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从广东到上海的船上，一个男子独倚舷边，望着茫茫大海，默默叹息。他此去，千里迢迢，只为发起一个募捐，为一个年老色衰的，名叫赛金花的一代名妓。

这位以“公使夫人”之名出使欧洲，又曾在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时，出面奉劝联军统帅瓦德西整肃军纪，使无数中国人免于死难的名妓，奇特的经历足够吸引世人眼球。可是，时局动荡，她晚境凄凉，生活陷入困顿。站出来帮助她的，竟是与她并无深交的男子。他发起“赛会”，定期筹募资金。在一次募捐演讲中，他慷慨陈词：“赛金花一个烟花女子，尚知民族大义，曾救北京于危难之中，这样的侠骨柔肠，我们不妨自己问一问，比得上吗？”他计划写一个宣传她的电影剧本。他还写信鼓励她：“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为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阿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性学博士张竞生，当然这个“名”是“臭名昭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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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是老同盟会员，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后，他曾假扮其亲戚送信。他还担任过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清帝退位后，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负笈出洋，决心科学救国，成为民国首批官派留学生。同一批的二十五人中，就有后来的民国要人宋子文和杨杏佛等。

1920年的春天，草长莺飞，芨麦青青，在法国读书八年的张竞生回国了。在浪漫的西方国度里，张竞生淋漓尽致地张扬着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他记忆中的巴黎是：“坐在电车上好似有一股热烈的气氛，如水蒸汽一样在围绕着我！”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给张竞生留下了数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更成就了张竞生的才识学问。他遍游欧洲列国，精通英德法三种语言，同时，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熏染，激起他性学研究的兴致。

张竞生口袋里揣着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一回国就担任潮汕最高学府金山中学校长。当时的中国，人口像蚂蟥一样疯长，民生像牛马一样不堪。现实的苦难灼烧着张竞生的眼睛，刺痛着他的神经。张竞生喝了一肚子洋墨水，踌躇满志，急于展示才华和抱负。他字斟句酌，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从社会改良、经济发展，到教书育人、民生福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其中，他用大半的篇幅论述限制人口发展的重要性：“人类根本冲突就在户口的膨胀一项”，“如我国，能永久保存四万万就好了，如不得已时就减少为三万万也够了”，“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的繁多，而在其有相当的人口以后，使他们多多有了人的资格”。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倡导晚婚，实行婚前体检。遗憾的是，在当时，却没人能看懂这样的真知灼见。时任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大骂他“神经病”。陈氏本人妻妾数人，有子女十多个，要他施行节制生育的“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更何况，多子多福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这是他提倡节育避孕初次受挫，也是他在国内坎坷生涯的开端。

张竞生

先知总是孤独的。秀才遇到兵的无奈，更是悲哀的。张竞生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他并未怀忧丧志。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金山学校弊政，并率先在全国推行男女同校，另一方面，频频在广东的报纸撰文公开提倡避孕节育。面对指责与谩骂，毫不所动。他的“不识相”终于让当权者忍无可忍，丢掉“饭碗”就显得理所当然了。离开广州后，张竞生依然为节制生育鼓呼。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访华，张竞生和胡适一同接待她。山格夫人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并全文刊于《北京晨报》副刊。张竞生趁机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惜听者藐藐。会后，张竞生万般感慨，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他的主张相同，却被目为发神经，只因他是中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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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军阀陈炯明免职后，张竞生受邀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和胡适是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两个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张竞生人生最辉煌的时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李大钊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张竞生可以举办性学讲座。张竞生走了一条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独树一帜，在家庭、婚姻、爱情等“大众文化”中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著书立说，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出尽风头的人物。

1922年春，北大校园爆出一则奇异的爱情花絮。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就和小姨子陈淑君结婚，陈当时为北大学生。师生恋在当时，还如洪水猛兽。一时间，议论声沸沸扬扬，人们纷纷指责谭陈“不道德”的婚姻。张竞生在法国“情场十年”，邂逅了无数“浪漫的事”，他深为国人的无知和愚昧而痛心疾首，堂堂中国一流大学的多数教授竟不懂“情为何物”。他发誓要为中国人上一堂爱情课，他写下《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张竞生第一次提出爱情的四个定则：第一，爱情是有条件的；第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第三，爱情是可以变更的；第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此四项衡量，则谭陈的婚恋是无可指责的。“陈女士是一个样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在他看来，“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解约。”没想到，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情观公开大讨论的导火线。张竞生深陷舆论旋涡，差点被批评谩骂的唾沫星子淹死，但也从此声名远播，成为家喻户晓、鼎鼎大名、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延续两年的讨论中，张竞生陆续抛出自己的观点，他提倡婚姻自由，主张实行情人制和婚外制，甚至提出“新女性中心论”，设想新女性在社会上占据要津，以情爱养成情人，以美趣造成美人，以牺牲精神培养女英雄，建立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中心社会”，这就是张竞生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张竞生书法

讨论越深入，张竞生也越大胆激情。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踩踏雷区，堂而皇之地谈论性问题，将性“美”育。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开讲性学课，在第一课上，他这样解释性：“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则人们当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绝对一语中的、石破天惊。但在中国，性的位置一直很奇怪，很尴尬。国人对性素来呆板，虽古时介绍技巧尚多，但更多是一种为姿势而姿势的花样。中国人不谈性，即使谈，也须蒙上一层道德说教的面纱。张竞生不熟稔国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津津乐道他的性观念、性学说。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刊登征集性史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他激情地说：“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第二年，他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性史》。《性史》共有十二篇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有懵懂的性启蒙、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的心情，情节上则有偷情、偷窥、嫖妓等，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性观念。每篇文末，张竞生都撰写按语，提出中肯评论。《性史》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赵老太爷们”气急败坏，活像被掘了祖坟。一时间，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讥讽谩骂，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民国作家刘心皇著文说：“当时的中年人都起而对张竞生作严酷的批评，甚至破口大骂。许多人一面看他的书一面骂，越骂越看他的书；青年人呢，没有骂，只看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所谈的问题，都是大家所不敢谈的问题。”就是当时一些思想与世界接轨的“前卫人士”也纷纷反对，留美多年的胡适指出张竞生之《性史》不过淫秽之书，毫无价值，甚至发出“书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让人悲哀的是，曾与张竞生同一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竞生倡导乱爱和淫乱。

《性史》出版四个月后，先在天津遭禁，接着被全国各地列为禁书。人们称张竞生为“卖春博士”和“情爱专家”，真是臭名昭著，无可复加。一册《性史》，让张竞生“名满天下”。此时的北京大学，容得下先锋激进的陈独秀，也容得下封建遗老遗少，唯独容不下一个讲性讲本能的人。张竞生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与主张在教室里公开画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写时代曲《毛毛雨》的黎锦晖被称为“三大文妖”。“大淫虫”张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浪漫的法兰西精神在中国，只落得灰溜溜的命运。这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但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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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竞生的眼里，生活与性，都应该以美的形式存在。他一直提倡生命是自由的，青春是浪漫的，性爱是美好的。他所著的《美的人生观》一书，提出的美育观的核心目的是人生的美。比如，他认为衣服不应仅是为蔽体而更应是为美丽而穿的，他反对束胸，主张天乳，中国女人胸部得以彻底解放，张竞生功不可没。因他率先提出，要扯下裹在中国女性胸口上千年的那一抹白布。张竞生提出，束胸使女子美的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且使社会失了兴趣。他倡导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认为性欲本是娱乐的一种。在风气未开的中国，这一观点自然“大逆不道”，立刻又引来骂声一片。

张竞生还提倡美的政府观。为了促使“美的政府”中的官员能够切实为人民效力，张竞生异想天开地设计了具体监督环节：每年的国庆庆典上，自总统及国务委员及一切官吏，都要身着朴素的用人服装，以公仆的样子，站立在一个极狭窄的棚中，恭敬地接受坐在对面一座极华丽的厅上身穿大礼服的人民代表评判。人民代表分坐三排，先由左排代表发言，列举公仆们一年来的政绩，代表人民向政府示谢。继而右排代表发言，直陈一年来政府工作中的过失，代表全国人民予以责备。然后由中排代表宣布：“公仆，方才二方代表所说甚是，我们国民希望你们从今日起，努力向善，补救过失。明年此日，你们如有政绩，才来此地再会，若不争气，请速引退，免受国民的惩罚，勉哉公仆！”最后，由大总统代表公仆团向人民代表团行三鞠躬礼，并致词如下：“高贵的主人啊！承示训饬，敢不敬命，从兹努力，无负重托。”张竞生又将这样的国庆节，称为“美的国庆节”。他的天真，让人哑然失笑。

张竞生败走紫禁城后，去了“十里洋场”上海。他本以为在“东方巴黎”可以挥斥方遒。他先在四马路与友人合资开书店（兼有出版社性质），取名“美的书店”。张竞生身兼总编辑，雄心勃勃，大展拳脚，驰骋于上海出版界。书店的征稿启事别具一格：“本书店自负要从丑的、无情的、禽兽教的中国社会里打出一条美的、热情的、有艺术性的性教育大道路来。”张竞生经营有方，主打产品“性育”小丛书非常畅销。丛书封面上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丛书定价低廉，书店购书可获赠美女画，他还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做生意”也还是男性的职业，因而购者踊跃，丛书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美的书店生意越做越红火，更以专售性书而驰名上海滩。美的书店的经营自然招来卫道士们的围攻，就连鲁迅也写文章大肆鞭挞：“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不久，张竞生就被诬传雇用妓女贩卖淫秽书刊而被警察传唤，书店也被迫关门。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的张竞生，在同学陈铭枢的资助下，不得不远走法国，专门从事研究。他译出了卢梭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第一个翻译《忏悔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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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历经坎坷的张竞生再次回国，赶上内忧外患加剧的年代，他认识到自己“美治”救国的理想已经破灭，他要开始“实业救国”的尝试。书生意气的张竞生，决心尽自己所能，振兴广东农业。他回到家乡饶平大榕铺，从事乡村建设试验。他兴校育才、修桥筑路、造林种果，造福村民。这期间，他深入农村作经济调查，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热情为农民代言和鼓呼。一时间，中国有了从事乡村建设的“南张北梁”之称，南方是张竞生，北方是梁漱溟，但梁漱溟重于教育，而张竞生更多地着意于发展农村经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上级兼故人汪精卫屡次函电邀他到南京出任伪职，均遭他一口拒绝。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张竞生打了锄头四把，上刻“休养生息”四字，分寄国民党要员，要他们停止内战。新中国成立不久，已经退隐江湖多年的张竞生，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连夜写下一万三千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最高领袖毛泽东。文中，他言之凿凿：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不能学苏联的人口政策对生育五个子女以上的人授予“母亲英雄”。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令张竞生哭笑不得的是，他写的万言书被有关部门批了四个字“退回，酌办”后，最后退进了他个人的档案袋里。不久，又一个提倡节育的人站了出来，提出了“新人口论”，他就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竞生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但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书桌上煤油灯仍然亮着，桌上摊着一本已看了一大半的书。

若干年后，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平原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注定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这种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苏曼殊、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许更合适。”

一个时代有一个寻梦人，便不会太沉寂太荒凉，因他足以传达一种声音，完成一种呐喊的使命。张竞生曾说：“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中国人可能会骂张竞生五十年，或者一个世纪，但不可能永远遗忘他。鲁迅在《两地书》里说过：“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诚如斯言，21世纪已经来了，25世纪也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