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和范宽

李成（919-967），五代宋初画家。字咸熙。原籍长安（今陕西西安），先世系唐宗室，祖父于五代时避乱迁家营丘（今山东昌乐），故又称李营丘。擅画山水，师承荆浩、关仝，后师造化，自成一家。多画郊野平远旷阔之景。平远寒林，画法简练，气象萧疏，好用淡墨，有“惜墨如金”之称；画山石如卷动的云，后人称为“卷云皴”；画寒林创“蟹爪”法。对北宋的山水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北宋时期被誉为“古今第一”。存世作品有《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晴峦萧寺图》《茂林远岫图》等。《读碑窠石图》宋初有所谓“三家山水”，这三家是山东营丘人李成、陕西长安人关仝和陕西华原人范宽。从画面碑侧有款题:“王晓人物,李成树石。”可以看出,《读碑窠石图》是李成与人物画家王晓的合作，画家在寒林平野中描写了几株历尽沧桑的老树和一座古碑。此图置境幽凄，气象萧瑟，古树枝桠奇劲参差，背景空无一物，杳冥深远，寓无限悲凉于其中。另外，此画画树石时先勾后染，清淡明润，饶有韵致。从这件作品中不难看出，李成艺术的“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无不与他企图展示其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紧密相关。《晴峦萧寺图》本幅以直幅形式画冬日山谷景色，画中群峰兀立，瀑布飞泻而下，中景山丘上建有寺塔楼阁，山麓水滨筑以水榭、茅舍、板桥、间有行旅人物活动。山石雄伟而秀美，皴染用笔多有变化，兼具关仝之雄浑与李成之清润。画家以尖利笔致画寒林枯木，景色清幽静谧，虽非平远之景，但依然具有李成画风特色。估计此图当完成于北宋前期，至少是李成传派的作品。宋《宣和画谱》中著录有《雪霁江行图》不知是否即此图。《寒林平野图》李成“师荆浩未见一笔相似，师关仝则叶树相似。”而且由于他独特的创造才能，他在宋代“三家山水”中影响最大。李成对山水画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擅长表现山川地势与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并有所寄托感喟。他创造的“寒林平远”的形象已从荆关一派宏伟壮丽的面貌中脱颖而出。本幅绘长松两株，杂以枯枝寒树，松树枝作蟹状，右上角有宋徽宗题“李成寒林平野”六字，前有“御书”半玺，画上端有乾隆题诗及收藏印鉴。

范宽，北宋画家，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性疏野，嗜酒好道，擅画山水，为北宋山水画三大名家之一。初学李成，后感悟“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造化”，遂隐居终南、太华，对景造意，写山真骨，自成一家。其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岸，令人有雄奇险峻之感。用笔强健有力，皴多雨点、豆瓣、钉头，山顶好作密林，常于水边置大石巨岩，屋宇笼染黑色。代表作品有《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临流独坐图》和《雪山萧寺图》等。由于年代久远，范宽的真迹现存并不多，但是仅存的数件均为精品。如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雪山萧寺图等等。《雪山萧寺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大雪覆盖下的深山幽谷，点缀以古寺、关隘、寒泉及行旅情节等。皴笔不多而健硬有力，章法严整而有变化，墨色染出阴霾的天空，益加衬托出雪岭高寒的气氛。《雪景寒林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以沉稳老辣的笔墨，画出雪后北方山川奇观。山势嵯峨，岩壑幽深，近处树木形象甚有姿态，平远处亦有峻岭起伏，折落而有气势。范宽画山峰善作冒雪出云之势，由此二图中可见其面貌。《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水墨，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中巨峰巍然耸矗，山涧中瀑布直泻而下，峻厚的山峦长着茂密的林木，岩石皴纹历历可辨，显示出一种逼人的磅礴气势。山脚下雾气迷蒙，近处大石兀立，老树挺生，溪水潺潺。山路上有旅人赶着驮队走过，人畜虽皆画得其小如蚁，然却真实生动，使人仿佛能听到驴蹄得得之声。

郭熙与《林泉高致》

郭熙（约1000-约1090年），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东）人。出身平民，早年信奉道教，游于方外，以画闻名。熙宁元年召入画院，后任翰林待诏直长。山水师法李成，山石创为状如卷云的皴笔，后人称为“卷云皴”。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势雄健，水墨明洁。早年风格较工巧，晚年转为雄壮，常于巨幛高壁作长松乔木，曲溪断崖，峰峦秀拔，境界雄阔而又灵动飘渺。存世作品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窠石平远图》《幽谷图》等。子郭思纂集其画论为《林泉高致集》。工画山水寒林，宗 李成法，山石用“卷云”或“鬼脸”皴法，画树 枝如蟹爪下垂，笔力劲健，水墨明洁。布置笔法独树一帜，早年巧赡致工，晚年落笔益壮，常于高堂素壁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峦秀起、云烟变幻之景。《林泉高致》产生在中国山水画充分成熟的时期，集中地论述了有关自然美与山水画的许多基本问题。郭熙认为,山石林泉胜景是“君子”所向往的,但他们不愿因渴慕自然风光而远离君、亲，面对山水画就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充分领略自然山水的美，以解决“君子”厌烦世俗事务而又留恋功名的矛盾。用观画代替欣赏自然真景的所谓“卧游”的思想，早在南朝的宗炳就已提出。但宗炳是谢绝仕途的隐士，而郭熙却是为宫廷服务的山水画家。因此他对自然美的看法，既不同于宗炳，也不同于以纵情山水求得精神解脱的文人画家。《林泉高致》产生在中国山水画充分成熟的时期，集中地论述了有关自然美与山水画的许多基本问题。郭熙认为,山石林泉胜景是“君子”所向往的,但他们不愿因渴慕自然风光而远离君、亲，面对山水画就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充分领略自然山水的美，以解决“君子”厌烦世俗事务而又留恋功名的矛盾。用观画代替欣赏自然真景的所谓“卧游”的思想，早在南朝的宗炳就已提出。但宗炳是谢绝仕途的隐士，而郭熙却是为宫廷服务的山水画家。因此他对自然美的看法，既不同于宗炳，也不同于以纵情山水求得精神解脱的文人画家。在绘画理论史上，郭熙最早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山水画家应当努力创造一种美的境界，使观者“如真在此山中”,产生可游、可居的感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同时，境界的创造，又与表现山川“意态”的美不能分离，所谓“春山淡冶而如笑”、“冬山惨淡而如睡”等说法，表明郭熙看到了山水的“意态”美，同人的感情与自然景物的交流密切相关。他和同时代的苏轼，都看到了诗画在意境上的相通点。郭熙还强调画家不应单纯模仿一家一派，也不应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景色，而应“饱游饫看”，广泛摄取山水美的“精粹”，而后加以熔铸创造，这和西方绘画中强调实景写生很不相同。郭熙在探求山水画的艺术美的过程中创立了“三远”说，即高远、深远、平远，在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三种不同的空间处理和由此产生的意境美、章法美。

米氏云山和小景山水

米氏云山创造者为米芾、米友仁父子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米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清官廉吏。据史料记载，米芾为官的一大特点是“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北宋绍圣四年，米芾出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主政两年，多有惠政。期满离任时，乡绅百姓略备薄礼为他送行以示感念，米芾一一婉拒，并再三叮嘱家人：“凡公之物，不论贵贱，一律留下，不得带走”，还亲自逐一检点行李，生怕家人暗自夹带。米芾发现自己常用的一支毛笔上沾有公家的墨汁，便让家人把砚台、毛笔洗干净后，方离开县衙。米芾临池洗墨，不带走安东的一点点墨汁，清清白白上路，一时传为佳话。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洗墨的水池取名为“米公洗墨池”并立碑记之。

米友仁是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长子，深得宋高宗的赏识，他承继并发展米芾的山水技法，奠定“米氏云山”的特殊表现方式，就是以表现雨后山水的烟雨蒙蒙、变幻空灵而见称。其父子二人有大、小米之称。早年以书画知名，北宋宣和四年(1122)应选入掌书学，南渡后备受高宗优遇，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高宗赵构曾命他鉴定法书。但对鉴别书画“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工书法，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却自有一种风格。在绘画方面，米芾远宗王洽的泼墨法，掺合董源的落茄点，而创造了“米 点山水”。后人极喜欢他的这种别出新意与自成一家。在创作中，有时他并不只用毛笔，而用任何可以表述情感的东西。他的艺术就是笔墨游戏的产物。但是米芾传下来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没有可信的──唯一可信的，就是他的一件书法作品《珊瑚帖》上面有他随意涂下的一只笔架。虽然不能更准确地分析他的绘画艺术，但是，这种风格由米友仁继承和发扬下来了：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印象，正是云山满卷，全用墨色为之，稍加重墨点运，一派蒙浑之景，树木萧疏，其云气以淡墨细钩，在隐显之间，超妙绝尘，变态无尽。而且，米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的贡献也极大──他是第一个提倡“平淡境界”的，也是他第一个特意提高了董源在文人画史上的地位：“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画史》。像高克恭、方从义、倪瓒、董其昌等人，无不在图式上吸收了米芾的创造，而谓之为“米家山水”──在中国绘画史上，像这样能够开宗立派的人物是不多的。然而后人看到的米芾的画，却只能从米友仁的画中揣摸一二，所以后人无论拿什么样的美丽词句来称赞米芾，都无异于在那里给米友仁唱赞歌。

南宋四家

李唐原供奉宋徽宗的画院，精于山水画和人物画，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李唐颠沛流离，逃往临安(今杭州)，以卖画度日。南宋恢复画院後，李唐经人举荐，进入画院，授成忠郎职务。他画的山水画对南宋画院有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兼工人物，初似李公麟，后衣褶变为方折劲硬，并以画牛著称。李唐的画风为刘松年、马远、夏圭、萧照等师法，在南宋一代传流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清溪渔隐》、《长夏江寺》、《烟寺松风》《采薇》等图。《采薇图》，绢本，淡设色，纵27.2厘米，横90.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采薇（俗名野豌豆），最后饿死的故事。借以颂扬民族气节，间接地表达了他反对民族投降屈服的立场，有的题跋也指出此画是“为南渡降臣发”。画面采用截取式构图，图绘半山之腰，苍藤、古松之阴，伯夷与叔齐采摘薇蕨，其间正在休息对话的情景。两位主人公画得笔墨劲秀，衣纹简劲爽利，神态生动，殷殷凄凄，若声出绢素。树石笔墨粗简，墨色湿润，已开马远、夏圭法门。画中石壁上有“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题款两行。画后有元人宋杞、明人翁允文、项元汴，清人永瑆、翁方纲、阮元、吴荣光等题记。李唐《烟寺松风》挂轴。晚年所画。80岁1147年已卯春月所画。长200CM。宽75CM。画心长110CM。画心宽60CM。五云阁史柯九思题寺。柯九思（１２９０—１３４４年)，元代。字敬仲，号丹丘生、五云阁吏，浙江台州人。早年为仕途奔波，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后流寓吴中。晚年出家为道，以诗文书画终老。有明代书法家王宠题字。王宠（1494--1533），中国明代书法家。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为邑诸生，贡入太学。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花鸟。思云题《烟寺松风》，思云原名：顾可求：顾福，字可求，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号思云。是明代　文征明《（1470一1559年）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书画家》的朋友。文征明选集中特地写了思云的一身。 若真题跋，也称其作品和作者：80能画其神品，力挺健气势恢宏乃神品。现藏于江苏盐城。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于清波门，故有刘清波之号，清波门又有一名为“暗门”，所以外号“暗门刘”。传世代表作品有：《四景山水图》卷及《天女献花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开禧三年（1207）作《罗汉图》轴和嘉定三年（1210）作《醉僧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雪山行旅图》轴藏四川省博物馆；《中兴四将图》卷传为其所作，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传世作品还有《西湖春晓图》、《便桥见虏图》、《醉僧图》等。著有《溪亭客话》。

马远（约1140－约1225年后），南宋画家。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侨寓钱塘（今浙江杭州）。出身绘画世家，南宋光宗、宁宗两朝画院待诏。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山水取法李唐，笔力劲利阔略，皴法硬朗，树叶常用夹叶，树干浓重，多横斜之态。楼阁界画精工，且加衬染。喜作边角小景，世称“马一角”。人物勾描自然，花鸟常以山水为景，情意相交，生趣盎然。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存世作品有《踏歌图》《水图》《梅石溪凫图》《西园雅集图》等。

夏圭，宋代杰出画家。字禹玉，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画院待诏。早年工人物画，后来以山水画著称。他与马远同时，号称“马夏”。宁宗时任画院待诏，受到皇帝赐金带的荣誉。夏圭长于山水画，亦能画人物。他的山水画师法李唐，又吸取范宽、米芾、米友仁的长处而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溪山清远图》是夏圭的传世佳作，纸本长卷，墨色，纵46.5厘米，横889.1厘米。图绘晴日江南江湖两岸的景色：群峰、0f岩、茂林、楼阁、长桥、村舍、茅亭、渔舟、远帆，勾笔虽简，但形象真实。山石用秃笔中锋勾廓，凝重而爽利，顺势以侧锋皴以大、小斧劈皴，间以刮铁皴、钉头鼠尾皴等，再加点，笔虽简而变化多端。夏圭非常擅长运用墨色的变化，在惯用的层层加皴、加染的“积墨法”外，往往加用“蘸墨法”，也就是先蘸淡墨，后在笔尖蘸浓墨，依次画去，墨色由浓渐淡，由湿渐枯，变化无常。再加上“破墨法”，以墨破水，以水破墨，以浓破淡，以淡破浓，使墨色苍润，灵动而鲜活。空旷的构图，简括的用笔，淡雅的墨色，极其优美地营造了一幅清净旷远的湖光山色。在构图方面，夏圭更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善画“边角之景”。对长卷画用概括的笔墨，写实的物形，巧妙的结构，大胆的剪裁等，是他的新创造。从他的十二段长卷（今只存“遥山书雁”、“烟村归渡”、“渔笛清幽”、“烟堤晚泊”四段）中，完全全看到他这种成就。明人题这卷后说：“笔墨苍古、墨气明润、点染烟岚恍若欲雨，树石深淡遐迩分明”。他糅合了李唐、范宽与米芾的画法，笔法苍老，墨汁淋漓。曾作拖泥带水皴，画风大体和马远相同，作楼台亭阁可信手而挥，突兀而奇特，气韵高拔。夏圭善墨，善用秃笔带水作大斧劈皴，人称“拖泥带水皴”，“淋漓苍劲，墨气袭人”。在题材上，夏圭多画长江、钱塘江等江南水乡以及西湖景色，又喜欢画雪景及风雨气象。夏圭的笔简意远，遗貌取神，应该很合乎文人画对“平淡天真”的追求。董其昌创为“南北宗”画论，简单地讲，就是提倡“文人画”，鄙视“画工画”；崇尚率真，反对写实；注重笔墨情趣，轻视绘画技能。这其实是由不同的绘画观念形成的两大流派，而被董其昌冠以地域倾向的“南宗”、“北宗”之名，就难免使人迷惑了。不能因为“马夏”出自画院，就贬为“画工”，不屑一顾。历史上“画工画”与“文人画”虽有争议，但一直互相影响，取长补短。被标为文人画典范的元四家，就明显地承继了南宋画派崇简的画风。如果说马远的刻画精细的人物、楼阁尚有过于雕饰之嫌，那么夏圭的极其简括的勾、皴，应该无悖于董其昌画论的核心—禅宗关于“脱落实相，参悟自然”的理念。后人称夏圭为“夏半边”，而《溪山清远图》显然是全景，原图无款印，也许受了“半边”概念的制约，如此浩渺的江湖山色，竟被后人题称“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