年的夏天，学校选出学生习作五十多件举行成绩展览会，没想到，其中的几幅人体素描习作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轰动全国。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参观展览后忍不住破口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他立即撰文《丧心病狂崇拜生殖之展览会》，发难攻击。杨白民的暴怒斥骂自有道理，当时，中国的女人才刚扯下裹脚布，胸口上的那块布还缠得紧紧的。赤身裸体，简直是“洪水猛兽”。刘海粟毫不示弱，干脆以“艺术叛徒”名号自称，撰文反击。他提出：“人体美是美中之至美，美的东西不是为涂鸦而失去其美的色泽的。”人体写生是西洋画的基础，人体非但具有形式美，更具有精神美，是形式之真与表现之善的统一体。“裸体天真也”，人体映射宇宙生命的流动，人体艺术是艺苑中最美的鲜花。学校开设人体模特儿写生课，既锻炼学生造型能力，更启发他们去感受“生”。刘海粟指导学生：绘画人体模特儿时，最好的是由他们自由动作，让他们不断袒露着肉体，映出人体在自由活动中的形象，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熟知他们动作时的筋肉状态。他列举罗丹给雨果塑像的故事。罗丹在隐蔽处对雨果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观察，进而深入到雨果的内心，捕捉雨果的精神体相，因而成功塑造出具有雨果精神气息的不朽雕像。

一石激起千层浪，模特儿事件愈演愈烈，上海政商界的大腕朱葆三等纷纷出面，呈请当局严禁模特儿，并称刘海粟是“上海美专画妖”、“孽师”。刘海粟始终坚持“刀锯鼎镬、所不敢辞”的无畏态度，决不取消模特儿。最后，“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都直接参与进来，劝他“望即撤去”，可刘海粟不为所动，毫不畏惧。最终，刘海粟的不识相不合作，激怒了这位炙手可热的军阀，他密令通缉刘海粟。所幸，上海美专地处法租界，有租界法国领事保护，“孙大帅”也无可奈何，最终模特儿一事不了了之。自此，耗时近十年的裸体模特儿风波才算告一段落。政府不再追究，上海美专也继续进行真人模特儿的美术课程。此后，“刘海粟”三个字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开荒辟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矗立的雕像。

通常，一个伟大人物的成功，都离不开贵人和对手。刘海粟与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画界泰斗徐悲鸿做了一生的对手，这是众所周知的。鲜为人知的是刘海粟的贵人。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得到了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民国闻人蔡元培的相助和提携。在民国，刘海粟与蔡元培的交往，堪称佳话。

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不久，蔡元培这位思想激进的前清翰林，就将“美育”列为国民教育五项宗旨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美育代宗教说》，指出“优秀的文化要比庸俗的外交家有力得多”，语出惊人，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刘海粟也一直秉持“美术救国“的观点，面对民国初年的混乱纷杂，他想以艺术真理代替一切信仰，使人借其生命勇气而自振。“五四”爱国风潮之中，刘海粟以艺术家惯有的天真呼应：“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他号召进行“艺术革命”。刘海粟执意更新艺术的品质和叛逆精神，让蔡元培刮目相看。两人惺惺相惜，互通书信，一位力倡美育的教育家和一位首开现代美术教育先河的艺术家，跨过二十八岁的代沟成为忘年交。

书信往来三年后，应蔡元培邀请，刘海粟前往北京写生。其间恰逢蔡氏足恙，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住院。逗留北京的一个半月，刘海粟探访名胜古迹，创作了《前门》等三十六幅油画。他还数次去医院探望蔡元培，并为他画肖像。蔡元培的病房里，常有名流学者光顾，刘海粟因此得以结识许多艺术大鳄。在蔡元培的推荐下，他还投到康有为门下学习书法和诗文。随后，蔡元培又一手帮他操办了个人作品展览会。展览会引起一时轰动。蔡元培被刘海粟笔下强烈的色彩与个性的感情宣泄所吸引，他特意撰文褒扬：“海粟先生之画，用笔遒挺，设色强炽，颇于Gauguin及Van Gogh为近，而从无摹仿此二家作品之举。”他认为刘海粟的艺术在造型上不拘泥于“描头画角的家数”，是极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蔡元培的“抬举”让年轻的刘海粟坚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蔡元培对刘海粟的支持，远不仅于此。他帮助刘海粟赴欧洲考察艺术，并促成柏林中国画展的成功举办。去欧洲，一直是刘海粟的心愿，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心愿终得了却，他被正式聘为驻欧特约著作员，每月享有一百六十元的津贴。刘海粟对蔡元培感谢有加，他曾发自肺腑地说：“屡蒙我公嘉惠提携，窃以为生平大幸。尝自傲曰：生平无师，唯公是我师矣，故敬仰之诚，无时或移。”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他称他为一生的老师。蔡元培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刘海粟在上海美专设立蔡孑民（蔡元培号）先生纪念奖学金，建立蔡孑民美术图书馆。

虎步西洋前，刘海粟曾两次东渡日本。

1919年，刘海粟代表中国新艺术界出席日本帝国美术院开幕大典。短短几周时间，他参观画展，走访学校，会晤画家，忙得不亦乐乎。归国后，他又著述要求从事美术者要放眼世界，要重在创造。1927年，被蒋介石定性为“学阀”后，刘海粟亡命日本。没曾想，因祸得福，他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举行画展，作品被购藏一空。更想不到的是，日本天皇购藏他的《泰山飞瀑》，还把象征最高荣誉的银杯赠给他。一时间，日本舆论界称他为“艺术界列宁”。

1929年3月，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刘海粟的作品也在展中。但他本人，却在驶往法国的轮船上，他以驻欧特约著作员身份考察艺术。三年的欧洲游学，是刘海粟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点。欧洲，是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天堂。刚抵欧洲，他即被欧洲高超的绘画艺术折服，对塞尚、凡·高、莫奈等后印象派大师尤为心仪崇拜，成天流连罗浮宫博物馆，临摹名家名画，他的生活只剩绘画。

欧游期间，刘海粟的作品渐渐被挑剔的欧洲人认可，他的旧作油画《北京前门》入选法国秋季沙龙，《森林》等四幅油画参加蒂勒里沙龙事务所展出，国画作品《九溪十八涧》参加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展览会展出。刘海粟还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在欧所作油画四十幅，其中《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藏于国家美术馆。

欧游的三年时光听起来很浪漫，但刘海粟在“浪漫之都”巴黎，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他穷得连普通的菜都吃不起，只能每天啃面包，但他精神上却极愉悦。在巴黎，他给自己拟定了一张时间表：每天上午六时至九时学法文，九时后去罗浮宫临画，下午有空就在格朗休米亚工作室画人体和速写，晚间给《申报》写“欧游随笔”。刘海粟一家挤在罗林旅馆四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他在法国的好友傅雷回忆：“我有时在午后一两点钟到他的寓所去，海粟刚从罗浮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和我谈当日的工作，谈伦勃朗的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及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刘夫人从内面盥洗室中端出一碗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还没吃过饭，因为‘物质的压迫’，他连东方饭菜的中国馆子里的定价菜也吃不起了。”不光在巴黎，整个欧游期间刘海粟的生活都很拮据，他当年的日记中可证实：“从西班牙展览会出来，已经过十二点钟了。我们想找一家价廉物美的饭店去吃午饭，可是徒然在烈日之下，绕了好几条马路，三番四复的回旋，总是找不到一家小饭店。脚酸了，肚子饿极了……”

心中怀有信仰，哪怕再清苦的日子，精神也不会贫瘠。在欧期间，刘海粟始终情绪高昂，他陶醉在罗马美的古的魅力中，被瑞士莱蒙湖深深倾倒。刘海粟在欧游期间写了大量笔记，翻开他在莱蒙湖畔写生的那一页：“这正是农历七月十六日，我们晚餐以后，一轮明月已浸在湖心，月光照到水底，越显出她的晶莹澄澈。我就在我的窗口安置着画具想制作，傅、刘二君走进门来就说：今晚这样的明月，却是不可多得的良辰，我们应该到湖边步月去。还有陈人浩也跟着这样说。他们一唱一和，我也不便违抗众议，就跟他们去绕湖步月。一道银白的月光，轻轻地映照着湖水，显出一鳞一鳞的银波，吻着淡素的沙滩，奏起幽妙的清歌，给那柔媚的湖风吹着，我飘忽的灵魂，仿佛离别了沉沉的大地，向那白峰之巅与繁星对话去了……那晚三更，大众归寝，我便独自一个，仍去凭窗对月，画到天亮，好像在熟睡无嚣的银幕之下，对着那神秘的世界，抹上一笔一笔的冷色。”那个遥远的星夜，刘海粟应该是幸福的，他的心灵羽化在自然和艺术的辽阔的美中。这也并非谁都有幸感受体悟到的。

刘海粟对西方绘画赞不绝口，但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觉性，又迫使他不时回过头来眷顾传统国粹，期望中国文化得到西方认可。他从没放弃对国粹的保护与对外宣传，当他目睹日本绘画在西方大有取代中国之势时，他意识到文化输出的迫切性。刘海粟竭尽所能在柏林举行中国绘画展。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并不是人人都懂，其时在上海的鲁迅，就很不屑于这种展览的“一路挂过去”。1933年11月，鲁迅就在致友人的函中，不无揶揄地写道：“‘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之在法国一样。”

民族危亡之际，美术也被赋予神圣的救国使命，每一位有爱国热忱的艺术家都不甘沉默。从南洋到欧美，从战火前线到难民群中，从偏僻的山乡到遥远的西北边疆，到处都有美术家活跃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中，刘海粟更是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淞沪会战中，刘海粟被八百抗日战士崇高的爱国精神所感动。1937年10月28日清晨，他背着画箱，来到苏州河南岸的高楼顶上，架起画架，展开画布，调着油色，面对苏州河北岸的四行银行仓库大楼，以磅礴的气势、遒劲的笔触、沉郁厚重的色彩创作了《四行仓库》。他着意用蔚蓝色的天空衬托着灰黄色大楼，充满着坚实恢宏感，屋顶上飒飒飘扬着由一位少女冒险泅渡苏州河送去的国旗。这是一幅难得的火线纪实，更是一幅具有历史价值的油画，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大大振奋了人心。1939年初展出时，《申报》评价说：“全部颜色的悲壮，手法的严肃和沉着尤非常人所能及。”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文化名人变节投敌。周作人、郑孝胥等都是“一生分作两回人”的典型。当时，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闻名。著名业余京剧家褚民谊极力游说刘海粟加入汪伪政府，并许诺教育部长的高位，刘海粟一口回绝：“一、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天职，不是当官的材料，恕海粟不识抬举；二、我是一个画家，从来不问政治，但有一点我很明白，不能和侵略我们国土的敌人握手，这是生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原则。”他的一席话，让褚老夫子脸红了好一阵子。

陈公博与刘海粟原本惺惺相惜，因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叛徒”——刘海粟为“艺术叛徒”、胡适为“文学叛徒”、陈公博为“政治叛徒”，但在陈公博投靠亲日阵营后，刘海粟同他的关系骤冷。

1940年1月，应雅加达华侨总会邀请，刘海粟远赴南洋举办中国现代名画义赈展览会。他的画先后在雅加达、万隆等地巡回展出，筹得赈款，他悉数汇寄贵阳万国红十字会。此时，同在南洋的郁达夫说：“我们的报国途径，原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这一条狭路的……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南洋巡展期间，刘海粟以画国画为主，多创作松竹梅等隐喻品格气节的作品。他的爱国举动终为日军所不容，他被强行押解回国后蛰居上海，日常活动遭到严密监视。

刘海粟幼年习画从传统中国画开始，国学是基础；少年时对素描擦笔画苦下功夫，渐入西洋画门径，初学写实风格，后钟情于后期印象派，边学边教，广泛涉猎，中国画家中，他只服膺石涛；北京讲学期间，他更坚定了走表现的道路；日本考察归来后，他觉得日本现代画家无非学自欧人或中国传统，对中国画开始重视。首次欧游探宝，他充满英雄崇拜思想，忘我地临摹欧洲大师作品，醉心于文艺复兴至后期印象派间的作品，兼有风景写生。二次欧游，巡回举办国展，他民族豪情勃发，对传统中国画兴味锐增。欧游归来，是他书画交游的鼎盛期，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从南洋筹赈回沪到新中国成立，他蛰居上海，师法传统，临画临帖，苦下功夫。新中国成立后，他师法造化，写生足迹遍及全国，多为传统中国画。改革开放后，他衰年变法，脱胎换骨，把传统中国画、书法、诗词等与光色交融的油画奇妙结合，逐渐形成了泼墨、泼彩的最高峰。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不扬长避短，天才也会沦为庸人。可以说，每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都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追逐，永远成不了大师。与徐悲鸿主张走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融合道路不同，刘海粟早年绘画虽也是从写实入手，但渐而青睐后期印象派画法，逐渐转向表现为主。特别是欧游后，他的表现主义更明确。他竭力推崇塞尚、凡·高、高更，推崇他们不求形似，在画布上涂抹心灵，以主观情感表现色彩。塞尚的坚实造型、凡·高的炽热激情、高更的原始气息，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影子。他坚持以写形为手段，写神为目的。在科学可以改造一切的风尚下，他勇敢地表示异议：科学与艺术是对峙的。科学讲分析，艺术讲综合。用科学方法追求艺术，艺术便成科学的下女。刘海粟常说：“画我心中的自然。”他主张创作得于自然，但更主张表现自然精神，表现艺术家一种内在的冲动和不得不表现的欲望。在他眼中，大自然是一座华丽的花园，艺术家就是花园里采蜜的蜂，或是啮噬桑叶的蚕，都要独创出新东西，这才是有意义的创作。

刘海粟一生秉持不息的研究精神，绘画思想从未停滞，从办学到创作，都是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时刻走在时代前列。他坚持艺术纯粹是个人生命的表白，一直强调艺术就是自我生命的表现，是人格的表现，反对只画外形不画精神。1921年10月，二十六岁的刘海粟在西湖写生，在创作油画《红籁所感》和《回光》时，他这样描述：“有一天，在雷峰塔下的红籁山房整个儿画了一天画，这幅就是最后的一张。那血液般的流霞，反照着灿烂的湖水，蒙着保俶塔，我脚下的协德堂也着了鹅黄的彩色，这种神秘的象征，禁不住我情涛怒发。”“我在红籁山房，遥望城隍山的回光，西子湖的明波，山麓的小林，绯红的、蔚蓝的、碧绿的，这般飞舞的色调，使我全身的热血，忽忽奔腾；我的心也飞起了，生命之火，到底燃着了！”正是这些发自肺腑的不吐不快的情感冲动，点燃了他不息的表现生命的创作欲望。

刘海粟最崇拜的，是在现实或社会的压抑下，为着表现的热望而坚持努力的人，为着自己人格、生命的表白而与社会或现实做斗争的伟大艺术家。他历来喜欢壮实凝重的东西，对崇高伟大的东西有一种特殊偏好，他选定了自己的绘画途径——雄奇壮阔，从内容到形式，都为这种壮美的境界服务。在西方，他仰望米开朗琪罗、罗丹、塞尚、凡·高；在东方，他倾倒八大山人、石涛。

与同时代的大家相比，在写实造型的功力上，刘海粟也许不及徐悲鸿扎实，在传统技法的继承上，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吴湖帆等也绝不比他逊色。但他“艺术叛徒”的豪气，却是其他画家所不能比肩的。1976年，耄耋之年的刘海粟游览北京香山后，激情勃发，创作了一幅《香山红叶》，并题诗：“诗情画意两无心，苍松红叶意自深。兴到图成秋思远，人间又道是凡高。”此时，他的人生虽已日薄黄昏，但人世的沧浪，犹能一苇杭之，灵魂已然通透，艺术更臻化境，他的生命，只余下一件事：表白。于是，他的艺术人生迎来了又一个全新的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