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内合作冲突与国际合作冲突

我们在上一章提出地理经济假说，对此我们借助美国大约在1940年的状况这个专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测。我们在本章首先（1）扩大观察范围，接着（2）探讨不稳定的国内平衡，这反过来导致我们（3）去研究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国际平衡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的论证都是参考上一章提出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加拿大数据

我们最急迫的需求就是说明我们掌握的1940年美国社区序列—频率分布数据呈直线性并非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在本章呈现的数据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社区在其官方城市界限内的人口，我们记得在上一章第二节对最小方程式假说作理论论述时，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即社区的政治边界长期来看一般接近它们的自然动力学的边界，假如只是因为后面这些边界对市政服务扩展构成了经济限制。我们不去详细回顾这一论证，我们将继续主张，政治划界的社区里它们人口序列—频率分布在我们假说的其他条件满足时一般接近我们的方程式。

图10-1数据说明的就是这种情况，该图呈现了从1881年到1931年加拿大六次十年一度人口普查时对于1 000或以上居民的加拿大社区的普查数据，其中，序列用对数标绘在横坐标轴上，人口规模用对数标绘在纵坐标轴上1。为了便于比较，该图还呈现了1930年美国政治划界的社区的人口序列—频率分布情况，这些社区人口规模在2 500到100万之间（同样这份美国数据会以更全面的形式再次见于图10-2）。

图10-1　以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加拿大1881—1931年1 000人或以上人口的社区。

尽管图10-1中曲线不规则，无疑它们可能合理地看作近似直线性以及方程式（9-2a）中p=1这个值的斜率。因此，无论图9-2呈现的1940年美国都市区块数据呈直线性的概率有多低多么偶然，现在概率甚至更低，因为加拿大数据特别是1931年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早些年特别是1881年，不可否认加拿大数据弯曲严重，这些弯曲随着时间流逝消失了。我们认为这些弯曲可能表明国内平衡不稳定状况，这一点我们现在尝试通过早年美国分布的类似弯曲加以说明。

第二节　不稳定和稳定的国内状况

我们在第九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中，把社会系统定义为一群个体，他们通过相同行为规则共同合作在其他事物中追求相同目标。实际上，我们一直认为国家就是这类社会系统。

但是，虽然我们可能在理论上认为一国民众对于他们的国家目标和行为规则意见一致，这个一致从历史上看并非总是如此。相反，几乎总是要不断改变目标和议事规则，这些改变通常是一致同意后直接或间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已作论述。

然而，目标和议事规则的改变可能并非总是经由一致同意而实现。因为事情可能是，一国之内地区的、财经的或文化的利益如此分歧以至于稳定动力平衡状态只有通过武力内战方可形成，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似乎就是这种情况。

一、美国内战

美利坚合众国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各州主权独立，还是联邦合众国主权统一，谁先谁后？多年来美国人民默许双重目标这个谬论而对此分歧作出妥协，结果，州与联邦两者都有主权。这个妥协一直持续到一个问题的出现，而这个问题只有在决定州与联邦之间谁的主权更重要之后才可能解决。这个促进决定的问题就是，“南方诸州联盟”宣称主权，它们或任何其他（诸）州可以随意退出联邦，不用考虑退出对于联邦的经济影响。由于对这些相互冲突的主张而妥协显然不可能，内战期间武力最终达成了决议，“南方诸州联盟”在内战中面对更强大的“北方诸州联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

根据我们自己的当前理论，北方与南方之间关于联邦主权与州主权谁更重要这个问题基本上意味着，美国这个地域是由一个社会系统还是由多数社会系统构成，前者只有一套规则，后者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主权规则（尽管联邦政府打算同意“南方诸州联盟”的一套规则）。

只要该地域仅有一套有效的规则，那么该地域的人口在用最大效率把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就会接近我们方程式的状态。

另一方面，假如该地域是由多数系统构成——每个系统理论上都是用最大效率组织自己，因而理论上以自己名义接近我们的方程式，不用考虑其他系统的行动——那么该地域的整个人口不会根据我们的方程式而分布。相反，该地域整个人口代表了许多不同的独立调和分布的总和；而且这个和数并非导致一个调和序列的整体[1]。相反，这个总和的分布不会是直线性，有明显弯曲。

一般而言，如果增加两个或以上调和级数，在双对数坐标图上的效果就是一（多）条连接的水平线，它们由这个事实造成的，即相同规模社区有两个（或以上）连续序列。

因此，例如，倘若有两个独立的社会系统，它们人口规模相同，各自社区个个都是调和序列的，每个系统中最大社区是100万人，那么当这两个系统合并一起时，就会有两个城市——序列1和序列2——每个城市有100万居民，这个状况反映在图形上就是把坐标上表示100万的序列1和序列2这两个点连接起来的一条水平线。不过，因为所有其他序列都是乘以常数2，所以其余曲线是直线性，斜率为负1。

水平弯曲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现。因此，假如我们在本章其余部分明确主张，调和级数中最小的第n个社区包含任意少量的恒定人数，比方说2人或3人，那么，假如把一个较短的调和序列加入一个较长的调和序列，显然有一条水平线连接较短调和序列中第一个成分与较长调和序列中对应规模的成分。

水平弯曲也不是唯一可能的弯曲。因此，把一个或以上外来分数插入一个调和级数中，该曲线就会在插入点向上凸起；另一方面，假如一个或以上成员分数从这个调和级数本体中删除，这个级数就会在那个（些）删除点凸起[2]。此类弯曲有历史意义。因此，在合并居住地时可能加进外来分数，导致结果产生的分布图向上凸面（过度的状态）。另一方面，当割让居住地时可能失去调和序列分数，结果产生向下凸面（不足的状态）2。

讨论图中弯曲在本例中是指该地域人口改变后的图形效果，这可能是目标和议事规则二者分裂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构成成分的增减造成的结果，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诸州威胁退出联邦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回顾美国南北方的主要冲突，记住前文对于弯曲图形可能意义的论述，我们在图10-2中呈现了美国1790年到1930年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社区的序列—频率分布，这段时间的数据是现成的3，如图所示。

图10-2　1790—1930年美国2 500或以上居民的社区按照人口规模降序排列。

我们审视这些数据发现，大约1820年出现了水平状弯曲，到了1840年北方—南方退出联邦争议开始爆发时这种水平状弯曲格外明显，到了1870年美国内战结束时这种水平状弯曲差不多消失了。

从1820年开始出现这种水平状弯曲——非常像是一个整体分裂为两个或以上主权部分——与我们对美国内战的观点并非不一致，即该内战是相互竞争的两种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每一个系统有一套自己的目标和议事规则。

这种观点在图10-3数据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该图分别呈现了1860年美国北方社区和联邦社区的序列—频率分布，这是由我以前的学生理查德·雷曼（Richard Lehman）先生查明的。我们发现，每个分布图各自十分近似调和级数。不管美国内战有何功绩，北方诸州有更多人口，而且实际上打败了南方把它们吸收进联邦议事规则中。

图10-3　1860年美国以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A）“北方”城市和（B）联邦城市。

我们用自己的话重复一遍，北方和南方的吵架主要是议事规则的争论：也就是，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有色人是否视作财产。虽然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说没有哪个国家长期存在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该说法从历史来看可能不正确，因为许多国家几百年来都存在奴隶制度；不过，他非常正确地说明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根据两个自相矛盾的基本议事规则而长存——即使议事规则不是指奴隶制。

当然，假如我们记得第七章对文化的一般性论述，任何与图10-3中类似的差异都有许多更深层的文化内涵。毕竟不同社会系统有不同的文化词汇，就像美国北方和南方历来就如此。“南方生活”与“北方生活”这两个术语不是空虚的伤感的绰号，而是有许多意义，就像“法国文化”和“法国绅士”这两个术语一样。从统计学上来看，新奥尔良是南方文化中心，如同纽约是北方文化中心。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借助投机分子、好莱坞、亨利·福特、改良的通讯以及到处做广告的消费品，南方文化大体上但是并非完全被工业和商业主导的北方文化所取代，因为独立成员的特别地方经济利益始终从属于整体的经济利益。

地区利益历来从属于整体利益，这是美国内战的一个显著后果，出现在图10-2中就是，从1860年开始越来越近似直线性，直到我们遇到了1940年惊人的直线结构，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作论述。

但是我们来作进一步论述。从1790年到193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很多，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也在增长；该增长反映在图10-2中就是y截距随着每次连续人口普查越来越大。根据方程式（9-2a）调和级数，人口增长在代数上意味着P·Sn的增加——当然假如全部人口生活在调和序列的社区里。我们强调这个规定，因为毕竟图10-2中1790—1930年数据最多是指居民不少于2 500的社区。

不过，确实有居民少于2 500的社区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中远远不是调和序列的社区。由于缺乏完全调和序列对于不稳定国内平衡可能很重要，我们将对此作简要论述4。

我们在继续论述之前来回顾前文一个明确的假定，即调和序列社会系统中最小的第n个社区（即，P/n）由任意少量恒定人数构成，比方说是2人或3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饱和这个术语，该术语首次在第二章引入，但是现在该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状况，即某地全部人口分布在各社区，这些社区各自规模遵从方程式（9-2a）普通调和级数的比例，最小的第n个社区有任意少量恒定人数，比方说有2人或3人。

假如再看图10-2中曲线，显然这些分布图的曲线几乎都是负1，因此，我们的方程式（9-2a）中指数p值将近为1。在这些条件下，假如美国某年全部人口饱和，就是刚才定义的饱和，那么当年所有n个调和序列社区的总和是P·Sn，这反过来代表了当年美国的全部人口。

现在我们认为饱和地域全部人口是P·Sn，那么假如把全部人口P·Sn除以P，这就是序列为1的最大社区的人口（即，在美国就是指纽约），那么我们得到Sn值，它表示n个调和级数分数的总和（用P除所有社区的人口之后）。然后我们用欧拉（译注：Euler，瑞士数学家）公式对这个Sn值计算出这些人口不同的社区的总数n，Sn-log6n=0.577（近似值）。

假如全部人口是饱和的，那么第n个最小社区应该有最大社区人口P的第1/n数的人口（P/n）。

通过对前文计算方法的解释，以及为了说明美国当年还未饱和，我们用193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其中Sn值是17.5，该值是用美国当年全部人口（即，122 775 046）除以纽约1930年人口（即6 930 446）得出的。

Sn=17.5这个值确定n大约是22 400 000。因此，在1930年假若美国饱和，应该有22 400 000个社区。所以，最小社区序列是22 400 000，它的人口应该是纽约人口的1/22 400 000。由于纽约1930年只有6 930 446人，那么假如整个美国是饱和的，这个最小社区不得不由大约1/3个人构成——显然很荒谬。因此，1930年美国少于2 500个人的社区没有饱和。这些社区肯定是不足的。

由于Sn值在早期人口普查更大（例如，1920年Sn值是18.8，1910年是19.2；1900是22.1；1880年是26.2；1860年是26.9），因此，根据我们的观点，随着我们回顾美国历史，社区数量逐渐增多，假如美国整个历史时期总是处于饱和状态。显然，如果上述1930年在第n个社区有理论上的1/3个人是荒谬的，那么早期时代更小的理论分数甚至更加荒谬。

从前文论述与图形中我们可以推理，假如我们有所有各种规模的社区得到完整人口普查数据，包括偏僻之地的农民家庭，这样每次人口普查时序列—频率分布都会包括全部人口，那么每种情况下图形上都会有一个点低于y=2 500，其中曲线向下弯曲，表明更小社区的不足。顺便说一句，这个点很可能视作传统的城市和农村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假定的城市—农村之点在每次人口普查年显然无需在数量上相同，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分析以及对实际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中知道，美国在其整个历史中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总人口增长的速度。

我们刚刚谈及城市——农村阶层，对于这一点许多历史描述性条约有记载。不过，由于我们自己兴趣在于动力学，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即在上一章的理论论证背景下从动力学来看这个城市—农村阶层二分法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个二分法可能来自许多因素，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农村阶层人口不足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整个1930年农村社区没有平等分享美国n个不同商品和服务，即便农村居民基本上都作出他们的工作份额。当然，最近农村政治历史支持这个观点。

因为1930年以来甚至更早，农村组织或者“农业集团”开始给联邦政府正式施压，以便让农村人口更容易获得城市居民早就十分便捷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广泛的农村电气化工程、教育工程、医疗工程、营销合作等等，这些可以看作是许多农村小群体共同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小群体如果独自作业在统计学上无足轻重。总之，最近历史事件证实了我们的理论主张，直线上少于2 500个居民的社区序列—频率分布可能有的弯曲来自对全国商品和服务平等分享的需求——这个需求通过政治施压即可满足。

前文说了，美国城市化速度一贯大于其整个人口的增速。假如这个较快的城市化速度继续下去，那么不久整个国家很可能就饱和了，这一点在早先发表的文章中用一些历史细节加以论证，顺便说一句，那篇文章中还提出一个观点，即，鉴于Sn几十年来一直下降的速度，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了饱和状态。据我们所知，城市和农村之间永久的深层的动力学断裂没有动力学理由。

另一方面，对城市—农村断裂的教条一无所获，显然需要了解有关该断裂的其他观点。在这个方面，我们强烈呼吁关注J.Q.斯图尔特博士重要的明确的观察研究，他认为从1790年直到现在，人口普查列举的城市社区数量n——实际上就是图10-2中排列的至少2 500个居民的社区数量——每次人口普查都非常接近当时全部人口的平方根5。

斯图尔特博士没有对他的观察研究给出理由，我们在前文论证中也没有找到隐含的理由，虽然我们在第十一章对于平民阶级的论证方式可能适用于此[3]。任何合理化的尝试大概都必须从动力学上解释，首先，城市—农村阶层究竟如何出现，其次，2 500这个数字作为分类中的临界点。我们在此可以说，法国1936年低至大约700—800居民的乡村非常接近直线性，因此2 500人以下也有可能；德国从1875年居民低至2 000的社区整体上是直线性，2 000以下居民的信息没有。最后就是图9-2呈现的1940年都市区块分布，斯图尔特博士的平方根规则大概不适用于此。因此，城市—农村二分法的重要动力学问题事实上依然存在争议，尽管不可否认斯图尔特博士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方法，顺便说一句，斯图尔特博士已经增加了数据完善了方程式以便处理少于1的p值。

在像国内平衡这个范围如此广泛的领域中显然有许多许多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例如，1940年都市区块是直线性，其中，p=1，同样呈有直线性的是当时从政治上划分边界的社区，它们中有些是较大都市区块的构成成分；此外，同样直线性显然存在于那些政治划界社区中不同的“贸易中心”——一个有条理的动力学串联，该串联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章论述密度时稍有接触。

但是，尽管这样，对于那个最终导致美国内战的不稳定平衡的基本状况我们已作论述，该论述至少可用来摒弃一个天真的想法，即，我们总是仅仅发现真实直线性的例子，奥尔巴赫（Auerbach）和吉布拉（Gibrat）显然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论述还用于表明，缺乏直线性可能说明实际状况中出现了严重冲突，我们引理和类比的理想状况远离了这些实际状况，在我们理想状况下人口中每个人都宽宏大度地同意一套行为规则的词汇，每个人据此作出1/C单位的工作，为此他还收到所生产的每个不同商品和服务的1/C份额。

我们刚刚论述的美国不稳定平衡例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了任何其他社会系统，其中，在一个或多个地点的小群体通过纯粹武力侵略征服在一个地域的扩展，同时把以前的居住者赶走或者变成奴隶，如果实际上没有屠杀这些原住民的话（例如，“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的印第安人”）。这就是罗马的历史，这就是许多其他社会系统的历史，这就是美国的历史。然而，从理论上讲，假如成功的侵略者不受后来“暴发户”侵略者折磨的话，一个更加稳定的平衡最终会出现，其中，行为规则大体上就成了协议的问题了（至少在精英阶层成员之中协议，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会作更具体的界定）。

因此，美国内战可以比作个体的精神病发作，或者青春期成长的烦恼：如果和谐不再继续，虽然冒着全部毁灭的风险，更大一统的整体最终得以建立的一个机制。

二、德国的情况6

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时，德国走向统一，如同美国在内战后走向统一一样。德国与美国还有一个相似点，极力强调技术的进步，因此，德国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m显著增多。正是这个增多的多样性m对于德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我们当前主要关注的内容。

在这个方面，我们从第九章引理和类比中记得，增加的多样性m产生的一个可能影响就是，方程式（9-2a）中普通调和级数指数p的数值也随之增长。换言之，随着m增加，社区序列—频率分布线的斜率（绝对斜率=p）根据我们第九章的那些方程式也在增加。

至于德国m实际增长率，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确实有1875年到1939年5月德国社区人口规模的官方数据［该数据包括苏台德区（译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和奥地利的人口］。这些数据的序列—频率分布用双对数呈现在图10-4中。

图10-4　德国1875—1939年（5月）。以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社区。

审视图10-4发现，这些年来斜率（以及p）的增长让人吃惊，这一点在理论上从多样性m的增加中可以预见。有意思的还有早年分布中上端的水平弯曲，后来就越来越不明显了，就像是主权完整与主权分开之间的对立问题，该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得以解决。

顺便说一句，图10-4中曲线斜率的有序增长，这显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同时引发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图10-2中美国从1790—1930年类似曲线没有显示相似的斜率增长，因为在这段时间美国的多样性m大概也在增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德国技术进步是发生在早已居住着文化十分相同的人的地域，因而这个地域的技术进步比美国的技术进步更接近我们第九章引理所说的状况，美国技术进步在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m增长期间是在实际无人居住的地带拓展的。德国必须使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样性m适应早就存在的文化条件，而美国能够而且确实改变自己文化词汇适应它的创新，甚至大量开拓自己的领土疆界，目的是为了给它的成品商品和服务提供原材料。

三、奥地利的情况

我们在上一章的引理和类比中认为，就一个地域的人口而言目标、劳动力和报酬都是同等的。美国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发现美国有不同的目标。德国情况更接近这样，虽然我们——或许错误地——在不稳定平衡这个标题下讨论德国史上出现的商品和服务多样性m显著增长[4]。

我们现在来论述奥地利的情况，从（1）1910年奥匈帝国经过（2）奥地利独立时期再到（3）1939年它被德国吞并，因为这段时期奥地利代表了几个有趣的不稳定平衡7。

在奥匈帝国后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两个城市几乎完全控制了知识、财经、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在这两个城市其中之一生活就是放弃获得该国大量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因此，这两个古老城市一方面存在断裂，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该帝国的其余部分。

进一步使这个情况变复杂的是另一个因素。存在世袭贵族，他们掌握大量财富拥有众多随从，他们倾向于在大城市挥霍巨额钱财，这些钱财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结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个首都的人口相比该国其他地方的增长比率更大，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总体上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换言之，虽然住在这两个城市的外围人口作出他们个人的1/C工作份额，但是却没有得到作为报酬的所生产的个人1/C份额商品和服务。至少那是传统观点。

图10-5实线表示的奥匈帝国社区序列—频率分布似乎支持这个传统观点，最上面两个序列分别代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假如这个传统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当前例子中用图形解释了一个不稳定的国内平衡情况，这种情况来自生产的极端分布不均以及消费和生产的过度城市化。当然，我们不可忽略另一种解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是巴尔干和中欧地域的文化和经济之都，它们在欧洲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相当低的时候一度位于奥匈帝国疆域之外。

图10-5　1910年奥匈帝国。按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a）整个帝国的社区、（b）奥地利的社区以及（c）匈牙利的社区。

不过，在支持古老奥匈帝国普遍“头重脚轻”这个传统观点时，我们还不可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外围农村地区许多受压迫的人在1918—1919年反抗进入且彻底脱离这个帝国，用神经质式复苏的文化建立独立国家，而该文化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经济意义——所有这些在20世纪一度兴起，当时从理论上看，根据面积—多样性关系，国家更应该在规模上不断增长、在数量上不断减少，而不是相反。

古奥匈帝国“头重脚轻”这个看法，我不想去争辩；然而，只要该国分裂成中世纪言语不同的那几个少数民族国家就可以构成更加稳定的经济平衡，这种观点接近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图10-5用虚线呈现的是1910年奥地利部分以及匈牙利部分（包括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序列—频率分布。即使古帝国除了两大首都之外呈惊人的直线性，但是独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远不是直线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被凡尔赛条约缔结者剥夺了她的财产，这些缔约者们坦言为了世界和平故意分解古奥匈帝国，这种分解不可避免地使剩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与新兴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长期冲突。这就是“勇敢的小奥地利”。

图10-6底端曲线如图所示呈现了1934年“勇敢的小奥地利”的社区序列—频率分布。该分布图始终向下凸起，明显是前文界定的（城市）过度状况的例子，这是迁走了那些支撑起奥地利的大部分人口导致的。

图10-6顶端有两条曲线。实线是1939年5月加入德国和苏台德区的奥地利。虚线是1930年的美国，添画于此为了方便读者评估直线性的高程度以及与奥地利—德国数据负1斜率的近似度。

图10-6　1939年5月“大奥地利—德国—苏台德区”。按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社区，1934年奥地利和1930年美国的比较数据。

好吧，就是这样。自从我1941年8首次发表那些数据以来，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又有多少财宝遭毁坏。那篇已发表的文章客观论述了边界固定的动力学，以及像“摩根索计划”（“the Morgenthau Plan”）这样臭名昭著的愚蠢欺骗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因为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内任何生活在哈佛大学的人——当时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Conant）校长正处在煽动战争的政治巅峰——以及任何躲在幕后关注事态的人都能够容易预言某种“摩根索计划”最终出台，该计划如此精心论证其合理性以及“知识界”如此高度认同］9。还有进一步预言——大英帝国即将衰退，印度自主以及某种压力集团的最终毁灭——包括“宗教的”和“教育的”压力集团。

这些预言不好听。实际上，我为此遭受恶意攻击10。我们的动机遭遇责难。不过，我认为这些预言在后继历史看来的一个崇高美德对于当今读者不言而喻。我们提及这些因素，是为了说明，像“调和法则”此类原则所代表的客观社会科学，对于美国人以及全人类的未来福祉是一个更加安全的概念性指南，比像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以及当时占优势的学术和非学术“知识界”一路人等的“直觉”要靠谱得多11。经常听到这样的借口，“至少他们是真诚的”，如果我们反思一个可怜的家伙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时无疑他对自己的主张也是真诚的，那个借口就会顿失其味了。

我们提及这些因素，也是为了以免我们突然转至进一步论证最省力原则的时候似乎忽略了使“勇敢的小奥地利”的“勇敢”成为必需的早期事件，以及似乎忽略了欧洲仍然存在其他勇敢小国对于它们现在“保护者”俄国表现出的勇敢之所以成为必需的那些事件。摩根索先生如此慷慨地递交了刻有美国货币侵略的金属牌。

我们当前的兴趣毕竟只在于论证最省力原则。附带一句，假如我们纵情于批评罗斯福（F.D.Roosevelt）先生最后几年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实际政治领导的学术和非学术人士，我们的目的就赤裸无遗。我们没有控告他们带有情绪的而且有时候或许是歇斯底里的见解，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不随大流；我们也没有控告他们似是而非的逻辑、伪关联、玩弄文字游戏的辩论，以及显然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或者甚至他们恶毒的判断，因为没有人完全没有这些缺点。我们揭发他们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似乎不能站得更高，不能客观地、有意地从美国长期和短期最佳利益背景下考虑这些事情——我这样说不是指所有人都如此。假如上述“知识界”声称采用任何其他被提出来的可能政策会导致更加可怕的国家后果，那么就让他们在地球上复制一个地方，就像受控试验一样，其中，除了采用各自不同的政策之外所有其他东西依旧不变。直到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声称的来自其他程序的可怕后果仍然只是猜想而已，可是他们自己实际政策带来的实际可怕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或者他们偶尔会选择争辩客观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不管怎样，他们无法自以为他们那套国防和拯救世界的措施，连同他们那套思维动态，在本书中忽略未提。

四、印度的情况

还有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式是印度所代表的，比方说从1911年到1931年的印度12。我们所指的发展方式是使用省力设备增加机构数量（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却没有明显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m。

因此，假如出生率很高，就像在印度，那么人口规模应该在国家设施无法支撑更多人口的时候就停止下来。在那个时候，死亡率就会与出生率平衡。

假如现在把省力设备引入当时现存的生产方式，这样用较少劳动力就能生产等量商品和服务，那么可以获得的剩余自由劳动力可能用于一个（两个）方面。首先，它可以用来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m，这一点我们上一章已论述；其次，它可以用于增加现有m类商品和服务的总量，这样的话它们就可以供应不断增加的人口（即，P·Sn增加了而m依然不变）。

假如多样性m首先增加了，那么序列—频率分布图的斜率在理论上也会增加，我们在论述德国情况时就是如此，如图10-4所示。不过，假如所有现存机构只是在数量上增加了，而所有社区人口只是与社区数量成比例地增加，那么分布图的斜率依然不变，虽然y-截距也增加了[5]。

近年来是否有人口独自践行第二条发展道路，存在很多争议。不过，图10-7所示的印度1911年和1931年两组数据确实至少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图中线条基本上向上移动且成平行线。

图10-7　1911年和1931年印度。按照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的社区。

顶端序列1和序列2之间的平行线表明了印度存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因而或许表明了印度当今文化分裂可能与经济对应）。我们在早前发表文章中认为，或许错误地认为，顶端下凹可能表明遗漏了伦敦，伦敦在那些年是印度的政治和经济首都。

另一方面，图10-7数据的直线性和斜率表明印度组建得很经济，虽然就理论上的多样性m而言印度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1939年的德国和美国。

五、结语

不稳定的国内平衡这个问题很广泛。我们只是指出了我们认为四个不同的不稳定平衡，它们是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德国历史、奥地利历史以及印度情况13。

虽然他人对于这些分布图可能有不同解读，但是它们至少呈现了一定的说教价值。首先，它们表明了直线性并非总是规则。其次，它们表明了社会系统一般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直线性，即使有时候这个过程中会诉诸战争和革命。

第三节　稳定和不稳定的国际平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处理单个国家的社会系统情况，主要强调内部结构，没有在意两个或以上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很少有国家的社会系统，就像该术语通常所指那样，实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状态；相反，一个系统的结构通常不仅影响其他系统而且还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结果国际关系几乎总是国家组织中一个重要因素，反之亦然。

我们使用国际关系这个术语是默认为地球上不可避免地必须形成一个以上国家。然而，地球上总是形成多个国家这个简单事实并非意味着它必须不可避免地永远持续这样组织成多个国家。确实，在我们探究稳定和不稳定国际平衡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探究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世界国家”的可能性14。而这又反过来使得界定什么是国家成为必需。

我们在第九章描述了一个理论上的社会系统，该系统在历史文化国家的美国似乎有一个惊人的对应物。在这个理论系统中我们假定（1）每个人作出该系统全部工作的1/C份额，为此他收到所生产的m个不同商品和服务中每一个的1/C份额；而且（2）所有人都根据相同议事规则（或文化词汇）对相同的生产—消费作出反应。

国家的这个定义的主要缺点是，它可能包括比那些历史上众人皆知的国家还要小得多的群体。

不过，这个缺点与我们的单个“一个世界国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目前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多大的群体可以包括进我们的国家定义，而不是一个国家会有多小。顺便说一句，我们当前对此话题的兴趣是纯科学的，与当今政治行动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与当今一个世界政府的欲求和不欲求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的数据对于此类工程的含义，正如我对它们的理解那样，早已经呈现于先前发表的文章里15。

我们认为，与往常一样，人类问题所需要的原材料就人类需求而言是任意分布的。我们接着根据面积—多样性关系增加所需原料的多样性m，地球上整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对于获取所需原料是必需的。最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最省力中心位于这个“一个世界”的活动地带的什么地方，以便我们将首位城市（即，r=1）定位在这个地方，因为理论上讲，假如有“一个世界国家”，那么这个首位城市在统一之力作用下就会出现。位于最省力中心的这个假定单个首位城市就是理论上的“一个世界首都”。

然而，鉴于地球表面的曲度以及根据我们认为的人口平均分布和所需原料的任意分布，这样单个首位城市在假定的独特最省力中心能够保持它的首席地位吗？关于这个一点，我们记得，住在这“一个世界首都”对立的半球上的人口，在他们自己半球找到另一个首都想必能够节省花在交通上的大量功力，他们尽可能利用自己半球上的原料并且通过贸易获得他们没有的稀少原料，这样的话就可以生产前“一个世界首都”的商品和服务[6]。

实际操作中，可能暂时出现世界某一个地方或一小部分地区，它差不多垄断了基本原料、基本技能或世界基本交通要点，这似乎就像是19世纪的英国。如果那样，我们会在下文数据中阐释这一点，所指的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成了世界首位城市所在地，然而只是在该垄断得以维持的时期内。在那段时期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世界系统。

不过，一般来说，单一系统控制世界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形成（除非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且几乎也不可能维持多长时间。对于政治宣传者而言，这样的口号如此亲切——“他试图控制这个世界！”——这个口号就此人意图而言可能是准确的；然而就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而言是徒劳的、空虚的。因为我们记得，空间的增加意味着所需功力的增加，快速增长的人口可能受到国家扩张带来的不利影响。宜早不宜迟，扩张者的计划可能在空间出现紧急状况之前就落空了；宜早不宜迟，镇压臣民的成本比使臣民去生产的成本可能要大——这个遗憾的教训是每个可能的世界征服者以及每个可能的世界“救世主”显然必须吸取的，尽管吸取的过程很痛苦。这个观点会在第十一章重复。

我们已经把国家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作出并且收到相同份额的所生产的m个不同商品和服务（所有人都使用一套共同的议事规则）。而且我们已经表明，除非怪异之事，整个地球不可能永远只形成一个国家。

不过，有人可能合理地反驳这个国家定义过于狭隘，因为不是所有人可能需要或欲求所有生产的不同m个商品和服务的相同份额。因此，例如，热带地区的人与北极圈的人不会需要相同的商品和服务。

为了排除我们的国家定义这个可能的缺陷，我们把该定义修改到底，即每个人必须作出等量工作，为此他会收到相同价值的报酬，有权去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个修改使得该定义适用性更广（而且顺便说一句，对于钱作为自由选择的许可证以及交易的代币给出经济的合理解释）[7]。

即便有了我们修订后的定义，单单“一个世界国家”仍然会永久可能的吗？或者这个修正定义仅仅导致专门地方文化，有专门需求，而且有专门生产中心满足这些专门需求？随着这些专门地方文化的发展，世界语言会裂变为方言或“物种”，其中缘由在本书第一部分分析J.C.威利斯数据时已指出。裂变为不同方言与经济利益中的裂变相匹配，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九章发现的，“自己脖颈上的疖子比中国的饥荒更让你担忧。”[8]

地方文化差异来自地域的气候、远近和价值的差异，因而承诺永保现状，重力程度不同，出现各种国家组织反映它们不同的文化利益。关于特定测量时刻的稳定的国际平衡，我们如今能够说的最多就是，在那个测量时刻世界各地的每个人应该一直以差不多相同的比率工作而且应该得到差不多相同比率的报酬。根据当时实际状况，可能或不可能容许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即一个单一的优势系统（对此第十一章有界定）。

即便如此，今天是稳定的平衡，明天可能就不稳定了，由于一个新的发现或者某个方面突然发生的短缺都会改变工作和报酬的相对比率。

在国际组织中，就像在生物社会组织中一样，稳定平衡的最终定义可能必须认识到孟德尔（译注：Mendel，奥地利遗传学家）著名的平衡定律，因而其中包括了标准振荡这个概念。至于国际平衡这个术语的当今意义，没有什么东西肯定可以用客观动力学术语来表述。虽然人们谈论“不健康的”和“不正常的”国际状况，可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健康的正常的状况。

我们就自身来说，作为一个可行的定义，那些人类系统最接近一个稳定平衡的系统，该系统的成员最大可能地以相同比率给予和接收。我们认为战争和革命是为了实现更加稳定平衡的平衡手段，即便这个更加稳定的平衡建立在贫困生活的基础上。然而这只是一个可行性定义，根据此定义我们最多只希望更加清楚地理解我们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案例分析中的经验数据将代表那些通常认为是不稳定平衡的情况。我们将根据上述可行性定义以及根据上一章中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进行论述，因为这些数据对于分析我们的问题可能都有用。

一、大英帝国的情况

我们在本章其余部分根据我们理论上的最省力原则论述一些最近历史情况。我们首先分析大英帝国的情况，我们先前发表的文章16根据概率详细论述了1941年前大英帝国的情况，那些概率当时没有实例例证。因此，我们现在作简要论述。

我们记得大英帝国实际上的确作出有助于发起工业革命的重要发现，而且多年来她为了所有意图和目的几乎垄断了十分重要的技能。因此，她生产了许多有价值的新型商品和服务，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用自己当地原料作为交易购买这些对他们有利可图的那些新型商品和服务。此外，大英帝国当时地理位置优越，借助武力控制了世界海上航线，因而遏制了他人在同一航线上的海航灵感。最后，她在关键历史时期明白，如何利己地操控其他国家的本土领导（例如，印度、非洲殖民地、美国）。

上述故事很熟悉，却不完整。

由于英国的霸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世界被看作几乎由一个经济系统构成，因为很大程度上世界其他地方确实出口原料和当地商品到英国换取英国的成品。而且，英国大体上建立了国际关系中盛行的国际行为规则并对之作出仲裁，即便为此目的也必须征服和镇压独立国家。的确，英国文化支配地位当时如此强大以至于今天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形成期在维多利亚女王仙逝之前结束——仍旧倾向于把过去英国人的做法和看法视作任何道德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意义上永远而且绝对的正确（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彻底让世界有秩序，任何想要扰乱这个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齿行径”）。虽然这个神经质的观点无疑不仅好笑，而且政治上也有危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大英帝国的基本行为原则相对而言在动力学上不会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若不然这么多年来它们就不会行之有效了。

我们在图10-8用双对数呈现了大约1920年世界上那些城市的序列—频率分布，这些城市的居民都不少于100 000。序列1社区是伦敦，其中有两点：较低的点是伦敦官方人口规模，较高的点是当时“大伦敦”的规模。

图10-8　世界上（约1920年）居民至少为100 000的城市，按照人口规模降序排列。

这个1920年序列—频率分布，反映了英国世界霸权行将结束，它接近直线性，尽管它的确显示了1920年世界上人口在大约500 000及以下的社区是不足的。至于这条曲线上端非常平直的部分，不可否认“大伦敦”是首要城市，规模适当。

从图10-9中显然可见当时“大伦敦”在动力学上是个世界首都而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首都，我们在该图呈现了大英帝国约1921年人口在50 000及以上的社区的序列—频率分布。

审视图10-9可知，伦敦和“大伦敦”对于大英帝国其他地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城市，因而表明了伦敦是不仅仅包括了自己帝国的第一个系统社区。

图10-9下部分的分布图，以大约序列8开始，呈直线性。假如我们研究大英帝国主要地方各自的序列—频率分布，如图10-10所示，我们发现印度和加拿大的分布图呈惊人的直线性，这早在图10-1和图10-7中就已呈现。的确，是印度大量人口从统计来看几乎吞没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社区，这就是大体上图10-9中分布图呈直线性的原因。

图10-9　大英帝国（约1921年）。至少有50 000人的社区，以人口规模降序排列。

如今印度从政治上脱离了英国，而且加拿大也几乎独立。印度和加拿大人口没有包括在大英帝国之内，伦敦和“大伦敦”甚至与该帝国其余地方不一致。理论上看，伦敦规模不成比例的庞大——而且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在动力学上将会导致一件或两件事：由于死亡或移民导致英国人口减少，以及/或者发现新的支撑地域。英国有志之士多年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可能性。

既然很清楚意识到了大英帝国十分不稳定的地位，我们可以探究其中缘由。这个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英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垄断了某些很重要的工业技能？不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英国自己有意如此，那些重要技能的知识已经扩散到其他人口，甚至她自己的海外投资已经为该帝国的国内外有竞争力的工业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大量重要技能已经在大英帝国境外得以发展；对于这些外国技能英国并非总是热情相待。

根据我们论证，大英帝国不稳定的平衡，以英国为首，是因为不再像从前那样垄断了技能、势力和战略地位——随着他人掌握了技能和集体积累甚至更大的势力，以及随着交通革新和开发了新的贸易航线，这个垄断终归是要结束的，这就使得许多英国偏远位置不再具有战略意义。

我们应用于大英帝国的论证，经过必要细节修改也适用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帝国，这一点确实在理论上适用于所有非毗邻的地域大联盟，如今它们几乎都陷入了麻烦中。

二、欧洲的情况

伦敦作为世界首要社区，当然也是欧洲首要社区。在英国霸权期间她在欧洲有意制造和加入战争，为了双重目的，首先，欧洲不应该一体化，其次欧洲不应该兴起别国挑战英国的霸权。英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南部诸州联盟退出联邦，也试图在美国施行巴尔干割据或“势力平衡”的相同政策。这个企图她没有得逞，联邦最后胜出。

不过，对于欧洲，英国更成功地暂时阻止了欧洲大陆形成一个更大且更经济的统一体，尽管她的阻碍可能没有历史教科书引导我们认为的那么深刻17。

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大陆已经高度工业化，有价值的技能得以发展，大陆范围内的贸易非常发达，顺便说一句，英国也参与其中。换言之，尽管英国蓄意阻挠，尽管有严重的文化差异，欧洲已经朝着实际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长足的步伐。

现在问题是，这个不断发展的欧洲统一体是否反映在共同的欧洲社区的序列—频率分布上。

我们在图10-11分别呈现了大约1880年和大约1920年居民不少于100 000人的欧洲城市的序列—频率分布。

图10-11　（大约）1880年和1920年不少于100 000居民的欧洲城市。

根据这些数据，1880年在序列2和序列3之间有一条显著的水平线，这与我们在内战前冲突频发的美国数据中所见的十分相似。然而，从1880年和1926年（译注：原文如此）期间，这条欧洲水平线消失了，仿佛一个更大的实际统一体在那个期间出现了。的确，1926年的曲线，其中“大伦敦”是首要社区，接近直线性。换言之，从欧洲较大社区来判断，欧洲确实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伦敦是其首要城市。

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任何持久的经济条件使得伦敦（以及英国）必须永远位居欧洲之首。当然，欧洲其他港口与英国港口一样适合做国际贸易。英国到1920年很少有自己独特的商品和服务可供出口，而且十分明显的是，伦敦和英国都不是位于欧洲的中央。

的确，作为一个纯粹几何学问题，欧洲最省功力的中心（the Least-Work Center）现在是德国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假如欧洲要统一的话，那么德国某个地方似乎注定要成为欧洲之心，尽管该地居民其时不再是德国人，假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先生的那些有政治和经济洞察力的人继续我行我素的话（臭名昭著的“摩根索计划”就是见证，它还得到了某个大学校长的赞同）。

因此，这可能不是纯属偶然，也不仅仅是先天胚芽原生质的品位差的后果，即德国已经是英国控制世界和欧洲的主要对手。德国只不过碰巧是欧洲当今状况下的战略要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十分清楚德国地理位置在欧洲统一中的经济重要性，我们重复一遍，在二战早期像摩根索等人的观点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时仍旧处于主流地位，其中罗斯福的追随者们实际上一致同意了。

因为在这个时期，闻名的“摩根索计划”开始实行了，该计划明确呼吁迁移德国重工业，进而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显然，没有准备什么移民方案，而是通过饿死德国人这个简单计划把德国全部人口降至农业人口的程度。这就不可避免针对孩子们发难了，他们自然首先吃不饱，但是在“知识界”看来他们在婴儿时起就懈怠了道德责任没有推翻武装的纳粹。我们必须检查这些“计划”，它们的支持者谴责反对人士，而它们的术语最终仍是指向我们孩子的鲜血和生命。

这个“摩根索计划”华丽奏效了：德国人开始饿死了，医疗设备短缺，妓女、性病以及黑市开始盛行，男人成了奴隶，女人成了姘头。由于这些后果是可预见的，大概它们也正是所欲求的。首先，德国人开始用勇敢的阿切博尔德·麦克利什先生学派的深奥宣传被“重新改造”，学走美国民主之路，学观联合国之美。麦克利什先生的著作，假如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他的言论，引自第七章，是不断遭受纳粹骚扰企图破坏他的本意。

那么，这个显著成功且高度道义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被逆袭了呢？因为，倘若没记错的话，几乎一夜之间撤销了这个不友善的、“恨德国人”的宣传，并且尽可能快地替换了；食品和医疗设备运往德国，极力从政治上统一德国，提高她的生产水平。

为什么？

推翻这个外交政策无可否认地有两个原因。首先，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欧洲从德国工业来看在经济上大致是个统一的整体，简言之，我们发现本书经验数据一直以来所反映的意义。其次，我们突然意识到，甚至在希特勒掌权把德国变成一个“魔鬼”之前，俄罗斯早就认识到德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补充一点，还认识到了德国科学家的技术技能的价值，至少美国一个重要小组恶毒地希望战后把德国科学家从德国驱逐出境，不管德国多么急迫需要他们的知识。

今天，在英国领导人的合作下，美国外交政策指向通过西欧合作和西欧自助重构西欧经济联合体。虽然欧洲文化上的仇恨今天如此高涨甚至导致禁止任何实际的合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它们在三十年战争中甚至更加高涨，战争之后对立双方确实走到一起，原因很简单，它们不得不这样做。

通过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进行任意尝试——错误试验所获得的知识显然对于人类而言代价太大了。代价同样大的还有采用那些大胆设想没有联系实际没有参考科学原则的政策，这些政策唯一的支撑理由是它们支持者的直觉以及知识分子常常自以为是的永恒真理。

三、小结

稳定平衡这个术语一般意味着事物没有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们已经主张，我们所说明的某些状况可能代表了稳定平衡的状况。我们并非说明我们认为的状况实际上确实代表稳定平衡，即便我们据此已经论述了国内和国际组织的情况。

国际平衡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大问题；对于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平衡的任何干扰可能是对此平衡存在教条主义。

鉴于教条主义可能甚至已经造成的损坏，我们不要急于定义国际平衡，除非把它看作一个工作假说。相反，我们让自己满意的是希望我们可能多少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也许国内和国际平衡这个问题最好放置在第六章论述种内平衡和种际平衡这个一般背景中。仅从物种的角度来看，理论上讲人应该在相同环境使用相同行为方式。其中唯一困难在于人们知识差异是如此之大。而且，人类最近千百年来已经进化为一个社会系统，该系统的存在取决于从地球四处汇集原材料，该系统的功能取决于巨大比例的知识和信息服务。对于知识或信息，或者原料流动以及商品与服务流动的任何垄断或控制显然都会使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加辛苦地工作，却要承担比其他人更多的风险，而且得到报酬的比率比其他人都要小得多——所有这一切对于他们个人都是不利的。

然而，什么是生物社会平衡？什么是完美的人类社会？社会完美是给所有人提供更多商品，还是给每个人的内心打造一座“上帝之城”？生物社会平衡是静止的状态，还是不断变化的东西，它随着标准不断变化而振荡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首先取决于确定生物社会动力学中最小化的那个特别因素是什么。我们仍在努力证明这个动力学最小值就是气力（effort）。本章的论证及其支撑数据不过是我们上一章的延伸，我们在上一章解释了最省力原则在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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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和级数不能分成两个或以上完全的调和级数，因为每个分数只出现一次。

[2]例如：1，1/2，2/5，1/3…这个调和序列有一个外来分数2/5。1，1/2，1/4，1/5…这个序列失去了1/3这个成员分数。

[3]我们特别是指第十一章“平方效应”的论述（参见第十一章），而且我们只是表明斯图尔特博士在其上述研究中可能已经揭示了一个“平方效应”的例子。

[4]m增长而地域却没有随之增长（即，面积—多样性关系）在理论上只有外贸广泛扩张才有可能，外贸本身可以扰乱国际平衡，这一点将在下文的第三部分论述。

[5]印度情况会在第十一章“帝国三分之二斜率”（the Imperial two-third slope）这个标题下论述优势系统普通平衡问题时从不同角度得以再次论述。

[6]一旦我们有两个不同国家，我们就有国际关系问题。（如今我们可能进入一个半球的国家，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个大陆国家。）

[7]我们在第十二章论述时尚与声望符号时会发现，为什么人们通常欲求同类m商品的原因。

[8]由于这些方言和经济利益的差异，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交际只有依据人类生态学和生物社会动力学的客观语言才是可能的（参见第十二章），而不是根据包括基本英语在内的任何文化语言，文化语言对于不同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势必具有或发展不同情感含义。在我看来，言语误解不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不重要的问题。严格地讲，“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个术语作为当今现实没有什么专门意义，当今现实中大概至少有一些国际贸易（即统一化之力）以及一些地方贸易（即多元化之力）。除了所有伦理的和审美的因素，以及纯粹视作获取信息、抓住机遇和避免威胁的事情，凡夫俗子一般对于其周遭事件了解更多也更关心，与这些事件离他的距离D成反比例；而且如果有人声称地球另一边人的福祉与隔壁邻居的福祉对他而言同等重要，那么人们可能会怀疑此人的动机和诚实，这种怀疑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