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为参照框架“原点”的自我[1]

本章将根据前几章的论述企图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基础。为此，我们接下来将要论述：首先我们试图根据物理术语界定有机体；其次我们将世界上全部有机体看作单位生物社会群体，其中许多不同有机体为了生存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接着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将试图把上述论证与前几章论证整合起来。

第一节　有机体的界定

我们在前一章假定有机体必须存活下去并且在此过程中会把功力最小化；这个最小值我们从经验上加以证实了。现在我们接着这些假定继续探究有机体和幸存这两个术语的意义。因为只有我们界定了我们所说的有机体及其幸存是什么，我们的假定和论证才会有根据。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定义有机体。

一、人与机器

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生命行为都是在物理和化学的自然法则限定范围内发生的，因此，有机体在解决时空中任何物质—能量问题时是否利用了机器不可获得的各类物质—能量，对此我们无需表明立场。

所以，无论登山的实体是汽车还是人，据我们所知，该实体都要消耗物理功力以便克服重力和摩擦力等困难。这两种情况下，汽车和人代表了对于朝向熵的能量流动的物理限制。因此，如果汽车正好要上山，随着汽车消耗其供油，由此释放出的能量推动着汽车爬山。人登山也是同样道理。的确，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似乎不够全面。

然而，一旦（1）汽车或任何其他无生命机器以及（2）人或任何其他生物体的供油耗尽，两者之间的对等就不再有了。

因为（1）随着汽车供油燃尽，机器停止响应那个燃油释放出的力，尽管它继续响应其他力，汽车于是根据所有对它施加的力寻求与其环境之间的物理—化学平衡。称作机器的东西只不过是对于朝向熵的物质—能量流动所作的人为限制。机器及其零件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在寻找物理平衡的条件。

另一方面，（2）人或任何其他有机体在供油逐渐耗尽之时会力求补充燃料，因而这就表明了他并不完全像非生命自然那样无处不在渴求物理平衡。的确，有机体行动似乎意在避免与其环境形成不可撤销的物理平衡的条件。为此，有机体在补充供油和修复损害的自身系统时消耗功力。如果有机体进入了不再补充其供油或修复其系统的状态，该有机体可以说已经是死的了（我们用形容词“死的”（dead）意在说明，该有机体从此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已不再抵抗万有引力，也不再抵抗与其环境之间的电磁平衡）。

这种对于其环境“完全最终的”物理平衡的抵抗，我们认为是有机体的特征。

二、作为自我或身份点（Identity-Point）的有机体，作为参照框架而存在

人或任何其他有机体抵抗与其环境“永久”平衡的唯一可能方式以及人们迄今所知的实际方式就是，通过消耗物理功力的方式[2]。简言之，人们消耗氧、碳、氢等化合物，是为了获得抵抗物理平衡功力的能量1。

的确，我们可以把人或任何其他有机体看作是由某种电化学熔炉组成的物理实体，该实体致力于获得足够燃料去维持和运作这个熔炉、保存该熔炉远离物理平衡。虽然有机体也要生育，我们现在来关注此点，但是有机体基本上还是企图保存自身状态的物理系统。

但是，我们现在停下来问这样一个问题：有机体中是什么实际上保存了它自身？当然不是该系统的实际分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分子通过该系统而中转。在成人系统的分子大聚合中，大概没有哪一个分子是该系统出生时就存在的。从物质上看，有机体只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系统，物质—能量在此系统中流向熵；而且在从这个熵流中有机体获得功力维持自身物理系统。在任何已知物理观念中，有机体仅此而已。

因此，为了界定有机体，我们不可以从物质着手。相反，我们从时空中一个用作参照框架的点开始。这个点是数学意义上所识解的点，尽管它可被称作自我或身份点或灵魂；它是有机体参照框架的源起2。然而不论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将称之为自我或身份点——这个点只是作为物质—能量移动所参照的框架原点。

所以，我们对有机体的定义是这样的：有机体是在时空中可移动的数学意义上的点，根据这个点，物质—能量以物理环境存在的方式移动，在这个物理环境中消耗功力以便保存物理系统（持续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成分）远离与宇宙其他方面之间最终的重力和电磁平衡。

三、有机体与最省力（最小的可能功力）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明白有机体是在运转。问题是它如何运转。

此时我们从前文论证中记得，有机体在特定时刻可以有许多行动选择，有些行动在今天可能是最省力的，并且还发起了一个行动过程，可是这些行动并非明天还是最省力的。由于有机体的存在是连续的，那么最省力的生命将会是功力因时消耗为最小化的一生；也就是说，有机体将会把自身因时平均功力比率最小化。

随着有机体必须以物质形式存活而面对未来，这种因时平均功力比率最小化对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有机体意味着什么？显然，根据有机体当连续存活下去这个观点，有机体任何时候必须选择的行动是，其现在功力加上将来可能功力为最省力的行动。我们已经把这个行动过程定义为最小平均可能功力（least average probable work）。因为，在我们的表述中，effort（力）就是average probable work（平均可能功力），这在前文已经界定了，所以我们认为，有机体总是以最省力（least effort）（即，简言之，是以我们最省力原则）存活的。

然而，为了以最省力存活下去，有机体必须具有某种感知系统以便获得关于其环境的信息；它还必须有某种计算机制以便根据所累积的感知数据估算未来概率。

因此，我们上文陈述的有机体定义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感知机制和某种计算机制（或心智）包括记忆，这些在前一章已作了大量详细阐述。

四、有机体寿命

有机体无法把自己因时平均功力比率最小化，除非它寿命固定才可以计算平均比率。因为除非特定寿命是固定的，否则最省力这个概念——或者最小平均可能功力比率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面临着可能是最为棘手的哲学问题：身份点可以幸存多久？我们会十分坦诚地论述这个问题的要素，我们也会同样坦诚地陈述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论我们的回答在别人看来有多么异常，然而我们的逻辑没有发现什么瑕疵。此外，即便我们回答不正确，这个问题对于整个生物领域也提出了挑战，而且生物学如果还要作为一个系统科学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面对有机体自我或身份点存在时间长短这个问题，我们记得没有哪个问题可以有规定的双重最高级（即，两个极大值和两个极小值，或者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3]。所以，如果有机体以最省力存活，所有其他方面都必须是固定的。特别是身份点存在的时间长度必须是固定的，而绝非“尽可能长久”。因此，例如读者的自我将会有固定的寿命，尽管读者本人可能觉得他想活得“尽可能长久”。

接着，我们必须主张身份点的持续时限只能有三种固定方式。要么（1）身份点存在有限的时间长度，精确到最后一刻；要么（2）身份点时长差不多一出生就固定了，虽然其长度无法预测（为了方便我们采用第二个观点，它与第一个观点密切相关）；要么（3）身份点无限长存因而长生不死。我们逐一讨论这三个观点。

如果第一个观点（1）寿命是固定有限的——例如，89岁，1个月，2天，15个小时，33分钟，1.5秒——情况属实，那么身份点只有在时光流尽之后才会停止——有可能是这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寻求长生不老或躲避死亡，或者试图保存另一个生命或试图将他杀死，都是愚蠢可笑的，因为他的生命是要固定计算到最后一刻。此外，如果有机体的生命如此计量，那么有些社会现象，如战斗中大规模死亡，就极为有趣；因为，既然所有寿命都是固定的，敌军子弹——或者空军袭击平民的炸弹——势必在恰当的时刻开火而且他们射杀的对象恰好是那些生命固定正当寿终正寝的人。虽然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我看来，我对此表示怀疑[4]。

第二个观点（2）有机体寿命差不多是固定的，虽然它不可预测，这与当前的科学观点十分一致，完全满足我们从头到尾的整个论证3。因此，我们采用这个观点。有机体尽可能将功力最小化。

然而，还存在第三个可能的观点（3）即自我或身份点长生不老，这对于那些喜欢冒险尝试新观念的人颇有吸引力。根据这第三个观点，死亡并非生物的必需，正如生物学家一直以来所指出的。而且，根据这个观点，有机体最终死亡的动作，无论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总是一直在发生，以便该有机体的自我能够继续以最少功力“幸存”。这可能意味着，自我在一个有机体形式中死去是为了以某种新的有机体形式再现，结果，有机体生命在动力学上不可能不像波浪一样兴起、消亡、再兴起。当然，这一概念在科学上是没有用的，就一个名为乔·多克斯（Joe Doakes）的凡夫俗子而言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乔·多克斯再生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或者再生为一只家蝇，先前的状态无一保存，除了可以作为参照框架的原点之外，那么乔·多克斯成其为乔·多克斯的特殊性还剩多少？显然这儿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不朽的定义。

这第三个（3）身份点不朽的观点高度另类；所幸的是我们对原则的论证从不依赖采用它。然而，为了以免我们显得对可能是史上首次科学地提及不朽而胆怯——或者至少为非主观的提及——我们将在后文（下文的第三节）讨论繁殖动力时冒险去善意采用这第三个观点，以便说明它的后果。有趣的是，一个随后推论是我们同事在某研究领域中默认为自我的不朽在于其思考（也许他们这样认为没有错）。在如此真诚面对这个高深的哲学问题时，我们至少表明了，我们知晓它的存在，我们没有因为慑于当今科学传统观点认为死亡是一切结束而不敢去讨论不朽。对于科学家来说，或许死亡的确结束了一切，又或许没有结束一切；而且大概作为即便如此纯粹不必要之物的一个点，其持久可能性也许是乔·多克斯在黑暗时光的慰藉之源。

然而，涉猎这第三个观点有两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是，粗心的思考者可能推理出，采用这第三个观点是证明最省力原则所必需的。仔细审视我们的论证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主张生命期限固定却又不可预测的假定对我们目的同样有用。

将身份点的不朽视为可选的假定，它的第二个风险是，粗心的批评家可能错误地推断，我们对于身份点存在的假定也是同样可选的，事实远不是这样。相反，我们认为身份点作为参照框架原点的存在是逻辑上必需的，其中缘由我们会再次论述以免忘掉。

五、论身份点的逻辑必要

我们在前文为有机体假定了一个身份点或自我。虽然这个假定对于人类思考来说并非头一回，然而它对于那些还不熟悉自身领域中主要问题的物理学家而言可能特别难以接受。因此，在我们继续进一步讨论我们的假定之前，我们来论述该假定的某些逻辑层面，我们试图说明这个假定对于物理学如同对于生物社会动力学一样在逻辑上是必需的。

为了根据物理法则说明有机体身份点的假定是逻辑必需，我们只需重复我们曾经说过的话：有机体在寻求重力与电磁平衡时会立即崩溃，除非有什么东西阻止它这样做。因此，有物理学家要是对他的学生们说“所有物质—能量总是无处不在寻求平衡，”这位仁兄显然错了，或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他作为一个人就不会存在。假如他对自己的概括增补这样一个限定，“有机体情况除外，”那么他就面临了揭示“有机体情况”究竟是什么这个科学问题。然而，一旦他以科学方法研究有机体生命的物理情况，他因而就进入了我们称作生物社会动力学的专门物理领域（我们将物理学和生物社会动力学加以二分化只是为了尊重传统偏见方便阐述）。

假定自然与自然法则连续性是统一的，有机体的问题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问题，同样也是任何其他领域的问题4；毕竟本书的经验数据是物理数据，这些数据鉴于零假设是经验物理法则，因为它们是指时空的物质体现。如果根据传统物理法则有机体不是立即崩溃，那么有机体身份点的假定对我们而言在逻辑上就是必需的；但是，如果通用物理原则在有机体面前不是立即崩溃，该假定对于物理法则在逻辑上也是必需的。众所周知，有机体与其他万物一样是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因为与我们所见的一切相反，宇宙最终统一原则只有通过研究人类言语或梦来揭示，言语或梦毕竟代表了这个星球、太阳系、银河等天体上物质的行为方式。

在解决大多数物理学日常问题时，物理学家可以忽视身份点这个最终归为哲学的问题。然而，至于有机体，它能够在显然短暂时空里产生、存活和消亡，它既能根据所在环境而移动，又能根据自身需要而移动，它经常彻底改变自身外形和功能——那么科学家可以得体地提出这个以连续系统行动来体现这个反而没有连续物质组成部分的有机体“自身”是什么吗？的确，就是这个问题，该领域的严肃科学家难以避而不谈。

第二节　有机体的生物社会群体

有机体要么单独要么与其他有机体合作制造更多有机体，这就是很常见的繁殖现象。有机体在繁殖时使得有机体群体数量增多。我们将在本节探究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探究其功能组织的经济。

我们首先认为地球上任何时候活着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构成了生物社会群体。我们第一步来探究N规模的决定因子。

一、生物社会群体中不同有机体的固定数量N

我们在探究这个星球上任何时刻活着的有机体数量N时再次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哲学问题，该问题可以依赖探究者的偏好在不同深刻程度加以审视。就我们自己最省力原则的论证而言，我们认为N几乎是固定的，至少有上限，超过这个上限N物理上是不可能增加的。认为N上限为固定值的这个假定与当前理念相符，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整个论证。此外，该假定的形成没有借助最省力原则。

然而（1）由于现存有机体的数量N是有机体生死平衡的结果，而且（2）由于有机体出生是有机体繁殖行为的直接结果，有机体的全部行为理论上受制于最省力，以及（3）由于死亡至少部分归结为社会竞争行为，该行为也受制于最省力，因此，理论上看（4）N必须是固定的——N并非一个独立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以免它因而导出第二个最高级，否则会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不可确定。因此，N的固定性既可以借助又可以不借助最省力原则来看待。

如果生命受制于功力最小化，虽然N的固定性是必须的，但是还有个学派该学派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T.R.Malthus）5，他们认为N好歹又会是一个最大值，也就是说“有机体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鉴于生物学家对于果蝇群体增多比率的观察，这一说法是否合理有待商榷6。但是即便合理，在我们论述N固定这个观点的逻辑含义之前，我们将首先指出N为最大值的准马尔萨斯观点的荒诞之处[5]。

（一）作为最大值N的荒诞（即，“繁衍尽可能多的有机体”）

如果这个星球上活着的不同有机体数量是最大值，这就意味着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不同活有机体，而且如果这个N最大化由繁殖伴随，那么每个有机体的每个行动都会是仅仅朝向N规模的减少。

我们已经把有机体定义为物理系统，该系统对物质—能量的新陈代谢是为了保存自己作为一个连续系统抵制与其环境形成最终平衡。哪里环境中存在能量梯度差异，哪里就会有一个机器在运转，哪里就会存在一个有机体。假如N是个最大值，生物社会群体找出每个如此环境以便利用其可能性去增加N的规模。有机体的这个相对机械的浪费对于生物社会群体而言是无足轻重的，生物社会群体把N最大化因而无法使功力最小化。另一方面，N的最大化无疑会把每个有机体机构的规模减少至量子力学许可的极限，这样的话尽可能多的有机体就会在能量递降中幸存。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地球上许多能量在递降中没有发现有机体行动的存在。

在N最大化从物质—能量中获得功力时，生物社会群体没有义务把自身行动限定在早先的前核子物理学原则中，该原则认为物质不可变形。相反，生物社会群体能够“打碎原子”——甚至人类有机体最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以及利用原子能去增加N的规模。既然那样，随着N越来越多，地球像太阳一样开始发光，并且，随着地球原子能通过有机体生命过程散逸到太空，地球会越来越小，直到最终地球不再作为分子量而存在。

这就是如果N为最大值最后发生的毁灭——因为这就是最大值在物理学中的意义：某物根据物质—能量以及时空的常量而减少到极限。

但是现在讨论的N作为最大值的荒诞——也许它的荒诞到目前为止还不明显——至少有两大教育意义。第一个（1）教育意义是，N即便是固定的，相对特定质量其固定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该质量开始在原子上分裂发光；因此，从诸如太阳和其他恒星这么大质量的物质中产生的光辐射可能在生命过程中有自身的主要原因。我们当前讨论的第二个（2）教育意义是，根据我们对于有机体的定义，有机体形式与环境相对而论，因此没有特殊的物质——能量形式或种类对于有机体而言是必需的；相反，有机体用最省力得以保存自身的任何形态对于该有机体都是最优形态，无论该形态是固态、液态、气态、或任何同形态的组合[6]。

（二）作为固定值的N

但是如果N既不是最小值也不是最大值，如果仅仅作为上限，N必须是固定的。虽然它固定的方式与此处论证完全不相干，只要N非常大，我们仍将讨论固定N的两种可能方法，如果只是为了它们的教育意义，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固定N的影响力有教育意义。

首先，N可以固定为任何数字，比如10到第50次幂，这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无论发生什么所有不同活有机体的数量N。

或者N可以固定为，比如，与某个其他固定物之间的定比。例如，它可以是，特定时刻特定物质质量m的不同活有机体数量N与质量之间的比例，或者N/m=C。生命相应繁殖和死亡！7

不管N的精确的决定因子是什么，只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生物社会群体如何能够“知道”N规模是多少以便该群体能够正确地限定自身的繁殖。虽然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使之对应于我们大家好像都已接受没有答案的其他问题。因此，苹果在落下时如何“知道”它与地球之间万有引力是什么？可苹果还是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木材如何“知道”燃烧时怎样才能在壁炉中氧化？可它还是这么做了。地球如何“知道”依据其组织自身物质表面时有机体数量N应该多大才好？

二、固定值N与物种起源

一旦我们断定生物社会群体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是固定的，物种演变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化了，因为我们现在只需要探究，地球上N个物种要是以最小功力幸存，那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环境才算是经济上最有利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前一章整章的论证都会假定有效。因此，不仅规模小（简略法则）存在经济；n个不同工具的种类较少或多样性较小也存在经济（效益递减法则，包括多能经济原则、置换经济原则以及特化经济原则）。

我们说地球上N个有机体理论上发展出最简幸存形式，发现特定时刻的“最简形式”不仅取决于那个时刻的实际物理条件而且还取决于N的规模。因此，假设N如此之小以至于有足够的最容易代谢的物质—能量来补充它们日常需求，那么N个有机体理论上会用这一种物质发展出对此物质新陈代谢的最简易物理系统，于是便永远幸存——或者至少只要食物供给不断。

另一方面，假设N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最容易代谢的物质—能量来补充所有有机体的日常需求，那么，某些有机体势必用一些不那么容易代谢的物质—能量来满足自身，结果所有有机体都会与他者竞争获得或保持最容易代谢的物质—能量食物。现在假定N非常大，我们来审视这种竞争的一些后果。

（一）不同类别（或类型、或“物种”）有机体的起源

如果没有足够的某特定最容易代谢的a类物质—能量来补充所有N个有机体，那么有些有机体将必须用下一个最容易代谢的b类物质—能量来满足自身。如果这第二个b类不足以补充其余所有有机体的幸存需求，那么它们将必须诉诸第三个最容易的c类，或者第四个d类……直到它们进入z类可代谢的物质—能量，我们认为z类足以给最后的第N个有机体提供食物。其后，物质—能量继续流向熵，没有更多有机干扰。

由于所有N个有机体都在为最容易的食物而竞争，这儿的规矩便是，用最大机械效率（同样地解决了最有效防护自身系统不受侵略这个问题）处理a食物的那类物理有机系统将会享用最容易代谢的a类物质—能量。

我们进一步强调上述观点的细节。我们已经说了，最容易的a类代谢物质—能量为a类别最有效率的有机体抢先占有。顺便提一下，a类别不同有机体的数量既取决于现有的a类物质—能量的数量又取决于a有机体的组织效率。

我们现在假定a类物质—能量由两类不同组织的有机体a1和a2所代谢，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假如那样的话，在为这个最有利位置而竞争的驱动下，a2类组织往往会灭绝，要么是因为给a1的后代排挤掉了，要么是因为其他有机体采用了a1的组织方式，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照这样，a类有机体就成了一个纯粹种类，或类别，或“物种”的有机体[7]。

关于a类别或类型或“物种”的有机体净化的论证显然也适用于那些以b到z物质为食物的其余有机体。照这样，将会出现z个不同的纯粹类型或“物种”的组织，只要z个不同特别种类的物质—能量是现成的，只要所有其他相关条件保持不变，这些z个不同类组织就会得以保存。

总之，如果物质—能量在特定地区可代谢的能量值是变化不一的，那么，该地区有机体往往也会在它们使用不同物质—能量范围内不断变化其组织方式。由于这个原因，不同机械的或化学的类型或“物质”的有机体由于最省力原则会自动出现[8]。

（二）有机组织效率差异的效应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了，生物社会群体的N个有机体可以根据它们组织的“效率”依次递减从a到z加以分类和排序。“效率”这个术语该如何理解而且它的客观体现又是什么？

通过澄清，我们以A和B两家工厂为例，它们在既定间隔内生产同类同量的商品，但是它们使用的燃料热值和等级都不同；A工厂使用的燃料每吨可获得大量能量，而B工厂使用燃料的热值较少。因此B工厂要按照既定比率生产既定商品，将必须消耗更多量的燃料。所以，每间隔时间内消耗的相对物质质量表明了相对效率：假如产量相等，质量越大，效率越低。

我们暂时告别上述工厂例子来看有机体的情况，我们能够理解，作为一般趋势，如果我们认为所有有机体在保持身心统一时产出相同，有机体越大相对而言效率就越低。相对规模与相对效率之间成反比例关系的一个原因是，越是大量的营养价值较少的燃料越是随时在效率较低的有机体中传递；由于这个传输中的燃料也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就像煤堆和熔炉里的煤以及管道中的蒸汽都是工厂的组成部分一样——所以有机体的质量也就越大，在某种程度上其规模也就越大，因为先前章节中讨论过就近放置的经济。

但是，还存在另一个相对效率的标准：加工的相对成本。因为我们记得，任何燃料对于特定有机体的能量价值取决于有机体为了制造一定数量的现有能量而必须消耗的相应功力。这个因素带来了加工这个问题：更高效率的加工对于价值较少燃料的使用。我们从有机体自身幸存的需要来进一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有机体看作加工厂，我们可以推测，有机体使用特定种类的燃料，通过使用较少种类的机械过程——或机械作业——从燃料中获得功力，这样幸存的有机体往往是效率较高的物理系统，且受制于执行特定任务时的状态。原因是，在维持工厂这个问题中，减少机械过程或作业的多样性存在着经济[9]。总之，就是减少n个不同种类的物理工具或作业才产生了一个特定效果：最小值n。

然而，我们说到把那些产生一个特定效果的n个不同种类的机械作业最小化时，我们是在回应第五章有关工具类比的论述，在这个工具类比中，n个不同工具（即，物质组织的种类）执行特定m个不同种类的反应，n是最小化的。既然工具类比的所有讨论，特别是第五章的讨论，可适用于目前有机体相对效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相同规模不同种类的有机体这个情况下，不同种类的机械过程或作业或工具的数量n较少的一类有机体，也可能是效率更高的有机体；如果我们说有机体系统随着其数值n减少而变得相对更加简单不那么复杂，那么我们可以说，有机体组织相对简单与否可能是衡量有机体组织相对效率的标准。

总之，假如产量相同（我们认为事实总是如此，因为所有有机体的唯一任务就是幸存），规模相对较小且相对简单的组织可能是有机体组织相对有效率的标准。那么，在物质—能量流中幸运的有机体往往是那些规模较小且结构简单的有机体。不那么幸运的有机体往往是结构更加复杂的较大规模的有机体，它们在竞争最简单的工作时不那么成功，为了幸存它们被迫采用较大规模和较大结构[10]。较小规模且简单的组织没有必要总是在一起，虽然它们通常如此，原因第五章已作论述。

因此，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随着物质—能量流向熵，它给N个有机体的生物社会群体提供了新陈代谢的机会。这些有机体在这个熵流中都在竞争最简单因而也是最有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它们竞争最小规模的机会，或者在规模相等的情况下竞争最简单组织的机会。竞争中失败者为了生存“被迫”获得这个熵流中不那么有利的机会，因而变成更大规模和更加复杂的组织。

（三）熵“流”中各种条件

我们在以上论述中认为，物质—能量朝向熵的流动的内容和节奏是不变的，从而地球上某一刻的物质条件与接下来任何一刻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样僵化不变的环境条件下，N个有机体，在它们各自a，b，…z环境中已经获得了最大值的有机体效率，还将继续如此幸存于不定的未来，因为它们没有理由死亡（毕竟死亡不是生物的必需[11]）。

如果我们现在引入环境物理变化这个概念，这将会伴随气候变化，那么我们N个有机体不得不打造应急储备以确保它们自身不受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已论述。对这些应急储备的需求将会增加所有有机体的规模和有机体结构的复杂程度，这与食物供应的可变性或明显多变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再次认为，有机体结构的相对规模和复杂程度是生物社会最简幸存的竞争中相对成功的指标。因此，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随着我们一步一步由a类有机体走向z类有机体，我们经历了从最小且最简单的有机体到最大且最复杂的有机体。

三、物种演变

我们一旦引入环境变化这个概念，那么所有不同种类的有机体显然都会受制于它们形式—功能变化的需求。我们在本节将指出，有机体不仅仅作为个体将要发生变化或突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一章论述中预料到——它们作为物质也会突变。的确，就是这第二种突变——物质的突变或演变——才是我们当前主要关注的，我们试图表明为什么物种形式会这样变化。

为了准备更加详细的论述，我们首先用日常人类职业术语来陈述物种突变这个问题[12]。例如，我们以当今美国熟知的木匠这个特定职业为例。虽然当今木匠的机械设备与150年前的木匠设备根本不同了，然而150年来设备的演变是有条不紊的，也就是说更加经济的新机械装置出现后就会被整个该类职业所采用。这些年间，老木匠逝世了而新木匠进入了这个行业；然而木匠这个职业类型或“物种”在工具方面不断演变。

但是，我们在说一旦有更加经济的新装备可利用就会被采用时，我们得赶紧补充一句，这只是一般趋势。更精确地说，那些确实采用了更加经济的革新装备的木匠比那些没有采用的木匠更有经济优势。借助这个经济优势，革新者不仅影响了该行业新来者采用这些新装备，他们还迫使老家伙们要么适应要么出局。照这样，职业类型或“物种”在演变过程中不断进化自我——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a物种的情况——结果所有木匠往往使用同样的工具。

当然可能碰巧有些边远地区（1）那里条件特别不利于采用特定革新设备（例如，可能缺少必要的水力或电力），或者那里（2）人们如此闭塞以至于没有听说过该革新工具，革新者反过来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在那样情况下，职业类型或“物种”的旧有形式继续存在并且按照自身方式演变，没有采用这种革新。照这样，木匠行业最初x属种根据定义就会分解为两个y物种。

按照上述方式，作为突变的结果，突变可能是或不是所有物种共有的现象，特定组织的属类别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而存在，或者它可能发展成两个或以上的次类别或物种，后者可以包括或不包括产生突变的最初的类别或物种。

同理，特定职业类型或物种有可能会灭绝，因为它的工作由某个其他类别的职业更加有效地执行了。因此，例如，划桨奴隶这种职业就我所知今天已经消亡了。因此，我们在看待a、b、…z类别或物种的有机体组织时，根据它们独特突变的新近程度，我们可以推测，有些相对较古老，有些相对较新颖或较年轻。

此外，要是我们记得随着我们从a物种走到z物种，我们是经过了从处境变化较少的物种到处境变化更多的物种，同时我们经历了从更加古老的类型到更加新颖的类型。或者，使用变化率这个术语来表达，可以说随着我们一步一步由最小、最简单和最稳定的有机体a走向最大、最复杂和最不稳定的有机体z，我们经历了从那些突变率往往很慢的有机体到那些突变率往往很快的有机体（参见下文）。

（一）食物链

我们暂时回到对于朝向熵的物质—能量流动的论述，在这个熵流中生物社会群体的N个有机体以最小功力而幸存，它们在这个熵流中为自己抢先占据最有利的新陈代谢机会，它们摄取、代谢和排泄这个熵流中的物质—能量。这些N个有机体在如此幸存于熵流过程中没有构成物质—能量流动的准岛屿。相反，这些有机体按其本意是该流动的一部分；它们的摄取、代谢和排泄连同它们的工具都是该流动的一部分。除了它们的身份点或自我，所有有机体都是朝向退化过程中的物质—能量。

鉴于上文论述，显然，如果N个有机体中每一个都在竞争最容易的可代谢物质—能量而丝毫不顾他人死活，除非他人的死活也是为该有机体节省功力，那么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以它能够获得的最容易代谢的食物为食，不管所获得的这个食物是无生命的还是其他有机体的排泄物或者其他有机体活的或死的躯体——根据最省力原则任何一个都是最容易的。照这样，传统的生物食物链又出现了8，其中有些物种摄取无生命的无机物质—能量，而其他物种如蛆以排泄物或腐肉为食，还有其他物种如蟾蜍吞食活蝇，吃活的有机体躯体。

然而，我们在引入食物链这个补充概念时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改前文的任何结论，或者是关于“职业”种类和物种的出现和演变，或者是关于有机体的规模、质量、复杂程度和效率高低之间的普通关联，这些结论都无需修改。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引入食物链这个概念的确引入了另外一个风险因素。因为，一般来说，当某特定类型有机体A通过它们的排泄物或躯体为B类有机体提供食物时，B类有机体除了自身系统风险之外还有那些用身躯或排泄物给它们提供食物的有机体所受威胁的风险。例如，如果特定人群以玉米、豆类和猪肉为食，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风险之外他们还受制于伴随玉米、豆类和猪的风险。

因此，随着我们沿着从处境最有利的有机体a行进到处境最不利的有机体z，这条食物链总体上幸存的风险在快速地积聚，规模和复杂程度也越来越大。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进化演变的速度越来越快[13]。演变的速度很快这个概念导致了有机体的数量—规模—面积关系的假说，该假说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实证检验。

（二）有机体的数量—规模—面积的关系

食物链基本上存在地球二维表面的这个事实对于（1）N个不同有机体的数量—规模关系以及它们z个不同物种，以及对于（2）上述散布的a、b、…z个不同物种都有着有趣的含义，这一点我们将详细处理。虽然我们论述依据二维表面展开，该论述同样适用于有第三个维度的地球表面的层级。

1. 有机体数量—规模关系

我们已经陈述了，有机体随着它们在逐渐退化的物质—能量流动中由a到z，一般会愈发变得更大更复杂。由于较小的且较简单的有机体是较幸运的，较大的且较复杂的有机体难免聚集一起为生活中更加幸运的环境而竞争。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应当想象物质—能量流与有竞争力的有机体是“紧密放置的”。物质—能量流与各种规模和复杂程度不一的有机体的这种“紧密放置”代表了一个有趣的群体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记得这个物质—能量流是发生在二维表面，因此将受制于二维表面固有的全部性能，并且这些性能将会对相同规模s的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施加限制。

因为假如有机体规模的确不一，而且假如二维流与力争规模更小的有机体紧密放置，那么相同（线性）规模s的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就不会比s的平方大；或者：。当然，这是将s看作有机体的线性维度。假如我们将有机体的规模看作它占地球表面的面积a，那么面积—规模a的指数是1（或者）。

这个方程式至多代表了能够获得的最终极限，只有当全部有机体是以同等效率组织起来的，并且如果物质—能量流中除了面积因素之外别无其他因素出现，这个极限方能获得。然而，我们已经发现该流的能量在流动中越来越退化，有机体为了在逐渐退化的燃料中幸存就必须变得更加庞大且更加复杂，相同规模s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一般不仅与s的平方成比例；或者

n·s2+b=C

这是真的，因为随着食物能量越发退化，对于特定量食物的规模比率会变得越来越大[14]。

记住最后这个等式（n·s2+b=C），从a到z审视紧密塞满的不同类型或物种，我们会发现，作为一般趋势，不同有机体的数量如何以一个比它们规模s要快的速度（假如没有补充的因素抵消b——我们也无法发现这样的因素）而减少。换言之，随着我们从a类型或“物种”的规模为sa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a经历到z类型或“物种”的规模为sz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z，根据上文论述，我们总体上会从数量n大且规模s小的有机体走向数量n越来越小且规模s越来越大的有机体。

例如，假如一块非洲丛林挤满了生命，大概蚊子规模的有机体要比大象规模的有机体数量上更多。当然，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动态环境。

2. 物种的“散布面积”（area of dispersion）

我们暂时打断对于相同规模s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的分析，来探讨它们居住的地区面积。为此，我们将引入两个术语同种地区和异种地区。同种地区是就生命而言其化学和物理条件相同的地区。异种地区是这些条件不同的地区。

现在假如一块地区是同种的并且有足够大的面积为所有N个有机体幸存，那么a，b，…z物种在整个同种地区里的分布将会相同[15]。也许设想这个全部关系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想象一片汪洋大海，它的化学内容相同而且其他物理方面也相似。假如我们想象最有利的有机体a生活在最表层，水面下连续紧密放置了b层有机体、c层有机体、……z层有机体，每一层有机体是以上层物种的躯体和排泄物为食，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关系n·s2+b=C不仅对于N个不同有机体而且对于a，b，…z不同物种都是适当的。我们还发现，有机体a立即依靠纯粹物理条件，然而水下连续的物种不仅依靠物理条件而且依靠生物条件和上述的改变（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险链”）。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一个面积较大的异种地区，我们发现，这个地区，尽管异种是个整体，是由各种规模的小同种地区组成。换言之，我们不是说异种地区就是其物理和化学条件不断发生重大差异的地区。相反，异种地区就生命而言可以看作由各种规模的次要同种区域组成的。

在异种地区的每一个毗邻的同种区域，物种及其有机体群体的分布与上文描述的同种地区的分布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假如我们一开始不关注区域不探究该区域里的不同物种，而一开始关注特定时刻许多不同物种以及探究这些物种的各自散布区域，我们一方面遇到物种规模和复杂程度之间存在有趣的理论关联，另一方面分布面积也存在有趣的理论关联。

因为，当我们说特定区域对于特定类型的有机体是同种的，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整个区域里方方面面的物理条件都是一模一样的。相反，我们的意思是说，就特定类型的有机体而言物理条件是相同的。例如，假设海洋里生活着两类有机体A和B，并且假设A能够在华氏40°到80°的温度里存活，而B只能在华氏50°到60°的温度里存活，那么A能够在B存活的地方存活，虽然B只能在A范围里一些限定区域存活，其中温度既不低于50°又不高于60°。假如两者的需求再无其他差异，那么表面温度不一的大海里，更多功能的A物种一般要比更加特化的B物种有更广泛的散布面积[16]。

假如我们现在考虑分散在大片异种地区的整个食物链连结的分布，我们可以推测，理论上看，更小的、更老的、更简单的、更多功能的类型或“物种”的有机体比更大的、更年轻的、更复杂的、更特化的有机体有着更大的散布面积10。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环境风险的积聚与有机体在生物社会竞争中不成功是成正比例的。由于这些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不那么成功的有机体在它们的作业上将不得不更加专门化，而且，越是专门化，它们越是更加依靠已经变得更加专门化的特定环境条件。

我们现在想知道，特定物种的散布面积a是否无论任何都与其有机体的规模s相关。回头想想，好像随着有机体越来越庞大以及伴随在结构和需求上越来越专门化，它的面积相应地减少，可以说物理规模s的特定物种的散布面积a与a·s2+b成比例。因为，随着有机体物理规模和专门化的增加，它的风险成比例地减少，因此它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里灭绝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随着特定有机体散布面积的增加，它遇到威胁或灭绝的不利条件的可能性也成比例地增加。但是，更小、更简单、更多功能的有机体比更大、更复杂、更专门化的有机体相应好得多，前者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少得多也更能应对这些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那些有机体规模较小因而更少特化（或更多功能）的物种将会有更大的散布面积，比例上也如此（或者a·s2+b=C）。

上面这个方程式意味着，在地球维持生命的表面上居住的群体规律是，物理规模较小的不同物种较少，群体规模就会很大，散布面积也会很广，可是物理规模增大的物种数量增多，群体规模就会减少，散布的面积也会减少。

这种关系更容易想象，要是我们记得，环境条件在地球表面上不断变化，更大的且更特化的有机体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突变以便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条件。随着它们对新的当地条件变得专门化，它们成了新的“当地”物种。当然，所有物种都要调整适应它们“当地”特殊条件。问题是，随着物种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形式上更加复杂，它会在相对较小的区域变成本土化了。

因为这个本土化的因素，我们可以说，物理规模为s（线性维度）的特定物种的散布面积a与s2+b成反比例；或者

a·s2+b=C

因此，特定时期特定物种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以及它们的散布面积a不只是与有机体规模的平方成反比例。

假如我们接下来探究相同规模的散布面积a的数量n——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探究散布面积a规模相同的不同物种的数量n——那么我们不再将有机体规模识解为线性维度，但是相反，我们必须将其视作一个面积。假如那样的话，上述指数2+b就会变成我们所有上述等式中的1+c，散布面积a规模相同的不同物种数量na就会是：

na·a1+c=C

我们先前认为指数1+c是2+b的一半；我们现在只是从两个维度而不是一个维度陈述有机体的规模[17]。

因此，随着物质—能量在地球表面部分通过食物链而退化，物种的多样性沿着食物链变得更大。至于地球表面物种多样性，一些大面积区域生活着小的、多功能的、古老的有机体，数量越来越多（乘以1+c这个幂）的小面积区域生活着更庞大、更特别且更新颖的有机体。（有机体规模、有机体不同工具的数量n以及有机体专门化的相对程度之间是完全正相关，我们这种主张的有效性显然是整个论述的基础。）

（三）属种关系

我们在前文已经从理论上研究了地球表面任何测量时刻不同物种的散布面积的分布。换言之，我们把生物社会群体看作未定的状态。我们在总结时发现，散布面积a规模相同的不同物种数量na理论上遵循方程式：

na·a1+c=C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探究拓展到涵盖较长时间间隔的情况，在这个间隔期间，地球表面或多或少发生了彻底环境变化，对于不同物种必然带来彻底改变或突变。为了指导接下来的论述，我们提出以下问题：（1）哪些物种最有可能不得不突变（即，哪些物种有更快的革新速度）；（2）哪些物种在这过程中最有可能灭绝（即，哪些物种有更快的灭绝速度）；（3）最重要的是，哪些物种最有可能投出或“扔出”新物种以便取代灭绝的物种；因为我们认为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固定不变，一个物种的有机体灭绝有时使新物种的“扔出”成为必要。

至于前两个问题，指的是革新和灭绝的相对速度，似乎合理的是，随着一类有机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增加，面对变化时它们往往变得更脆弱（尽管环境的多变可能对于高度特化的物种有利）。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理论上看，革新和灭绝的速度与有机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成正比。因为这些有机体的物种散布面积相对较小，也可以说，随着散布面积减少，革新和灭绝的速度相应地增加了。因此，物种突变和灭绝倾向本土化了。在散布面积小的地区可以有望发现新颖的或年轻的物种。

另一方面，更小、更简单、更多功能且更少特化的有机体，它们散布面积大，革新速度慢，灭绝的速度也慢——而且比例上也如此。这些就是相对更加保守的物种，它们的形式一般相对更加古老。

现在承认地球表面一直发生着各种类型和强度的变化，承认物种灭绝一直发生在散布面积小的特化物种中，我们现在想知道哪些剩余的物种可能在当地突变投出或“扔出”新物种以便取代灭绝的物种。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因为成功投出新物种取代灭绝物种将取决于，首先，究竟有没有投出一个替代物种的机会，其次，有没有能力投出一个新物种，它能够在灭绝物种失败的新环境里成功存活。

至于上述问题的第一个部分究竟有没有投出一个新物种的机会，显然那些在特定物种灭绝的区域有成员的物种有机会投出一个新物种取而代之。由此遵循这条规律，即散布面积最广泛的那些物种大概有最多机会去投出新物种，通常特定物种投出新物种的可能机会与其散布面积成正比。因为散布面积a规模相同的不同物种数量na与a1+c成反比例（或者，na·a1+c=C），规律是：在特定较长时间间隔中，生物社会群体的各种物种，根据它们上述的散布面积很可能有机会去投出新物种。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想知道第二个部分哪些物种最有可能成功地投出新物种，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本章或前几章全部论证的基础推测，更小、更多功能且散布面积更广泛的较少特化的物种很有可能更能成功地投出持久的新物种。因此，一般而言，投出新物种的成功可能性与最后分析中所说的投出物种的散布面积成正比例增加。因此，幸存的新物种数量也将鉴于它们亲代物种的面积规模根据方程式na·a1+c=C而分布。

如果我们现在把上述两个论证结合起来探究投出新物种的可能机会以及这个风险的成功可能性，那么，按照相同规模的不同投出物种的数量na，方程式便是：

na·a1+c=C

这个方程式告诉我们，根据相同规模不同散布面积a的数量na来计算新物种的可能生殖能力。

为了设想上述新物种演变方程式的重要性，我们打心眼里想象，我们是在研究实际不同物种以及它们在较大异种地区的各自散布面积。但是我们不把它们称作不同物种，而是称之为不同的属，因为千万年后返回该同片地区，看看众多不同物种在此期间是如何由先前的属物种给“扔出”来的。

假如我们上述理论正确，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结束后返回时我们会发现，不同属的数量xg与不同物种的数量yg一致，它将遵循方程式：

而且那个方程式也将适用于所言的属和种的各自散布面积。

此外，假如我们选择还要更长的时间间隔，根据科及其后代属而不是属及其后代种进行研究，那么同一方程式经过必要修改一样可适用。

我们用x的对数作为横坐标、y的对数作为纵坐标来绘制属一种数据，假如它们符合上述方程式，该数据将会呈直线下降，负斜率低于1.00（因为不知道指数中c的精确值，我们无法预言低于1.00的负斜率有多大）。

为了实证检测我们的假设，显然没有必要在很长的时间间隔之初分析物种（属）分布，然后又在间隔末尾再次分析。相反，鉴于物种革新和灭绝的速度是相同的这个事实，我们只需要研究任何测量时刻任何地区的属—种分布及其面积，以便实证检测我们的理论。

令人高兴的是，多亏威利斯（J.C.Willis）博士的睿智和辛劳，上述实证检测所需数据已有现成的。

四、威利斯的“年龄和面积”数据11

在我们呈现威利斯博士有关不同物种的数量yg相同的不同属数量xg的实证数据之前——俗称威利斯“年龄和面积”理论——我们记得我们从未建立客观标准去区分属或种、或者种类或品种。相反，我们认为无论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理论都会适用于由此区别的类型。另一方面，威利斯使用通常的分类标准，该标准可以追溯到林奈（Linnaeu）对于同一物种成员的界定（即，交配和制造自体能育的后代的能力）。假如威利斯选择接受这个定义，我们对此绝不怀疑，他的研究结果应该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提醒读者，我们的理论也适用于同一物种范围内不同种类的物种（参见第二部分的职业数据）。

（一）实证数据

简单地说，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事实上不同物种的数量yg相同的不同属数量xg是否遵循方程式：

其次，用每个物种的面积ya代替yg时，物种分布是否还会遵循这同一个方程式。

根据威利斯博士的实证数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确实是肯定的，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12。

首先，威利斯博士在1912年最早发现了锡兰植物群的x属与y种之间存在上述关系，我们在表6-1中呈现了一些数值。从1912年起威利斯博士大大拓展了他研究的范围。例如，在图6-1中我们呈现了两条曲线：（1）所有花卉植物的属与种，以及（2）所有叶甲甲虫的属与种。这两种情况下物种数量yg都止步在50，我们在纵坐标轴上用对数进行测量，物种数量yg相同的不同属数量xg在横坐标轴上用对数进行测量。这些数据取自威利斯博士和G.阿德尼·尤尔（G.Udney Yule）博士发表在《自然》（Nature）的文章（1922年2月9日，第178页），在那篇文章里该数据是用逆转坐标的图形呈现的[18]。

图6-1　所有花卉植物以及叶甲甲虫的不同物种的数量相同的不同属数量（来自J.C.威利斯数据，反转了其坐标）。

显然，从图6-1的数据中可知，物种分布基本呈线性，负斜率小于1.00，y的指数大于1.00，因此符合方程式

此外，有关各自散布面积，根据威利斯博士，纵坐标轴也测量ya面积的规模，这一点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已经阐述的足够清晰。

虽然图6-1只包括了两套数据，这两套数据的线性和斜率非比寻常，因为根据威利斯博士的报告，其他所有观察到的数据在我们坐标系统中都是线性的而且y的指数都在1—2之间。为了不让读者怀疑威利斯博士在研究该主题时的勤奋认真，我们从威利斯和尤尔发表在《自然》（上述引文中）的上述那篇文章中引用一段文字：

……这种曲线不仅对于世界上所有属类物种而言是有效的，而且对于所有植物和动物的科而言、对于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的属而言、对于本地植物群和动物群而言（这在一小时内可以证实），以及对于很有地方特色的植物群例如剑桥郡的植物群而言都是有效的；它只适用于维肯滩地以及其他绝对本地的植物群丛。它也获得了，正如里德（Reid）夫人在同一天晚上宣读的报告中说明的，所有检测过的第三纪化石沉积物。

那不仅适用于相同物种yg的属数量xg而且适用于它们各自散布面积。因此，我们根据最省力原则推导出有关相同属类的不同有机体物种的数量和分布，该理论推导得以核实；经过必要更改后，我们有关属数量yg相同的不同科数量xf的推导也得以核实。此外，关于种与属的相对年龄，我们认为已经从理论上说明了威利斯博士多年前所声称的那个情况。至于威利斯博士对其数据的合理化分析及其理论的演变，我们没有明确表态。

在这一点上，我们记得有句谚语“事实是神圣的，评价是自由的。”威利斯数据作为一个实证法则的伟大意义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我们当前由此作出理论解释的正确性是另一回事。我们能够为自己理论声明最多的就是它对威利斯数据给出了足够多的理由，即便威利斯数据的确看起来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参见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二）威利斯数据对于最省力原则的含义

如果我们认为威利斯数据的确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那么由此证实的我们已经作出的假设又是什么？

第一，威利斯数据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回顾前文所言，有机体的相对复杂程度与其规模成正比，结果较大的有机体相对更难以成功地适应环境变化。

第二，威利斯数据似乎证实了我们在前一章以及第三章陈述的整个工具类比，这两章都讨论过不同的规模、特化程度、最小值n等所具有的经济和不经济。

第三，威利斯数据证实了我们认为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是固定的假设，这一点是我们整个论述的基础。的确，假如N的规模是不确定的，那么，在我看来，人们甚至无法清楚地表达进化过程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它的解决了。

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论，（1）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是固定值，每一个有机体在物质——能量新陈代谢中必须以最小功力幸存，而且（2）环境在其物质含量的能量梯度中明显不断变化，那么（3）对于不同物质的竞争与以最小功力代谢的不同物质成正比，结果（4）z个不同的类型或“物种”就会出现，而且进而（5）有机体相对规模表明了它们组织相对无效率的程度以及它们在竞争中相对失败的程度。然而，由于（6）有机体的躯体和排泄物可能是其他有机体的食物，这取决于相同的能源含量，如果该地区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有机体，食物链便会出现；因此（7）那些吃掉其他有机体的有机体往往会变得更大、更加特化，同时比那些被吃掉的有机体处境更危险；那么（8）由此它们一般不得不更加经常突变，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灭绝。

以上就是我们的论证要点，我们认为这些要点在J.C.威利斯博士数据中得到了证实。

（三）进化的意义

此时，读者可能在想，所有这些关于物种起源的论证与人类言语的动力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疑问很正常。

假如读者再读读前一节最后几段论述可能会发现，整个论述与前一章的工具类比是相呼应的，在前一章里不同工具的种类或类型正如不同有机体组织的种类或类型一样是最小化的[19]。工具类比与我们进化理论相一致，这并非偶然。相反，本章只是在观察工具类比中的N个不同工匠彼此相互竞争。因为相同经济原则也会适用于更大的生物社会领域，我们有望发现更古老组织的许多小有机体广泛出现（而且有更大的重复率或生育力？），以及更大、更年轻和不那么广泛的有机体数量在减少——根据我们的工具类比。

也许理解进化过程出现了困难，部分是因为物种这个术语的具象化有困难。物种不是事物；物种是有机体组织的方式。因此，我们说恐龙灭绝了，不是想要说它们都死了——因为它们都已经死了千万年了。相反，我们的意思是有机体不再采用恐龙的存活方式了。

这个例子与言语现象十分类似。因此，特定词语不是事物，相反，它是用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说话方式表达出来的话语。词语一旦说出来就无法再重复，尽管可以再采用其传统的陈规去言说（而且，当我们提及词语重复，我们只是意味着：类型的重复）。言语就是把人们的观念投进文化“鸽笼”或者传统的约定俗成，它们有确切的相关社会反应。这些文化“鸽笼”无论在操作还是在进化中都有自身的经济。

生命过程通常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有生物社会“鸽笼”或有机组织类型，生命实体——N个不同自我——据此表达自我。这些生物社会“鸽笼”或有机类型无论是在个体组织还是在互动和进化中都有它们自己的经济。

有些批评家对于我们采用广泛视角处理语言和人格这个主题有看法。即便如此，然而当人们提及进化过程的动力学时，不是仅仅指地球上a，b，…，z个不同物种的特殊形式—功能的演变，这一点已经由诸如林奈、达尔文（Darwin）和威利斯等人研究过了，而且还指每个演变、每个物种的每次形式—功能的演变以及每个不同物种的演变，还包括人类言语的形式—功能的演变。

我们在本章实际上通过研究言语这个微小有机现象的动力学而研究了所有有机进化的基本驱动力，言语在称作人的物种的活动中如此重要13。在概括我们的言语发现时，我们已经根据威利斯数据检测了这些言语成果。

第三节　生殖的经济

常识告诉我们，所有有机体都有生殖的冲动。然而，这种生殖经济又在哪？因为假如我们认为有机体的每个行动都是导向它最经济的幸存，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论证有机体的生殖活动也是如此导向的。此外，随着我们在其他有机体行为领域更加坚固地建立了最省力原则，我们被迫去推理生殖的经济，即便我们也许不能成功地揭示这个经济是什么。

在试图探讨生殖经济时，该经济无可否认令人困惑，我们手头有三个推论，它们是我们在本章开篇所讨论的。第一个推论是每个有机体都有自我或身份点，这是它最经济幸存的参照框架的原点。第二个推论是在这个星球上任何时候生活的有机体数量N总会是固定的。第三个推论是有机体生命长度总会是固定的；而我们采用的观点是生命是一个固定的有限时间长度，尽管它的实际长度不可预测。

我们采用生命有限固定却不可预测这个观点时，并非排除了有机体自我或身份点可以是永恒的这种选择可能；我们有时说，当我们到了目前第三节有关生殖经济时，我们应该使用身份点永恒存在这个假设，随后认真试图解释生殖冲动。

我个人不知道自我是否永恒；但是假如“它”超越死亡，我不知道那个超越死亡的“它”是什么。然而，我的确知道生殖现象构成了生物社会动力学真正的也是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也知道假定之说是不可能有用的，除非假说确实经过实证检测；但是，假如从未冒险尝试给予解释，也无法理解现象。然而，一旦有人的确冒险尝试表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那么他就至少为别人树立了瞄准的靶子，他这样做可能开启了探究的过程，这会增长我们的知识，不管最初立场的结果可能有多荒诞。于是我们因此冒险尝试，没有恐惧就没有希望，去建立一个假设构想，意在把有关生殖现象的经验与自然从语义上整合起来。

一、论题开篇词：作为经济便利而不是生物必需的死亡

正如前文所言，假如这个星球上任何时刻生活的不同有机体数量N是固定的，那么，只要有机体繁殖更多有机体，就必须有办法去除有机体以便保持N固定。或者，相反，假如有机体死了，要是N为固定值，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有机体来补充。因此，不难想象，新有机体的出生在动力学上与旧有机体的死亡相关联。

死亡本身不是生物的必需，这一点生物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指出了[20]。就此而言，单细胞有机体长大分裂成两个有机体，很难说是死了，只是因为它的单一身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变成了两个身份（“无尸殡葬”这个短语成了套话）。众所周知的“分裂增殖”多年来一直在继续，所以，许多碰巧活到今天的那些特殊单细胞可以视作最初的有机体，而我们所能说的正好相反。

或者，我们举个不同的例子，给葡萄藤压条培植新枝，它会生根，由此产生了另一根葡萄藤，从这根新葡萄藤上反过来再压条新枝，就会得到第三根葡萄藤，就这样经久不断；最初的葡萄藤，虽然早就枯死了，但是它还可以视作仍然活着。

现在，假如死亡不是生物的必需，那么出生也不是生物的必需。相反，我们可以把出生视作附着死亡的经济便利。说的更具体些，我们或许可以认为，N个不同有机体通过它们的生殖活动正在建构全新的高度经济的环境，以便那些特殊的身份点逃亡进入不再经济的当前有机结构。这个“逃亡”既构成了前一个有机体的死亡又构成了新有机体的出生。无需告诉我们，这个观点在科学上是大胆的不落俗套的。我们只对它作为一个可能假设如何有效而感兴趣。

根据这个观点，当男女同房“生孩子”，他们实际上没有生孩子。相反，他们给一个身份点逃亡提供一个精心选择的物质环境。假如我们认为，虽然有无数个这样的机会供身份点逃亡，而且每个身份点选择“最简单的现有的”机会，那么怀孕并非伴随着特定的同房行为（也就是说，有些卵子即便面对精子但就是不受精）。有机体的创造是否自发出现而不是由另一个有机体产生——传统的“自然发生说”——这是个问题，因为“自发性”有机体无法与那些古老的久经考验的物种—形式相竞争，后者在理论上已经抢先占有了最简单的新陈代谢机会。

根据这个理论，每个个体天生就有繁衍有机机遇的冲动让身份点逃亡至此“再生”，尽管该个体自身的身份点不可能逃进它的有机体碰巧生殖的有机机遇。每个个体生命既定的生殖冲动来自所有N个生物社会群体以最小功力保存自我的集体经济；个体有冲动，无论他是否喜欢，因为这个冲动受制于集体经济。这个情况与人寿保险类似；个体支付常规的保险费，是在集体防御那些最终可能压垮每个投保人的风险。但是，人寿保险是可选的非强制性的，而生殖却不是：假如身份点必须以经济的方式幸存，而且假如死亡—出生是幸存的经济手段，那么生殖必须不可避免发生。

重复一遍，虽然生殖是个体获得（或者在交配时是社会获得），生殖的解释因而可能就是集体经济的解释。因此，虽然生殖可能导致个体死亡，或者完全毁了他的个体经济，然而，他还会有基本的性冲动，还会生殖，因为冲动的经济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生物社会的[21]。

“身份点如何知道怎样去做这一切？”有人可能这样问我们。“物质如何知道怎样按万有引力来行动？”我们这样回答。我们所思考的是逻辑必需，而不是任何对于不朽的个人关心，这使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根据这个观点，有机体特殊体验很可能到期就消亡，普通人每隔一天都可能为此伤心，也为此虔诚地感恩。

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纯粹理论的假设。不管怎样，出生、生殖和死亡都是存在的事实。

二、上年纪的不经济与再生的经济

我们已经说过死亡可能是生物的便利而不是生物的必需，而且身份点可能在死亡时逃进新的有机体。我们担着重述的风险来把这个观点与我们在前一章结束时讨论的智力僵化这个概念整合在一起。

我们在前一章指出，有机体拥有一个有关其环境既定条件的逻辑上自我一致的关联系统是经济的，这样的话，该有机体就能够获得有关其环境的信息，能够评估将来的机会和风险。然而，一旦有机体有了关联系统，无论是继承的还是获得的，或者都是，有机体生活在它的关联所满意的环境里是经济的。不管怎样，有机体越是成功地生活在它的关联所满意的环境里，该有机体越是变得智力“僵化”，越是“难以适应”变化；因为长期生活在稳定环境里，有机体记忆里储存了大量支持其自身关联的感知样本，这就使得该有机体满意地排除了不相干的任何质疑其自身关联的信息。总之，或者就是越来越有偏见（或者智力越来越僵化）。

变得更有偏见就是变得更不可能经济地适应一直变化不断的环境变化。因此，越有偏见就越不是经济的组织，因而在生物社会幸存的竞争中就越来越不成功——直到再也不能参与竞争的那一刻。

因此，为个人环境寻找相关关联以及为个人关联寻找相关环境的这个简单、显著同时又明显无害的装置，不可避免地把有机体自动带到了“智力僵化”（对此我们在前一章已作界定）的地步，这时理论上讲有机体死亡要比开始新生命更加经济，它的死亡要比借助过时智力工具为幸存而竞争更加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一个新病毒感染，一套新的社会关联，一种新的化学食物，还是一颗射入心脏的子弹，还是肉体的伤口，无论怎样，个体的死亡只是因为他无法调节自己的语义系统去适应环境变化。（的确，我们甚至预言，从对任何特定有机系统干扰中相对“愈合”比率、或“恢复”比率或“调整适应”比率一般都是与有机体相对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比率越小。）

那么，从理论上看，随着有机体年纪增长，它一般要么对死亡现象有超常兴趣，要么对于生殖现象有超常兴趣。这些在动力学上都是相同的兴趣：准备逃亡。修枝过度的树临死前常常会爆发出最后一次绚烂的花开。士兵在逼近的战斗中面临可能的死亡并非总是蜷缩隅角忏悔“罪孽”准备等死；众人皆知，往往他要去找女人——任何女人——以便迅速把他的精子撒播在肥沃之地。那么，死亡和生殖可能是有相似动机的现象。

死里逃生这个原则，使得N个不同有机体能够以最大的经济而幸存，在相当稳定的环境条件期间会产生一个有意思的推论。因为假如整个生物社会群体是因为特定环境机会和风险大致相同而以几乎固定的比率生活和变老，那么特定物种就会有几乎固定的死亡率，精算师从而可以开始预测生命的长度。

然而，精算数据不是涉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生物社会条件的唯一信息。因为正如雷蒙德·玻尔（Raymond Pearl）和帕克（S.L.Parker）在他们《果蝇》（Drosophila Flies）研究中已经说明的，实际繁殖率（即，繁殖后代的比率）可能取决于诸如群体密度的群体因素14。

我们提及这些不是用作我们理论的证据，而是为了表明，有关繁殖率的个体行为的生物社会条件这个想法并非是我们的原创，也不是为我们的数据所独有。

三、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判

由以上论述可知，每个有机体在生命每一刻都有两个行动方向，要么（1）死亡又再生，要么（2）继续活着和繁衍。这两个内驱力让我们想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某些假设，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假设。

（一）“死亡意愿”和“生命繁衍”意愿

我们暂时（1）把死亡和再生经济称为“死亡意愿”，（2）把继续活着和生殖称作“生命繁衍意愿”[22]。使用这些术语我们可以说，每个有机体每个时刻都有这两个相反的意愿，从有机体角度看，它们衡量该有机体在幸存和生殖竞争中的盛与衰。随着有机体感觉相对更成功或更有把握，那么生命意愿的重要性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顺便提一下，在这个系统下，无论哪个意愿，假如一旦占优，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性一般会得到增加：例如，成功或信心的感觉会导致更大的成功和更多的信心，以及随后相伴的其他感觉，反之亦然。其中缘由在于，相对而言，成功或信心的感觉大概伴随的环境让人觉得在智力上高人一等；而且假如这种感觉没错他很可能想要把环境改变成对他更有利[23]。相反，那些感觉失败和不安全的人必须花力气赶上似乎由他人主导并且对他人来说是安全的处境。

另一方面，很好理解的是，感觉智力上足够应对环境的人可能过于自信，对自己环境状况审视不够，而环境毕竟不是完全稳定的。因为，那些不安全且处境不那么有利的人必须时刻警惕，与他们不同的是，安全且成功的人可能突然发现与环境有关的自身优势已经恶化了，结果他们死亡意愿的重要性突然增加，而他们生命意愿的重要性甚至突然减少了。

这两个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个人身上似乎并非恒定不变，虽然可以想象随着人上年纪它们变得不那么多变了因而改变这个人就不那么容易了。

（二）目标的唯一性

再看一下生命繁衍意愿，按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两点，（1）活着的意愿和（2）生殖的意愿，我们发现这个生命繁衍意愿有两个不同的独立目标。由于一个问题中有两个独立目标而使得该问题因有两个最高级而变得毫无意义、不确定，假如只是因为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即追求一个目标就会压制了对另一个目标的追求，于是问题便出现了，哪个目标在前：活着，还是生殖？[24]

就事实而言，有些有机体，如雄峰，生殖的直接后果便是立即死亡，因而可以说它活着就是为了生殖。另一些有机体，如女人，绝经后没有生殖能力还能活很久；有些有机体如阉割的种马同样如此，它们已经被剥夺了生殖机能，可还活着。另一方面，有大量关于人的例子，无论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殖器，还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性欲目标，他们都自杀了，就像假如生命没有了欲求的生殖能力也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价值。

鉴于上述因素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在生命繁衍意愿中在先的是活着欲望还是生殖欲望。

然而，假如我们回忆前文论述，即生殖出更多有机体是个人自身幸存的（而不仅仅是该物种幸存的）生物社会机制，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生命繁衍驱动里，保存个人生命在前，而生殖不过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采取这个立场，我们就抛开了要不然会面临的双重目标的不确定。

那么，在我们的理论看来，活下去是首要的，而生殖冲动是达到这个首要目的的次要手段。

（三）后代的经济与不经济

假如生殖冲动是自我或身份点幸存的最经济的生物社会手段，那么就无需请教有机体个体是否想拥有这个冲动；它就是拥有了这个冲动。每个有机体拥有了这个冲动就必须试图要表达这个冲动，每个有机体自动面临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尽管这是生物社会的经济，繁衍后代可能并非总是对它自己的经济有利。尽管后代可能是社会的经济，后代自身是经济的吗？

假如我们暂时思考一下后代个体的经济与不经济，我们立刻会发现，后代可能既是经济责任又是经济资产。

后代是经济责任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众人皆知它们要为现有的食物供应而竞争。那么生育它们也是有物理风险的，而且还有被它们杀死的风险，这在生物社会群体中经常发生。因此，假如有了后代之后没有补偿的经济资产，假如亲代有机体总是以最大经济行动，后代的生活确实也朝不保夕。

不过，有了后代也有经济优势。首先，它们可能是食物供给的来源（毕竟存在同类相食的物种）。其次，后代的存在可能减少自身成为敌人牺牲品的风险；因此，例如，倘若有只饥饿老虎走进小屋，要是身边有个大家庭相比独自一人更有可能幸存（不管怎样，这是转瞬即逝的经济，因为给敌人供应食物长期来看是增加了敌人的数量）。

然而，上述两个经济优势在人际关系中都不显目，因为把后代当作伙伴、奴隶或配偶是经济的。因此，例如，假使人总是经济的并且必须生育后代是为了此人自我最经济的幸存，他难免会把自己的后代看作潜在的伙伴、奴隶和配偶，后代应当受到他们珍爱。

他同时会将其后代看作他一切欲求的潜在对手，因而他又害怕和憎恨他们。

因此，在所有人类关系中，每个个体对影响他生活的每个其他个体既爱又恨。对特定个体的爱与恨的相对程度取决于那个个体作为潜在的伙伴、奴隶以及配偶（或作为对手）的正面（或负面）经济价值。我们热爱食物供给的好来源，我们热爱那些服从我们命令的人，我们还热爱满足我们性欲的某个人。可是就我们依靠另一个人而言，这个人毕竟也有自己的自我，我们一直与潜在的对手一起生活。

我们在下一章还要重新开始这个论证，讨论性关系的经济。目前我们只是指出，人既想生又想死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论点，以及生殖是生命的冲动，以及爱恨交织，这些在我们理论上的最省力原则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

（四）自杀的异常

我们论证中最令人讨厌的部分是作为参照框架原点的自我或身份点永恒存在的假设。可是无论永恒自我的想法可能多么讨厌，许多显然在认真思考的人都默认，人“有个东西”是永恒的。

例如，精神病学派断言，“自杀是逃避现实。”然而，从物理学上讲，是什么逃避了？什么又是现实？

假如我们认为自杀是当事人的故意行为，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高度异常的处境，物理系统在这里任意毁灭了它自己；而且这个可能发生在有充足食物供给和庇护可以让自杀的有机体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存活下去的时候。当然，没有其他类型的物理系统可以任意毁灭自身。因此，我们必须推断，在自然与一套连续自然法则的联合体中，有机体必须有自我保存的某个“东西”，它依据某个参照框架能够最终想要逃进某个相对不那么令人沮丧的其他环境里。然而，我个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不知道“它”事实上是否的确逃亡了。

第四节　生物社会群体连续体的同步性

我们用下文来结束本章对于作为参照框架的自我的论述，我们将讨论生物社会群体的某些方面，以期将本章的论述与之前已有的论述和之后未来的论述整合在一起。

一、“生物社会时间”概念

我们已经使用生物社会群体这个术语来描述任何时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N个不同的有机群体。我们知道，这些有机体与它们所在环境在物理上是连续的，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是其环境的一部分（即，你的狗是你环境的一部分；你也是你的狗的环境一部分）。为了强调生物社会群体及其环境之间的这种连续性，我们使用生物社会连续统这个术语来包括这两个方面。

引入这个新术语是为了表明，有机生命可以用两个时间尺度来计算，它们可称作日历时标和生物社会时标。显然，归根到底，生物社会时标最终取决于日历时标。

我们用日历时标意指生物社会连续统可获得的物理能量的形成速度：太阳光，风和气流的稳定等等。我们还可以再增加沉淀速度或任何其他非有机物质—能量进入生物社会连续统而不受有机过程干扰的速度。地球上日历时标不过是指季节变化的速度，众人皆知它是多变的。利用这个能量的有机体在有能量可获得时必须就在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调整适应它们地区的日历时间。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许多有机体，如果不是大多数有机体，也取决于其他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因此，例如，假如苹果树要授粉，附近有蜜蜂时它必须正开着花；同理，蜜蜂倘若依靠花蜜而存活，在花开时节它们必须在场。对这个典型的关系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整个生物社会连续统不仅与日历时间同步，而且还要同步于生物社会群体其他成员正在做事的速度或时标即生物社会时标。

（一）生物社会速度的守旧性

鉴于几乎每个有机体的行动必须与其他有机体的行动同步这个事实，有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和死亡显然会以差不多固定的速度前进，这种速度总体上十分保守16。

因此，例如，树必须在有蜜蜂授粉时开花，它的果子成熟的速度也必须是它的种子准备就绪的“恰当时候”，以便其种子在“恰当时候”散播和发芽。树的枝叶及其生长的道理同样如此。

的确，由于就是这个生物社会的同步性本质，所有各类有机活动都会按速前进——众所周知，事情就是这样。特定地区的同物种成员一般不仅在形式—功能上一致而且在这些形式—功能的行动速度上也是一致的。

由于生物社会连续统的行动速度的同步性，有机体没有不得已的经济原因却偏离其行动常规是有勇无谋的。因为行动过早或过迟可能不单对于该有机体本身而且对于食物链上依赖它的有机体都是灾难性的。因此，这个连续统的有机行动速度往往基本上是守旧的。

（二）行为规范

我们已经说过日历时间的物理状况高度易变；季节确实很少复制自己；我们能够说的最多的就是平均温度、平均降雨量还有盛行风等。生物社会时间的速度同样也易变无常。

因此，在特定地区幸存的有机体必须不仅要适应环境的平均速度，还必须能忍受这些变化。例如，假使某地某天的温度是70°，有机体必须调整它们速度去适应这个事实；假如那天温度是在60°到80°之间，它们必须能够忍受那些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当记住，遍及整个生物社会连续统的所有速度都是变化不一的，我们会发现所有感知、所有判断以及所有反应都是根据这些规范而成形的。因此，特定色调、亮度、音高、振幅、温度、密度或化合物等必须在被有机体放进不同类型之前发生显著变化。那么，我们再重复一次，生活过程中固有的就是规范——数据规模——物理行动接近的这些规范。

这些规模是语义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有机体对其环境分类的方式以及使其环境相互关联的方式。所有有机体的活动只是接近它的规范。无论有机体可能实际上表现有多么不同；它们具有相同的规范，就这一点而言它们都是一样的[25]。直到这些规范改变了，我们才可以说起突变。

这些行为规范大概来自有机体过去对于这些现象的体验，并且用作预测未来的基础。因此，单单作为一个纯粹的数据计算，特定行为规范无论在个体发生上还是种系发生上存在时间相对越长，它在面对持续变化可能存在的时间也就相对越长。这可以称作规范的相对守旧性或智力僵化（或累积的习惯势力）。

上述因素导致的规律有：所有规范都是保守的，因为同步的生物社会连续统是保守的；以及特定有机体的某些规范——历史久远的那些规范——比其他规范更加保守或僵化。

因此，假如有人问起，特定有机体的何种行为规范在面对持续环境变化更有可能改变，我们当倾向于回答：是新近的规范。而且假如我们记得，根据我们第三章的工具类比，新近的规范一般是陈旧规范的置换，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规模的突变比陈旧规范本身更有可能影响陈旧规范的置换。所以，美洲豹更有可能改变它的豹斑而不是它的牙齿，假如我们认为它的牙齿代表了陈旧规模。

二、个体发展

我们将前文推理，即并非所有行为规范都可能以相同速度变化，应用到有机体发展这种情况中。我们首先发现，有机体由生至死从其自身需求来看绝非生活在一个同等变化的环境里。相反，它早期的生活环境可能是精心挑选的或者受到精心呵护。

（一）早期环境的优选

许多不同种类的有机体开始最初生活环境的物理条件和变化速度，都是根据该有机体的需求精心挑选的。例如，哪里有胚胎发育，哪里就有环境的优选。以人为例，如同众多其他物种，这种优选一直延续到出生后，父母亲（或其他媒介）保护后代不受变化的困扰，这些变化是日后长大成人的后代（根据定义）可能面对的。

早期环境优选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因为选择任何一个环境都要求那些选择者（双亲或其他媒介）消耗功力，胚胎阶段以及依赖他者的幼年阶段都会给其他有机体带来经济负担。因此，理论上看，假如把力最小化，那么，由于他者的经济即社会的经济，有机体被迫生长、被迫出生以及被迫断奶。另一方面，有机体本身还有个体经济，这个经济迫使该有机体成长到“合适时候”性就成熟，以便为可获得的生殖机会作准备。我们提及这些，以免我们忘了成长、发育和成熟在个体和社会上都是经济的，因为有机体是生物社会连续统的组织。

可是，伴随早期挑选的环境还有第二个后果：环境变化使有机体在所选环境早期阶段比在后期阶段发生突变的可能性更小，从比例上看也如此。的确，环境越是优选——也就是说，绝对生物社会连续统变迁中的有机体越是绝缘——有机体被迫经受适应性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例如，平均温度突然下降更有可能使得有机体在其生命后期长出绒毛或羽毛，这种可能性在它早期胚胎阶段和受他人保护的幼年阶段相比较更小。

（二）所谓的“重演法则”18

我们在前文主张（1）有机体在其优选阶段的早期比环境不再优选甚至根本就没有挑选的后期发生突变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而且我们以前还主张（2）行为规范越是陈旧——无论是个体发生上还是种系发生上——它经历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小。

由上述两点可知，随着有机体逐渐长大，它们在形式、功能和行动速度上一般比它们祖辈在相同年龄阶段区别越来越大。这是事实，我们再重复一遍，首先，因为早期发育阶段不大可能有必要发生突变，而且，其次，因为形式—功能存留时间越久就越有可能得以保存。

为了解释前面观点的重要性，想象我们有连续一百万代有机体发育到当今人类的这部系列电影。假如我们一个接一个依次检查这些影片，我们应该有望发现，鉴于上述理论推论，这些连续影片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影片结尾时要比影片开始时往往更大。我们同时还有望发现，任何两个影片隔代越久，结束时彼此差别就越大，而且影片的长度在行将结束之时也会更长，它们通常在影片结尾开始区分彼此。

同样，猪和龟它们各自类似的祖辈影片也是如此。

此外，假如我们认为，人、猪和龟的最初祖先是同一个，那么假如这三部影片往回追溯足够远，我们应当看到有这样的一代，在这一代人与猪之间——以及后来的人/猪与龟之间——的差异将会消失。

由上所述，理论上看，当今的人、猪和龟在怀孕以及早期胚胎阶段可能有着某种相似的形式—功能，但是这些相似性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少。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记得，特定突变是在当时现存的规范基础之上发生的，那么形式—功能的胚胎序列以及后胚胎序列与突变的种系序列之间往往一致，而这些突变的证据在个体发生上得以保留。因此，例如，当今猪从怀孕开始发育过程中，小猪发育历经连续阶段的序列与猪的祖先由最早时期演变到现今所依靠的突变序列之间往往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称此为连续阶段个体发生序列与种系发生序列之间的理论对应。

上述序列之间存在的理论上的一致，在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著名数据中大量存在——这些数据已经导致了所谓重演法则的形成，该法则认为个体一般在个体发生上重演它的种类（种系）的历史。认真审视所说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形式—功能会发现，许多大量祖辈的形式—功能根本就没有被重演，以及许多大量其他的形式—功能只是很不完全地得以重演[26]。

然而，当我们说个体发生事件的序列往往与种系突变的序列相一致，因为种系突变特征是反应在个体发生上，我们并非断言，个体发生特征的持续与种系发生特征的持续有任何正相关；例如，我们没有断言，胚胎发育的一天与该种系历史上那么长的千百万年（或者相同功能）是一致的。相反，我们只是说，某个特征在种系发生上存在时间越长久，该特征就越有可能出现在个体发生的特征序列中，以及越有可能出现在与种系突变序列往往相一致的个体发生特征序列中。因此，例如，黑脉金斑蝶的蝶蛹阶段持续几周，在其个体发生上明显隐现，这可能仅仅代表了，每种情形下，它在其祖先含糊的往日生命中都只是持续了为数不多的几周。不过，蝶蛹阶段前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与种系发生的突变顺序相一致。

或者，举另外一个例子，男孩在十几岁时候的性发育不是在重演他的种系发生，在种系发生中性成熟早就在男孩十三年发育与种系发生相一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反，我们可以说，男孩的发育一般是效仿其父以及向上追溯多少代人：重演重演的重演等等——假如选择这样语言来表达。

但是，更加精确的表述是，双亲生下后代，后代逐渐长大时更可能偏离双亲而生长，首先因为绝缘的优选环境逐年减弱，其次因为特定形式—功能存在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存在于未来之中。

众所皆知，虽然所谓的重演法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智力工具，不过，假如它意味着每个有机体一开始就要受制于重演其种族史这个规定，那么它的确好像有点多余。假如想要给所讨论的重演现象找个替代物，言语词汇的年代层或许会更好，我们在第三章对之已作论述，实际上它不是替代物而是文化方面的一个种系发生——个体发生过程的例子。

从孩子讲话的那刻起直到他不再说话，他都在使用言语工具激起反应。由于言语演变的本质，他更可能使用较古老的成分而不是较新的。可是，他从来没有穿越古今会说亲种族的印欧语系、亲种族的日耳曼语、西日耳曼语、古英语、乔叟英语（Chaucerian）等各阶段的语言。就我当前所知，他在个体发生任何其他方面也没有这样穿越过。

有机体从开始存活的那一刻起，就企图以最小的功力幸存于所在环境，并借助他所能任意处置的工具和物质—能量。他在无偿效仿其种族历史时理论上没有浪费功力。有机体起步于自身特别基因并向着特别模式或机会前进，总是以最小功力幸存于成年的生活中，有机体在存活中获得了某些形式—功能，鉴于其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体验，这些形式—功能在终究发生的未来中可能是必需的，这样的话，有机体可以随时以最小功力而幸存。

三、作为幸存机会之“海洋”的生物社会连续统

根据我们的理论，有机体生命的每一刻都同样“重要”；有机体每一刻都在把功力最小化，而且有机体每一刻都与其他任何一刻一样在活着。

另一方面，大多数有机体生命中，假如不是全部的，除非发生意外，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前有机体无法生殖，而此后却可以。这一刻，在基本的生殖动力上对于结束成熟期和开始成年期有一定价值。

我们将注意力限定在这个成年期，有机体这时养活自我而且表达自己的生殖冲动，我们发现，至此可以说有机体总体上已经在生物社会连续统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这并不是说成年之前发育的有机体在生物社会连续统中不存在，也不是说它之前不是受制于连续统的经济，也不是说整个连续统与之没有动力学上的关联。相反，这只是意味着有机体已经迈入了它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繁衍所必需的这个生长阶段。

可是，不管有机体已经长大成年这个事实，有机体还不能在生物社会连续统中“占有一席之地”，除非有“一席之地”供它在形式—功能上占据。或者，换言之，有机体无法利用时机，除非有时机在那。

的确，打个比方说，生物社会连续统可以视作几乎稳定的不同机会之“海洋”，新诞生的有机体都是各自朝向这个大海而成长。归根到底，机会本质决定了有机体的生长，而不是相反，即便该有机体本身可以为其他有机体提供更多机会，因而也是生物社会机会之“海”的一部分。

将生物社会连续统视作机会“海洋”而这个大海又是形式—功能生长本质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使我们思考有时候生理学家所具有的某种态度，他们认为他们说“万物都是机械的”就已经解释了行为的决定因素。为了阐述这个看法，我们以两个幼虫a和b为例；幼虫a是正向地性的，即它在行动中一般转向地面，而幼虫b是负向地形的，即它一般脱离地面跑进树顶。从生理学上看，这两个幼虫大概都是响应万有引力设备和电化学设备，这两个设备在机械上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它们的设计对于a情况就是使之向下，对于b情况就是使之向上。然而，为什么幼虫a有a装置而幼虫b有b装备，这个问题在生理学家的上述观点中没有给出答案。在我们看来，各自生物社会机会才是有机体所利用的——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端——这就是机械装置的决定因子。总之，生物社会机会最终决定了基因，而不是相反，即便特定有机体可能“了解”这些机会，该有机体只是因为其种系发生体验反应在怀孕时的基因遗传中才可能有所了解。

成年行为的机会可以看作是早期生长的目标。因此，这就很好理解，例如，小家伙竭尽全力长大成为一个大人。然而，从怀孕到成年的连续生长阶段本身也必须在生物社会连续统机会范围内发生。换言之，有机体在生存中不断挑选机会，在整个这种生长过程中他的功力都是最小化的——最省力的道路。不过，在这条成长道路中并非所有成长步伐都是同样有利的；相反，有些阶段风险超常，死亡率十分高，反之亦然。

因此，生物社会连续统不仅仅是机会的“海洋”，还是定向的且同步的合理道路组成的一个迷宫，沿着这些迷宫道路有机体向前生长，这既是自身经济的结果又是他人经济的结果。在这个最省力的合理道路“海洋”中，所有生长和繁殖的活动理论上都受制于相当稳定的速度（而且精算师可以放心地作出数据预测）。

四、生物社会连续统的领域

把生物社会连续统定义为N个有机体在其环境中的生物社会群体，我们仅仅赋予了整个时空连续统一个新的名称，因为从理论上讲宇宙中每件事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然而有时候采用一个新名称是明智的，可以克服一个老偏见，该偏见的存在可能甚至连最用心良苦的人都没有在意。

继续用这个新名称，我们想知道什么行动属于生物社会连续统的领域（即什么物理变化因为有机需求而受到影响）。

我们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相反，我们只是指出，十分啰唆地指出，任何有机体为了经济地幸存而做的每件事都是生物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因此，例如，生长中的树，蜂巢中的黄蜂，洗澡时唱歌的人，产业机构里一起工作的人，他们都是生物社会领域的一分子；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谁比谁更有代表性。

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在整个生物社会领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连续的动力学原则？例如，我们在思考生长中的树、蜂巢中的黄蜂、洗澡时唱歌的人以及产业机构里一起工作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认为：（1）这些仅仅是不同条件下不同事物的例子，不过它们的行为都要受到同样控制原则的制约；还是认为（2）这些事物代表了不同动力原则在起作用（例如，上帝对人呵口气使人永远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由此人现在有独特的动力学本质）。

每一种看法都是假设。我们在本书中已经采用第一个观点：统一的连续的动力学原则。所有生命现象都反映了这个原则在起作用，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主张的最省力原则。

如果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任何一个生活现象来揭示这个原则（例如，树、蜂巢里的黄蜂、浴室歌剧、人类产业机构）。

五、小结

我们在本章把有机体定义为自我或身份点，是物理系统中参照框架的原点，该系统把自身保存为一个连续的物理整体，没有一个连续部分反抗所在环境中最终且最完全的重力平衡与电磁平衡。

我们认为有机体把力（或可能功力）最小化，我们已经指出，有机体要么幸存于一段有限的固定时间内，时间长度不可预测，或者要么幸存于永恒，而且后者可能是事实。

我们还进一步论证，鉴于有机体显然普遍存在的繁殖活动，在地球上任何时候存活的有机体数量N几乎是固定的，没有最大值，也没有最小值。

鉴于以上观点，我们主张，新有机体的繁衍是幸存的手段，新有机体可能代表了不那么幸运的自我逃入的新经济机会。因此，繁衍的冲动是生物社会经济，这必然是一个最经济的幸存。

我们接下来阐述了一个工作假说，该假说是在上述界定和假设的基础上根据曲面物质—能量而形成。我们发现了不同物种不可避免出现的原因，它们各自的突变（或革新以及灭绝的）速度受制于一个控制原则，该原则最终导致了特定地区（以及面积）不同物种的相同数量y的不同种类的数量x之间的相反关系。对这种关系我们成功地进行实证检测，通过诉诸J.C.威利斯博士有关“年龄和面积”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测。

接着我们探讨了生物社会连续统同步行动的各个方面、所有生命活动的相似本质以及生命活动速度的基本守旧性，解释了所谓重演法则的动力学。我们本章结尾讨论了生物社会原则的连续性，指出无论生命是什么，无论生物社会原则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有机体就是那个生命就是那些起作用的原则。而且这同样适用于我们所有行动，包括我们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我们的性活动、我们的艺术活动以及我们的梦。

在回顾本章内容时，我们记得我们默认为生命过程是组织地球表面的方式。我们有机体就是这样，仅此而已。我们的数量、我们生命的长度以及我们行动的方式是地球表面组织的属性。我们的意识也如此，无论我们意识可能意味着什么。

因此，地球上固有的是有意识生命现象参与的表面组织。在自然与连续自然法则的统一中，生命可能更是大量物质的属性而不是地球的特性。在研究地球生命现象时，我们最好还是应当记住，我们在研究什么是可能独特省力的现象，而不是独特的现象。

---

[1]短语the origin of a frame of reference中，词语origin是用其数学上的意义（译注：即为，原点）。

[2]我们使用术语“永久”平衡或“不可撤销”平衡或“完全最终”平衡来讨论以晶体形式出现的烟草花叶病毒所反应的情况，该晶体形式可能与其环境形成临时物理平衡状态，但是在环境状况改变时它可以继续抵抗物理平衡。

[3]我们使用规定的双重最高级（prescribed double superlative）是为了包括这样的情况，如最便捷的道路偶然也可能是最短最快的路径。然而，为了防止冲突，一个且只有一个最高级能够作出限定，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论述的。

[4]也有可能是，有机体在出生时就有特定量子能量，有机体以最大的经济消耗这些能量，在能量耗尽之后死去。没有证据表明有这种与生俱有的物质能量，我们也不愿假定有这种特殊的能量。而且，意外死亡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大量残留物质能量的释放。我们提及这个进一步的可能性，以免我们好像对此视而不见。

[5]N不能为最小值，即不能代表尽可能少的后代，因为要是那样的话N极限就会是零，那么生命就会消失。

[6]我们在讨论生物社会原则时没有把我们原则限定在有机体的特殊历时形态中，正如我们在讨论人类言语原则时没有把我们原则限定在任何具体的历史语言中。相反，虽然我们从实际案例中揭示了我们的言语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如果正确的话，应当发现存在于任何人类言语运用之中。同理，我们最省力原则，如果正确，会适用于遍及时空的每个有机体身份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生命为地球所独有；我们也不会相信生命是“上帝事后添加的东西”或者“物理过程的副产品”（无论这些措辞对于其使用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相反，我们可以假定生命过程原则是时空中物质—能量“原计划”所固有的。

[7]这对于我们论证没有区别，无论最有效的设计是“运气”的结果，还是该有机体直接考虑的结果。此外，只有一个有机体需要作此发现，假如它能够维持自身并且繁衍后代。

[8]我们记得我们正在根据最省力原则构建一个假设且对之进行实证检测。地球上生物物种的存在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9]这就是熟悉的经济行为：减少生产所得的不同储备模式的数量是经济的，减少进入这些模式的物质多样性是经济的，减少在生产这些模式时所用的工具多样性是经济的（参照第五章对于最小值n的论述）。

[10]我们在前一章说明了规模小和不同工具数量n小的经济。另一方面，竞争不成功迫使规模和n增加。有机体一旦从竞争中解放了，一般都会简化其组织（即，“生物退化”；闲职催人“老”）。

[11]上述有机体从理论上看在智力上会逐渐僵化（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界定的）这个事实无足轻重，因为它们一直都是生活在一个动力不变的环境里，智力僵化不会带来什么妨碍。

[12]人类职业这个概念将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作进一步阐述，证实假设的经验数据反过来会支持我们当前物种演变的理论。

[13]如果特定有机体，比如人，以两个或以上有机体的存在为食，同样观点也适用于此。显然，生物社会群体中即竞争又合作（即，不仅查尔斯·霍布斯说过“一切人反对一切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而且同时还有全部综合的友谊（amicitia omnium cum omnibus），如果我们可以借助拉丁语来表达的话）。沃特拉（V.Volterra）、考斯特金（V.H.Kostizin）和拉特卡（A.J.Lotka）等人都已经讨论过物种之间平衡这个主题，我们参考了他们的论著9。本书第二部分将会对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种内平衡的例子加以论述。

[14]此外，如果我们把有机体规模看作是它的面积—规模a，那么该方程式便是n·a1+c=C，其中，1+c等于2+b的一半。这个小常量c（或者b）的存在表明了最小化的是功力而不是空间。

[15]这是古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最初由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多年前揭示了。

[16]我们记得前文（第五章）有工具相对耐受性的论述。

[17]将表面划分为各区域时，特定规模的区域数量与区域规模是成反比例的。

[18]我们提到坐标逆转，因为我们图形的斜率是他们的斜率的倒数，参见他们的那篇文章。

[19]因此，不同有机体的数量N是固定的，不同类型或“物种”的数量n是最小化的，受制于前一章讨论的附加限制。

[20]这多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关，它用恒定的有利条件使细胞一直无限期地活着。

[21]完全对等的一个例子就是战斗中的士兵，他的行动可能对于他自己的个人经济是毁灭性的，但是却让集体经济（他虔诚信仰的）受益；这个个体—社会经济将在第二部分更加全面地探讨。

[22]这些术语借自或大致效仿于弗洛伊德的术语，可是，后者似乎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术语好像有点过时。我们对于弗洛伊德思想的感恩之情显而易见，虽然我们不能引用一本或一页弗洛伊德想法的著作成果。然而，我们从未把我们的论证建立在弗洛伊德假设的基础上。相反，我们界定我们的术语，是基于我们的类别、数据和理论，我们借助我们的术语试图解释其他学派的工作假说，要是我们正确理解了他们的术语的话。15

[23]我们记得院长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说过，“幸福（happy）这个词是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人幸福时，我们意思是说他比别的一些人更幸福，我们把他与别人比较；他比大多数其他人幸福；或者他比他在某些其他处境时幸福。”——《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波士顿（美国第十版：1821年，第34页）。

[24]双重目标的谬论经常被忽视，双重目标对于那些使用它的人没有丝毫智力上的挫败感。双重目标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某战争贩子大学的成员所解释的，他们在二战期间成立了“赢得战争与赢得和平委员会”。他们说的“赢得战争”意思是指，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把德国完全削弱为一个田园式国家（更残酷成性的成员还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说的“赢得和平”意思是指，所有各种人类美好的事物都发生的一种国际主义。不幸的是，假如这样界定的“赢得战争”是目标，那么接下来的和平本质上取决于赢得战争。可是，假如“赢得和平”是目标，那么就是在起草和平计划，这个和平计划是要诉诸武力强加给敌人——战争停息敌人才会接受。美国人双重目标的代价似乎跑得更远；当然，结果归于零。

[25]我们在第三章指出［兹维尔纳（Zwirner）的研究］，有时候德语中长音ā的发音比短音ǎ还要短。17

[26]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论，任何时候发展一个特别的形式—功能的唯一动机是，在个体所有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这个形式—功能有可能是必需的。因此，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有机体很可能因为仅是临时需要而临时发展形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