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智与符号过程的经济：性、文化和精神分裂症
我们在本章将要接着我们前文的论述重点探讨人的心智及其符号过程的经济。由于心智和符号过程因人而异，所以我们首先简要说明我们对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和应用，即便这样做看起来有不当的重复之嫌。
我们要搞清楚心智是什么，首先来搞清楚心智不是什么。我们常说，人与其他有机体一样是地球物质表面的一块物质。人要行动；人在行动中大概就像任何其他物质一样完全遵从物理法则和化学法则——无论这些法则是什么。此外，由于感知的物理本性，能够为另一个有机体b意识到的特定有机体a的唯一行动就是a的物理行动——也就是说，a的物质—能量的物理行动，该行动在物理上影响b的感知系统。
照这样看，所有有机行动，甚至包括微小的细胞活动，似乎都是物理的，如同一块石头或一个熔炉。显然，这个物理行动本身不是心智。那么，什么是心智？
在我们看来，心智是一个智力构想或者科学虚构，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对于万有引力的了解是通过它对时空中物质—能量的影响而了解。宇宙没有什么地方标识了“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一个根据物理质量和时间空间得以十分精确界定的词语，它描述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通过研究在各种条件下的物质，我们把其中的条理性推断为万有引力。
同样道理可适用于有机体的心智。大概没有什么有机体标记了“心智”。相反，心智是一个词语，我们用它来指称：有机体选择特定物质操作，对特殊类型的物质—能量进行作业，以便把有机体自身可能的功力最小化。只有通过研究各种条件下有机体的物质行动，才可以指望推断出其心智的结构和经济秩序。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用符号过程（后来用，语义动力学）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界定我们所说的符号这个术语。因为在我们看来，符号没有它所代表或象征其他东西的习惯意义。相反，符号这个术语对我们来说总是意味着，有机体（们）用于指称其他事物的关于某类特殊客体的东西[1]。符号过程这个术语意味着有机体根据操作和客体对其环境的功能分类，该功能分类是关于他最经济行为的主要需求。我们主张符号过程（或语义动力学）是有条理的和经济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些术语的初步定义。
鉴于上述定义，显然我们已经在第五章研究了心智和符号过程经济的某些相关内容，关于感知，我们在第五章研究了感知类别的经济组织——抽象、比较和关联的经济以及对未来可能风险和机会的一般评估。假如我们作此选择，现在我们可以在前一章材料基础上开始着手论述；而且从实践意义上看我们正在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第五章，我们强调个体为了自身最经济的行为对于自身风险和机遇所作的评估；本章我们将重申先前的大部分论述，只是这一次是根据文化行动来论述——也就是说，根据群体对于它的集体行动发生时所遇到的社会风险和机遇而作的评估来论述。
这种符号论的经济的社会层面有相当大的价值。的确，除非个人明白社会经济及其生活群体的文化词汇，否则他无法指望能够评价所在群体的未来可能行动，也因而无法评估该群体给他自身个体提供的风险和机遇。
然而，什么是群体行动的社会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群体行动的文化词汇或符号过程有什么意义？
我们没有立即探究所有人类社会根本驱动力的经济，这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得以研究，相反，我们首先审视一个特别的人类社会行为即人类性行为的经济和符号过程，该人类行为大概是最为广泛存在的人类社会行为。因为不论时间、地点和文化有多么不同，人总体上对于人体生殖器的主要功能的见解是一致的。
在完成对于人类性行为这个特别案例的经济和符号过程的研究之后，我们将继续一步一步探究精神分裂症的经济和符号过程，精神分裂症代表了个体非社会行为的一个极端案例，在这样的行为中精神分裂者与人类社会失去了联系。
因此，本章冠以“心智与符号过程的经济：性、文化和精神分裂症”这个标题，我们将首先研究性的常见社会现象，接着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的反社会现象。我们的文化概念，在我们论述过程中得以界定，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来讨论上述社会和非社会行动的两个极端例子。
第一节 人类性行为
我们在前一章论证了生殖冲动反映了朝向最经济的幸存的基本生物社会冲动。至于人，与众多其他类型或“物种”的有机体一样，异性伴侣是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每个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一套性工具，每个人必须找到对等的一套性工具（或者他是一份工作，必须找到工具）。那么人生固有的至少是某种基本的社会生活，其形式至少是与异性成员的临时偶配。
我们现在审视偶配这件事，关注有些偶配对于某特定的人来说如何相比他人更经济，关注更多或更少程度的永久（婚姻）如何依附于伴侣联盟的经济，由于保存该联盟经济自发产生了不寻常的乱伦禁忌。这些因素足以导致我们去研究各种同性恋行为，而且通常引入次生情欲的符号过程这个问题。
一、婚姻
总体上大多数人根据他们的生殖器可以分为男性和女性。男女各自性别成员的普通物理对应大致与阴茎—阴道交配对应的物理方法相匹配，这种交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总体而言有变化，只是变化不大，虽然它可能附有不同文化仪式。
单纯性交本身能够完成生育人类后代的全部任务，伴侣甚至不用再碰面。然而，一个人的性伴侣可能在其他与性无关的事情上很有用。因此，性伴侣除了可供交配，在获得支撑或提供防御时可能具有经济用途。这些额外的更加持久的优势表明了性配偶伙伴关系越长久就越经济；而且因为这些优势是更加长久的配偶联盟中固有的，随着人类一直力求以最大的经济方式来行动，婚姻在大多数各类文化中都存在（即使并非所有配偶联盟都是一夫一妻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吃惊1。
当然，如果偶配时只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假设在众人皆知的荒岛上，那么择偶这个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另一方面，如果有大量可能的配偶，那么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问题，挑选谁更好？根据我们最省力原则，这个问题依据相对经济在理论上会得到解答。虽然我们没有打算此时就引入最佳配偶这个问题，不过，综合考虑才干、身材、文化背景、行动速度、个人好恶，我们还是大胆认为，配偶想要别人用自己喜欢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反过来配偶喜欢用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与自己观点和习惯最相投的人有可能就是最经济的配偶。
鉴于上述因素，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人相比他人可能是某特定的人更加欲求的（即，经济的）配偶，以及为什么这个更加被欲求的配偶不仅非常值得拥有，而且在拥有后非常值得去维系和保护。的确，就是这最后的经济，维系一个好（即，经济的）配偶才是对我们现在来说重要的东西。
由于维系一个好配偶是经济的，我们不仅有自发出现的婚姻，甚至婚姻已经制度化了，受到社会保护，而且我们还有熟悉的嫉妒反应，无论何时何地，嫉妒的各种反应都是自发的，其程度也很高，达到了刻板印象的程度。顺便提一下，嫉妒行为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似性是同一类型或“物种”的成员对于相同环境作出的相同社会反应的另一个例子。嫉妒的一个后果，正如弗洛伊德学派最初指出的，是出现了乱伦禁忌，我们现在就来探究该禁忌的经济2。
（一）乱伦禁忌
人在试图永久维系配偶时不仅保护自己，防范身边的实际对手，而且还要防范潜在的对手。为此，许多文化中发展出这样的习俗：禁止配偶一方或另一方进入某些地方，或者穿着打扮的方式要掩饰配偶的特征不要被潜在的对手看见，等等。
觊觎一个人配偶的潜在对手，是自己的同性别后代，这一点弗洛伊德学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这种潜在对手格外危险，因为小孩的智力易变性更大，小孩能够、必须以及的确学会高度精确地回应此人配偶的好恶，因为小孩会由此得到奖惩，而且因为缺乏来自他人好恶的竞争。常常听到一位年轻妈妈对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感慨，她要把儿子抚养成她“一直想要拥有”的一类男人——父亲对刚出生的女儿也同样感慨。
把自己的配偶从婴儿时起训练成符合自身的好恶，不可否认这显然是经济的，特别是自身遗传物质以及给这个受训者提供了大量继承物；这样的人可能成为自己理想的经济型配偶、伙伴和奴隶。然而，在把小孩如此训练成自己的配偶时，实际上是在把小孩培养成其父或其母的对手，取代其父或其母的喜爱。将这个观点延伸开来，我们便能够明白，每个婚姻都受到了子女出生带来的威胁。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双亲通常如何发现谴责所有父母与子女交媾是最根本的经济，结果普遍的乱伦禁忌就自发出现了，没有任何特殊的“生理”原因，也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原因，即便可能给出各类宗教的合理解释3。
现在，假如我们上述关于双亲—子女乱伦禁忌的基本经济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禁忌的普遍性是人类社会行为存在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例证。我们简要列举我们论证的步骤，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该论证视作一个整体：（1）与自己行为互动的配偶维持长久的偶配关系存在着经济；（2）保护长久偶配不受实际的和潜在的对手竞争存在着经济；（3）自己同性别的后代是潜在的对手；（4）因此社会禁止双亲—子女交媾是经济的，社会毕竟实际上是成年父母构成的；（5）由于上述论点不受时空局限，这个禁止或乱伦禁忌应当存在于所有社会中而没有时空的限制；而且（6）根据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乱伦禁忌的确普遍存在，因而这也从实证上证实了我们的理论。
住在一起比较近的其他血亲之间存在类似的交媾禁忌，虽然该禁忌并非那么普遍存在。因此，例如，有些社会把兄弟—姐妹乱伦看得跟父母—子女乱伦同样的严格禁忌，而有些社会则未必（例如，古埃及和某些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抵制这个过于简单的观点即父母—子女禁忌是人这个物种的遗传物质中根深蒂固的。相反，我们可以认为，父母—子女禁忌是自发出现的，是人类偶配境遇经济的反应。
（二）父母—子女固恋（fixation）与父母—子女冲突
父母—子女乱伦禁忌更是社会的经济，而不是群体中每个个体的经济。的确，它意在阻挠个体经济训练自己的子女为配偶取代先前的配偶；而且作为一个让人沮丧的社会经济，它会导致个人冲突。
因为就是父母—子女关系的亲近和互动——特别是母子之间——爱的关系在正常活动过程中总会自发出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而不管乱伦禁忌。虽然该禁忌禁止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真实的交媾，可是它并未禁止其他性爱行为。因此，母亲感叹要把她儿子抚养成她一直想要的一类男人，可能的确为她自己培养了一个理想丈夫，她是这个理想丈夫的理想妻子。然而，当这位母亲对其他男人包括自己丈夫性冷淡时，同时当她儿子对别的女性漠不关心时，这对母子自身就为父母—子女乱伦禁忌所束缚，得不到理想偶配能够得到的性满足。
但是，即便禁止子女与父母实际偶配，这并非意味着父母没有不知不觉地给子女在择偶上施加巨大影响了。与父母生活关系亲近的子女，为了自身优势适应父母的好恶，也没有来自他人好恶的竞争，自己不可避免地对父母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固恋4。通过对他人的固恋这个术语，我们的意思是说调整一人的工具—工作适应他人工作—工具的急迫需要。因此，早期生活中大部分与母亲（或者与有着类似亲近关系的其他某个人）亲近过的儿子将会产生一套优选的刺激与反应，特别适应他母亲（或者任何扮演母亲角色的人）的反应和刺激[2]。那么，固恋母亲或固恋父亲，不过是把刺激与反应定位在分别适应母亲或父亲的反应与刺激。
长期因而也是深入的固恋异性父母亲，在找配偶时可能会身处奇怪的困境。因此，在儿子固恋母亲的这个例子中（相应地对于恋父的女儿来说），经济偶配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像他母亲又不是他母亲的人；总之，他力求在其他女人身上实现他“母亲的形象”。未来配偶在多大程度上不具有这位母亲形象的标准，她就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不了他对配偶的欲求。另一方面，未来配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了这位母亲形象的标准，她就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乱伦禁忌在她作为他母亲形象上的束缚。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看见，男人喜欢呆在他们母亲般年纪的女人圈，当然不是非要与她们发生性或婚姻关系（尽管有时候他们结婚且十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个严重恋母或恋父的人，逻辑后果是在社会上彻底禁忌性交，常常一生有很强的个人负疚感和负罪感，因为怀有高度禁忌的欲望而对此确切的本质他本人可能一无所知。或者，身处上述困境，想要得到那些人，可是由于乱伦禁忌，那些人对他来说似乎是禁止欲求的，这个心焦之人和异性在一起时可能会变得性无能，因而除了个人罪恶感之外还多了个人无能感。
进一步概括弗洛伊德学派关于上述主题的理论，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只对社会禁止与个体欲望之间深层冲突的各自基本经济感兴趣。这些相冲突的经济，我们重复一遍，是家庭环境本身固有的，不管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因为当母亲给她婴儿时期的儿子喂奶时，或者父亲怀抱他女儿时，互动的链条就建立了，如果长久持续下去，将会训练孩子以及父母去最想要得到恰恰是最严格禁忌的东西。
二、性双极
大家都知道，此性别的人具有某些异性的物理特征。在雌雄同体这个极端例子中，这些人具有双性生殖器。因此，根据性的物理标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术语最好理解为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以及女性特征多于男性特征。为了在大量人群中更加简单设想男性特征多和女性特征多，我们可以假想一个U形频率分布图，其中真实的雌雄同体在中心代表双性人；以这个双性人为中点向左标绘男性群体，这个虚构的单位即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比率逐渐增大；以这个双性人中点向右标绘女性群体，女性特征与男性特征的比率逐渐增大。随着我们从最左边走到最右边，我们从高度阳刚的男性走向越来越女性化的男性直到双性人，接着继续走，从越来越少阳刚的女性走至右边高度阴柔的女性。尽管这个性别U-曲线丝毫没有经验支撑，假如只是因为计量单位有困难，然而，它说明了我们的论点，即所有人都是双性的（或他们的性别是双极的），男性特征比女性特征的优势程度变化不同，反之亦然。
记住上述雌雄同体（或性双极）这个概念，我们来查看各种经济，可以想象这些经济会增加或减少某人的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因而改变两个假设的他的“性别极点”相对优势。换言之，我们来探究使张三某个时候比其他时候更加男人气或更加女人气的特殊经济。因为在当前研究中我们将把人的全部性行为视作相对立的男性经济和女性经济或“准力量”的结果，我们正在探究它们决定因子的本质5。
（一）同性恋
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人有一个性别的生殖器，却想要模仿异性的性行为，就是说我们遇到了十分常见的同性恋现象，对此有两种学派解释。一个学派认为，同性恋行为是先天的，粗略地说，同性恋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另一个学派认为，同性恋行为是早期环境导致的结果，同性恋者是后天的不是天生的。就我们而言，相同的结果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例如，你可能天生是个盲人或者后天变成盲人），我们认为同性恋可能有时是天生的，有时是有条件的，有时是两者的混合。
1. 临时性同性恋（Situational Homosexualism）
最容易理解的同性恋事件发生在寄宿制学校、监狱、商船和军舰或者在军事边防站，这些地方找不到异性进行阴茎—阴道交媾。这些同性恋事件是由环境的本质出现的，可能只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假如我们认为，和他人在一起，不断受制于生殖的基本冲动，为了完成生殖冲动他有生殖工具，那么他会不断为他的工具寻找工作，这主要受制于工具固有的限制。那么同性恋事件可能只不过是异性交媾的替代行为。
假如我们审视同性恋实际机制（顺便提一下，该机制相当刻板，经常自发的，并非依赖时间或地点），我们发现，阴道以外的孔洞都可用来接收阴茎，而且阴茎之外的附加物都可用来侵入阴道。这些孔洞如嘴、手掌、直肠、腋窝、小腿等从功能上来看都是阴道替代物。根据同样功能观点，手指、舌头等都是阴茎替代物。那么，每个人不仅有自己正式的生殖器，还有双性的生殖器替代物。
生殖器替代物这个概念同样也适用于可以用来满足人性欲的其他动物的孔洞和附加物。同理，它还适用于蜡烛、广口瓶以及其他可用于代替阴茎或阴道的人工制品。
的确，人所处环境可以根据对一个性别和另一性别有用和无用的生殖器替代物加以分类。虽然异性生殖器根据理想经济无疑是受欢迎的，然而可能出现的环境是需要使用生殖器替代物，直到有异性可供异性恋。
2. “有条件的”同性恋（“Conditioned” Homosexualism）
上述有关临时性同性恋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下面这些情况：由于恋母/父，或者害怕怀孕，或者因为弗洛伊德学派提出的其他原因，这个人不想与异性性交，即便随时有异性可交。我们把这种同性恋称作“有条件的”同性恋，因为它取决于条件而不是临时环境因素。
在“有条件的”同性恋情况中——除非排除这些条件因素——生殖器替代物对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讲可能都是“有条件的”同性恋者的主要性工具—工作。因此，男同性恋的嘴巴或直肠可能在他看来比其正式生殖器更代表了他的性生殖器。这种感觉可能会达到像古罗马狂热的地步，同性恋者想要（或者甚至已经）阉割自身，以便去除其正式生殖器，该生殖器对他来说已经不具有性功能价值。
当这些条件性因素消除了，同性恋行为可能不再继续，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次同性恋行为的年龄以及该行为的持续时间长短，因为人们的确会调整工具—工作去适应实际最优行为并对此行为产生固恋。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还记得，有人甚至同时既喜欢同性恋又喜欢异性恋行为，此乃有案记载。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某男一方面与妻子做爱，同时也喜欢让朋友对他直肠性交6。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说明了同时存在男性—女性这个极性分明相等的性行为。
（二）性的双极性与后代的性别决定因素
我们提出上述个体各种性行为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性的双极性，它们是鉴于临时环境状况和早期条件状况在个体自身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问题便出现了，在多大程度上个体的性双极可以用作实现更加兼容的社会经济这个目的的社会机制？我们将从理论上论证，就是这个双极性如何对社会有利地与子女性别的决定因素联系起来——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经验数据来支持这一理论。
通过澄清，我们记得，根据我们假定的最省力原则，每个有机体的每个行为都是朝向最经济的存在。因此，例如，理论上人通常分为两个性别而不是一个，因为有些经济——如劳动力的特化经济，经常在男性—女性交配的解释中得到暗示。
然而，无论两个不同性别的经济是什么，这个经济最终都可归结在相当长久的配对的条件下，只有当这个性别的人数接近另一个性别人数时配对才可持久，人人方有偶可配。因此，人类生殖工作不仅仅是生育后代，要生育两个性别的后代；而且还要根据相当稳定的男性—女性出生比例来生育这两个性别的后代，这样的话，所有后代在接下来的成年偶配时就有足够的机会。因为相当稳定的男女出生比例很明显对于持久的人类偶配很重要，所以我们来探究这个比例的可能决定因素。
假如我们认为，父母在生孩子时是给他们本人以及他人繁衍性伴侣，我们立即发现生育孩子的性别如果恰好是短缺的性别存在着经济便利：如果男孩人少就生男孩，如果女孩人少就生女孩。根据这个观点，控制人类性别的是群体决定因素或“统计学的”因素，而不是“偶然机会”。
决定特定后代性别的群体规模必须不大于家庭的规模。因此，假如丈夫和妻子的第一个小孩碰巧是个儿子，那么这个家庭马上就缺少女性，如果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就会十分经济，因为可以给这个儿子提供一个潜在的伴侣（假如不是同时也为这个父亲提供）。这样来看，就存在把后代依次改变为不同性别的趋势。
假如我们现在探究决定后代性别的可能机制——为了方便论述我们认为这是由父亲的精子决定的——我们不禁指出，性的双极性这个概念本身提供解释是多么便捷。在上述父母的唯一孩子是儿子的例子中，这位父亲在喜爱和爱抚他的儿子时，是沉浸在同性恋行为中，结果他的性双极从理论上讲女性气质占上风。另一方面，这位母亲在喜爱和爱抚同样这个儿子时女性气质并未减少。
一旦我们认为这位父亲自己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两极比例已经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荷尔蒙平衡的某些方面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伴随荷尔蒙平衡变化的是决定男性与女性的精子细胞数量比例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生女孩的机会7。同样的道理经过必要修改也适用于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情况。因为，父亲一旦爱上孩子并且“想要”或“渴望”占有它，他就会在性别气质上把自己极化为与这个孩子相反的性别，因而理论上建立了反而要生一个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这就证实了这样一个古老的迷信，即后代的性别是与父母欲求的相反。
假如不是孤立地看待上述家庭，而从更加广泛的社区来看待，我们会发现，这对父母接触的全部人群的男女比例也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性两极，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接触的频率和时长（例如，工厂领班或船长可能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与男性打交道，而办公室主管白天大部分时间是与女性打交道）。然而，总的来说，由于该问题的本质，“正常”情况下，人的性两极完全自由转变，人与男女接触的比例与人群中男女的比例相一致。
所以，理论上看，假如全部人口的男女比例每年都十分稳定，那么男女出生比例每年也很稳定——众人皆知事实就是如此。根据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对于出生登记的统计，从1936年以来的八年里每一千个女宝宝对应男宝宝的人数分别为：1 052；1 054；1 052；1 054；1 055；1 054；1 058；1 055——这个比例相当稳定。出生的男性比女性略多，这通常与女性一般比男性长寿这个事实有关，男性出生略多优势在成年后男女性别人数接近平衡时就消除了。
假如男女人口比例确实发生了这样变化，正如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中大量男性人口减少了，那么剩下为数不多的男人的性两极就会越来越多男性气质，结果出生的男孩就会比女孩多得多。
为了实证检测后代性别决定因素这个性的双极性理论，我们可以调查欧洲国家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实际男女出生比例，期间，无一例外地，成年男性人口显著下降而女性人口没有相应的减少。假如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将发现，那些年来出生的男性比女性明显增多了。
在《统计报告：都市人寿保险公司》（Statistical Bulletin：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第20卷，1939年，第1—4页）中有一篇关于战后更多男婴出生这个主题的文章，这样写道：“在长期战争之后男性出生比例明确增多，这个现象已经被反复观察到。这个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参与世界大战的主要欧洲国家里”（即，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为了阐述这一点，该文还给出了德国在1910年到1923年的婴儿出生数据［摘自《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因为从1910年到1915年，德国每一千个安全出生女性对应的安全出生男性比例分别为：1 053；1 055；1 059；1 054；1 056和1 056。这些数据与前文呈现的美国比例相当。然而，1915年后德国男性出生比例显著增多了，在1916年到1923年这段战争期间及战后年间每一千个女性对应的男性出生比例分别为1 065；1 069；1 073；1 080；1 072；1 073；1 070和1 068。在多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后，上述此文最后写道：“长期战争之后男性出生比例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中缘由一开始就是个谜。”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长期战争之后男性出生比例增加显然证实了我们自己的理论预期，即男性出生将要超过女性出生直到全部人口中男女稳定比例又重新得以恢复[3]。
虽然我们上述后代性别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好的数据支撑，但是它缺乏一个精确的生理机制来给予解释。我们认为“荷尔蒙平衡”以及父亲的性双极是其后代性别的唯一决定因子，这种观点纯属原创。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其他同性和异性的人数要相互接近是性别的决定因子，这在其他生物社会连续统中不是没有对应物的。例如，七腮鳗后代最靠近母鱼的都变成了公鱼，而距离较远的后代成了雌鱼。这个事实与我们的理论并非冲突，七腮鳗母鱼作为一个雌性极点，使得近距离的后代成了雄性，反过来又使得远距离的后代成了雌鱼。这种情形，有待研究，但是这表明了机制是化学的[4]。
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忽略恋父/母可能存在的更加持久的极性影响。我了解到，一个恋母严重的男子一直想生个女儿好取他母亲的名字，但是相反却设法生出了五个儿子。另一个人想生个儿子好取他杰出父亲的名字，他挚爱他的父亲，相反却生下三个女儿。这些案例有多偶然还不清楚。
显然，就是从德国典型的战后数据中我们得知人类后代的性别决定因子不仅仅是“骰子跌落”这般偶然。在这个方面，我们想知道后代基因继承的剩余物是否仅为“基因骰子”跌落之事——或者是否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其父母的无意识选择。
父母亲的相对性两极是他们后代性别的决定因子，我们这个理论意味着，每个人对于所处环境中其他人作出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情欲的，即便这个情欲反应可能常常完全无意识。我们所能称作男性或女性的人，只不过是根本的双性明显地偏斜到这个或另一个性别方向；同性恋只是普遍双性的夸张。
理论上说，人的偶配冲动来自他既要给他的男性成分提供女性的工具—工作又要给他的女性成分提供男性的工具—工作，性的双重性被忽略了，既是因为性的显著偏斜，又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文化禁忌，保护单一性行为是以传统方式与人的物理性别保持一致。
然而，有可能的是，人的其他以及次要的性别对他大部分行为负责，他力求给他其他以及次要的性别情欲找到替代的工具和工作。也许男人聚会对于丈夫是重要的，就像女人聚会对于妻子是重要的一样。
三、情欲替代行动
我们在前文指出，每个人不仅有实际的生殖器而且还有附属器和孔洞这般形式的替代生殖器，这些替代物在必要时可以用来代替阴茎和阴道。不仅这些替代物在最初人类历史时期同性恋行为中使用过；类似的性替代行动也见于其他动物中（如，母牛在没有公牛的时候会一时兴起骑到另一头母牛背上，母鸡也会压到另一只母鸡背上，公狗也会爬到一只小公狗背上）8。我们不要忘了在怀孕后期或在月经期，某种形式的性行动替代经常为丈夫和妻子所喜好。
当然，这些替代生殖器可以相互匹配，无需使用实际生殖器。例如，人的舌头，作为阴茎替代物可以插入另一个人的嘴里，而嘴是作为阴道的替代物，坦率地讲这可以带来快感。抚弄或抚爱这类行为大多数似乎都与替代生殖器的互动连在一起——这类替代行为常常是主要生殖器本身互动的前奏。
由于这些各类附属器、孔洞以及人体孔洞式的部位都是可以带来快感的替代生殖器，而且历久弥新，弗洛伊德学派认为使用这些部件让人不自觉兴奋的日常行动可以产生快感，对此我们无需感到惊讶。我们使用快感或情欲这个术语，意思是说快乐或满足不是与该行为看似主要为非性目的有关，而是与性活动替代有关。
因此，许多人在排大便时得到巨大的快乐，这时大便充作阴茎替代物在作为阴道替代物的直肠里运动。所说的这个人可能甚至要求考究的仪式来清肠，给自己使用通便剂和灌肠剂。这些例子学术上称作肛门情欲，有意思的是，它们表明了生殖工具替代物如肛门本身可以从诸如大便、灌肠剂甚至蜡烛等实物中获得情欲满足，这些实物与人类繁殖没有其他关系。
上述肛门情欲的观点适用于嘴的情欲或口腔情欲，我们在吃东西、吸吸管、清洁牙齿以及甚至在“张口说话”时都感到快乐，除了分享食物、原料和空气，或者除了与人交流的习惯所需之外9。
虽然肛门情欲和口腔情欲的讨论似乎有点牵强，但是假如我们记得生物社会的生殖冲动理论上讲从怀孕一开始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可忽略这个事实，即儿童在早期婴儿时期除了可能手淫式抚弄自己生殖器只知道口腔和肛门的快乐，这一点弗洛伊德学派已经指出来了。婴儿对另外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口腔吮吸，而父/母亲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给婴儿擦屁股。在所有婴儿时期大拇指是个放心的吮吸工具，这除了情欲大概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在生命早期，生殖器替代可能在情欲上就被调动起来了，而无需借助任何可能的异性阴茎—阴道交媾。
因为婴儿的饮食和排泄活动，包括发声和呕吐，几乎是他向世人宣告他主宰自己环境的唯一方式，这些肛门和口腔的行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社会工具，不仅仅是满足自己情欲冲动的工具。甚至在有些人的成年期，排便、饮食以及消化不良和肠道毛病等随之产生的所有卫生健康和理疗活动等一切现象都有意义，对于这些意义那些碰巧缺乏特殊固恋的人就是无法理解。
换句话说，在肛门或口腔上产生情欲的人所在环境的内容可以就他次要情欲需求加以分类、比较和相关联，结果他发现了自己环境的工具—工作而他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能够明白许多事物如何能够代替他物。不仅仅身体部位在情欲行为中是如此，例如，石头可以代替阴茎而嘴可以代替阴道，而且非生命的自然界也是如此，蜡烛可以代替阴茎而节孔可以代替阴道。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发现替代物与被替代物之间有共同的功能特征。我们把这个共同的功能特征称作替代特征，因为我们强调这个术语只有与物质—能量特定实体有关时才有意义，该实体为某有机体或一群有机体所用，为最经济幸存的主要客体与工具和工作交互对应，这些主要客体包括装置和最经济的生殖。或者，换言之，替代特征只是作为物质—能量特定实体的特定功能质量而存在，与特定有机体或有机体群体的物理幸存需求有关。因此虽然替代特征是指物质—能量，但是除了特定有机体的需求之外它并不存在。显然，经验实体根据替代特征的功能分类并不局限于情欲的形式和功能，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形式和功能，这一点我们稍后会更加详细地论述。
既然人认为他所看到的受到他自身工具—工作需求的影响，某人对于某事的看法可能不是他人的看法。少女收到蜡烛礼物脸可能红，她在蜡烛上看到了阴茎替代物，而主妇把蜡烛插入烛台却没有一点不适。某人在某物上“看见”的或“理解”的表明了他自己的工具—工作的特定需求，以及继而他自己的特定需求。
四、“科学”的情欲驱动
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当然弗洛伊德学派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指出并且强调这同一点——人往往在其环境中看见的是替代性欲的工具和工作；也就是说，其环境中的实体对他的性欲冲动有象征价值。
我们现在发现，假如鉴于我们前文论证我们能够明白环境中某些结构可能出现在某些人群面前具有性欲象征意义。我们首先从细查言语中某些性欲属性开始着手研究这个主题。
在拉丁语、希腊语和哥特语等印欧语言的早期结构中，以及在种类广泛的非印欧语言的当今结构中，我们发现了阳性、阴性以及有时候存在的中性这些语法类别。语法性别常常对应客体性别（如，德语词语父亲、儿子、男人是阳性，而母亲、女儿、妻子这些词语是阴性）。然而，让教师伤感的是，他们必须教学生这些词语性别，可是也有许多词语的语法性别与它们指称客体的自然性别缺乏任何关系。例如，太阳、地球、月球或河流的自然性别明显是中性；可是指称这些客体的词语的语法性别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这取决于不同语言（例如，在拉丁语中，表示太阳的常用词语是阳性；表示地球和月球的词语是阴性）。
然而不管言语中复杂的语法性别关系，已故的著名语文学家梅里特（A.Meillet）指出，许多客体及其名称的语法性别之间常常存在某种隐喻关系。例如，树在很多语言中是阴性（如，拉丁语，arbor“树”，quercus“橡树”两者都是阴性词）而长出的水果可能是中性［如，frumentum（谷类）在拉丁语中是中性词］。结果实的树好比生后代的雌性动物。10
虽然语法性别在不同印欧语言中变化很大，我们能够明白表示土地的拉丁语词语terra如何可以看作阴性词，因为它结果实，而温暖它的太阳或者用快速流体淋湿它的雨水或者流经它使它肥沃的河流都可以看作阳性。月球可以是阴性因为它根据太阳时而月盈月亏，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与人类男女交媾以及生育后代存在某种假想类比。的确，假如人们把自己投射到人格化思维的过去，甚至会发现，男女原则是当时智力生活的基本统一原则。
这样一个统一原则如何得以建构或许永无人知。也许正是人类自己发现交媾与生育后代之间有关系才表明可能存在着普遍的男女原则，该原则最终反映在言语的语法性别上。
我们假定，在假设的“原始自然崇拜”期间，不知道交媾与生育后代之间有关系。女人自动生孩子，甚至就像她们自动进入青春期一样；她们同样自动与男人交媾。什么导致发现交媾与生育后代之间有关系可能无人知晓；或许它随着驯养动物时缺少雄性导致了没有后代才为人知的。
无论如何，性别原则的发现有巨大经济后果，因为人类认为他控制了生产食物的因素。发现性别原则还有重大的智力后果，因为人类假想其他自然界行为也像他一样与这个男性—女性统一原则有关。这样来看，早期人类无疑得出许多错误关联；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他也可能得出不胜枚举的正确关联。
一旦为了运用男女原则给自然赋予了智力动量，那么它的确为相应正式语言分类的出现迈出了一小步，因为当时人们用他来指称太阳、雨水和河流，而用她来指称地球、月球和花卉（这大概是早期无性别的万物有灵论的性别分类）。从那时起，语法性别的自动系统化如同最早由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性别理论提出的那样继续前进11。
因此，举个老套的例子，假如“女性”词语碰巧是gunā，它以长元音结尾，只是因为每个词语都必须以这个或那个音结尾，那么gunā最后的ā碰巧就成了阴性的标志，结果它就类推到地球、树和花的词语上，以表明它们和女性这个词一样也是阴性。不同部落可能使用不同的词尾表示阳性和阴性，他们可能对自然进行了不同分类（例如，在拉丁语中太阳是阳性而月亮是阴性，可是德语中正好相反）。有些部落可能与其他部落不是十分一致［例如，在哥特语中每个名词都是阴性，它们的词形变化来自上述gunā的ā一致的类别；拉丁语则不是这样，如agricola（农民）就是阳性词］。
然而，一旦性别分类被引入语言的名词中，那么形容词以及指称特定名词的代词常常也小心地加上了名词的性别。因此，拉丁语中所有指称阴性树的形容词或代词也都是阴性词，尽管当先行名词的性别碰巧是阳性或中性时它们立即会分别变成阳性或中性。总之，早期许多部落似乎把世界看作是根据男性—女性的性原则来分类的——这一原则继续渗透到炼金术思想界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
我们从诸如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Frazer）等人类学家著作中得知12，人们对于自然的性别观念丰富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活动。因此，农夫想要保证田地、树木或动物多产，可能突发奇想要对它手淫以便为它提供一个加快的“男性冲动”。或者他可能因为类似的原因朝着年轻的新娘扔鸡蛋或谷物。从这些熟悉的情况中，它们的最初意图就是有意的性活动替代发展出宗教仪式，而该仪式的本意日后常常给忘了。
假如我们正确地认为，曾经在有些部落中，男女原则是理解环境的统一智力原则，这就意味着，从种系发生来看那些部落把他们的环境看作是根据阴茎和阴道——精子和胚芽——以及后代这样普通类别而构建的。因此，为了操控这些替代生殖器而发明了与人类形式相关的神学就是一个简单的想象力。就此而言，我们发现当今孩子多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同一的人格化态度及其基本的男女原则。
可是，随着千百年岁月的流逝，先前古代的男女统一原则在面对“新科学”的大量新研究中已经大大改变了。不过，我们仍想知道，对于“新科学”的一个重要驱动在“古老宗教”过往路径上有多少可能不为人熟知的情欲驱动。
五、多重“人格”
假如我们认为人的实际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环境状况，在实际环境里，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除了他当时实际是什么而且如果环境变化了他还会实际变成其他潜在可能的东西。的确，前文论述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有数据证明甚至人的性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格”；尽管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男子汉，但是有时候他也可能有十足的女人气。
同理，每个人在特定条件下都是潜在的凶手、小偷、妓女、纵火犯或天使。的确，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建构性特征是，它证明了，抢劫、强奸、黑市交易、同性恋、枪杀战犯等行为都是驻欧洲的美国军官和士兵在战争状态下放任沉湎之事，尽管事实上正是敌军的这类行为才是我们美国军队参战的理由。我们军队如此行为证明了人在所处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具有相对性。
我们是隐性的各类不同东西，这个理论已经为弗洛伊德学派所强调，该学派认为，对特定行为过分焦虑，或刚好相反，揭示了一个潜在的很强趋势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因此，一位女性十分焦虑娼妓的福利可视作她想在自己进入那个阶层时娼妓状况能有所改善；同理，对这个阶层的显著憎恨可以解读为要么是想要掩藏自己在那个方面的强烈欲望，要么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目的而想要根除诸如此类的行为。
然而，当我们说人是潜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或者有多重“人格”——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当人从特定条件特定时间观察他的环境，他发现根据其自身实际和可能的需求已经对自己的环境进行了功能分类——功能分类会随着需求而变化，即便实际环境数据依然如故。环境功能分类不是存在于环境里，而是存在于人自己的心智里；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就是他的心智。
第二节 符号过程（替代特征）的经济
我们在前文论述人类性行为时自始至终不断重复强调的例子是，为了特定的性工作使用替代工具或者为了特定的性工具使用替代工作。可是，替代动作的条件不是性行为所独有的特征；的确，正如我们过去不断论述的，一个工具代替另一个，或者一项工作代替另一项理论上存在于所有生命行动中。我们只需对钉钉子的平凡却又是典型人类环境加以概括；没有大头锤来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用砖头、石头或大量其他物体，因而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工作可由许多不同工具来完成。相反，大头锤不仅可以钉钉子，它还可以用作镇纸、投掷物等等，因而解释了特定工具可以完成许多不同工作这个事实[5]。
替代行为的条件在所有符号过程中同样是基本的，这一点我们会在接下来研究中正式论述。在人用石头而不是大头锤钉钉子之前他必须“看得出”石头在钉钉子的作业中有着大头锤一样的功能特征，正如我们在大头锤、石头和钉钉子这件事情中论述的，我们认为人所在环境的所有实体的功能与他的所有工作有关。
重复一遍，我们所说的符号过程只不过是，对他积累的个人体验数据根据它们的功能作用加以个体分类，以便他花最小的气力完成他幸存下来这项工作。他这个分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命的经济。
一、客体、作业、群体和同构（isomorphs）13
假如木匠有用大头锤钉钉子这份工作O，那么我们可以说“锤击”这个行动据其定义就是作业S，他执行作业的客体O是钉子。
概括上述木匠及其大头锤和钉子这件事，我们可以说，鉴于当今知识，所有生命行动都是由对于各类物质客体的各类物质作业所组成的。作业有许多不同类型，客体也有许多不同类型。没有客体，就不会有作业。
在这个方面，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锤击这份作业S，它可以对许多客体O而不仅仅是钉子加以执行，它也可以由许多其他工具不仅仅是大头锤来执行。的确，我们可以说，客体（O′O″O″′…）有完整一个群体G，对这些客体来执行锤击这份作业S，同时整个群体G有不同成分包括大头锤和石头等（S′S″S″′…）可以执行锤击作业。
与对客体O的特定作业相关的是，那些组成S′S″S″′…这个群体的成分可以说是相似的。同理，上述那组客体O′O″O″′…也可以说是相似的。
所以，假如我们上述那位木匠忘了把大头锤放哪儿了可是还得要执行锤击钉子这个客体的作业，他可以使用同一群体S中其他成分。因此他可以使用相同形式和规格的另一把大头锤，或者他可以用一块石头或任何可以完成这项作业S的其他实体，只要木匠知道它们在哪以及它们有能力完成这项作业S。
我们可能甚至把木匠经验中所有不同实体列出一份清单，这些实体能够完成与客体O有关的这份作业S，而客体O我们已经说过可以组成一个群体G。这些不同实体可以说在木匠经验中有语义关联，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替代特征（在木匠经验之外所说的这些实体之间没有其他必要关系）[6]。
事实可能是，木匠没有通过锤击这项作业S1对客体O1插入钉子，他可能通过作业S2从客体O2中拔出钉子，无论是用大头锤还是其他实体拔钉子。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执行作业S2的木匠经验成分构成了另一个群体G2。虽然大头锤属于两个群体G1和G2，但是并非一个群体中的所有其他实体必须是另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同理，在这两个群体中每一个群体所有的许多其他实体可能属于众多其他不是用大头锤作业的群体。
我们反思后发现，显然以上论述可以拓展到所有的作业以及木匠经验中所有实体的所有客体，结果，他的经验数据可以根据与特殊客体有关的特殊作业分成不同群体。这样来看，木匠的全部经验就是一张巨大的语义关联网络。
鉴于上述对客体、作业和群体的定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随着任何两个或以上实体在特定作业群体中越来越一致，它们在木匠任意经验中属于这些作业群体，就木匠自己的客体而言这些实体在功能上越来越相似。假如两个不同实体——例如两个相等的大头锤——属于所有这些相同的群体，那么它们可以说是相同的（在功能上）。
以上段落论述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有些客体和作业可能隶属于其他客体和作业。因此，在木匠、作业和锤击客体这件事中，钉子可能隶属于其他客体和作业，例如，钉子与盖房子的所有附带作业与从属客体一起隶属于更加主要的盖房子这个客体。盖房子的整个作业—客体同样也可能隶属于建造庇护所的作业—客体。总之，作业—客体可能有子群的子群的子群。
不过，根据上述论证要强调这样几点：第一，经验数据在功能上分为不同作业（或替代特征）和不同客体；第二，它们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借用格式塔心理学这个术语——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它们最终朝向该个体最经济的生存（而不是与任何绝对的和普遍的范畴有关）。
与上述功能相似或同构的最明显例子是人类言语表达，它毕竟代表了物质—能量对于人类客体的作业。
因此，不管同一言语社区人群中实际言语表达在音高、振幅、音色等方面有一定的物理差异，我们说它们有“相同”词汇，因为它们各自词语都从属于相同语法作业、激起相同反应。同样，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因为他们有相同词汇成分、语法作业和意义（即，关联反应）。
同构远不止此。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之间也大致存在1到1的对应，即便语音是口头言语的物理媒介，光是书面言语的媒介。这儿我们可以说一套口头要素成员与一套书面要素成员在作业和客体上两者都是“相同的”。
我们现在转向特定个人言语使用的实际结构，我们注意到了更多同构群体的例子。因此，英语中有一群或一套称作不定式的词语。现在假如我们把词语did放在这个群体或集合的每个成员前面（如，did go，did see等等），我们得到了另一个群体或集合，它们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与第一个群体或集合是同构的（正如整数的范围与整数平方的范围是同构的）。
上述例子并非独一无二，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群体或集合应该限定在不定式上，或者为什么作业应该限定在助动词did上。任何其他时态、语气、体、格或数——或者任何其他语法范畴——同样都可以对任何其他形态客体施加作业。的确，第三章的整个置换经济原则是建立在数学群论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概念中某一类别修改了（即“繁殖了”）另一个类别[7]。
根据这个群论，言语在其组织方面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多年前，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先驱马克斯·维特海默（Max Wertheimer）就指出，音乐中也存在同样的同构14。旋律A在转换音调后成了B，在不同乐器上演奏这两个八度以上的音，旋律依然“相同”，因为这里显然存在同构（即，这两组曲调之间存在1到1的对应），即便A和B没有一个音符有共同的物理频率。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概括。言语（或音乐）似乎只是所有生命活动通常情形中的一个特例：选择特别种类的物质作业对特别种类的物质客体执行。对于刺激的所有生命反应似乎都是根据对于各种物质客体执行各种物质作业来加以选择和分类。总之，我们第三章的工具类比和第五章的论证似乎具有普遍适用性。
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曾经说过“数学是给不同事物起相同名称的艺术”[8]。然而，数学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吗？例如，外行没有把leg（腿）这个名称用到许多不同事物包括从桌椅腿到苍蝇腿、猫腿？而且我们没有把相同名称用于不同事物并且理由与数学家的也相同？而且数学的这种“艺术”不是想把那些激起特定数量m的不同反应的不同行动数量n最小化？根据目前理论，最小化是生命过程的特征。（我们现在认为最小化是符号过程的特征。）
我们在本书试图进一步论证群论作为描述所有生命行动的适用性，而不是与他人一道指出群论的适用性。我们想知道，打个比喻说，庞加莱试图给m个不同事物取多少个不同数量n的名称。
我们主张，这个过程中存在经济，而且，通常来看，当m个不同种类的作业由n个不同种类的工具执行时，n的规模将会是最小化的[9]，同时每个有机体都将改变它自己的结构，或者它所在环境的结构，或者它自己和它所处环境的两个结构，这样的话有机体的n可能是最小化的。
二、抽象、分类、关联和“理念”作为生存问题的经济型解决方案：作为单位系统的知识
关于上文对于作业和客体的相似和相异的论述，我们简要回顾第五章论述感知的某些内容。我们在第五章指出，假如有机体要把他的因时平均功力最小化（即，将其力最小化），那么某类感知系统理论上对于该有机体是经济上的必须。这个感知系统，正如我们现在试图说明的，理论上是作业于客体的综合单位系统。
假如我们首先从最初的感知数据着手——也就是说，开始着手对于个体系统的物理侵犯，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我们可以说，这些最初的感知数据是对各种类别的标准抽象化这项一般作业的客体，这些标准用于比较的目的。这些抽象反过来又是比较这项作业的客体。这些比较连同出现频率又是关联这项作业的客体。
现在假如（1）每个客体的唯一目标是最经济的生存，那么（2）理论上从关联到抽象整个思考程序都是与这个唯一目标有关直接或间接进行的；而且由此得出（3）他所有的抽象、比较和关联组成了知识的单位系统，该系统的基本参照框架是他自身最经济的生存。根据他自身需求这个参照框架，个体发现了，例如，他经验数据的轻快有力或笨重迟缓或相对速度——或者“好”与“坏”等等。
然而，当我们说与基本抽象和分类的关联是以知识单位系统为前提，我们没有说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科学的老生常谈即关联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是以知识单位为前提。关于这个知识单位系统我们最想说的是，它是经济地构建起来的，并且只与个体（或者对于客体和作业看法一致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有关而存在。总之，知识系统与某些个体或个体构成的群体有关；不存在脱离说话者的绝对知识。
知识单位系统相对论的一个极端例子，可以说是美国家庭的客厅，我们以此为例。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他们是根据椅子、桌子、图画等对房间和所容之物加以分类；他们对于物体功能的看法总体也是一致的，因为这些观察者有共同的文化体验。然而，这些根据人类知识系统的人为分类并非对应于与老鼠或苍蝇对这些相同物理客体所作的分类，因为我们生活中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它们生活中同样需要或有所需要的——反之亦然。
上述例子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我们的抽象、分类和关联以及它们相对性的功利主义本质。有“新理念”的人是对于最经济生存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之道的人，无论这些“新理念”是指新的分类还是指新的关联。这些“新理念”是否受他人欢迎取决于从此人立场来看它们对此人的经济可能产生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第三节 文化、社会和超我15
人的许多抽象和关联是指各种活动模式，这些模式对于他所属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来说是特殊的。这个考虑提起了整个文化主题，我们现在即将探究的是文化的结构和动力学。由于群体的文化是一种群体的语言，而且由于群体言语不过是群体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有望发现，我们前文关于言语结构和动力学的论述在理论上可以应用于我们将称作文化语言的东西。
一、文化作为社会符号的单位系统以及相关的社会反应
我们马上主张，如果没有对社会行动和文化所指的社会群体界定，社会行动和文化这两个术语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社会群体的定义会在第二部分详细给出，但是假如我们作如下简单界定，就足以满足我们当前的目的：许多个体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有相似的客体，追求相似的作业；作为该群体社会行动的结果，特定客体要么已经获得要么可能会获得，假如个体独立作业通常都会消耗更少的功力；该群体成员的成本包含了牺牲或多或少的个体行动自由。
因此，从个体成员的立场来看，社会福利的获得是以强制和抑制个体行动为代价的。
然而，社会没有感知和评估其成员行动类型的机制就无法奖赏也无法强制和抑制它的成员。社会群体的这种感知—思考机制的结构和动力学与我们在第五章研究的个体感知—思考机制的结构和动力学相类似，我们现在来更详细地探讨。
（一）社会符号和社会关联：文化结构
社会（即社会群体）既不能奖赏其成员的某类行为，也不能强制他们去做某类事，也不能由此抑制他们，除非社会首先对于其成员与社会客体有关的行动明确地分类了。例如，倘若社会想要制止其成员谋杀他人，它必须首先毫不含糊地界定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算是构成了谋杀。因此，社会群体就好比个体感知系统，因为它为其成员的各类行动建立了明确的客观标准。所以，有n个不同种类的个体行动会得到社会奖赏或抑制。
正如社会必须对社会所响应的个体行动进行分类，社会也必须对各种m个不同社会反应进行分类，这些社会反应与各种n个不同个体行动相互关联。因此，假如社会要约束其成员不要做被称作谋杀的此类行动，它必须有与谋杀行动相关的某种确定反应。
然而，除非社会（通过其代理）察觉到个体特别行动，社会根据n个不同类别的行动既不奖赏也不约束其成员。因此，假如有人实施谋杀，而且假如社会群体不知这个事实，那么该社会群体不会对这个人采取行动，理由很明显。
上述社会感知—思考系统与个体感知—思考系统（第五章已论述）显然相似。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它们各自的参照框架。在社会的感知—思考系统中，群体福利是参照框架；在个体的感知—思考系统中，个体福利是参照框架。个人的社会经济与其个体经济无论如何也不对应；这两种经济之间的不同的确常常导致了个体—社会的冲突，这一点众所周知（比如，过失、犯罪、酗酒等）。
现在根据我们对社会感知与思考的定义（即，相关联的社会行为与反应），每个社会群体的行为都受制于社会关联的系统或编码。这个编码通常包括宪法、习俗、情操、“不成文法”、“常识性”感觉、“日常礼仪”的感觉、“道德正义”的感觉等等16。只要社会群体成员一方与社会群体本身另一方根据相关联的社会编码作出反应，那么这个编码对于这些成员就是社会现实，即便这个编码没有写下来或者无法为其成员口头表达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指称特定社会群体的这套编码。我们采用文化这个传统术语。我们说文化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群体相对；文化包括与m个不同社会反应相关的n个不同社会信号。我们把这些特别的n个信号与m个反应称作该群体的文化词汇。
我们使用n个不同社会信号和m个不同社会反应这两个术语时，想到了第五章对应的术语，我们在第五章论述了感知、思考和心智最小值n。不同社会信号的数量n也是一个与社会群体的特定奖赏和约束有关的最小值吗[10]？假如个体的n是最小值，社会的n很可能的确是最小值，因为发觉社会信号的群体的成员受制于个体思考的经济。因此，社会群体增加其文化词汇术语多样性（即，增加被社会接受或不接受的不同行为数量n）是不经济的。
随着时间变化，社会群体的客体和作业可能也在变化，文化词汇的术语和关联因此也会变化。的确，术语的易变或变异是一个文化特征，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而且这一点在我们向后看时特别明显。这些术语变化可能要么受到官方统治主体比如立法机构的影响，要么受到共同默示行动的影响，要么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为了“与时俱进”，人必须跟着其文化变化而变化。
（二）个人与社会信号的发射
假如我们把上述论证倒过来然后从群体的个体成员视角而不是从群体的视角加以审视，显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通过单纯生活行为，每个人都在给社会代理发射出有关自身的信息，社会代理反过来很警惕，以便察觉我们行为中符合社会行动客观标准的那些行为。我们的有些行为，例如呼吸，可能没有社会信息或没有相关的社会信息。然而我们的其他行为可能发出大量社会信息。
我们发出的相关社会信息不限于政府官僚正式表达的相关性。我们自己的社会信号也可以指商品和服务交换的交易市场标准。因此，假如有妇女想要把自己作为娼妓的服务卖给男人，那么她的穿着打扮和一般行为举止可以有选择地对男人发出她的意图信号。她利用什么特别行动取决于她的特别社会环境的特别文化词汇或那套信号；在一个群体中成功传达信息的信号可能在另一群体中行不通。此外，假如有妇女没有做妓女的意图可是穿着打扮或其他行为举止显示的是娼妓信号，那么她可能会被他人视作娼妓一类人，男人在街上可能会勾搭她，小男孩在她经过时也会指指点点。因为男人和小男孩的这类行为本身对这位可怜女人发出的信号是，他们认为她分明有做妓女的意图，她可以叫辆出租车离开此地，摆脱她能想象的任何与当前娼妓分类的文化标准相符的东西。
通过专门采用明显为富人、权贵或滑头的社会信号——无论是在着装上还是在其他举止上——把人在社会上归类为富人、权贵或滑头，即便他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发出的其他信号也同样如此。人是根据他发出的社会信号在社会上得以对待［这一个主题在萧伯纳（G.B.Shaw）先生的戏剧《皮革马利翁》（Pygmalion）中得到十分敏锐的探究］。
由于我们所有看得见的动作，甚至归因于以及包括它的细枝末节，可能被解释为社会信号，我们理解为何许多人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和精力去获得“恰当的”社会信号；为此还有专教“礼仪”的淑女学校。
由于我们是因我们看得见的动作而被评判的，所以我们经常故意选择信号去引起我们欲求的社会反应。然而，某种信号的发射过于夸张，可能表明有夸张的欲望想要引起特别社会分类，该社会分类反过来表明了，就像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此人觉得假如他表现“自然”就不会被如此分类了。因此，恶霸气势汹汹的夸张物理言辞可能表示了他的懦弱；对社交礼仪的夸大遵从可能表示了一种社会不安全感。
（三）社会信号与个体内分泌系统
我们已经说了社会根据其成员发出的社会信号来对待其成员，不管成员个体的意图是什么，也不管其他未察觉的事实可能是什么。
例如，倘若有人正确或不正确地发出凶手这个社会信号，他可能切实由此死去，如同他被闪电击死一样。的确，在圣经时代（《士师记》，第12章，第5—6节）以法莲人（Ephraimites）被杀死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按照当时统治者基列人（Gileadites）的语音系统发出Shibboleth的第一个音。即使以法莲人在他们看来是死于一个社会错误，他们就这样死了，就像他们被物理现实的闪电给击死的一样。
显然，死于闪电和死于在特定文化中发出一个有害的社会信号，这两者在现实种类上有着巨大差异。然而，此人的交感神经系统17并非总是意识到这种差异，因为受伤或死亡就是受伤或死亡，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人的内分泌系统（按照它的全部意义）都会以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式作出反应，无论这个人是被威胁其生命的火灾逼入困境，还是被威胁其生命的拔枪警察逼入困境，或者就此而言还是被威胁其生命的主张逼入困境，火灾是物理学不变的语言，而警察是更加易变的文化语言。
此外，根据我们最省力观点，人作出反应不仅针对当下他所在环境的实际风险和机会；还要针对将来的可能风险和机会，即使他的反应是无意识的。由此犯罪的人可能变成惊弓之鸟，即便他的罪行尚未被发觉，因为他有意无意地评估自己行为的逻辑社会后果（“良心的谴责无需原告”）。因此，一个恋母情结严重的人在面对其母的同代人时可能莫名地惊恐，或者一生焦虑不安，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是无意识地对其执著的基本性欲造成可怕的逻辑社会后果而作出反应，他的基本性欲为社会所唾弃。
尽管文化编码无需与我们对物理刺激作出的基本生理反应背道而驰，可是有时候文化编码的确是在唱反调。因此，在物理语言范围内对处境作出反应——比如对被水淹死或被火烧死时所受威胁的反应——大多数不同文化的人很多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这与他们的文化成员身份毫不相关；但是，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因为有些文化规定了面临死亡的“适当模式”，假如人不想死成一个泼皮无赖。
社会文化关联广泛而又深远，它们的分支常常很少受到怀疑。人们因为生理需求而吃喝拉撒；可是在所有这些生理需求方面社会可能用严格的信号编码加以干涉，这些编码详细指定了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吃喝拉撒等。小男孩要学会控制自己膀胱就像要学会控制自己眼泪一样，以免他发出对自己不利的社会信号。
社会也告诉我们何时大笑、何时表现愤怒或恐惧以及何时友好、何时不友好。移民异国文化的人最好参加当地学校的行为辅导班，以便学会新社会的信号编码，正如他经常参见新言语辅导班。因为，对人的评判总体上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而是他们意图的表达，但是根据他们对于“Shibboleth”的“发音”作评判时是从这个术语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
假如想要以社会处罚为代价来分享社会群体的福利，文化词汇是人们需要遵从的东西。
二、个体超我的发展
我们用超我18这个术语来描述个人对于社会信号的相关反应以及出现在他眼前的社会群体文化的社会反应。超我的结构基本上是多变的，因为它是指关联反应为多样的感知数据。因为特定个人的超我结构取决于他碰巧出生成长的特别社会群体的文化词汇，没有理由假设新生婴儿有超我。相反，超我是个不断发展或“成长”的思考结构，正如儿童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成长”一样。
（一）作为一套关联的超我以及可证实性这个问题
常说个人的超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来自父母和其他伙伴的早期威胁和告诫的结果：例如，“别碰火炉！”，“不要跟我顶嘴！”，“不要玩你的小鸡鸡！”等等。
或许值得指出，所有这些威胁和告诫以及承诺，不管它们的特别言辞表达，都是X与Y之间相关的形式，这通常可以作如下陈述：“假如你做（或不做）X，那么Y将会（或不会）发生。”即使言语表达是绝对命令式的，如“别碰火炉！”，这句命令不过是相当于这个关联：“假如你碰火炉（X），你会烧伤的（Y）。”而当孩子听到这个命令时问“为什么？”，他因而可能只是想知道，“要是我遵守或不遵守这个命令会发生什么？”——这个疑问表明了孩子把一个命令解读为一种关联。
这些父母的告诫和承诺，显然同样属于小孩群体的社会现实，属于小孩心智的超我，它们是作为普遍适用性程度或高或低的主张而存在（例如，“别碰火炉！”这个命令可能被孩子延伸于他遇到过的所有火炉）。
许多这些主张可在经验上得以证实。因此，通过摸火炉后灼伤，小孩给上述主张做了一次实验检验。同样，他拽小猫的尾巴被猫抓伤，他在街上玩挨揍了，都是一样的道理。通过这些检验，主张的有效性得以建立。
但是，这些证实的经验检验不仅建立了所验主张的合理性，它们还建立了父母的神谕声望，结果父母的主张具有了大量可靠性，即便它没有从实验上加以检验，或者就此而言，即便它不可能从实验上加以检验。总之，父母通过告诫和主张建立了自己作为预言家的声望，这些告诫和主张都能够而且确实得到经验证实，父母甚至会让那个声望保持纯洁无瑕，而他们为此所借助的那些主张可能无法从经验上得到令人信服的证实。
主张无法证实的明显例子是，那些童年听父母话或不听父母话的人，或者那些祷告或不祷告的人，他们死后会得到什么奖赏和惩罚。这些主张很难从经验上证实。然而，小孩在他经验证实过的事情上发现父母是可靠的预言家，便推测父母那些无法证实的主张也会是正确的。
这个因素引导我们说，人的超我不仅仅包括从他的父母、伙伴和老师那儿获得的可以证实的知识（例如，烧伤；勾股定理等等），它还包括无法由经验证实的传闻。
但是，尽管这个传闻无法得到经验检验的证实，却常常能够得到社会证实。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为了对它解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显著的并且在经验上可以证实的例子，即父母反对玩火柴的命令。小孩起先玩火柴烧伤后，便不再玩了。可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有人能够而且的确用火柴没有烧伤。这个孩子据此观察“学习”小心用火柴。当他发现小约翰用火柴没有烧伤，他在这个“学习”中会作出什么推理？他或许不是无意识地争论他会像小约翰那样操作火柴，因而小约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适合他本人？这位孩子在这样争论中诉诸我们称为社会检验或社会类比的东西。
另一个社会检验或社会类比的例子是，年轻新娘新婚之夜在酒店房间里一想到她的首次圆房完婚就会突然很惊恐，即使她身边的新郎此刻是她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此类例子并非稀少，这一点每个酒店医生都清楚，这些例子按照当今理论渐渐增多，因为在新娘的超我里有某个童年主张认为，假如她让男人把阴茎插入她的阴道会有可怕的东西在她身上发生。可推测这位新娘以前从未在经验上检验过这种主张是否正确；因此害怕的交感神经使得她站在那儿陷入瘫痪，她感到害怕的这种不详后果很可能迎合她婚姻的逻辑结果。
当接到慌慌张张打来电话的前台接待草率地描述某某房间又一对蜜月夫妇遇到麻烦时，那么这位酒店医生能够给予新娘什么帮助呢？这位医生不是领新娘到窗前指给她看街对面那些窗户亮灯的公寓房间里有人和她一样正在做她要做的事并且很享受？通过求助社会检验或社会类比，这位医生证实了童年恐惧的普遍性是假的，使新娘安心地回到了新郎的身边。这个社会检验包括下列假定和逻辑推理：（1）这些人和我一样要进行交媾作业；（2）这些人不像我，已经交媾了并且知道它是怎么回事；（3）这些人不像我，不害怕交媾；（4）因此我的害怕来自无知因而害怕是没有道理的。这四个步骤可能是大部分社会检验的典型推理过程。
同样这些推理步骤也发生在对完全无法证实的主张进行社会检验中，比如死后生活的主张。例如，当小男孩怀疑那些玩自己生殖器的或不做祷告的人遭受炼狱之苦的可能性，他发现邻里其他男孩也信这个时就不再疑虑了。因为，当然，他辨认他们不可能都错！（哦，是的，他们可能都错了！）照这样，一个可想而知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主张通过社会检验得到了证实[11]。（例如，“四千万法国人不会错！”）
当然，社会检验也可能证明某主张无效。因此，年轻人也可能被同龄人的一致看法、稍年长群体，或者不同文化群体所说服，从而认为父母的某些主张是一派胡言。的确，因为社会检验也可能证明某主张为假，所以许多父母想让他们的孩子和那些“正经”孩子们玩（即，父母赞同的那些孩子）；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无法核实实情的传播者，结果美国有特别宗教和宗派倾向于小范围聚会，以便使他们任何主张成为社会检验牺牲品的可能性最小化，该检验对他们不利，而他们有意使自己的主张不受外界干扰（这是社会知识内部稳定的一个例子）。
虽然社会检验缺乏物理经验检验的普遍效力，但是有些情况下社会检验对许多人可能似乎同样有效，这些人混淆了社会关联的本质和纯物理关联的本质。
假如我们记得小孩子学习言语的过程，这一点在前面第四章有所暗示，那么就特别容易理解物理相关的现实与社会相关的现实两者混淆的缘由。因此，小孩把自己茶杯推到桌子边缘，发现它会总是自动掉下来；他推椅子，椅子就动；他发出某种固定的噪声，妈妈就会跑过来——对他来说似乎是同样自动的、不变的。甚至他后来学会了母语的语法和词汇的详细知识，他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学会了一套更加有效的强制性和抑制性噪声，就像锤子和拳头一样，能够强迫他人执行自己的命令。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词语不仅仅被视作一件“东西”（它当然是），而且只是一件“东西”，一件在所有方面都像是一个无生命的非文化的物理实体[12]。这种看法显然是错的。
（二）超我范围内的冲突
我们在前文说过，超我与个体自身需求之间的关联可能有冲突（如，极度饥饿的人会偷面包）。我们暂时岔开话题去讨论：冲突也会在超我范围内发展，特别是因为一个人有两个社会群体的身份。
因此，例如，一个十岁的儿子早晨从家出发去上学，他穿着讲究、衣冠楚楚而且言谈得体，符合其父母接受的社会信号。然而，男孩一到学校，伙伴的社会信号效力越来越大，他可能发现最好暂时改变他的着装、举止和言辞，以免自己在同伴的社会信号（该信号反过来在这些年轻人各自父母的文化标准看来是“无可救药的”）看来有点“怪异”。大家从经验中都知道，游乐场和教室的文化语言是不同的。只要这两个环境分开，男孩都能把这两种词汇保持下去。的确，美国童年的一个任务可能就是获得不同文化词汇。
然而，情况不同了，有时候一个人很难分开相冲突的文化词汇，这个人的超我也相应地遭了罪。因此，假如父母各自宗教信念截然相反好斗成性，小孩被迫与这样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生活的处境本质上阻止了其超我的逻辑建构：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心智而言，十字架或大卫星不可能同时既是神圣的又是邪恶的20。
或者，另举一个例子，假如小孩的父母是说谎者和小偷，他无法既尊敬父母又鄙视说谎者和小偷（参见第五章）。
我们都知道，上述超我内部的这些冲突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者，这些冲突会促使孩子逃离所处环境，通过避免矛盾重重的处境这个简单办法寻求建立有逻辑结构的超我。
此时自然想知道，人的超我是不是一个语义综合的逻辑系统，这与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的感知和思考有关系。假如它不是语义综合的逻辑系统，那么我们必须把人的超我看作是不相干的规则或窍门的大杂烩，其中的术语含糊不清（心智不健全者的超我可能就是这样建构的）。另一方面，假如超我一般为语义综合的逻辑系统，那么它的主张在逻辑上是有关联的，就像几何定理一样，结果有些未表达的主张在逻辑上就隐含在文化之中了。
虽然上述问题悬而未决，笔者倾向于这个观点，即超我是伪逻辑系统而不是规则的大杂烩[13]。
像父母—子女乱伦禁忌这样的主张似乎是隐含在逻辑系统中的某个东西而不是凭直觉的东西。因为，大体上，美国孩子没有明确禁止与异性父母交媾，但是仅仅根据社会结构就可作出这样的推定，因为它出现在超我里。那么，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在评判许多虚构作品里出现了不熟悉的社会场景时倾向于说“有逻辑”或“很合理”，这似乎只是隐含在文化逻辑和超我逻辑里——这个推论对于不同文化成员而言可能似乎有点愚蠢21。
然而，假如我们把超我结构看作是逻辑系统而不是社会规则大杂烩，我们记得超我所指文化的实际术语和关联可能发生了彻底变化。因此，今天和平时期，杀人被界定为凶杀，会被处以死刑。明天战争时期，杀人会被社会群体推崇，社会群体选拔和训练其成员去谋杀，哪怕是违背其成员本人意愿。参照群体当时的客体和作业，术语和关联的这种彻底变化并非与文化语言的一般变异相矛盾。
然而，对于该群体的个体成员而言，这种变化在他们需要重构超我的逻辑时可能是巨大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个人超我的“先入之见”虽然常常在他人看来是愚蠢的，可是对他本人而言这些先入之见却有自身的逻辑。
第四节 自闭症与各种现实的混乱
从前文论述中显然可知，我们的感知是指两种不同的关联：物理的和文化的。物理关联几乎是不变的，即它们似乎无论何时何地都一样。另一方面，文化关联高度易变，即它们在同一时间的不同文化中或者在不同时间的同一文化中可能不同或不存在。
不变的物理关联与易变的文化关联两者差别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述：物理语言和文化语言。
因此，物理语言是不变的。假如有人想要用物理语言表达自己——即，他想造房子或新机器——他必须在物理语言不变的术语和关联范围内造，否则他不会成功。
但是，文化语言是易变的。因此，假如有人决定让另一个人以特别方式行动，他必须首先查明当时那个人的特别文化词汇，并用其特定术语说出来，否则他不会成功。那些术语都与时间和地点相关。与物理语言不同，文化语言既不是非历史的又不是非局部的；相反，它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此刻必须提一句忠告。所有感知刺激，包括文化信号，都是物理的；所有反应也都是物理的。我们所说的文化信号只是特别物理刺激，与特别社会反应也相关，这些反应最终是指作为参照框架的特别社会群体作出的特别奖赏和惩罚。因此，钻石在不变的物理语言范围内物理上总是碳结晶体。然而，它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社会的财富信号，往往激起他人的顺从反应（参见第二章）。钻石作为社会信号的用途是由易变的文化语言控制，可是无论何时钻石都是受制于不变的物理语言的限制。
为了客观体现物理不变与文化易变在人的感知和思考方面的差异，我们暂时非教条地根据各种现实（那个被界定的现实与物质—能量移动有关）来陈述。
我们认为基本现实是指存在于“我们感知之外和之后”的东西。我们提及这种现实只是为了不再考虑它。
物质实体的第二现实或感知现实，是它对于来自宇宙其他部分的物理侵犯所作的物理反应（例如，石头在阳光照射下变热）。我们与所有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物质共享这个现实。
第三现实或心智是分类的且相关的物理感知系统，这在第五章已论述。圆周长与直径之间的π关系有这种第三个关系。我们大概与所有生命系统共享这第三种现实。对于人类而言它包括两种关联：人之超我的易变文化关联，以及不变的物理语言关联。虽然心智在易变和不变方面不同，但是它努力把它的超我与它的其余部分从语义上整合起来。
第四现实或社会现实，是社会成员超我所指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词汇。这个现实是易变的，这一点前文已解释22。
一、作为各种现实混乱的自闭症
假如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即特定心智试图在逻辑上自我一致而且试图在语义上更加综合，我们就能明白，人在其超我中拥有一套关联有多不便、多浪费，超我里术语变化无常。假如他的超我术语也是不变的，当然倘若它们在其心智中意义是综合的，那么这对于人来说更加经济。
为了使超我稳定，通常可以有好几个行动路线。我们试图使我们的文化词汇稳定，正如我们努力改革不断变化的风俗却又白费力气一样；我们可以只与那些有相同术语的人进行社会交往（通常为相同社会阶层和环境的我们同辈人）；或者我们可以遁世隐身。这些行动路线很熟悉，在某一时间没有尝试其中一个或另一个路线的人不多。
但是，现在我们来认为有人天生无法区分不变的物理语言与易变的文化语言。
的确，我们来界定一个人患有自闭症的程度就是他对于不变物理语言与易变文化语言无法区分的程度。
随着其自闭症程度的增加，一个人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呢？
二、极度自闭症的理论特征
我们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约翰·琼斯（John Jones）在区分不变物理语言与易变文化语言时有很大困难，因此，根据定义，他有严重自闭症。鉴于我们前面所有章节的论述我们能够对他的行为预测到什么？
首先，约翰的心智在语义上比那些不那么自闭的人更加综合完全，因为约翰对于文化变化的反应不像其他人那样快。总之，约翰的心智在社会行为方面逻辑系统化的程度高于平均值。
此外，由于约翰取得高于平均值的社会逻辑系统化的代价是不充分理解文化的语义变化，所以他不能社交（或怪异）。约翰由于不能社交因而在所有社交场合总是处于劣势。所以，为了把自己的气力最小化，约翰一般会做这样一件或两件事：（1）他会试图遁世归隐，或者（2）他会试图“改革社会”企图使社会文化符合他自身社会逻辑系统（狂热分子和改革斗士）。
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的文化词汇，以及他根据时下文化词汇与人交流时因而就有困难，约翰会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像他人那样快地改变自身的超我术语。因此，他的特别社会逻辑系统在智力上僵化的速度比他人快得多，结果他的社交无能通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越发严重。
由于社会对待约翰是基于他根据当时存在的文化词汇而发出的实际信号，而且由于根据定义约翰很难理解这些信号违背了作为参照框架的社会群体，所以约翰会认为他受到许多愚蠢的信号胁迫，正如他受到非生命客体根据物理法则的胁迫或摆布一样。假如他是聪明的，约翰会发现那些有效的词语以及其他社会信号是如何“摆布人”的。然而，当约翰用他的文化不变性企图通过词语和其他社会信号控制他人时，即便其意图是世上最好的，他也不会成功，因为他的社会行动不被其他伙伴理解，尽管它对于约翰本人在其个人语言里完全可以理解。约翰就是不知道伙伴们能够理解的唯一文化语言；约翰不知道共同文化语言的术语，他永远不能对伙伴们解释他自己的个人语言。的确，根据定义，一旦约翰能够借助共同文化词汇向他人解释自己的个人语言，那么约翰就不再自闭[14]。
由于约翰自己个人文化构想对于约翰自身逻辑系统十分有意义，而且由于他人无法理解约翰的个人逻辑系统，所以约翰一般会对“不如他聪明”的同伴显得傲慢或屈尊俯就，如果约翰不是真的蔑视他们。
现在，由于约翰根据其自身信号系统评判所有人，所以约翰一般会把所有事物方式归咎于他人。例如，不管比尔（Bill）用多么容易理解的文化术语做什么，约翰都会知道比尔“真正意思”，因为约翰会根据其自身逻辑系统来定义比尔的行动，对于约翰的那些结论显然比尔不能有效争辩，因为比尔不理解它们的术语。
然而，约翰在和他人谈话时可能不经意显示了他的自闭症，任何人对其词语加以统计研究都可知道他自闭。因为对于有自闭症的人，他不觉得有必要为了让他的话语可被社会理解而使社会语义足够精确，在系统上通常以种关联为代价追求属关联，结果其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的负斜率就会大于1（来自第五章的论述）。
或者，根据统一化之力（言者的经济）和多元化之力（听者的经济），如第二章所界定的，约翰给他的词语负荷了太多意义，即他的每个词语都比通常情况下的词语有着更多不同意义。总之，约翰有自闭症，他的词语对其本人比他人意味着更多东西。由于这种语义的过度负荷，约翰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的负斜率就会大于1（参见上一段的结尾）。
斜率可以测量。
三、理论上的自闭症与实际中的精神分裂症
只要心智的一部分是指不变的关联而另一部分是指易变的关联，那么心智中就存在一个潜在的动态分歧。除非社会中所有同龄人都有相同程度的智力僵化，否则这个动态分歧一般会在个人行为中彰显自我，与其智力僵化的相对程度一致。我们明确认为，特定社会群体中同龄人的智力僵化程度存在着差异——一个根本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自闭症的理论建构。现在问题是，人类社会中是否任何事物都与我们理论上的自闭症相对应。
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这个精神疾病，代表了程度极高的自闭症，以至于自闭症者与其伙伴不再可能进行充分的交流，结果自闭症者在其当时“石化的”超我基础上稳固了他的心智，因而与他的群体省去了所有有效关系，因为他再不能与群体交流他的想法，也不能正确批评与他交流的群体的想法。
我们前文对于自闭症者论述的所有理论特征在多数人看来都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比如社会逻辑的高度系统化、智力僵化、对其他同伴的蔑视、要么攻击社会要么逃避社会的明显倾向等。个人观点的孤僻绝对论也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而文化观点的相对论则不是，这一点我们没有论及。
我们可能补充一点，理论上孤独症者一生中最有可能与社会“脱离”或失去联系的特别时机就是自闭症者的环境文化术语发生了改变，如亲朋好友的离世、失业、居所变化或经济状况的变化。众所周知，这些就是精神分裂症开始发生的有利时机。
此外，青春期的影响，以及许多文化中文化语言的变化，理论上一般都会加剧那些文化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人们在二十几岁时结婚生子理论上同样会影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因为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当事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假如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从十三岁到三十岁大约这个年龄段最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其中，二十出头的发病人数（即，模式）最多。精神分裂症的这种年龄分布状况已有人发现23。
我们要澄清一点。我们说的自闭症术语以及理论特征在当前已接受的精神分裂症理论和临床描述中很熟悉。我们目前兴趣既不是界定精神分裂症又不是给出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建议。相反，我们的兴趣在于用精神分裂症的语义扭曲来检测我们对于属关联与种关联相冲突的经济之间的平衡假定，假如我们最省力原则是正确的，该假定对于所有感知—思考都是基本的（参见第五章）。
具体而言，我们将试图从经验上证实，精神分裂症者在使自身脱离其群体文化语言的语义必需时是否会按照我们理论预期重构其心智。
因此，我们转至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将其用作我们最省力原则的一个可能检测。我们的第一个检测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言语的检测，对此我们将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流中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负斜率会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大于1吗？
假如我们最省力原则是正确的，假如我们感知—思考理论是正确的，假如我们文化词汇理论是正确的，假如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即为自闭症极端情况的理论是正确的，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五节 论精神分裂症言语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即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他们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事实上是否有一个大于1的负斜率，就像自闭症推理的那样，序列用对数标绘在横坐标轴上，频率用对数标绘在纵坐标轴上，我们来审视挑选出的两个患者数据，该领域的专家证明他们的现状是精神分裂症。一个患者（1）是女病人，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另一个患者（2）是男病人，患有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顺便提一下，为了保存患者的隐匿身份，他们名字是虚构的，他们病史中无关紧要的事实已经做了修饰。
一、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我们在审视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词语序列—频率分布之前，简要概述一下她的病史，这是由约翰·C.怀特霍恩（John C.Whitehorn）医生写的，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亨利菲利普斯诊所主任，他于1931年在麦克林医院认识了这位患者[15]。我们挑选这位患者来研究，因为她的行为几乎没有精神分裂症常见的怪诞，因此，我们认定，她的言辞如果表明了任何偏离常规的语义可能别有其意。
海伦（Helen B.）小姐，23岁，未婚大学生，1931年送入麦克林医院，因为她对父母和姐妹尖叫、怀疑，并指责他们在搞“阴谋行动”，同时还威胁要杀死他们。因精神错乱在家呆了两年，这种状况发展到了极度，她读大三时还间或哭泣，时感惊恐。哭泣惊恐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家庭气氛紧张，她还与“爱人”争吵或是为了“爱人”而争吵。
在医院里，尖叫情绪几分钟内平息后，患者便十分舒心地呆在病房。简短问几句，她便滔滔不绝地讲述她认为的威胁自己的“阴谋”。总之，她认为有秘密团伙强迫她去做妓女。她说，谋划这个阴谋的人有她的父亲、她的各类爱人、美国财政部部长、教皇、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共济会、卫理公会以及一长串其他人的名单。她说，这个秘密团伙最近已经煽动了从墨西哥发起的入侵，为了防止他们的入侵胡佛总统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海边部署了战舰。她“害怕”政府会被这个秘密团伙推翻，而他们掌权后自己也会被杀死。几天之后她认定，医院也有人参加了这个“阴谋”，还说在她房间通风口安装了电视和广播设备监视她。没有证据表明她产生了幻觉，但是有时候她会紧张地全神贯注于“思考”。
按照她家人的说法，海伦“总是个奇怪的孩子”。她很敏感，是个理想主义者，对诗歌和音乐有品位也有天赋，还雄心勃勃地要灌一张优质唱片。她有一个兄弟两个姐妹。父亲是个勤劳、精明、成功的制造商，没什么兴趣爱好，对她很有耐心也愿意支持她，因为她比家庭其他成员表现出更多“上进心”。他不断重复又迫不及待地教导她对男朋友或男人保持戒备之心，因为他们对她的个人兴趣就是为了得到她的钱。
这位患者在初次住院之后就不断来住院，她接下来的病情使得她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狭窄、社交能力越来越衰败。她的病史、病症和病情在此不作更多详述。诊断她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是没有疑问的。她在麦克林医院住了十四个月，在这期间我们一个医生（J.C.W.）跟她很熟，收集了她写给他的许多信件，这些信成了现在的研究资料。她写信的精神和风格，以及她对感情问题全神贯注地思考的某些想法可以在下列摘录中管窥一斑：
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不管你坚持实施你家长制的影响，我的心智（如果不是钱包）从家长控制这个封建概念中解放出来了。毫无疑问，你能从多佛夫妇和克拉克夫妇此类思想狭隘的书呆子身上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是这只会证明智力发育的徒劳，只会让我意识到卖杂货的和卖鱼的一种无可救药的文明。请别指望我会怀一颗恭敬之心崇拜你的小偶像们……无论什么使你讨厌或憎恨我，那都是你自己意愿的结果。”
给医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你太了不起了，可是我的生活完全废了，您的好意和努力都付给了一株行将死去的植物。”
后来，给同一位医生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的卑鄙、丑陋还有缺乏任何精神质量使你在我面前根本就是人性扭曲得可怕和可恶的例证。就是你那可恶的眼神才是我现在所爱的。我爱它因为它把所有的遭罪、所有的痛苦以及一无所有带入了你那丑陋的灵魂。”
两天后给同一位医生的信：“老实说，亲爱的，我爱你，全心全意地爱你。我想你想得痛苦不堪——当时，我觉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死去。这种狂热对我没有一点好处。我求你要么爱我要么杀死我。”
给另一位医生的信：“我认为，假如我行动像块墓碑你会说我好。好的，每个人都是从经验中学习，让你拒绝我真让人伤心，我会把我所有温柔的情感连根拔掉，把它们变成笑料。你可能十分清楚我再也不会对你表露我的爱。”
鉴于对这位病人书信的数据研究所揭示的语言模式的语义扭曲，有意思的是在她的“阴谋幻想”中发现了某些语义扭曲。这个妄想型的构成，海伦在入院初很有挑衅性，后来，在她全面阐述和讨论后，在她与一位医生公平交往后，变得更能被人理解。简言之，结果她“真正意味的”是，所谓密谋阴谋的那些人，按照他们的观点和叙述，就是要基于她的实际行为“迫使她愿意”去做妓女。她如此憎恶这个胁迫的实质可以说是机密阴谋——许多人都用这个广泛的一般倾向把她视为不朽的一类——而她相信或努力相信，她为数不多的几次性体验很有诗意——“艺术生活神殿里的虔诚体验”。海伦给这个比喻蛊惑了，因而被“拒绝”后的懊恼和失望得到了某些慰藉，就自身来说海伦使这个反传统的改革角色戏剧化了，也懒得对他人解释（因而也懒得对自己澄清），她在自己“阴谋”理论中包含的东西比她“实际意味的”多得多。
可引用另一个有着同样倾向的例子来说明，给一种表达形式堆砌了太多意义。海伦喜欢用的一个词是“insidious”（阴险）。在她早期的许多陈述中这个词就是指它在常规词典里的意思，即欺骗性的攻击、伏击或背叛，但是渐渐地她把这个词用到许多不同语境中，她用它来指任何有恶意或敌意的东西。事实上，当终于被问及这个词语时，她说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词有任何隐瞒的含义。的确，和许多其他大二学生一样，海伦有自己的口头禅，同样在意义上用得过滥、延伸得过分，例如“emancipated”（被解放的）、“unredeemable”（无可救药的）、“futility”（徒劳）。依照她的理想主义以及她想要给人留个好印象，她讲的话是做作的，而不是好用俚语的。就这一点而言，她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合拍。
我们在图7-1中呈现了海伦所有书信中出现的总计50 000个（实际为49 991个）完全屈折形式的连续词语的全部和部分词语的分析。这些书信，由于是亲密的私人信件，在图表分析中出现了此类话语常见的顶部凹面，但是曲线图接着便变直变陡。曲线Ⅰ代表所有样本的50 000个词语；曲线Ⅱ代表最后30 000个词语；曲线Ⅲ代表最初的20 000个词语；曲线Ⅳ代表最初的10 000个词语；曲线Ⅴ和曲线Ⅵ分别代表第二个5 000词语和第一个5 000词语；而曲线Ⅶ和曲线Ⅷ分别代表第一个和第三个2 000词语。
图7-1 海伦（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书信样本中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图：（Ⅰ）50 000个词语；（Ⅱ）30 000个词语；（Ⅲ）20 000个词语；（Ⅳ）10 000个词语；（Ⅴ和Ⅵ）5 000个词语；（Ⅶ和Ⅷ）2 000个词语。
忽略顶部凹面，发现所有八条曲线在序列为10之后下降的斜率比A和B标准斜率还要大，A和B的负斜率为1，为了方便读者对海伦的词语分布与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那些词语分布进行比较，我们增加了A和B这两条线。因此，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垂直轴的“我”轴而不是由水平轴的“你”轴“拉起”的。也就是说，所有这八条线中，除顶部凹面的前10个词语之外所有词语重复的倾向远大于多元化的倾向。因此，这些曲线说明了词语频率的扭曲正如前文对自闭症的讨论那样。
可这还不是全部。在顶部凹面之下所有八条线都是惊人地呈直线性。直，意味着整个样本（顶部凹面除外）在系统上始终对称，虽然比常规的有点斜。这八条线也是惊人地平行。平行意味着一致。海伦在更倾向于重复而不是多元化时不仅仅是自闭的——她还是系统的并且一致的，甚至到了僵化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假定已得到了证实。
二、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的例子
第二个病人，我们把他名字虚构为哈罗德（D.Harold），詹姆斯·G.米勒（James G.Miller）医生已经关注他一段时间了。米勒医生在1939年冬季和1949年与史密斯（R.F.W.Smith）医生合作，在哈罗德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哈罗德看医生时的会谈作了大量录音。从这些录音中对于总计15 046个连续词语的样本进行了数据分析，这个定量结果连同下文的简要病史以及哈罗德的言语样本，都由米勒医生交给我处置。
哈罗德生于1906年，在正常年龄上学并且完成了初中学业。他于1922年一场感冒后精神失常，得了严重风寒但是无肺炎症状。从那以后不久他认为他的母亲一直在将药物刺入他的脖子，并且他的母亲还卷起衣袖找针。他开始喜欢孤独并且迷上科学读物。后来他对父母变得自私自利、轻浮无礼、阴沉乖戾。他在住院之前差不多笑了一个晚上。他首次住院是在1922年，他半紧张症地、半清醒地躺在床上，哭得很凶，特别是在前四天。后来，他变得轻率、乖戾、爱争论，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应该放他走。1924年他有些好转后出院了。
1925年他再次住院，他怀疑一切，逃避一切，说话声音低沉，并威胁要伤害他的母亲和妹妹。有时候脑子不清时常常站在一个地方盯着地板看，他认为他的家人是在虐待他把他关进了医院。这个时候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紧张症的那一种。后来出院了。
1930年他又再次住院。到1931年时发现他说话有障碍，而且他的情绪和智力在衰败，只有可怜的一点学校知识和常识。1932年他逃走了，暴风雪天他泛舟河面，拖着小船穿过市政广场，元月的一个晚上他整夜呆在船库。后来又回到医院，他幻想着自己有艘游艇，要招聘船长和船员；他的行为孩子气，判断力很不成熟。1935年他产生了听力幻觉，承认可听见各种声音。1938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拿着笔记本（或“便笺簿”），做些记录，用石墨把自己涂脏。他的眼睛空洞无光，不时突发奇想，漫无目标。1941年他悲伤、忧郁、邋遢、孤僻，比以前越发更加衰退。此时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青春期精神分裂症。
除了以上简要概述哈罗德的病史，我们还摘录1939年10月31日哈罗德和医生的一段简短对话，此番对话说明了米勒医生和史密斯医生定量研究的言语语料的本质。该对话是关于上述病史中提及的那个笔记本或“便笺簿”。
医生：你那些小本子是你爸爸给的？
哈罗德：是的，他给我那些小本子那样用就是为了省钱并且防止那个所有坏的害人东西。
医生：你妈妈有没有给你什么小本子？
哈罗德：没有。嗯，为什么它是我能够依赖任何一方的唯一办法的唯一原因，不管怎样他们用来不断盯着它，用力地盯着它很厉害。
医生：是谁？
哈罗德：护工们。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而我现在没有用那个符号。我现在正在用无线电报。我在白纸上写了一百块钱，正好，嗯，在一千块无线电报的上端。而这就是我现在如何撕张纸条来对付我的伤痛。
医生：它让你的伤痛好受点了？
哈罗德：它让我的伤痛好受点了，帮了我，但是我现在正在忘了它，我没有大声叫。
医 生：哦，现在，你用什么词语让你好受点了？
哈罗德：嗯，radiogram（无线电报）是我现在使用的词语。
医生：可是前一天你告诉我是“屁股”。
哈罗德：是的，嗯，护工们那时正在努力做那个事。
以上是哈罗德紊乱的口头话语，他还有一个对应的书面笔语，记在他的便笺簿或笔记本上，我们从中摘录了1940年1月7日的一段笔语（我们记得米勒医生和史密斯医生只对哈罗德的口语作了研究，而没有包括他的笔语）。
而且女孩想了这么多我的和我的联邦盖印的好书信的想法以及我的炮兵手套以及粉红蝴蝶结电话热狗正在吃还有芥末以及我如何感觉大的打击所以我能看见开心的结论在我粉红蝴蝶结电话钥匙挂在以及依赖好的力量在我粉红蝴蝶结电话芥末热狗马车。
而且有电话般大的推在我粉红蝴蝶结一个地方在我敬礼的信号主要面具以及甚至在我的电话粉色缎带电话快保险丝治愈在波以及就是要没有东西我的牙医卡片以及下巴牙齿密码以及坏牙痕迹窥探地方去买在好事件以及金牙线在帮派计划在普通房间外面。
我们现在回到哈罗德口头话语这个问题，我们在图7-2中呈现了两组数据，关于1 022个完全屈折变化形式的不同词语，这些词语构成了语料样本中总计15 046个连续词语。曲线A代表了这些词语的序列—频率分布，序列用对数标绘在横坐标轴上，而频率用对数标绘在纵坐标轴上。标为B的那些点代表了相同语料的数量—频率关系，相同频率的不同词语数量N用对数标绘在横坐标轴上，而它们的频率用对数标绘在纵坐标轴上。为了对比，补充了线条C，它的负斜率是1，代表了调和级数的斜率；以及还补充了线条D，它的负斜率为0.5，假如A的词语按照调和级数的方式分布，这差不多是数量—频率关系的斜率。
图7-2 哈罗德（有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的言语。米勒医生和史密斯医生记录并分析的总计15 000个口头词语的言语记录。（A）序列—频率分布；（B）数量—频率分布；（C）负斜率为1的理想线条；（D）负斜率为0.5的理想线条。
我们只关注曲线A，发现在顶部凹面之后该条线下降的斜率比C的理想调和斜率要陡峭得多，顶部凹面是这类语料中可预见的。因此这些数据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并且表明哈罗德正在给他的词语负载大量意义，让人很难理解。有趣的是，代表哈罗德15 000个连续不同词语的曲线A在图7-1曲线Ⅲ和Ⅳ之间十分和谐地下落，而曲线Ⅲ和Ⅳ分别代表了海伦20 000个词语的样本和10 000个词语的样本。因此，不管海伦和哈罗德在背景和文体方面存在差异，数据图还是很相似，可想而知释义由此也很相似。
B数据是指哈罗德使用不到40次的所有词语，很清楚它呈直线性，无疑表明了不管哈罗德的话在他人看来有多紊乱，就哈罗德本人而言这些话语却是系统组织的。
鉴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说哈罗德话语的区别特征不是他不会用我们用的词语，因为他用了；也不是他不会系统地用这些词语，因为他系统地用了。区别的特征在于他是根据不同系统使用了这些词语，这个系统尽管不为他人理解，可是对于哈罗德本人显然十分满意，他对奇怪的社会感到不解，最终放弃抗争，陷入了青春期精神分裂症。
在哈罗德紊乱的废话中我们窥见了他笨拙地尝试控制这些称作词语的奇异实体，这些词语实体在他看来显然具有超大潜能，可以疗“伤”，假如能够找到合适的词语。在海伦更加专业的废话中，连同废话中所有好战、反叛以及改革社会的热情，我们都能从她的大量书信中感受到她面对偶配这个社会现象时的根本孤独，而生物世界里配偶是仅次于生死的老生常谈。
我们在他俩数据中发现了负斜率大于1，因而这个斜率理论上表明，牺牲听者的经济换取了言者的经济。
由于上述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言辞的两组数据是我唯一知道的数据，对于它们的斜率我们不可妄言。可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就我所关注的所有关于词语的序列—频率数据中，只有海伦和哈罗德的负斜率大于1。因此，受制于未来发现的纠正，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推理，即大于1的负斜率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词语序列—频率分布的特征，而且精神分裂症是我们假设的自闭症的真实对应物。
三、精神分裂症的非典型特征
在精神分裂症文献中，对精神分裂症言语有大量描述，却没有太在意那些特征，它们虽然见于精神分裂症言语中，也可能见于非精神分裂症言语中。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同样的错误印象，我们简要论述精神分裂症的某些非典型特征——比如多音节、新词、形式语义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强调这个确实给精神分裂症定性的特征；倾向忽视传统词汇的常规意义。
除这个倾向之外，据我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利用言语中不常见的原则或策略。
因此，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高密度的多音节话语，听者几乎听不懂，这并非精神分裂症所独有。相反，这不过是想要用大话让别人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也常见于非精神分裂症者的言语中，他们可能在智力上或社会上缺乏安全感[16]。
所以，创造新词也并非总是精神分裂症的象征。相反，它可能不过是对特化经济的正当反应。词语blimp（飞船）watt（瓦特）wheaties（麦片）曾经就是为人所造的新词。如果精神分裂症患者创造了dorocell这个词表示“维多利亚女王的灵魂杀死不忠之夫时所用的鹤嘴锄”，他没有做什么精神分裂症的事，他创造的这个新词至多和fairies（仙女）、elves（小精灵）、seraphim（六翼天使）这些词语一样也没有对应的物理实体或关系。他的精神分裂症在于指望他人理解dorocell这个词语却又没给他人解释该词的意义。
同样，言语形态的变化（语言变化）以及言语语义的变化（语义变化）无论如何未必是病态的。不仅这种变化一直在民间词汇中发生，它们也必定发生以便保持词汇平衡，在我们双曲线方程式的假设看来，它们代表了词语多样性和那些词语的使用频率及其意义之间的经济平衡。显然，随着群体文化因时变化，词汇平衡势必受到干扰，结果词语在创造、变化或淘汰时必须重新分配意义。为此，存在着语言和意义变化的机制，使用这些机制绝非必然为精神分裂症。
当然，任何这类语言的和语义的变化，就像新词语，除非它们为言者—听者群体所理解和接受，除非这些变化的词语和意义为该社会群体所使用，否则没有社会用途。因此，社会对语言变化和语义变化的理解和接受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由于社会对特定语言变化或语义变化的接受只有在该变化为某言者做出之后发生，所以我们暂时不能认为，词语的形式或意义改变本身不能说是什么精神异常，无论这些改变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归根到底，总是言者选择他的词语和意义（即，他想要激起的反应）；另一方面，是听者试图把言者的选择匹配他自身体验的信号。假如言者没有说清楚他的选择——人人都有说不清楚的时候——是听者不能理解，并且听者假如要听明白就会要求言者把语义说得更精确些。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身体验中知道——无论是在给他人解释某个东西或写封信还是在教孩子时——按照听者可能有的词汇来编写自己的想法太累了（即，消耗功力）。因此，我们乐意欣赏精神分裂症患者给自己节省了许多功力，他没有费心思按照可被社会理解的信号系统组织自己的想法。这在经济上也容易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为自己如此节省功力时如何因而自动从智力和情感上孤立自己脱离他周遭可被社会接受的言语世界，后者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似乎是可怕地不合逻辑和专横霸道。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抱怨言语的非逻辑和任意性并非不正确；他很想用逻辑性更强而本身却又病态的表达，也并非不正确。英语中常见一种奇怪的分类把明显不相关的语义归入同一个词语，例如：“the rose”（玫瑰花），“I rose”（我起身了），“my daughter，Rose”（我女儿罗丝）；“I bear”（我忍着），“the bare”（这头熊），“bare legs”（光着腿）；“the draft of wind”（通风口），“the draft on the bank”（银行汇票），“the military draft”（征兵）；“palm”（手掌）和“palm”（棕榈树）；“saw”（看见了）和“saw”（锯子）以及其他众多类似词语。生在这样一个说话的世界就是生在一个不合逻辑的世界——而且就是生在一个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看来具有“胁迫性”的非逻辑世界，因为他必须接受和使用这个言语先决条件才可参与社会效益之中。
精神分裂症患者抱怨言语逻辑混乱是浪费气力，抱怨为了心智的经济而讲逻辑，这在我们看来显然都是正确的。毕竟，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语言因为逻辑自我一致性更强而值得称赞，尽管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强调这一点——给“其他同伴”提供了明确定义和经验核实，这样他就能够理解。像世界语（Esperanto）等人工语言的筹划者也同样关心对于“其他同伴”的理解，人工语言讲究更强的逻辑自我一致，而且要花费大量的功力，这样“其他同伴”就会既能理解又愿意理解。在节省劳力时逻辑自我一致是明确定义所必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设计自身更有逻辑的新言语时更加自由。
任何人假如忽视“其他同伴”都能建构一门更有逻辑的新语言。例如，假设tune这个词语的意思是“一种噪声”，那么Neptune就是Nep发出的噪声；假如这个噪声是海浪，那么Nep就是大海。假设有cat和nip这两个词语，我们会明白“how catnip may nip the cat”（猫玩具如何玩了猫）。我们会发现mother和smother如何相关因而smother可能意味着“对孩子好”；或者“它真的不是因为被猫喜欢而成为猫玩具（catnip）”。“印刷所学徒（a printer's devil）不是印刷所的童仆而是吃掉铅字的真正魔鬼（devil），这就是他为什么用手排铅字”。
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怀特霍恩医生认识一个聪明细心又神秘兮兮的妄想症女子，她常常微笑着说一些“航空信息”（airplane message），至少听众总是这样理解的，或者应该说是这样误解的。护士甚至在有飞机飞过时驻足观望，看看她是怎样获取信息的。一天她肯屈尊俯就解释她的意思。这个术语是airplain message（无聊信息），意思是“plain as air”（平常如空气），可是这个意思一点也不平常，除了对于该词语的创造者，因为空气对于不知情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是空气作为物质而存在也只有通过参与其中的微妙体验方可领会。在这一点上有意思的是，这同一位患者设计了特殊秘密字母表，她用这些字母在大量纸张上写下或画出整版“报纸”，有头版新闻、广告以及社会专栏——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唯一的秘密乐子。
然而，设计秘密词语、秘密代码以及秘密仪式和信号这个纯粹行为本身不是精神病的表现，如果“其他同伴”应该理解这些形式的意义并且该意义不是第一次被创造出来。只有当有人忽视了第四现实或社会现实并且试图代替第三现实，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人有精神分裂症的扭曲。总之，特定群体的实际文化词语就是该群体的语言，它有自己的信号和关联反应——无论这些词语在他人看来天生就有多愚蠢、幼稚或“原始”。这就是该群体的成员能够理解的语言，儿童世界的语言也是这样，“原始”部落人的语言也是这样。因此，尽管许多人不赞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儿童（虽然他们可能退化到使用语义更简单的童年时期语言），也不是“原始人”（虽然原始人很可能也有精神分裂症患者）。
四、精神分裂症言语和精神分裂症语言
为了坚持自己观点，我们暂不谈精神分裂症的言语这个更加具体的现象，转而论述精神分裂症的语言这个更加普遍的现象，精神分裂症言语是精神分裂症语言的一部分。我们会发现，我们先前对于精神分裂症言语的论证仍然可用，虽然特别难以定量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整个语言，包括言语和非言语。
首先，我们联系当今美国文化看待这个问题，假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有人裸体交媾，这无疑是一个反社会的信号，将会招来警车驱散之。
现在我们假设，读者青天白日走在街头被人强行扒光衣服并且被命令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交媾。他的惊愕，如果不是恐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被迫去做如此下流之事，假如不是亵渎神灵的。
现在转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例子，我们假设，精神分裂症患者广泛观察了上帝创造的狗、鸟和蝴蝶，发现它们的行为明显是质朴的、自然的，他“很有逻辑地”推理出，人裸体是质朴的、神圣的，而穿衣服才非质朴的、亵渎神灵的（有些部落据说就有这样的文化信仰）。此外，根据同样的观察，他断定交媾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上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如此确信不疑，同时又忽略了其文化词汇的有效性，他的言行举止就是这样。
想象一下他的惊愕，如果不是恐慌，警车来了，强制他不要做这样质朴的事——的确警察胁迫他穿上衣服因而使他表现得在其自身看来是亵渎神灵。这样的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送进精神病院，他在医院里大声疾呼宪法赋予自己的宗教自由权利（近来常见精神分裂症的有理化辩解）。
这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然而它是典型的个人逻辑系统简单化，忽视了那些特定言语和非言语的文化词汇。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更小的事情上。
例如，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假如有人从小就被妈妈告之“好人”要穿硬领。不管随后的软领岁月如何，他不仅继续反对软领，谴责软领为“下流”，甚至还强迫其下属上班着硬领装。在这类小事上这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曝其病。他对于人类社会评价这个问题太过于简化了。
或者，我们再举一个更显著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兵现在做保安仍穿着当时军服风格的衣服在铁丝网下来回踱步。他的行动在当时文化语言看来有意义，他的每个行动参照那些文化语言无可厚非。按照这些术语他无疑是“正确的”。
这位士兵的例子与我们教工中某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很大不同吗？他们实际上是依据僵化的绝对参照框架，如他们想象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表达自己的观点、行动和社会—政治评价，他们的参照框架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永恒的真理”和“绝对的正确”。然而，要是同样这些人坚持主张所有人都要说乔叟英语，该语言在乔叟时代十分有效，那么他们的精神病立即暴露无遗；这些人不是调整自我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评价而只是在获得对他们而言的“道德优越感”，他们这样做给自己节省了许多在智力上花费的功力。
另一方面，反抗已有的文化词汇并非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确，青春期大部分时候——至少美国人的青春期——几乎总是反叛成人的信仰、态度和文化行为。由于这个反叛本身有自己的文化词汇，其年青成员用这些词语表达自己，对这些词语几乎卑颜服从，可是这不能看作是精神分裂症。最终他们“人到”中年，又遵从曾经反叛的文化模式，该模式按照当时预期的反叛又多少丰富了它的范围[17]。少数革命者可能继续使用陈腐的反叛词汇；有趣的是，这些多年的反叛者相聚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他们重游年轻时经常光顾的地方，烛光下，餐桌边，一切依然那么熟悉，桌面上还泛着酒渍之光，曾经的反叛者与仍在坚守的“反叛”者，相望而坐，四目对视，不禁要问，“我们俩谁疯了？”
我们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是分裂的，我们意思不是说他内心性格与他本人格格不入，因为或许没有谁觉得对于世界有完全的语义整合却没有一组相矛盾的关联。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的分裂在于他自己的第三现实以及自己不敏感的第四现实。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钥匙和口令都能打开门因而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他来说社会信号有绝对性：正如他推上电灯开关，打开电灯，他说出一个词语便产生一个效果。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文化信号就像是锤子一般的东西；他无法理解文化信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
我们从理论上探究自闭症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的第三关联可能比经验和社会检测具有更多的有效性。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无意识控诉自己胆怯时可能会说出“I have no guts！”（意思是“我没有勇气”）。但是在其至上的第三现实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后来不再轻视自己，而根据其言辞“I have no guts！”，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他所有的肠子真的被清除了——他一想到没有肠子的人都会即将死去，于是就开始担心自己后半生。他也不会为任何感知检测或他人话语（社会检测）而改变自己的看法。那些意指文化数据的精神分裂症心智关联不为人知，因为他自己的“意思”显然是绝对的永恒的“正确意义”，他也不想任何人去干扰他的“意思”[18]。
五、物理环境中精神分裂症的过度概括［卡梅隆发现（the Cameron Observation）］
批评家这时可能会说，我们的结论至多只是针对精神分裂症言语和语言，而我们已经表示我们的结论适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整个精神活动。
那么，问题便出现了，假如我们想象的批评家坚持质问，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非文化现象是不是有点搞不清，他是不是十分普遍地“过度概括”（overincludes）。总之，他在处理物理现象时是不是认为比起实际有更多的东西同属一个范畴？他是不是发现事物在时空中的属性复杂难辨，所以就试图把它们简化从而单纯“过度概括”其物理问题中的物质类别和关联？他在区分自己的心理构念与时空物质条件感知数据时是不是有困难，就像他在区分自己的心理构念与文化条件感知数据时一样？这些问题每一个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假如我们理论正确，因为任何一种不正常状况下的精神分裂症心智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都会坚持他的第三关联至高无上。
此外，上述问题的答案根据诺曼·卡梅隆（Norman Cameron）博士的精彩实证研究毫无疑问都是肯定的，他研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解决问题时的思维这个主题25。根据卡梅隆博士的研究结果，起初测试员对问题的限定遭到反对。另外，这些作为被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改变程序规则和材料，声称是环境而不是他们自己不够格”——引自卡梅隆博士的论文，其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一段总结：
概括太多；从一个假设转换到另一个假设丝毫没有障碍。这些概括是不成功的（在解决测试者提出的问题时）因为它们（a）太过宽泛，（b）牵扯太多，（c）纠缠太多个人问题和幻想，或者（d）因为语言结构如此混乱以至于它既不能用于社会交流，也不能用作患者自我表现的基础。而且，（e）这些概括即便有时正确也常常没有引起相应的行动。
总之，这些被试在组织材料和概念工具时有困难，也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在概括时过度包含材料和环境条件。对于这些患者而言，程序规则和材料都是“错的”。这些智力上麻烦的问题要通过改变规则加以解决，即便这需要改变物质—能量的物理规则。
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心智，患者自身概念化的语义关联比文化语言或物理语言更加概括现实——对于这句话大概很少有神经病学家会有不同看法[19]。
六、论精神分裂症思维的“趋同”性
我们在第五章论述感知和思考时提及了属关联经济，它意指广泛多样事物的确定东西，而不是指表示每个不同事物特征的任何特定东西。我们还提及了种关联经济，它是指表示一些事物特征的确定东西，但是对于广泛多样事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强调具有这两种关联的经济；并且暗示这两种经济的取得可以通过把个人体验相关事件的m个不同类别定义为不同属类别数量最小值n的交集和并集。
另外，我们主张属关联与种关联之间相等却对立的经济平衡如何导致n个不同类别根据普通调和级数方程式p=1这个值而形成的频率分布，其中F=np，或者：
我们还指出，当p小于1时，增加的n个类别在变得更特殊时就会相应地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普遍，努特卡语的表句词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主张，当p小于1时，减少的n个类别在变得不那么特殊时就会更加频率更加普遍，我们不久前研究的那两个精神分裂症言语样本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当p=1时，这就是级数离散和趋同的临界点。因此，假如p的值不比1大，普通调和级数就会离散；也就是说，对于F·Sn的特定值来说，n的值也是特定的。我们在第二章使用了闭合（closure）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离散特征。
可是当p值大于1时，级数就会越发趋同，在它趋同到一定限度时n就会是无穷大。因此，精神分裂症言语中不会有闭合。
鉴于以上论述，假如我们可以根据前文那两个样本加以概括的话，精神分裂症言语是趋同的。可是没有闭合的精神分裂症言语趋同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们可以信赖我们在前文第五章的论证，即（1）相对更频繁使用的词语代表了个人体验中相对更古老的属类别，使其较新的种类别产生更多的交集和并集；以及假如我们记得我们以上观点，即（2）通过言语趋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既能①继续以相同的相对频率使用他的词语（类别），又②可以无限增加他的不同词语（不同类别）的数量n；那么结果便是（3）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上”是把这个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不同事物用基本相同方法表达为相同事物。我们用“基本”这个术语意思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义系统而言是基本的”。因此，假如我们正确地解释了精神分裂症言语的趋同性，假如我们可以根据海伦话语中在样本规模增加后词语频率却未变这个事实作评判（图7-1），那么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一成不变地使用一套固定的僵化属类别。其次，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断增加n却没有改变其最初类别的重复率，因而是以一个恒定比率将自己的最初类别表达为更加具体的类别。而且由于在一个Sn为限值的趋同级数中n规模却没有限值，所以精神分裂症或者能够永远把越来越多样的事物表达为相同事物。
换言之，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用最初一套属类别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别，他的属类别形成了语义僵化的综合的个人逻辑系统。
遗憾的是，在美国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言论中存在着过度属关联的极好例证，他们有先入之见的概念和系统，挑选历史“事实”为了“证明”一个可爱的观点（常常无端侮辱那些对此不理解或不赞成的人）。虚假的关联以及貌似有理的逻辑这个问题在此类心智中是缺失的，因为它已经知道什么需要证明，而且因为它还选择了大量数据认定什么事实对于必要的证据是相关的和不相关的。有争议的事实可能被忽略了。按照这样方式，历史可能被曲解，似乎所有张三都是好人，所有李四都是坏蛋——于是理解社会行动原则时就省却了大量功力！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系统不同于精神分裂症系统，因为对于统一逻辑完整的欲求不同。这种区别只在于经验数据的处理上。对于自然科学系统，经验数据是主要的而理论是次要的；理论的逻辑内涵每一步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并根据经验研究对理论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对于精神分裂症系统，先有理论，事实是为了支撑理论而被挑选、被界定和被相关。这两种情况中系统目标都是个人第三现实的逻辑整合，毕竟第三现实最终主宰了他的行动。经验主义者根据他的观察研究或者根据他人观察研究中可证实的报告而改变他的第三现实的结构。精神分裂症患者正好相反[20]。
显然，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检查他与可观察到的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给他节省了大量功力，他的心智随着时间流逝在智力上越来越僵化。结果他自己的第三现实世界无法为感知正确理解，与他人所面对的环境事实相距甚远。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智而言，他的感知报告最终既在证实其所在世界时变得毫无必要，又在没有证实其所在世界时变得不可信赖，显然，他忽略自己的感知是经济的，他甚至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
精神分裂症设想的世界称作幻想。我们称其为梦境，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思维和做梦的动力学是相同的。我们将在本章以及下一章论述更多梦境的可能结构或“几何结构”以及动力学。
然而，梦的结构和动力学仅仅是心智这个第三现实的结构和动力学，心智无需改变自己的类别和关联以符合文化语言和物理语言的检测，结果心智更倾向于把无限可能概念化的越来越多不同事物说成相同事物，即倾向于作相同表述。
然而，心智是理论构想（如同岩石的万有引力），这一点我们在本章开篇就说过。我们对于心智动力学的了解只是通过它对可感知的物质—能量所产生的显著效应而展开。我们目前的心智研究或许已经异乎寻常，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限定在心智对于词语物理现象的效应，虽然不是全部限定在这方面，几乎排除了与特定社会群体有关的词语的传统形式和意义。我们把相当稳定的文化言语词语视作环境的条件（而不是物理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的绝对稳定条件），我们已经研究了这类著名的反社会精神分裂症心智对于这些相当稳定的文化条件的效应，并且已经发现了它“过度概括”且“过度简化”。
七、词语作为频繁使用的社会表达范畴
假如特定心智的可能类别和关联真是无限的，那么结果便是，特定社会群体所有成员心智加在一起的可能类别和关联也会是无限的。
不管怎样，由于在有限的一天说出词语以及对词语作出反应所消耗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结果便是，社区言语中不同传统词语数量n所引起的不同意义的实际数量m连同词语数量n都会是有限的[21]。
此外，具体意义构成了社会群体n个词语包含的实际意义数量m，这些具体意义就是该群体成员一致使用最多的那些意义26。总之，我们可以说，群体言语词汇的n个词语及其意义代表了该群体成员最常见的言语会场。
现在设想，群体的一个成员，想要从其心智的无限可能范畴来表达一个对该群体而言较为陌生的概念，可是又没有现成的词语或意义。这时候他可以根据文化上可接受的语法操作来置换词语，还可以使用类别、隐喻、明喻和例证，他希望交谈对方能够对这些言语刺激作出预期的反应因而“明白这个概念”。这个有新概念的人在如此处理时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把较大的言语实体置换看作延伸文化词汇语义范围的文化手段。
但是，现在假设第三或社会—经济子群体成员有自己的作业特征（比如渔夫），发现整个群体最常用的意义并非是他们自己子群体最常用的意义。这时候，他们要么通过改变意义这个手段给该群体某些标准词语赋予他们自己最常用的子群体意义［例如，line（航线），yard（桅杆）等词语在航海中的意义］，要么他们创造自己的词语。按照这种方式，第三或社会—经济子群体就发展出自身的行话或语言，语音、形态和语义平衡依据该子群体的用途得以恢复。因而子群体成了新群体，不再理解母群体了。
八、论精神分裂症僵化的可能缘起
我们在前文讨论了自闭症时明确地主张，特定群体中某些人比同一群体中其他人天生智力更僵化。这些更加僵化的个体我们称为自闭症者（借自神经病学的一个术语）。虽然很少有精神病学家会真的怀疑我们认为同龄人智力僵化存在体质差异这个假定的有效性，不过我们必须探究——假如只是思辨地——这个假定的含义。
现在，假如碰巧所有人都成了精神病患者，可是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可能性却不尽相同。的确，正如克雷奇默（Kretschmer）所指出的，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一类人的生理特征称作虚弱体质（其人格是精神分裂的）27。
这个体弱—精神分裂类型的生理标准很熟悉；它就是莎士比亚的卡修斯（Cassius）“瘦弱又饥饿”型：体高，身体有点笨拙，消瘦，平胸，肩膀和臀部在宽度上有一定的关系；脸和头有一定的特征。虽然社交常常有障碍，精神分裂症的人智力上可能很聪明［例如，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这些特征是遗传的因而可以称作先天的或体质的。
为了强调体弱—精神分裂类型的这些特征，我们简要描述一下克雷奇默说的另一种类型，即矮胖—躁郁型：强壮，桶状胸，易肥胖，易激动，好社交，情绪易变。这个类型也很熟悉，患精神病时更有可能患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这两个类型临床很好辨识。在病房里睡满精神病人，精神病学专家评委会可以单纯凭体质辨认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很少出错。
现在，假设这两个类型吃掉同样热量的食物——并且我们精神分裂症朋友没有一人挑食——我们提出这个纯物理问题：根据制造功力或储存能量的物理证据来评判，这两个类型中哪一个似乎是更加有效力的器械？
在此基础上，似乎肥胖和更加活跃的（性格外向的）矮胖—躁郁型是更有效力的机器，因为它似乎从其食物新陈代谢中得到更多。另一方面，这个有名的“瘦弱又饥饿”体弱—精神分裂类型似乎新陈代谢不那么有效力。
我们提及这个因素不是为了固守教条，而是要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僵化可能在其整个系统的机械无能中根深蒂固。假如我们认为“改变人的心智”需要消耗一定功力，那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对智力僵化（以及他推导的绝对看法）来自可获得的相对少量的自由功力。这个推测吻合我们最省力原则。我们只是推测这一点，为了说明同一物种成员在通常相似环境里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智力反应时可能存在的物理—化学基础。
人格分为两种体格类型，各有相关的人格差异，这一点总令人费解。虽然人格类型和体格类型之间关联并非全面却显然高度相关。此外，由于这种情况的本质，这个相关性存在体质基础，也就是说在人的遗传基因中体格大概就是固定的。
我们没有综述克雷奇默主题的文献，也没有任何教条的意思，我们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提问总是公平的！）
假设几百万年前有猴子物种a，它是体弱—精神分裂症类型，如黑猩猩（chimpanzee）；还有物种b，它是矮胖—躁郁型精神分裂症，如猩猩（orangutans）。
假如在某个地区一场疾病毁灭了雌性b，于是性饥渴的雄性b找到了雌性a并繁育了自体受精的杂种（a+b），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类杂种（a+b）将会是生活在这个生物社会连续统外围的新来物种，随着雌性b的疾病后果消失了，它不得不与物种a和b竞争，后者是两种更古老物种，对环境也更加完全适应了，而它本身又是来自这后两个物种。与那些大多数灭绝的杂种不同，我们假设（a+b）这类杂种试图四处奔走幸存下来，从山洞到森林又回到山洞——这是一个群聚的种群，寻求一些为数不多的幸存机会，这些机会是生物社会连续统中更古老更稳固的物种所剩下的机会。
假设（a+b）闯进了一个陌生环境，以新的方式对该环境作出反应，发现了机械工具以及火，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发出了它的交际性叫声。为了能够在这个拥挤的生物社会连续统外围幸存，这类新杂种几乎必须毫不延迟去作出自己的经济发现。文化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了。
一旦（a+b）在相对稳定环境里安顿下来，无论有多久，智力上更加僵化的a（体弱—精神分裂症）因素都会遗传下来。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遗传了b因素。有名的体格种族类型可能就这样在当地得以发展。
我们假设几百万年后，（a+b）的后代不断在体格和文化上发生变化，它们对自身的成就也有了强烈的印象，决心去寻找“缺失的一代”，这一代把它们与那些不那么聪明却同样适应环境的猴子分开了。它们在到处挖掘寻找“缺失的一代”的骨骼后，是否会想到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缺失的一代”？相反，新一代猴子只是两类遥远物种因素二项展开式的一个实例，精神分裂症和狂躁忧郁性精神病的极端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两组因素，只是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我们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假如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我们倾听遥远岁月里祖先们游泳、飞行和攀登的故事时，我们梦境还会有多么丰富的古老往事，而超我在不断变化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在此情形中，正如弗洛伊德曾经暗示的，我们巨大智力文化所衡量的是我们的生物不幸而不是我们的成就。松鼠不会用计算尺解决它的问题，它也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相对论的世界里每个物体都生活在自己的参照框架里，谁笑谁？
第六节 语义动力学：小结
我们已经描述了把人的心智组织假定为第三现实，它最终是建立在感知这个第二现实的基础之上，反过来，第二现实对人而言既是指时空中非生命物质—能量几乎不变的关联，又是指时空中人类文化高度变化的关联。
我们在如此描述人的心智组织时认为，心智组织力求成为有经济秩序的逻辑系统。虽然个体心智的抽象和关联无法由理想化时空的中学阶段传统数学加以描述，但是它们可以由对称和同构的其他代数学和几何学加以描述。我们接下来以（1）语义代数学、（2）语义几何学和（3）语义动力学为标题详细论述我们认为的相关的数学思考，我们可没有对此主题固守教条的想法，当然也没有要冒充所涉及数学领域里行家。
一、语义代数学
钻石在物理语言中就是一个碳晶体，它与其他形式的碳相对应，也与其他晶体和非晶体以及其他能量形式相对应。钻石就我们所知在物理上就是如此，仅此而已。
但是，在特定文化（以及特定个人的超我里）语言中，钻石可能是其拥有者“财富”、“声望”以及“势力”的象征——同属这三个类别也可以是貂皮大衣、黄金、绸缎、最新发型、政治观点以及其他随时用品，这些东西无论在文化上是多么地同属一类，可是在物理语言上并非一致。虽然钻石只是在物理上依据物理语言（依据定义）而行动，没有顾及任何文化或人的主观评价，可是它还要根据其拥有者的文化语言而行动（例如，它会根据文化语言被切割、被安装和被佩戴）。尽管物理语言和文化语言基本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语言就无法从数学上来描述。
假如心智的类别和表达无法用理想化的时空条件的定量代数学和几何学加以描述，那么它们可以由非定量的代数学和几何学加以描述，例如，我们可以用第五章提及的布尔代数来描述28。
用布尔代数的术语，可作如下陈述：
x=the
y=black
z=horse
x·y·z=the black horse
我们说the black horse=the×black×horse在布尔代数中有意义，而在其他代数中没有意义。因为布尔认为知识系统单位等于1，1-x·y·z这个表达可以指心智中挑选出x·y·z（或者the black horse）这个特殊类别后的任何事物。任何亚里士多德命题都能根据布尔代数加以表述。（另一方面，思考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似乎就是序列顺序，即ab≠ba）。
对说特定文化术语的任何人而言，任何言语实体包括置换言语都是代表了一个经验类别本身而不是其他东西。这个类别可以根据其他类别来定义（它们是乘积还是总和，取决于定义）。这些类别，不管它们的数量或差异，组成了一个语义系统。语言语法是并列规则，是形式—功能的系统修正规则；它的前提是贯穿整个言语结构始终的逻辑秩序——这个秩序是建立在逻辑类比和对称的基础之上[22]。那么，心智的维度是抽象类别。这些心智维度有别于时空维度。在时空中a draft on a bank（银行汇票）、a draft of wind（风的风口）以及a military draft（军队征兵）之间没有特别联系。而在我们文化成员心智中，假如只是根据抽象的言语类别，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他把自己的抽象具象化了，却又忽视了文化传统，这三个draft之间的联系可能在于：在炎热夏天他坚持穿上旧军装和军大衣去银行兑换支票。
二、语义几何学
与理论上的语义代数学相一致的是理论上的语义几何学，它的时空是虚构的，它的内容是相关的功能抽象，它最终仅为物理的时空。
我们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述语义几何学，我们将在下一章论述梦的语言及其在虚构时空中的抽象时将呈现一个理论构想，意在根据语义几何学提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语义动力学（动态象征主义）
代数或几何只是描述性语言。它们至多只能描述一个问题的相关内容和术语，不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这样的论说，即人的心智内容根据假定的语义代数学和语义几何学是可以描述的。
相反，我们进一步论证，人的心智除了试图建立一个逻辑上自我一致的知识系统单位，它还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把它的不同类别和关联的力最小化[23]。这个心智力最小化可以称作语义动力学（或动态象征主义）。
然而，语义动力学具体是什么？我们首先从经验上看待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言语实体分布的数据——读者可以作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尽可能多的样本——言语结构中明显存在着条理性。因此，例如，即便两个不同语言的言语词汇包括完全不同的n个词语，这些词语意义完全不同，不过，这两个言语在其n个词语使用比例上明显相同，这一点我们在论述普通调和级数方程式时已经发现。由于这些比例根据零假设并非意味着先验性必需，它们根据定义就是经验法则。
这个经验法则显然不是物理法则，就像这个术语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它也不是一个文化法则，因为文化只是作为对应物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个体成员的行动中。的确，法则是方式，是群体中个体根据群体社会传统的行为方式，不管这个特别传统是什么，也不管这个社会群体是什么。因此，言语的经验法则是个体的行为种类或方式，我们把它们的总和定义为该个体的心智29。控制心智结构和心智行为的原则我们称作语义动力学（或动态象征主义）。
虽然我们不能在此重复前几章所有细节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总结：语义动力学的第一个原则似乎就是最小值n这个原则，这第一个原则反过来是指任何有机体的所有不同种类的行动，根据这个最小值原则个体行动的不同类别数量n是最小化的[24]。这个最小值n来自我们最省力原则，该原则认为有机体把它可能的功力最小化。
通过减少物质—能量的不同种类、属性或结合的数量n，有机体增加了用一定量的功力在任何随机环境发现它们的可能性。有机体根据其感知—思考类别（包括相关性）预测其未来环境的相关事件，通过减少它们的数量，有机体增加了用一定量的感知样本发现其n个类别的可能性。由于以上表述包括有机体整个选择性活动，它的整个选择性活动构成了它的心智，它的语义动力学受控于最小值n。
我们主要在言语文化活动中发展并检测了最小值n。而我们在第六章探究了整个有机领域。
第七节 语言与人格结构
现在来看什么是个体的人格？
当然它不是个人所使用的具体物质—能量，也不是他完成的具体物理作业，与他同属一个物种的其他人也和他一样都要做这些事。我们甚至把这些具体活动称作其物种角色。
我们也不能把他的繁殖活动称作他的人格，因为许多其他物种和他一样都要承担这个具体的生物角色。
个体的人格不是他用自己文化语言扮演的角色吗？假如我们要理解他的角色进而理解他的人格，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文化语言。在这个用途上，人格只存在于个体借助可观察到的文化语言所扮演的角色中。这就是个人的文化人格，也是存在的唯一客观人格[25]。
然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呢？他不扮演文化角色。哎，根据以上定义，他就没有人格了。的确，当我们说起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退化时，我们是指他的文化角色的退化。
可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余可推测的内心生活呢？他的人格已经完全退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了解，除非他用文化术语表达自己，即使我们可能希望通过研究其系统动力学扭曲的本质来理解其系统动力学的某些方面。
但是，每个人的“内在自我”呢？内在自我对本人来说那么重要，按照个人自己观点，内在自我是不是他真正的自我？显然每个人都这样认为自己真正的自我；理论上看，一个人的第三现实就是他真正的自我，即便我们对于另一个人的了解仅限于他的文化自我（即，他的文化人格）。
[1]因此，例如，假设木匠忘了锤子放哪而用石头来钉钉子，那么这个石头对于这个情况下的那位木匠来说就是锤子的符号。
[2]与这个例子类似的是，从婴儿时起就教小男孩木匠技艺，他的刺激和反应特别对应木匠的工具和工作；一旦这位小伙子成熟，木匠的生活对他而言是理想的，因此，可以说他对木匠那类生活产生了固恋。
[3]男性出生比例增加的影响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后才能感受到，二十年后可配对的男性比女性多，根据古代战争消遣，这为杀死男人和偷走女人提供了性动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的确似乎是一个循环。
[4]为了再获得一个生物例子说明雄性数量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年龄组比例不平衡的影响，我们记得随着蜂群中雄性（雄峰）比例的增加，越发表明要开始对蜂群进行分群，这一点每个养蜂者都懂；假如我们把分群看作是内部革命，那么有意思的是，防止分群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幼蜂分开，因而年轻的保育蜂就会在整个蜂巢更加平均分布（因此，蜂群中年龄分布不平均可能会导致内部动乱）。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对这些因素加以概括，即便我们的基本理论能够经受得住实证检测。
[5]正如我以前的梵语老师克拉克（W.E.Clark）博士常常强调的：“梵语中每个词都有许多不同意思，而且每个意思都有许多不同词语。”
[6]如果可能，每项不同作业执行每个不同客体，这显然很经济；这种经济可能就是精神分裂症思维的特征（参见后文论述）。
[7]英国数学家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在前后连接的词语（如，这只黑猫）情形中发现了这个群体条件，为此他发明了自己的代数（参见本章末尾处）。然而，相同群体条件在每种言语置换的每一次置换中似乎都占上风，无论是在语音、形态、言辞，还是在短语等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言语ab≠ba中除外。
[8]我读到的这句引文，是沃尔什（J.L.Walsh）用铅笔写在他复制的《现代代数概论》（A Survey of Modern Algebra）第四章（群论）前头，此书作者为伯克霍夫（Birkhoff，G.）和麦克莱恩（Maclane，S.），由纽约麦克米伦（New York：Macmillan）1941年出版。
[9]这取决于之前章节论述的辅助条件。
[10]受制于有效交际的条件。
[11]同样有效的一个社会检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勾结众多女演员、大学校长、专栏作家以及其他类似准知识精英们，这样别人会相信准精英是正确的，反而觉得自己可能错了，因为这么多非凡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有错。
[12]在这个方面有趣的是参见《马太福音》（Matthew）第八章第五节开始的部分：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古代许多现实主义似乎都是以将文化看作物理事物这个混乱看法为基础19。
[13]捏造说谎的意思是，“理由”尽管常常完全幼稚，却被大家接受视为有效。
[14]约翰逃离其文化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不变的物理语言去交流，假如能够掌握传统术语（参照卡纳普（R.Carnap）及其学派对这个主题的精彩论述，前文所引用书的第二章）。一般来说，有自闭症倾向的人今天在物理学、化学和数学领域比在还要人教的社会关系领域更加快乐。
[15]现在看到的怀特霍恩医生写的病史是摘自怀特霍恩医生和笔者合著发表的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语言的文章24。诊所的资料来自怀特霍恩医生的经验；数据分析在笔者指导下完成。后文部分论述也见于那篇文章。
[16]“长词病”（long-word-itis）让许多人饱受折磨，它的经济可能在于这个事实，即长词语不常用，因而代表了伴随大词汇的对感知和智力的大体验。因此，说长词语本身就是精英分子的社会信号（参见第二部分），有意思的是，假如“其他同伴”难以理解，它就越有价值；例如，说出“quintessentially equinoctial climatic disturbances”（典型赤道气候干扰）这个短语有可能使孺子可教者哑口无言。对某些人而言，长词语是“有优越感的词语”，表示言者掌握了“优越的”知识和技能，后者反过来让人敬畏。因此，腼腆的人常常觉得羞于说小词语而乐于说大词语和难懂的法律措辞；然而，只要他们愿意解释这些词的意义，他们在病理上就不是精神分裂症。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沉溺于好用长词语，显然让听者更加困惑。
[17]我们认为第五章论述词语的核心—边缘现象以及相对守旧性在理论上适用于整个文化词汇。
[18]但是我们不要对我们理论过于教条，因为关于心智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它是由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先生提出的，麦克利什曾经是国会图书管理员、诗人、学者、罗斯福白宫圈子的常客、国务院成员以及著名的哈佛老年“知识分子”团队成员，该团队在二战期间为美国提供了智力筹备。《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以《“心智破坏者”乃最大危险，民主议会谈》（“Saboteurs of Mind” Greatest Peril，Democracy Council Told）为标题报道麦克利什的这番言论：
“当今民主捍卫者们产生混乱与不解，”麦克利什先生说，“假如我们不知道自由的敌人的主要策略就是要制造那个混乱与不解，这似乎不可思议。”他暗指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者是心智的破坏者，并且控诉他们在搞“智力暗杀”。他还补充道：“他们在蓄意破坏词语以及词语的意义（原文如此），他们企图破坏那些力求用这些词语捍卫自由的人的信用。这些破坏者是人类五百年印刷史上首次用印刷的词语来攻击人，这种攻击方式比用枪炮攻击人更加致命。”我们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像工厂，无法被破坏。
[19]也许“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坦率的告白是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汉普顿·邓普蒂（Humpty Dumpty）这个人物所说的话，他说的一个词可以指他想要表达的任何意思。没错，只要他告诉“同伴”这个词是表示什么意思。另外，他只需要一直背诵主祷文或不断重复说“da-da”，无论是在大笑、微笑，还是在伤感时，就像他人在文化上更清晰的话语中所作的那样，因为汉普顿·邓普蒂可以随意改变他的意思而无需改变他的词语。假如这位说话者在每句话末尾适当改变“da-da”的意思，他说成千上万遍的“da-da”的确能够表达整部荷马《伊利亚特》了。
[20]我们忽视了数学逻辑系统，因为这些是有固定术语和固定规则的游戏。
[21]这一点在理论上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词汇的结构。
[22]例如，我们说ox is和bird is；以及oxen are和birds are。因此根据这个语法操作我们可以作这样类比：
ox：oxen：：bird：birds
所以，类似地
Sheep：sheep：：bird：birds
[23]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认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该句格言与我们的观点指向一致。
[24]总是受控于辅助条件，这一点前文已作论述。
[25]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发现，这些文化角色的序列—频率分布遵循我们熟悉的调和级数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