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20世纪80年代前夕，台湾歌星邓丽君甜美的嗓音，清泉般流过大陆的大街小巷，《何日君再来》的细腻深情，轻曼温婉，颠覆了十多亿男女老少被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统领的音乐记忆。长期被禁为“黄色歌曲”的流行音乐，如春风吹过草地，在华夏大地，新绿一片，春意一片。人们疑惑、惊讶、不安之余，心底深处，忍不住哼哼几句。一时间，流行音乐风起云涌。

流行音乐能再度风靡，是中国流行音乐（时代曲）开山鼻祖黎锦晖没有想到的，他也再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作品重见天日。此时，他已黯然离世十多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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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西周时乐器已有八音之分。那些急管繁弦曾慰藉了多少凄风苦雨的岁月，那些轻歌曼曲又曾风雅了多少霞映星辉的时光。一曲远古的笙歌，穿过悠长的时光隧道，素弦间的山高水远，已承载不了时代的高音低啸。1900年，“学堂乐歌”赫然出现，奏鸣曲、交响乐、歌剧等一轮轮涌入，像一股洪流，不可阻挡地汇入中国的音乐海洋，钢琴、小提琴、长笛、圆号、萨克斯，伴随着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洋名字，在中国登堂入室，引领一个时代的音乐走向。

这一年黎锦晖才十岁，这个湖南湘潭山区的野小子，却有一身文艺细胞，既能演奏器乐，又能载歌载舞。在湘潭每年两次的祀孔会上，他一展身手，举座皆欢，但他的歌舞都只属于民间“野路子”。

黎锦晖出身湖南湘潭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晚清秀才，与齐白石同乡同道，只以诗文自娱，一生淡泊，却培养了八个有出息的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在近代中国科技文艺界都小有成就，被誉为“湘潭八骏”。黎锦晖排行老二，幼年即迷上民间音乐，学习古琴及吹拉弹打乐器，也学唱昆曲、湘剧、汉剧、花鼓戏。中学乐歌课上，他还学习过浅近的西洋乐理知识。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国立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由此正式开始音乐生涯。当时，新式学校要开展正规的音乐教育，但音乐教师紧缺。凭借粗浅的音乐素养和技能，黎锦晖担纲起兼职教师，他用把真假嗓子连起来不留痕迹的歌唱方法，教一个个私塾老先生唱歌。

辛亥革命后，黎锦晖去了北京，他先后做过报社编辑和众议院秘书厅书记。袁世凯一脚踢开“不听话”的议会后，失业的黎锦晖又回到家乡，帮哥哥黎锦熙编写小学教科书，并在四所小学担任音乐教员。他喜欢标新立异，把民俗乐曲填入新词，编成教材，并把学校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划分年级，配定教材。他想通过音乐作品教会孩子们勇敢、勤奋、聪明、快乐、公平。黎锦晖小试牛刀，却意外受到学生欢迎。

1916年国会恢复后，黎锦晖重回北京复职，但他不愿得过且过，让才思困囿于无尽的繁文缛节中，依旧去学校兼职音乐课。哥哥黎锦熙在北京发起组织“国语研究会”，改文言文为白话文，大力推行普通话，黎锦晖也投身国语运动中，从头开始学习“语言学”。音乐与语言原本就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恋人，学习“语言学”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黎锦晖孜孜不倦地学习语言，但也没放松音乐研究，为深入了解大众语言和传统音乐，他常去天桥和游艺场，拜师寻友，结交艺人，搜集民间小调，晚上经常和哥哥黎锦熙观摩京剧。他们听京剧如同上课，黎锦晖一早抄好戏码，从《戏考》上查出“戏文”（剧本），作为“讲义”（课本），从头一出听到末一出，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形式及演员的风格韵味等。这样的“夜生活”，黎锦晖过了好几年。

民国初期的中国音乐家，均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曲常被人耻笑。当时，中小学生所学歌曲，除部分外国歌曲外，基本上是采用外来曲调填词创作的乐歌。甚至有人把《孔子歌》都配上日本歌的旋律，让全国小学生歌唱，这让奉民族民间音乐为圭臬的黎锦晖痛心疾首。参加教育部制定小学音乐教材的讨论时，他因坚持儿童必须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而被撤去小学课程起草委员会委员资格。这也没能改变他的初衷，他下决心要改造中国音乐。1920年，黎锦晖打出个人品牌，成立平民音乐团体“明月音乐社”，正式亮出“平民音乐”的旗帜。在他看来，音乐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婵娟，人人都能欣赏。这一年，他的《老虎叫门》等儿童歌舞表演曲问世。“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清新的歌词，配上清越的童音，如雨珠滚过荷盖，像秋千荡过蝉鸣，为无数童年的天空打上明亮的底色，至今仍家喻户晓，代代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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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新青年》杂志社因出售《阶级斗争》一书被上海租界巡捕房强行封闭。这一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年，也是黎锦晖事业的转折点，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从此，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成了他音乐生涯的沧海，他的生命之舟在这里几番跌宕起伏，成败终成过眼云烟，唯独留下袖底清风、海上明月。

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画报》

这年春天，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邀请，黎锦晖南下上海，出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编写小学国语课本。他认为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小孩子学国语要从牙牙学语开始，牙牙学语从唱歌开始更容易。他以歌谣体编写带有注音符号的白话语文课本。担任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和主编《小朋友画报》杂志后，他更是大展身手。鲁迅曾喊出“救救孩子”，但怎么救孩子，鲁迅没有说，倒是黎锦晖用他的音乐，为儿童编写了属于他们的歌曲和歌舞剧，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天地。七八年里，黎锦晖编写了十一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四首儿童歌舞曲，这些歌舞剧故事童真童趣，唱词明白晓畅，非常适合儿童演唱。一经问世，深受儿童喜爱，很快风行全国。

“做‘人’是很好玩的，因为有一样宝贝，就是‘爱’。有爱，就有快乐……只有做神仙的不死不活、没有竞争、没有希求，当然也没有爱，又怎么能得到快乐呢？”这是黎锦晖编写的《神仙妹妹》的对白。20世纪20年代，国人还生活在封建社会的阴影下，黎锦晖就以美和爱滋润孩子的心田，他要培养爱之心和美之心来改造国民性情，冲破封建的桎梏。爱的教育成为他的儿童歌舞剧的主旨，他从知、美、情着手，陶冶孩子们的心灵，培养孩子们仁慈、礼让、快乐的情怀。他的作品中无丝毫怨恨悲伤、争斗欺凌的色彩，处处弥漫着爱的气息，如《寒衣曲》中的母子之爱，《麻雀与小孩》中的间接“母女之爱”，《好朋友来了》中的友情之爱，《可怜的秋香》中的怜悯之爱，《葡萄仙子》中对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博爱……在他的作品中，天上人间，爱无处不在。

顺应爱美天性，以美的艺术形式促发儿童的爱美之心，成为黎锦晖歌舞创作的另一大原则。他创作的剧本完全以美为主：人美、服装美、歌声美、动作美，剧中人的品性行为，无一不美。至于美以外的规矩啊，习惯啊，成见啊，他完全不理会。《月明之夜》第一场：快乐之神面含微笑、意态闲逸地边舞边唱。《散步快乐》中，“云儿飘飘，星儿耀耀，声儿静静，夜儿悄悄。爱奏乐的虫，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一起睡着了”，恬静优美的意境令人向往，快乐的仙女把快乐的想象播撒到人们的睡梦中去。诗情画意的幻想，童话般优美的幻境，把孩子们带入到美好的情境中。

当时，没人专为孩子们写作，儿童文艺方面一片空白。对儿童教育情有独钟的黎锦晖，便专门创办《小朋友》周刊。《小朋友》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谜语及小朋友自己的作品。他在《小朋友》创刊号上写道：“让亲爱的小朋友们，逍遥游玩于园内，锻炼身体、陶冶感情、增加智慧、修养人格，一年年长成千千万万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增光。”他自己也因有了这块“阵地”而乐此不疲地创作，他的大部分歌舞剧作品都首先发表在《小朋友》上。《小朋友》成为当时全国定期刊物销路的总冠军，发行量最高峰时突破一百八十万册，就连偏远的乡村，都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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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黎锦晖的这首《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经他女儿黎明晖演唱后，很快风靡上海大街小巷。《毛毛雨》与外滩、有轨电车和张爱玲小说等成为当时大上海的流行符号。

推广国语和创作儿童歌舞音乐的同时，黎锦晖又深感城市平民音乐生活匮乏，他发现茶楼酒肆里依然充斥着《打牙牌》、《十八摸》等“粉色小曲”。他不愿追随许多音乐家的成功套路，创作几曲“高雅名贵的作品”而名垂青史，他决定谱写大众化情歌，走平民音乐路。他要在封建势力的护城河上搭一座桥，希望大家能迅速地、安全地从这桥上走过而到达真正的艺术田园里。他不畏惧众人轻蔑的目光，也无视别人的轻视和谩骂，他坚信歌舞是最民众化的艺术，通俗易懂才能普及。他再次出手了，短时间内，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关不住了》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口味的“家庭爱情歌”，并录制成唱片。

《毛毛雨》是黎锦晖探索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是他把部分民歌中过分猥琐的辞藻除去，用旧的音乐形式写出的含蓄而又浅白的爱情歌曲。此曲风格质朴，浓浓的民间小调特色，音域不宽、歌词语言浅近朴实，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内容和形式都符合平民审美需求。这大概是这首歌得以迅速传唱并经年不衰的原因吧。

黎锦晖创立了流行音乐这一全新的音乐形式，他把“舶来品”流行音乐融入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中，开创了通俗唱法，即后来的时代曲，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来，黎锦晖带中华歌舞团远赴南洋巡演，后期因经费等原因，中华歌舞团解散了，黎锦晖也因没有回国路费而漂泊于新加坡。此时，因《毛毛雨》等歌曲在国内深受市民喜爱，极为畅销，出版商建议他谱写一批类似题材的歌曲寄回上海，回国旅费便可解决。当时，他的音乐作品在国内已引起争论，片面过激的言论也不在少数。黎锦晖不断反省自己，但他问心无愧：他写了大量儿童歌曲，费尽心血，而且是规规矩矩，相当谨慎，他的音乐作品，全国广大的教师和儿童使用已八年，并无任何害处；时代曲符合平民大众需要，爱情歌曲，又有何妨，时代曲能畅销，自有继续创作的必要。黎锦晖接受出版商建议，八个月中，激情澎湃地创作出家庭爱情歌曲一百首，脍炙人口的《桃花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一首首时代曲一经问世便被无数人追捧，成为音乐界热点。后来，黎锦晖还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写作“家庭爱情歌曲”有十条创作戒律，又称“两讽八不写”。“八不写”是：“不写妓女唱的”、“不写后花园赠金之类”、“不写相思病”、“不写爱情悲剧”、“不写为三角恋爱情杀”、“不写三妻四妾”、“不写用阴谋手段取得爱情的”、“不写猥亵滥调”；“两讽”是：“讽刺金钱爱情、权势爱情”，“讽刺一见倾心、儿戏爱情”。

从时代曲的歌词上看，黎锦晖有相当厚重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从古诗词名句到戏曲唱词，都有涉猎。诗情画意的歌词，是他的时代曲特色。“青完芳草，绿过柔条，转眼韶光渐老！风在飘飘，雨在潇潇，越教中心悄悄。青春无限好，愿月长圆，愿花长好。任凭他水样流年，不断地滔滔，春花秋月何须了！”这是黎锦晖的《风雨琴歌》中的一段歌词，其中最后一句，取自李煜的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他仅改动了一个字，就把李后主的意境完全颠覆了，原本抒发无尽感伤的名句变成了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桃花江》中，“我也不爱瘦，我也不爱肥，我要爱一位，像你这样美”，就是模仿宋玉的诗句造诣。信手拈来的精妙词句，在黎锦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

黎锦晖的作品大量运用民歌小调，很受市民大众欢迎。有人赞扬它是“美人香草”，但也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民歌小调”终是“低级下流”、不登大雅之堂的“淫乐”。有批评者写道：“《毛毛雨》这类东西，在歌词上看不出什么淫与不淫来，单把那些乐曲细细一玩，便觉得每个乐曲都含着淫荡的意味。”鲁迅就将黎明晖演绎此曲的声态，比作“绞死猫儿似的”，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都比它强。《毛毛雨》从开唱那天起，批判的声音就未曾停止。1931年，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到有声影片《雨过天晴》中有歌曲《毛毛雨》，就把它归为诲淫诲盗“黄色歌曲”类，即令删除。1934年，上海教育局训令各中小学校、电台、游艺场及唱片公司，严禁演唱《毛毛雨》、《桃花江》、《舞伴之歌》，理由是有碍风化、贻害青年。

作为一个先驱者，一个引路人，会付出何等代价，黎锦晖没去仔细考量，他始终没背离自己的创作初衷和理念，一直顺着这条道路毅然走下去。批评最激烈时，有朋友邀请他去欧洲研究西方艺术，以图将来回国撒播艺术种子，黎锦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岂是一个反对西洋音乐的人！可是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九还在爱听而且爱唱《十八摸》和《打牙牌》这一类的歌曲！《毛毛雨》总比《打牙牌》进步点儿吧！撒播艺术的种子，朋友们，谈何容易！农村中布满荆棘的田地还不曾开垦，都市全在礼教与名分笼罩之下，谁肯让这种子落下来呢？”他选择了一条艰辛而冒险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他手持两面“破盾”，一面挡着“有伤风化”的箭，一面抵住“麻醉大众”的矛，勇敢不屈地艰难前行。到1936年离开上海时，黎锦晖创作流行歌曲近五百首，灌录唱片约三百张，出版歌集近百集，整个市场被他一个人抢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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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代曲的同时，黎锦晖也专心寻求发展中国新歌舞之路，他梦想把业余歌舞专业化。1927年2月，他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万事开头难，首届录取学生仅是原计划的三分之一。黎锦晖并不气馁，坚持把学校办起来。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多强的实力，但他从训练歌唱、舞蹈人才开始，一边聘请当时在歌舞上深有造诣的中外师资，一边开设乐理、器乐、时事、外语等启发式课程，因材施教。学员们边学边练，以实用为主，一般三五个月就能登台演出。

黎锦晖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模式，面向市场、大众的开放心态，让他的“明月社”后来居上，迅速超越其他音乐机构，涌现出大量明星，捧一个红一个，上海流行音乐及电影界几乎被他培养的人才所垄断。“明月社”走出来的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茄获得“四大天王”的称号，使他和“明月社”声名鹊起。他和学员间采取完全自由来去的约定，绝不以合约为代价来约束。即便后来发生了“黑天使事件”，黎锦晖也不愿改变这种模式，他以“我不是商人”为由坚守初衷。

明星制的创立是黎锦晖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又一贡献。明星对黎锦晖的时代曲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月社”培养了大批演唱流行音乐的歌星和影星，其中代表人物是黎明晖和周璇。黎明晖是黎锦晖的大女儿，她是中国第一位流行歌星。由于父亲的培养，黎明晖很小就涉足演艺业。十二岁时，她在西方话剧《幽兰女士》中出演幽兰一角，打破女子不能登台演出的禁忌，激起轩然大波。此后，黎明晖的演艺道路越走越宽，1928年，她在南洋群岛巡演期间，《毛毛雨》红遍南洋，她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回国后应唱片公司要求，她把自己演唱的含《毛毛雨》在内的多首时代曲灌制成唱片，风行全国及东南亚。1934年，她和胡蝶、阮玲玉、陈玉梅并称“影坛四大金刚”，名噪一时。当时的上海，有人给她写信，不写地址，只画了个短发姑娘的头像，她都能收到，成为坊间佳话。

周璇是“明月社”里走出的又一位重量级明星。1932年，十二岁的周璇加入明月歌舞剧社，第二年，明月歌舞剧社在北京大戏院举行告别演出，周璇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唱《爱国之光》，即获得轰动。从此，周璇的知名度与日俱增。1934年，《大晚报》举办“播音歌星竞选”活动，周璇得到“金嗓子”美誉。在周璇十几年的歌坛生涯中，她演唱过三百多首歌曲，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黎锦晖创作的。黎锦晖推行明星制大获成功，世人对明月歌舞剧社和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关注度也大大提高。许多家长就是因为看到黎锦晖推出的明星个个走红，才把孩子送到“歌专”来学习音乐。黎锦晖有意培养受市民大众追捧的明星，而明星对大众的音乐欣赏又有一定的导向性，这种良性循环，成为黎锦晖的时代曲广为传播的一大因素。

从最早的明月音乐社到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直到明月歌舞剧社，名称虽不断在变，但内容实质依然，“明月社”始终是黎锦晖的主要标志。他开创了一种全新演唱风格，演唱者加上“装饰音”——有丰富的肢体和表情语言。他的女儿黎明晖短衣，短裤，短发，光脚，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引起一时轰动。1928年5月，在一位南洋商人三千块大洋的资助下，黎锦晖带领中华歌舞团全体演职员，远赴南洋演出，揭开了中国歌舞商业化演出的帷幕。首站在香港大剧场，八位青年女演员，身着雪白小纺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季陶作词、黎锦晖作曲的《总理纪念歌》，一时间，剧场里观众肃然起立。一些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随之站起，全场气氛庄严肃穆。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在南洋群岛巡演时，黎明晖演唱的《人面桃花》、《落花流水》、《妹妹我爱你》等时代曲，被观众评为“伟大纯洁，真情流露，平民文学的特质，竭尽缠绵悱恻的情感，谁都忘不了”。但不幸的是，演出后期由于经济危机和演员思想涣散，中华歌舞团在雅加达就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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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若说黎锦晖是中国音乐界的老大，那绝不是吹牛。作词作曲，办学组团，演出经纪，发行唱片和杂志书籍，再把演员一个个推向银幕，那的确是黎锦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但即便这样，也有人向他发出了挑战，而且这个人还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叫聂耳的年轻人。

黎锦晖

1931年4月，十九岁的聂耳考入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聂耳勤奋好学，他珍惜每一分钟的学习时间，对黎锦晖布置的“用四十个注音字母，拼出四百个音”，再记住四百个音的“五音四呼”练习法，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练，勤奋加上天资过人，几天后他就能熟练运用。这个方法让他在音乐创作中受益匪浅，他的音乐作品很符合音律规则，那种作者写的是“我爱中华”，一经演唱，观众听成“我爱种花”的尴尬，在聂耳身上从来没出现过。

国内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明月社”便渐渐与救亡的时代主题有了距离。聂耳受到左翼思想影响，以“黑天使”为笔名写了一系列论战短文，如《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下流》、《评人道》、《中国歌舞短论》等，发表在《电影艺术》、《时报》等报刊上，他以“香艳肉感”、“红男绿女”、“被麻醉的青年儿童”等词汇讽刺黎锦晖。聂耳写道：“每到锦晖一处，我总觉他着实有相当的麻醉力！无时不是在表现着他的个人主义，大湖南主义！难怪这般人的不会觉醒，诚然麻醉已深！”论战文章发表后，聂耳还在日记里大发感慨：“只要一跨进‘明月’的门，好像到了另一世界似的。他们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整天只知寻快乐，只知唱歌、弹琴，别的是再管不着的。不错，这儿是另一世界！是月宫！所谓为歌舞——黎锦晖的歌舞奋斗到底，这是他们的标语口号，那班黎锦晖的忠实信徒，没有一天不反复地背诵着。然而，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这班信徒，甚至于黎锦晖，只觉得可怜！肉麻！”事已至此，分道扬镳成为必然。8月10日，“明月社”在《申报》刊登启事，声明聂耳因故脱离该社，而黎锦晖本人始终未对聂耳的批评做出正面回应。后来，聂耳写出荡气回肠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迈入世人膜拜的殿堂。

学生的“背叛”，是当头一棒；与有“标准美人”之称的妻子徐来离婚，又是一次身心重创；“黄色音乐家”的大帽子，更扣得他天昏地暗。一连串的巨大打击，令他一度一蹶不振。“孤岛时期”的上海，如霜打冷枝，彻底结束了属于他的辉煌期。后来，黎锦晖主动请缨去抗日前线。再后来，因为那些风靡一时的“黄色歌曲”，黎锦晖被打入另册，从此被尘封，他的名字在大陆和台湾都难觅踪迹。

1967年冬天，天寒地冻，七十多岁的黎锦晖，患有心脏病与高血压，风烛残年的他想买煤生炉子御寒，但又担心自己是坏分子而不敢去申请，结果严寒导致心力衰竭，黯然告别了人世。

世界给了这位音乐家一个苍凉的背影。他一生只编织一件音乐的华丽锦衣，只可惜薄如蝉翼，不能御寒，也不能取暖。那一夜，他冰凉的手能伸向谁，喊一声“让我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