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妈妈去世了。爸爸沉浸在痛苦之中，好像完全忘了还有我这个人似的。他常常亲昵地逗妹妹索尼娅玩，想方设法让她高兴，因为她使爸爸想起妈妈。可是我呢，却长野了，仿佛无人料理的土地上偶然冒出的一棵小树。没人特别关心我，但也没人妨碍我的自由。

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名叫尼亚兹那原万诺，但通常我们都叫它尼亚兹原柯罗道克，是一个高傲的，然而早已破落的波兰家族府邸所在地，除此之外，它和西南边陲一带其他小镇没什么两样。

赶着马车，从小镇东边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监狱——我们这里最有名气的一座建筑。而小镇本身却低低地躺在几片昏昏欲睡、长满青苔的水塘边上。走近小镇，大路微微向下倾斜，而后又在小镇经常设置关卡的地方平展开来。昏昏欲睡的看守，一个身患疾病的老兵，升起横木，于是，你便进城了，尽管一开始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一道道灰色的木栅栏，一片片荒芜的土地，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物垃圾。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所小房子，根基深深扎在泥土里，由于年代久远，门窗多半都已经堵塞。再往前走，便是一片广场。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一个个黑洞洞的深坑，给犹太人开的旅店门口打上鲜明的标记。粉刷过的官府建筑，式样单调，千篇一律，仿佛一座座兵营。马车上了老朽的木板桥，桥板便摇晃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从桥上过了小河，你便进入犹太人居住区，街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店铺，小贩们搭起的售卖面包卷和馅饼的简陋的棚子。满目污秽，臭气熏天，数不清的小孩子在尘土中玩耍、嬉戏。可是一眨眼工夫，你已经出了小镇，又重新走进乡野。路过坟场时，你会听到白桦树发出的沙沙声。微风轻轻吹过，麦田里泛起涟漪，路旁的电线哼着令人困倦、永无休止的曲调。

上面架有烂木板桥的那条小河，起源于一片水塘，流入另一片水塘。这样一来，小镇南北两面都被大片宽阔的水塘或沼泽环绕起来。水塘已近干涸，长满青苔。沼泽里，芦苇丛生，阵风吹过，波涛滚滚，上下翻腾，像大海一样。水塘里有一个小岛，小岛中间伫立着一座古代城堡，残垣断壁，已成废墟。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越过水面，瞭望那座庄严衰败的建筑物时，内心所感觉到的恐惧。关于这座城堡，不知流传有多少可怕的故事。据说这个小岛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后来由土耳其战俘堆起来的。

“那座古代城堡，就矗立在人的尸骨上。”镇里人都压低嗓音这样说。我不寒而栗，用小孩子的想象力来描绘埋在水塘底下成千上万土耳其人的尸骨，伸出枯瘦如柴的手臂，撑起这个小岛，撑起这座城堡，撑起城堡四周高大的意大利伦巴第白杨树。

毫无疑问，这就使得这座城堡更加阴森可怖了。有时，在夏天的中午，由于受到明媚的阳光和欢快的鸟鸣的鼓舞，我们时常大着胆子走近城堡；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也常常突然给吓得惊恐万状：那空空的窗口，黑洞洞的，直望着我们，那荒凉冷落的房间，充满神秘的沙沙声和窃窃私语声。然后，在房间的某个地方，可能有一块石头或是一片泥灰掉落下来，发出的回声重复着，扩大着——于是我们撒开腿丫子拼命往外跑，耳边依然回响着想象出来的拳头捶打声，跺脚声，以及咯咯大笑声。

在秋天的暴风雨夜，狂风从水塘对面横扫过来，高大的白杨树摇晃着，呻吟着。这时恐怖便从城堡里蔓延开来，扩展到整个小镇。

在小镇西边的山冈上，在塌陷的坟墓和东倒西歪的十字架中间，矗立着一座废弃已久的小教堂。教堂的屋顶有好几处已经塌陷，墙壁上的泥灰已经剥落，教堂里清脆、高昂的钟声早已沉寂。夜里，教堂的墙壁上栖满了猫头鹰，发出不祥的呼叫声。

从前有一个时期，岛上的古代城堡曾给无家可归的人，不管是谁，一律提供免费住宿。在我们的这座小镇里，凡是无处落脚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连起码的过夜，或躲风避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的人——所有这些人，最终都要跑到小岛上去，在废墟中间安歇他们疲倦的躯体；他们要付的住宿费就是冒着被埋在掉落下来的一堆堆破砖烂瓦下的危险。“他住在城堡里”，这句话已成了赤贫的代名词。一时陷入困境的小公务员，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老太婆，职业流浪汉——所有这些人，城堡一律接待，一律给予庇护，一视同仁。而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在撕扯这座古老建筑的五脏六腑：把地板和天棚一块一块拆下来当柴火，烧热他们的锅灶，煮熟他们所能搞到的一丁点儿食品，勉勉强强地对付着活下去。

但是，有一天，在废墟中避难的人们终于争吵起来。老詹纽兹，这个曾经在伯爵家里当过小伙计的人，不知用什么方法，竟使自己被推举为挂名总管，接着便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一连几天，岛上人声鼎沸，叫苦连天，人们还以为是埋在城堡下面的土耳其战俘又起死回生了呢。詹纽兹在对废墟里的居民进行分类筛选，留下“优秀的基督教徒”，赶走形迹可疑的人。当岛上重新恢复秩序时，老詹纽兹已经筛选完毕，留下来的大都是伯爵及其家族从前的用人，或是他们的子孙后代：这里有满口清规戒律的老头子，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式波兰礼服或上衣，拄着节节疤疤的拐杖；有尖声怪叫、恐怖的老太婆——尽管他们个个一贫如洗，却依旧死死地抓住他们那老式的头巾或外套，不肯丢弃。这些贵族式的人物紧紧抱成一团，声称他们对乞丐生活拥有绝对控制权。平日里，他们虔诚地摇唇鼓舌，拜访镇里富裕的人家，传播流言飞语，眼泪汪汪地抱怨命运的不济，能讨点儿什么就讨点儿什么。星期天，他们就在天主教堂外面排起长队，以“基督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名义，大模大样地接受施舍。

这次变革中笼罩在岛上的喧嚣骚乱声吸引着我，于是我和两三个伙伴一起过了小桥，躲在白杨树中间，借着树枝的遮挡，观看詹纽兹率领他那一队由满嘴清规戒律的老头子和令人讨厌的老太婆组成的人马，怎样把最后几个城堡居民赶出去，他们已被判决驱逐出境。天色已近黄昏，一片乌云低悬在白杨树上空，这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几个倒霉蛋，宛若被淘气的孩子赶出洞穴的鼹鼠，在岛上跑来跑去——惊恐万状，可怜巴巴，满面羞愧，紧紧抱着他们那一丁点儿可怜巴巴的破烂——一次又一次地想从城堡无人注意的缺口中溜进去。然而，詹纽兹和他手下那群老巫婆，大喊大叫，破口大骂，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赶了出来；一名交警就站在不远的地方，手里拿着沉甸甸的警棍，一声不响地观望着。

那些可怜的倒霉蛋，不管心里多么不愿意，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地陆陆续续走过木桥，永远离开了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蒙蒙细雨中，在迅速降临的茫茫夜色里消失了。

这座古老的城堡以前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庄严而又模糊的。然而，自从那个难忘的黄昏之后，不仅是詹纽兹，就连城堡本身，对我统统失去了吸引力。我向来喜欢到小岛上去，从远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仰望那古老的灰色墙壁和长满青苔的屋顶。每日天亮时，城堡里形形色色的居民便开始出现了，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咳嗽着，在阳光底下画着十字。那时，我曾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望着他们，就像望着浑身充满笼罩小岛的那种神秘气氛的人。因为夜间他们就睡在城堡里，当月光照着没有玻璃的窗口，或当狂风暴雨通过窗口扫进屋里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听得真真切切。

以前，我还喜欢坐在白杨树下，倾听詹纽兹以一个七十岁老人所特有的那种啰唆劲儿，唠唠叨叨地讲述城堡昔日的光荣。

可是，自从那个黄昏之后，我就用一种不同的目光来看待詹纽兹和城堡了。第二天，詹纽兹在离小岛不远的地方看见我，敦促我去看他。“一个父母这样体面的儿子”，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满意神情向我保证说，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到城堡里去了，因为在城堡里，可能遇见的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一点儿不错，他甚至抓住我的手，几乎把我拉到城堡门口。可是，我猛地抽出手跑了，眼里充满泪水。这座城堡已经让我感到可憎了。城堡上层的窗户已经用木板钉死，下层所有的地方都被那些戴头巾、穿外套的人占据了。这些老太婆，从城堡里爬出来，看起来那么令人讨厌。她们甜蜜蜜地向我大献殷勤，真叫人恶心！她们自己却相互大吵大闹。但，最主要的是，我忘不了她们的铁石心肠，残忍无情，一旦占了上风，就把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不幸的伙伴统统赶走。一想到那些可怜的人，没着没落，我就心里难受。

岛上发生“政变”以后，镇子里一连几夜都不得安宁。狗在汪汪地叫，一些人家的门在嘎吱作响，有教养的人则不断地出去，用棍子把篱笆敲得噼啪作响，好让人家知道，他们已经有了防备。镇里人都知道，在这淫雨霏霏的黑夜里，有人在街上徘徊。他们在忍饥挨饿，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他们明白，这些人的心里可能产生强烈的不满。所以，他们都提防着，不断地发出警告，以避免这种不满情绪的对抗。碰巧的是，那几天，每当夜幕降临，便冷雨倾盆，第二天清早，大雨过后，阴云低飞，寒风怒号，吹得树梢摇摇晃晃，吹得百叶窗嘎嘎作响，让我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想起，还有几十名同胞，得不到温暖，无处藏身。

然而，春天终于战胜了寒冬为维护其统治而进行的最后的挣扎，太阳晒干了大地。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找到了藏身的地方。夜里，狗不再狂吠，体面人家也不再出来用棍子敲打篱笆。镇上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昏昏欲睡、单调乏味的状态。

不过，对于那些从城堡里被赶出来的不幸的人，生活依旧不得安宁。诚然，夜里他们已不在街上徘徊游荡了，他们已经找到了藏身的地方，据说是在小教堂下面的山冈上。他们在那里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安身之所，没人说得清楚，但人们确实看见他们——一些极其古怪而又形迹可疑的人——早晨从山冈那边、从环绕小教堂的溪谷那边朝镇里走来；暮色苍茫时，又在同一方向消失了。体面的人都用焦灼而又怀有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泼在小镇单调的生活背景上的墨汁，那么显眼，那么可怕，那么不协调。他们搅动了小镇那安静的昏昏欲睡的生活细流。他们与城堡里那些贵族老爷式的乞丐迥然不同，而镇里人也不愿意承认他们。他们对待镇里人的态度还不能说是好斗。看见一个镇里人，他们宁愿损他几句，也绝不对他阿谀奉承；看见他的东西，宁愿自己去拿，也绝不乞求。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在这群衣衫褴褛、形迹可疑、时运不济的人中间，常常有一些人在智慧和才干上，很可能使那些经过筛选留在城堡里的人黯然失色，但是待在他们的圈子里，总感到不自在，所以更愿意跟小教堂里这一伙颇具民主色彩的人待在一起。

除了这几个有点儿名气的人以外，躲在山冈上的还有一群无法形容、穿着破烂的可怜虫——这些人在集市上一出现，立刻就在赶集的妇女中间引起一阵慌乱，吓得她们赶快用双臂掩盖住她们的货物，就像老母鸡看见天空有一只老鹰时，赶紧用翅膀护住小鸡一样。谣言四起，说这些可怜虫被赶出城堡，被剥夺了一切生存手段以后，便紧紧抱成一团，在镇里镇郊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这群倒霉蛋的组织者和领头的是一个名叫潘·提波西·德莱波的人。在所有被从城堡里赶出来的人中间，他是最出色的。

潘·提波西的身世仿佛给罩在又黑又暗的幕布里，无人知晓。有人说，虽然他享有贵族的姓氏，可是他丢了贵族的脸，只好躲起来。然而，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到一丁点儿贵族的影子。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粗壮，面部极富表情。红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直挺挺地立着，低低的前额，微微翘起的下巴，变化异常迅速的面部表情，有点儿像猴子；但是浓重的眉毛下面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流露出严肃刚毅的神色，闪烁着机灵和深刻的理解力，透射出充沛的活力和无穷的智慧。他的面貌，由于经常变换鬼脸而变得扭曲了，但他的眼神却从来不变。我想，正是这一点，使我每当看见这个古怪的人做鬼脸时，内心便生出一种神秘而又有点恐惧之感。我仿佛感到在他的鬼脸后面，隐藏着某种深沉的、无法排遣的忧郁。

潘·提波西，双手粗糙，长满老茧，走起路来，像农民一样，总是把一双大脚重重地踏在地上。正是出于这些理由，镇里人根本不相信他出身贵族的传言。但是，他博学多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又该怎么解释呢？逢集市的日子，乌克兰农民便聚集在酒馆里，喝上几杯。没有一家酒馆，提波西没有去过。他常常站在高高的酒桶上，长篇大论地引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或整篇整篇地引用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用以开导这些乌克兰农民。乌克兰农民富有想象力，对这些热情洋溢的演说，即便费解，也能作出自己的解释。当提波西用拳头捶着胸脯，眼睛里闪烁着火花，称他们是“养老院新贵”时，他们便紧锁眉头作为回答，一边互相议论：

“哈哈，这龟儿子，你听，他在骂咱们呢。”

而当提波西扬起眉毛，眼望天花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着拉丁语时，他们则半是惊讶半是怜悯，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倾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语。在这种时候，他们仿佛感觉到提波西的灵魂正在无人了解的异国土地上漫游。在那个地方，人们说这种非基督教徒的语言，经历着痛苦和不幸。提波西的话语滚滚流出，显得那么沉闷，那么阴郁，坐在酒馆角落里喝得酩酊大醉的听众，都把头垂得越来越低，直到额发盖住眼睛，愁眉不展地喃喃说道：

“啊，他在拨弄你的心弦——这该死的家伙！”

于是泪水夺眶而出，顺着他们那长长的、下垂的胡须流下来。

然后，提波西突然从酒桶上跳下来，放声大笑，农民们忧郁的面孔也随之开朗起来，伸手到衣袋里摸铜板。提波西平平安安地结束了他悲壮的异地漫游，让他们高兴。他们拥抱他，请他喝伏特加，将铜板雨点般地叮叮当当扔进他的帽子里。

潘·提波西这种令人惊异的博学多识，引起新的传说：他小时候曾在一个伯爵家里当过用人，曾跟伯爵的小儿子一块儿给送到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侍候小少爷，给他擦皮鞋。当这位小少爷在学校里一年年鬼混时，他的小用人却学会了他的全部功课。

也没人知道和提波西住在一起的几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而且确有此事，谁也否认不了。事实上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六七岁左右，个子比他的年龄看起来要高一些，身体发育良好；另一个是女孩，三岁左右。从提波西在镇子上出现的那一天起，那个男孩就和他在一起了。至于那个女孩，则是有一次提波西离开镇子数月后，回来时抱在怀里的。

男孩叫瓦力克，细高个子，长着一头黑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镇子上游荡，一声不响，面色阴沉，两手插在衣袋里；卖糕点的女人一看见他，立刻神情紧张地抓紧自己的篮子。那个小女孩，只有一两次，由提波西抱着，在镇子里露过面，随后又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究竟住在哪里。

有人说，在破教堂下面的山冈底下有一些地窖。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很多。在我们这一带，这种地窖并不稀罕。再说了，所有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住吧；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叫花子，人们都叫他“教授”，整天昏昏沉沉地在镇子里拐来拐去；还有潘·提波西，动作迅速，步子坚定有力；还有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暮色苍茫时，他们全都消失在教堂那边，这个镇子里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跟在他们后面，爬上那坑坑洼洼的土山坡。那座山冈，上面有很多塌陷的坟墓，名声很坏。在潮湿的秋夜，人们常常看见，在那古老的坟场里，有蓝色的火光在闪动。钟楼里猫头鹰发出刺耳的叫声。就连我们那位铁匠，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一听见这种该死的鸟叫声，就吓得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