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20世纪初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翻译界的前辈、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北大图书馆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外国翻译小说。书中的所谓“个人奋斗”精神——照译者看来，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拼搏精神”，“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神，“完善自我”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几代人，而这种精神在本书《名人传》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作者罗曼·罗兰出身于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家庭，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在法语中，“外省”与“乡下”几乎是同义词。1881年，在他十五岁时，全家迁往首都巴黎。少年时的罗兰，对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情有独钟。到了青年时代，他开始深受法国的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司汤达、福楼拜，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德国的席勒，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影响。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在几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86年，二十岁时，考入了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的这座法国高等学府，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而著称的，是法国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

随着大量地阅读上述大作家们的著作，罗兰所受到的影响也日渐加深，对他们书中所表现出的英雄形象推崇备至。他所崇拜的英雄，并不是那些以思想和武力取得胜利的人，而是具有伟大心灵、伟大性格的人。而他们的这种伟大性格，往往是在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抗争既有对外在世界的抗争，又有同内心世界的抗争。这一点，在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而且，在今天出版的《名人传》中，也有突出的反映。罗兰在书中努力地颂扬英雄人物及其伟大的心灵，该书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与《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深受读者们的欢迎。我们不妨在此引述《名人传》中的《贝多芬传》中的一段，看看作者罗兰是如何反映其人物的伟大心灵的：

……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到启迪而发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贝多芬，始终都在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可是，他自己却不断地被卷入感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如愿以偿，可见“他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对贝多芬如此，对《米开朗琪罗传》中的主人公当然也不例外。罗兰把米开朗琪罗写得声情并茂，让读者边读边产生联想，崇敬英雄之情油然而生。同样，在《托尔斯泰传》中，罗兰也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颂扬备至，对托尔斯泰仰慕至极。1887年，二十来岁的罗兰给年近六旬的托尔斯泰写信，向他求教“人应该如何生活”。托尔斯泰在回答罗兰的那封长信中指出，人生的真谛在于“博爱”，此为人生的最高道德标准。当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罗曼·罗兰深受托尔斯泰影响的这种“博爱”给彻底地毁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曼·罗兰毕生都在反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在瑞士居住。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着多年的通信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地增强了，在《先声》中收录的1916年发表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局限于向知识分子——呼吁，企盼他们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自苏联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忠实朋友，不过，他对当时苏联在国内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心存疑惑。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同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20世纪30年代，他又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者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以及高尔基等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强，其国际威望因此也得到空前的提高。1929年，在高尔基的帮助下，玛丽亚·帕夫洛甫娜前往瑞士，担任罗兰的秘书，1934年与罗兰结为夫妻，成为罗兰夫人。罗兰夫人出生于俄国，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法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巴黎以及维希政权的建立，对于罗曼·罗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身在敌占区，在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能做一些关于贝多芬多年研究的收尾工作，同时写点传记、回忆录一类的东西。

二战结束前，1944年12月30日，罗兰与世长辞，虽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等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为欢迎多列士回国，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欢迎文章，那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罗曼·罗兰既是法国的一位小说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著作颇丰，有戏剧集《信仰戏剧》，收录了他的《圣路易》(1897年)、《阿哀尔》(1898年)、《时间总会到来》(1903年)。自1898年至1938年，他倾其毕生心血创作了《革命戏剧》，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创作时间长达八年(1904年到1912年)。1915年，罗曼·罗兰因为“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在《七月十四日》结稿之后，罗兰便开始从事传记体小说《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托尔斯泰传》(1911年)的创作。后把三部作品汇集成一册，取名为《英雄传略》，也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名人传》，其实，将它称之为《三大师传》似乎更贴切些。罗兰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这三位大师的精神魅力和心灵之美。他认为他们不仅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与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并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比如，他笔下的贝多芬，就是一位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兴趣的艺术家，他曾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

罗兰笔下的这三位大师，在各自领域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他们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心灵的伟大、他们的拼搏精神。这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应当是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的。大家若能拨冗一读，将受益匪浅。

陈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