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为感知与思考的语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言语过程主要看作言者的表述，他作此行为即运用言语词汇的元素是为了引起他人的反应；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不断重复探究言者的言语表述的经济。我们在第三章提出了机械工具类比，包括工匠和N件不同工具，我们不断强调是工匠在操控其环境这种观点而不是相反。
然而，我们现在将改变这个主题将言语以及语言主要看作感知对象，我们将研究听者即言语活动的受众。我们要探究的经济是听者的经济。然而，虽然我们在转变我们研究重心，可是我们赶紧得说，我们不必收回我们先前的任何言论，即便我们有机会对部分言论作细致入微的改进。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记得，言语作为感知这个主题只是获得任何有关语言环境这一更加广泛的主题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最终对于获得信息的普遍经济感兴趣，我们现在这一语言感知（以及思考）问题大体上就会是：要获得的最经济的信息量是什么，获得它的最经济的手段是什么，以及使用它的最经济的手段是什么？不十分精确地了解该问题的普遍意义，就不利于我们探究更加具体的语言经济。
因此，本章首先从更加普遍的问题入手，进而研究更加具体的问题。我们在开始讨论语言这个问题时，将要首先（1）探究我们工具类比中那位工匠为了生存与其他工匠竞争时所需要的具体信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认为，首先这位工匠必须以最少气力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货物和服务。我们在阐述这个工具类比时将要借用传统经济学的术语1，这会给后文研究提供背景，即探究（2）感知的经济，以及（3）处理所有这些感知信息（即思考）的经济。接下来（4、5和6）我们将探究相关问题，比如语义系统的经济、意识的意义、精神冲突的可能根源等等。
第一节 工具在环境风险与机遇中相对保守性
我们的工具类比中这位工匠——理论上的每个机体——在以最大经济竭力存在其环境中时必须警惕其环境的所有各类事件，它们的出现或消失都可能影响其作坊的经济。因此，例如，他必须关注工具作坊的建造、维修和作业所必需的原材料。他也必须了解可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或妨碍其作坊运作的那些事物。当然，他还必须不断思考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运作其作坊。
这些各类环境事件，无论是出现还是消失，都会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严重影响这位工匠作坊的经济，这些事件可以称作其感知活动的相关事务；其他所有事务对他而言皆无价值，除非它们有益于预测相关事件的发生。我们将在后文大量论述相关事件和无益事件。
一、新型工作这个问题
我们工匠一直面临的一个威胁就是，他可能失去现在这份工作而被迫去找一份新工作。如果他能找到一份正好类似于旧工作的新工作，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可以使用旧工具来完成这份新工作。另一方面，假如他必须找到一份新型工作——而且我们当前论述只限于新型工作这种情况——那么他将必须找一份对他来说是最经济的具体新型工作。既然我们工匠能找到任何工作而且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去完成它，那么哪些因素将会控制他决定选择新工作？
首先，他选择的新型工作将会限定为那些工作要么是现有的，要么对他来说是能够获得的，并且他知道在哪可以找到。
其次，他的选择将受制于这份新型工作可能的持续性。常常是稍微更加困难的工作持续时间明显更长，挑选这类工作更经济，因为它会延迟找另一份不同工作的时间。
再次，他选择的新型工作将会受制于为了有效完成这份新工作而再转变工具作坊所需要的相对成本。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他选择新型工作，这些因素将会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论述过程中。
现在，我们工匠在挑选新型工作时显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因为他必须随时以最大经济来行动。因此，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在第三章构想的工具作坊（即，工具类比），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只考虑为了完成某特定工作所需的最经济的一组工具，我们当时认为这份工作将一直存在（即，不同工具与固定工作的情况）。从现在开始，这位工匠既要改变工具又要改变工作（即不同工具与不同工作的情况）2。
二、工具类比与工具的相对价值
我们在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工具类比，其中，我们工匠有n个不同数量的工具，借助这些工具，他完成了某类特定工作的m项不同任务。为了减少气力，该工匠利用就近放置工具的经济试图将n的数量最小化。为达此目的，他首先设计自己的工具，以便每个工具都可完成尽可能多的不同任务（多能经济原则），其次，他将这些工具进行“置换”而无需引入新的专门工具也能完成特定任务；再次，他将这些工具重新排列，最频繁使用的工具放置距离最近因而也最易拿到。最后，他不断重新设计工具以便减少它们的数量和重量——作为奖励，那些放置越近并且也是使用越频繁的工具，其数量和重量也就越少了。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该工匠省力的任务包括将所有工具各自重量、数量、频率以及合适测量区间的距离的乘积之和最小化。结果，我们从该工匠出发沿着这条长凳前行时一般经过由最小、最轻、最多功能、最多置换以及最高频率使用的工具走向更大、更重、更少功能（或更加专门化的）、更少置换以及更少频繁使用的工具。我们在如此前行时还往往经过相对最旧的工具到相对最新的工具。
假如我们现在认为，该工匠为了完成任意选择的某种新型工作而必须改变他的那套工具，那么问题便出现了，即，他在打算改变工具作坊时可能会完整保留哪些工具？
显然，他可能按照多功能性和可置换性来完整保留那些工具，因为那些工具最有可能在任何新型工作中都用得着，理由在于它们无论是单独还是以“置换”方式皆可完成上述平均数量的不同任务。
这些工具往往也是相对更旧的工具；因为某类工具在作坊里存在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可能依然留在那里。而且，因为越旧的工具往往是越小、越轻和越频繁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坊里使用的工具越小、越轻和越频繁，在换工作时往往得以保留下来，即便这份新工作是随意挑选的。
如果我们决定将那些更久和更多功能以及更多置换性的工具称作体系的“核心”，而将其余工具称作“外围”——这两个术语并非是离散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段时间后“核心”比“外围”更加守旧；于是反过来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系统工具越在外围那么它们革新或弃用的比例往往越大，而且这种比例随着它们离“核心”越近而越来越小。
三、工作的相对经济
我们在前文研究了工匠必须完成任意挑选的新型工作的情况。我们发现位于“核心”的那些更小、更旧、更多功能以及更多置换性的工具比那些“外围”工具要改变的可能性小得多。
记住上述这一点，我们现在认为，工匠并非头脑简单起劲地做随意挑选的新工作，相反，他为自己选择的新工作是从手边现有工作中选出的。那么问题便产生了，即，何种工作对他挑选而言会是相对最经济的？
（一）工具转换的便捷
首先，如果我们认为一切现有工作持续时间同样长久，而且它们以同等比例消耗功力，那么在改变旧式工具时需要最少功力的那份工作将会是最经济的[1]。换言之，那份具体的新型工作，可由尚存的那套现成工具完成得几乎最彻底，该工作改装工具的成本一般也是最低的，选它因而最经济。
就现有工具的更换或补充所需要的各种不同工具而言，这些新工具更有可能放置在外围边缘而不是靠近核心的地方，原因已述。
一旦已经选择了这份新型工作，那么简略法则和效益递减法则就会开始起作用，结果，我们工具类比的结构迟早将会变成第三章所说的那样。我们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指出前文中所有言语数据适用于我们工具类比的当前状况，在此状况下，工具和工作两者皆变化不定。诚然，我们当前这个工具类比的普遍状态相比第三章更加严格的状态显然更加适合于言语事实。
（二）工具转换的摊销比率（the Rate of Amortization）
然而，有些新型工作比其他工作持续更长久，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
假如（1）有些新型工作比其他工作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如果（2）工具转换的成本对于所有工作而言都是相同的，以及如果（3）功力消耗的比例是相同的，那么（4）该工匠应该选择可能持续时间最长久的那份工作，这样他就能以较低比例摊销更换工具的成本。
系统中摊销资本的相对比例变化不一这个因素对于经济学而言并非陌生。我们现在仅仅指出，如果这份新型工作持续时间较短，工匠将会从中赚取更多，这样才能保证（即支付）资本变化。因此，工作持续时间更长是有好处的，因为摊销比例越低（或者必需赚取的盈余比例越低，如果可能的话）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把相应较少量功力用于支付他的新工具。
为了选择此类持续时间长久的工作，工匠必须掌握处境机遇的相关信息，而且他还必须能够预测各类工作持续时间的长短。因此，他必须具有一个感知系统和一个预测机制；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必须具备一个感知—思考系统。
然而，更长久的工作还存在一个经济。工作持续越长久，工匠重新设计和放置工具的机会也就越大，这样就可以受益于简略法则和效益递减法则。
四、最优、理想与退化
根据上文所述，选择新型工作显然取决于手头已有的具体工具。
对于各种不同现有工作领域中的任何特定一套工具而言，工匠知道在哪里可找到它们，如果那份具体工作可以由最小平均功率完成，包括摊销更换工具的成本，那么它就是最优工作。由于工作实际持续时间只可估计，那么最优工作就是工匠估计的最小（平均）可能功力比例或简言之最省力的工作，这样说更准确。
工具除了有最优工作之外，某套特定工具还可能有理想工作。对于某套特定工具来说，一份理想工作就是工匠能够想到的最经济的工作。因此，例如，假如一位工匠刚刚完成了一份工作A，工作A现在不再有了，那么A对于这套工具而言就不是最优工作，尽管可能是理想工作。
显然，理想工作不是现成的，因而也不是最优的。然而，可能有一个强劲动力在改变环境以便实现理想。理想仅存在于工匠的“心智”，这个“理想”概念在好几个方面都很有意思，不仅仅是这个概念可以给“心智”或“知识”提供储备，我们稍后（下文的第Ⅲ和第Ⅳ部分）将论述“心智”和“知识”的结构。
首先，理想这个概念有助于工匠做好准备改变环境去适应特定工具的经济（即，改变工作以适应工具），即便工匠可以改变工具去适应工作。这一点显然对于任何人类行为研究都很重要。
其次，随着时间流逝，工匠从事的且改变工具以适应的最优工作，也可能会成为工具的理想工作。这是因为，理想是根据某套特定工具界定的。随着工具变化，理想也在变化。因为某个人在等待理想工作出现时临时接受了他自动适应的一份权宜的最优工作，他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这份最优工作已经变成了理想的了，而先前的理想工作不再理想。因此，例如，有些男人与妻子结婚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即，他们理想的）；另一些可能爱上了他们的妻子是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即，通过适应其妻，其妻便成了理想的）。
一般来说，由于最优往往成了理想的，某人的现有工作或行为方式往往迟早界定了他的经济。因为人们为己所作的好恶评价往往是指其现存状况的迫切需求，而不是指先前状况；工作变化需要“心智变化”。
然而，既然我们选择未来的最优工作B是根据我们过去工作A的一套工具，那么过去的A使我们在选择时带有偏见。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当前B工作结束时，当然对于以前的A工作抱有成见，因为A所必需的某些工具依旧会残留在B作坊里。当人们受挫于自己新近B状态而要回返到早前A状态，这种趋势可以称作退化经济。
我们论及的最优、理想以及退化这些方面，是为了表明它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工具类比加以界定，它们在日常体验中十分有意义，而我们创设的工具类比毕竟是为了将生命客体化。
五、工具、工作和作业
我们建议使用众所周知的术语工具和工作，是考虑到它们讲解起来更容易。然而，这两个术语原本不便处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3，工具通常根据工作来界定，而工作又是根据工具来界定。虽然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些术语，甚至为了强调急于将两者匹配我们用工具—工作这个术语来说明工具—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工匠在使用n个不同机械工具时运用了最大气力经济（即，将工匠因时平均可能功率最小化）。
为此目的，他必须获得n个不同种类的物质—能量，来完成m个不同种类的物质—能量作业，这样他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能量养活自己。这就是用最简言辞表述的问题。这些n个不同种类的物质—能量（无论是设想为物质类别、财产、构形还是设想为各类组合）在我们看来就是工具。这些工具根据物质—能量能够完成的这些m项不同种类的作业可称作任务。这些工具为工匠幸存获取能量而作业的物质—能量对象可称作工作。
根据定义，工匠必须获得能量（功力）的来源。此外，他必须消耗最少量的功力，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预测自己的未来，而在预测时或许会犯下一些令人沮丧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大家从实际经验中都会明白；因此，他消耗最少可能的（平均）功力或最省力。
走上最省力这条路时，工匠可能使用他所能发现的任何种类的物质—能量（工具）。而且他可能利用这些物质—能量以任何m种不同方式对其他种类的物质—能量（工作）进行作业，以便获得幸存所必需的能量（功力）。而且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消耗最少功力（即最少的可能功力）。他必须考虑获得、维持和运作其作坊（工具、任务和工作）的成本与其生产总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可能的总成本也必须是最小化的。
在上述用途中我们可以说，工具借助任务来完成工作。假如工匠有一套特定的工具和任务，他必须寻找工作。假如他有一份特定工作，他必须寻找工具和任务。
事实上，这位工匠，如果他是一个有机体，总是先有一套工具，即便该有机体是胎儿孕育期的遗传基因（稍后论述）。那么问题在于，他一直在改变工作和工具（包括任务）以便用最小的功力获得最大效益。
显然，如果我们最省力原则正确无误的话，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所有有机体演变都极为重要。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有两大因素：（1）可能的将来这个概念，以及（2）n最小值这个概念。我们来依次简要检查一番。
（一）可能的将来
在我们工匠看来，任何时候，未来事物只是他本人预测的事物，因为他对将来除了分析思考之外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可以称其将来为其可能的将来。
显然，随着工匠展望未来越远，未来变得相对更不可预测（即，相对更不确定）而且相应来看的确如此。相反，随着工匠展望的未来离现在越近，未来相应越发确定或越可预测。
既然工匠必需根据可能的将来决定现在的选择行为，显然这儿存在的规律是，随着时间越是在更远的将来，这些事件对于他的预测就越不重要，因为它们越来越不确定。反之亦然。
即便我们认为时间的流逝是个常量，它对于工匠来说似乎未必就是个常量，因为他的未来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相反，从理论上来说，随着那些事件越是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他往往越发较少重视那些事件的重要性。不论时间是否始终如一，工匠都会将今天之后的两周视作比今天之后的一周的两倍还要遥远得多。因此，那些事件诸如付利息、税费、季节变化等在日历时间上差不多都是固定不变的，可是它们的来临似乎总比预计的要快。离小男孩似乎还远的暑假比预期来得早，而且结束得也早。我们低估将来的实际比例有待于从实证上加以揭示4。
因此，最省力的生活总是首先与我们此刻可以称作带有“圆锥顶”的“将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圆锥体”。无论他时时刻刻的预测是否精准，工匠都会在回首往昔时认为生活中充满了良机的错失和功力的浪费。
在我们将过去时间视作现在的决定因素时，似乎还存在一个过去的“圆锥体”，而它的“锥顶”却又是现在。一件事越是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似乎对于我们的现在越是不确定，而且我们在预测未来时越不考虑它。结果，我们觉得两百年前对我们来说比（例如，四倍远的）100年前还要遥远得多。因此，对于常人而言，遥远的历史事件似乎的确非常遥远，而且这些事件彼此之间也间隔久远，它们只在一时重要。
这个不确定的准“计时沙漏”（两个“圆锥曲面叶”）总会影响我们的预测，因为它会带来可被称作我们全部预测时不久的现在与不久的过去的偏见。然而，这个“计时沙漏”预先假定了一个基本的恒常的物理时间，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稍后作更为详细的论述[2]。
由于这个准“计时沙漏”，工匠将会继续一直改变他的预测，因为将来已成了现在。
（二）将n最小化的经济
我们在前文已经表明，工匠偏爱那些在其环境中更多频繁出现的物质，以便减少在需要的时候可能找不到它们的风险。他使用的物质越是相对稀有，就越有必要对这些物质进行库存以备该类物质短缺的不时之需。这些库存会增加作坊的成本，因而增加摊销的比例（或必要赚取的盈余之比例）。
然而，即便工匠已经从最频繁出现的一类物质中制作了n个不同工具，减少n的数量对他而言仍为经济，因为在任何随机场所他更可能发现的是更少n数量而不是更多n数量的不同物质，因而他通过减少n值也就减少了为寻求且获得更多n数量所必需的可能功力（即，力）。因此，工匠通过减少所用不同物质—能量的数量n而将其可能功力（力）最小化。
同样，这个观点适用于工匠在其作坊使用的n个数量不同的物质—化学性能。他通过减少n个不同数量的性能而增加在任何地点找到与那些性能在一起的物质的可能性，从而将作坊的可能功力最小化。
这个观点同样也适用于n个数量的物质—能量组合及其性能的不同构型；工匠通过减少它们的数量n而增加发现预先必备物质的可能性。
这个同样的观点还适用于减少各类不同物质的总数，因为特定物质量少的要比那些量大的在随机环境中更有可能被找到。工匠通过将所用物质的总数最小化来增加找到它们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量小的好处。
因此，大体而言，相对更有效力的作坊是相对较小的作坊，其不同种类工具相对较少，无论这些工具是假定为不同种类的物质—能量，还是假定为不同种类的构形和组合，还是因而假定为不同行为。工匠通过将工具种类n最小化来增加在其当前环境发现这些工具的物质前提的可能性，并因而将在其他地方寻找这些工具所耗功力的可能性最小化。
因此，工匠将会青睐的工作是那些可以由更少量n套工具完成的工作，因为那些工作对于其作坊来说更容易。相反，小的工具作坊，其n类不同工具数量相对较少，对于力（可能的最小平均功力）而言组织起来相对更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所有机体都会努力减少其数量、重量和复杂性（即，它们的n个不同类别的行为），以便将力最小化。
当然，数量和/或重量也许只能通过减少n种类的数量而减少，反之亦然。由于力是最小值，工匠选择的行动方向会将可能距离以及可能频率乘以可能重量的乘积之和最小化，以便获得足够的能量维持其作坊的作业（包括资本改变的摊销）。
假如我们设想工匠为了物质与无数其他工匠竞争，而且每个工匠作坊都是其他掠夺成性工匠的物质的话，那么我们能够明白工匠如何被迫尽可能减少其作坊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以免消亡之痛。幸存下来的那些作坊是相对更有效力的工具作坊。在此类作坊里我们应当发现相当接近工具类比的情形。
由于每个作坊的唯一目标就是将自身维持成一个物理系统，所以更加简便的作坊一般也会是更小的作坊，反之亦然，因为增加数量规模或复杂程度（即，工具的种类n）一无所获，除非迫于竞争（参见第六章）。
我们现在坚持认为不同种类工具（即，作业类别）数量n少的经济（我们将不断论及此经济）来自这样信念，即，n最小值（如果正确的话）只能根据最省力（即，最少可能功力）得以解释。
六、最省力和最少功力
随着秋天到来，松鼠长肥了也急于收藏橡果。多余的脂肪重量此时没有必要反而增加了松鼠的功力消耗率。它们收集并掩藏橡果的努力同样没有必要，因为当下无此需求。
假如这只松鼠只是不时地以最少努力幸存下来，没有任何时间观念，那么它既不会收集也不会隐藏橡果，特别是在果实丰富的金秋时节。
然而，此松鼠的行为如果视作最省力的一个行为，当可理解，因为它现在消耗功力是为了博取盈余，以便用作它预见的将来可能会“下岗”的保险。
这个松鼠例子在很多方面富有教育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了风云变幻环境下生活的经济责任以及更加稳定的或体内平衡的环境的经济价值。它说明了数量规模的增加可能反映了环境条件愈发不利。
但是，此松鼠行为比任何其他事物都会导出预测工作体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这种预测工作体系显然是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松鼠身上——或者猿猴身上，猿猴在树丛中跳跃，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解决了大量复杂的物理问题，它的解决是正确的不过显然简便并且相对无意识——而且还存在于所有有机生命中5。至于这些机体的物理结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说明的。
然而，我们大家都觉得，有关环境的感知信息对于预测工作体系而言是个先决条件，对于各项感知信息可能存在的后果这种判断能力同样也是个先决条件。总之，感知以及判断（思考）都是任何以最省力而幸存所必需的。我们来探究两者的某些经济。
第二节 感知的经济
我们预先简述接下来探讨感知经济6的一般步骤。我们将首先（1）指出工匠通过将其作坊与同行相隔绝的方式使其可能遭受的环境侵害最小化；他通过这种绝缘方法具备了感知的窥孔，借助此窥孔他将采选一些环境感知样本。接着（2）我们将从理论上探究采选这些感知样本的最经济的方式。再接着（3）从实证上检测这个感知样本理论。之后，我将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一、绝缘与敏感
只要工匠生活在物理环境里，他的作坊都会对其环境力量作出反应，以便与同行形成一个普通的物理平衡。这种反应对于其作坊或许既危险又有利。
这种反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其作坊可能由于粒子和波所形成的环境轰击超出了作坊工具的耐受程度而受损或毁灭。因此，该作坊必须消耗功力以获得、维持且运作一个绝缘体以防备环境侵害造成的最大可能的伤害。
另一方面，粒子和波形成的环境轰击对于该作坊来说又是有好处的，因为粒子和波能够带来外部世界的消息因而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源。所有感知取决于对环境侵害的反应。感知经济取决于选择信息量最多的轰击元素，可是，思考——基本上也是感知的一部分——涉及对于所选侵害的分类与对射。
当然，工匠将其作坊越暴露在环境轰击中以便获取信息，其作坊就越可能会遭受绝缘体缺乏的危害，反之亦然。
（一）绝缘与体内平衡7
任何作坊所需的实际绝缘总数取决于两大要素：其工具的耐用程度以及其环境的变量。
随着工具对于环境的温度、压力和化学构造等诸多变化的承受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在特定环境中绝缘体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因为绝缘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工具和工作者免受环境侵害。既然隔绝花费劳力，那么增加工具的耐受程度也就有好处。
即便工具耐用程度是特定的，工匠还是有各种行为途径确保自己工具不受环境侵害。
首先，他可以寻求一个恒常的环境，这就意味着环境变量的范围将会是其工具耐受程度之内的范围。其次，他可以像许多鸟类一样季节性地迁徙到其他可忍受的环境里从而避免极端变化的危害。第三，他可以关门歇业，依靠赚取的盈余度日，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样，直到极端的变化结束。第四，他可以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永久或季节性地将自身与外界隔绝，就像绵羊一样，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无法忍受的环境行为的侵害。
或者他可以结合上述任何两种或以上的方式确保自己免受环境之害。
以上所述带给我们体内平衡（homeostatis）这个概念，该概念由沃尔特·B.坎农（Walter B.Cannon）博士所界定8，即一个有机体稳定的物理—化学内部环境存在于环境不同或变化的物理—化学外部环境之中［后两个术语源自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用于维持作坊耐用程度范围之内的体内平衡状态的所有手段，包括紧急手段都可称作体内平衡手段，其中包括工具的迁徙、冬眠以及改装。
然而，正如坎农博士似乎有时候暗示的，保存体内平衡不是有机体的目标。相反，体内平衡是幸存的经济手段。决定体内平衡范围的上下限值主要是所讨论的工具—作业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而不是相反。
（二）体内平衡与敏感
从理论上讲，随着对更加精密的体内平衡手段需求的增加，对感知信息的需求往往也相应地增加，因为绝缘与敏感两者所指环境往往都是在工具耐用程度之外变化不定。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在理论上预料到在似乎适当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里相对小型且单一的有机体（如，有些海洋动物）都会具有较少的体内平衡与感知的手段，因为它们很少需要这些手段。反之亦然。
（三）感知窥孔的定位
从我们前文论述中可知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随着我们工匠发现身处环境的变量范围越发超出了其工具的耐用程度，他在增强自己的绝缘与敏感的同时也必将消耗更多的功力，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环境变迁的影响，又是为了获得有关那些即将发生环境变迁的尽可能多的事先信息。
然而，由于在使表面绝缘时工匠一般使得该表面不太敏感，反之亦然，那么他同时增强自身绝缘与敏感所具备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其敏感定位在狭窄区域。
将敏感表面定位于狭窄区域却不丢失太多信息，这完全可能。例如，假使我们以凹陷的锡皮屋顶为例，击中一小块屋顶的视觉、听觉和嗅觉的信息与击中整个屋顶的信息显然同样多。如果我们认为该屋顶是一个精致感觉表面，此表面的精密感知机制必须消耗功力才得以建立、维持和运作，那么我们会发现将敏感表面限定在小块区域是经济的。此外，通过减小敏感表面的面积，可以增加绝缘面积。
我们以人眼为例，就会从理论上找到定位敏感是经济行为的一个例证。可是对于眼睛的普遍经济，我们必须既要考虑它在眼槽里的可活动性又要考虑脑袋的可活动性，这两个手段都可能增加视觉范围却没有增加视觉敏感的面积。
另一方面，如果绝缘与敏感之间没有矛盾，触觉有时就如此，那么决定触觉敏感面积的只在于触觉窥孔是否有足够的离差以接收那些可能有益的触觉刺激。
虽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并非教条不化，但是感知的经济涉及感知面积最小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窥孔数量及其规模的最小化问题。这个经济受到绝缘经济的支持。
既然操控一个感知机制要花费功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减少敏感面积范围来节省功力。此外，既然筛除不同种类（或等级）的感知刺激要消耗功力，那么将那些被筛选的不同种类（或等级）刺激的数量n最小化存在一种经济（稍后感知抽样的实证数据将会详细探讨）。
二、抽样的经济
即便在工匠将其感知窥孔的数量和规模减少至最低量与其作坊接受足够信息相当，他仍然面临的任务有（1）选取实际感知机制的种类，以及（2）接着使用其所选机制采集样本。
（一）感知机制的选择性
至于获得环境信息的那些实际感知机制，它们在最后分析中都是与物理刺激引起物理反应一致。刺激可能是微粒撞击，正如触觉，或者可以是光波和热波的撞击，或者是气浪的撞击，或者是气体和液体的化学撞击。由于刺激与反应两者都是物理的，我们随即认为整个感知机制在物理上是正确的。
然而，随着工匠对于越来越多的不同刺激作出反应，他也增加了自身感知机能的成本。所以，为了节省功力，他根据相对信息价值挑选自己的各类感知刺激。因此，在少有或没有光的环境里，工匠可能发现忽略视觉很经济，反而依靠听觉、嗅觉和触觉，无需消耗感光器官；或者他可以在小范围内依赖视觉而在大范围内依赖听觉和嗅觉等等。
单纯拥有一个感知器官本身并不经济。对某人而言是经济的感知器官对于他人未必经济。鱼所需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感对于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树栖动物需要一定程度的平衡感对于蚯蚓来说则完全不需要；候鸟甚至需要侧面推力感有助于自身的经纬空间定位，而人类显然没有此类特殊需求[3]。
正如特殊类型的感知没有绝对优势一样，任何特殊程度的感知辨别力也没有绝对优势。因此，老鹰在广阔高空识别猎物的视力对于家蝇来说毫无必要。尽管一种感官的丧失可能要求其他感官具有更强的辨别力——人类显然正如此（例如，盲人的指尖十分敏感）——然而，单纯敏锐的感知将一无所获。令人怀疑的是，假定某人缺乏正常人的感官，如果其指尖都高度敏感，他是否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或者如果他具有蝙蝠听见超声波的听觉，或者具有塞特犬灵敏鼻孔的嗅觉，或者具有看见无线电波或紫色光线之外诸多波的视觉，他是否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相反，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寻常感官及其寻常识别能力给我们提供了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辨别力，这种辨别力足以满足我们所在环境和工具作坊的信息需求。的确，某特定环境中任何工具作坊可能的信息需求将决定感官系统辨别力的种类和程度。当然，某种独特感官系统得以开发之后，那么工匠一生大部分时间将会投入那种环境中去，因为该感官系统对于此类环境的风险与机遇而言足够胜任，除非他想要消耗功力改变其感官系统。
选择具有特定范围和程度辨别力的特定种类的感知器官，已经代表了对于该环境中全部活动的采样。然而，即便是具有某特定的感知器官，感知抽样的经济可以得到更为深远的延伸。
（二）样本数量和规模
工匠欲求相关环境信息用来识别工具面临的是机遇还是危险，在此过程中，有两种可能的行动过程。首先，他会不断想方设法获得有关所在环境的全部信息，这仅仅取决于工匠感知机制的限制因素，而其感知机制的种类和程度毕竟可以得到增加。这种企图获得全部信息的尝试可能会花费无限量的功力。
其次，工匠可能会满足于我们称作其所在环境的代表性样本，而他为此花费的功力却少得多。从理论上来看，如果功或力最小化，他将会采用这第二种选择，事实上似乎的确如此。因此，我们将忽视第一种可能性即他努力像万能之主一样了解一切万物，相反，我们将注意力限定在抽取代表性感知样本的经济上。
一旦工匠有了自己的特定感知窥孔，作为上限阈值他最多只能获得其感知机制在某特定间隔时间内可能获得的一定量的感知信息；这就好比电影摄像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只能获得上限阈值的样本。超过上限阈值之外，工匠必须精心制作其感知系统。他越是达不到这个上限阈值，其感知运行就越经济。
但是，现在我们来指出——可能的感知样本总量是有一个固定的上限——在一个测量间隔内，随着工匠增加其样本的规模s，他必须相应减少样本的数量n，反之亦然，因为感知样本是以时空来铸造的。
然而，随着工匠增加其样本的规模s和减少样本数量n，他也在增加有关较少量n或较少类不同事物的知识量（因此，例如，一个人向南方看得越久，他对于南方的感觉就越多，而对所有其他方向的感觉也就越少）。反之，随着他以其样本的s为代价来增加其样本的n，他也是在以任一领域的知识程度为代价来增加其知识的多样性。
因此，感知样本的数量n和规模s看起来与所有感知的动力密切相关。我们来更加仔细地审视具体情况下的n和s这个问题，其中，顺便提一句，我们将强调，我们熟知的相互对立的多元化之力与统一化之力在各自增加n和s相冲突的企图中发挥着作用。
三、感知抽样的实证数据
为了实证研究感知样本的数量n和规模s之间存在的相反关系，我们首先以报纸上不同新闻报道的数量n及其不同规模s为例。报纸毕竟代表了信息的感知样本，尽管这些感知样本可能是许多人集体努力所获得的。诚然，我们可以将报纸的报道者和编辑们视作报纸读者的辅助“视觉”和“听觉”。只要报纸规模是固定的，这些辅助“视觉”和“听觉”必须既要选择要报道的新闻数量n又要选择其规模s。
（一）出版结构的一些普遍决定因素
报纸页数的版面有限，由于这种性能，报纸内容安排受制于二维版面这种属性。报纸总版面需要多大（即其总页数）目前确实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消说随着报纸规模增加，它能够包含更多新闻；然而规模增加后印刷成本也相应增加了，并且读者阅读时间成本也相应增加了；因此，最后，根据报纸成本、流通和广告将会形成一个最优总规模。
我们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假定报纸规模是特定的，因而分配给新闻报道的空间量也是特定的。我们将进一步假定，是新闻在卖报纸，以及假定报纸的目的就是要刊载那些将会扩大报纸流通量的一类新闻，以便为其老板赚钱。
那么问题是，什么样的新闻以及多少量的新闻应该放置在报纸特定新闻空间里以便于扩大报纸的流通增厚其老板的利润？
至于可能刊载的新闻量，我们一开始就要弄清楚两点。首先，几乎有无数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以至于几乎有无数条不同新闻可用来发表。其次，讨论任何单一事件的细枝末节可能耗尽全部却又是无限量的空间。因此，不同新闻报道的数量n可能几乎是无限的，而且任何一条新闻的空间s也可能几乎是无限的。
因此，任何编辑在编排其新闻空间时遇到的问题包括（1）挑选非要报道的具体n件事情的选择问题，以及（2）给所选择的新闻报道分配实际空间s的决定问题。在编排报纸的新闻空间时，n和s两者显然都是关键要素。
如果在编排特定新闻空间时除了将有限的平面空间切分成块之外别无其他原则——非常像儿童用剪刀裁剪报纸——那么，相同规模s不同新闻报道的任何频率分布几乎是可能的，只要它们加起来构成全部新闻版面，而且只要最小的规模s不小于一行可读之字（无论它有多小）。
然而，如果我们经过深思后明白，选择和呈现新闻的方式影响该报纸读者群的规模，那么我们会明白，实际或可能读者群的新闻欲求会限制将要选择的新闻内容以及给予的新闻空间。一旦我们追问人们为什么非要购买和阅读报纸时，这些读者群制约因素的本质就会变得特别清晰。
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个体总会不断试图将气力最小化，那么当遵循如是规律：个体购买和阅读报纸的原因是，此类行为是获悉那些周遭所生事物的一个经济型手段，而这种手段对于他们具体经济而言可能具有正面的或负面的价值。为了应对读者群的这些经济需求，报纸编辑将会发现，挑选其读者群成员最感兴趣的那些新闻报道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读者群恰巧对于特定范围话题兴趣相同——行业杂志或学术期刊大致如此，它们有限的读者群兴趣相同——那么，编辑将会完全遵从那些兴趣严格挑选新闻报道。
然而，由于报纸是卖给普通大众的，他们的兴趣没有明显的趋同：一人的兴趣未必是他人的兴趣。因此，为了吸引这些潜在买家加入该报纸读者群以促进其发行量，编辑必须增加新闻报道的多样性。这种增加新闻报道多样性的经济驱动力将会朝着增加包含不同新闻报道的数量n而运行；而且由于新闻空间数量既定，这种n的增加只有通过减少报道的平均规模s方可实现。这种以平均报道规模s为代价来增加n的驱动力，我们可以称作多元化之力（现在来看这是一个相当熟悉的术语！）[4]。
另一方面，随着多元化之力促使这些n条新闻报道平均规模s下降而数量n增加，每条新闻对于所报之事的叙述内容将会更短，因而读者新闻需求的价值也就越少得到满足。因此，多元化之力虽然对于编辑而言有利于增加读者群的数量，但是并非对于该读者群每个个体都一定有利，因而每个读者都希望自己的新闻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对于只考虑自己个人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个体而言，有千万条理由将新闻报道数量n限定于只报道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件而且是长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这非常像是专门为专制君王早餐时阅读而编辑的报纸）。换句话说，对于读者群的每位读者而言都存在一个经济，要求报纸的新闻内容统一为平均规模s相当大而不同报道数量n却相当小的新闻报道。我们称此经济为统一化之力，与多元化之力相对立[5]。
由于上述两个相对立的力量——两者在我们的论述中都十分熟悉——编辑不仅被迫通过增加所选择的新闻数量n来使其报纸多样化，而且还同时被迫顾及其读者群中每位读者的统一化之力而相应地给大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新闻（不论这些最感兴趣的新闻是总统竞选、球赛、还是草莓节）分配更多空间。对于其读者群中大部分读者而言，任何轰动性“坏消息”或“好消息”都会使生活变得更轻松同时对于编辑来说也更有利可图，特别是如果他率先报道此事（即，“独家新闻”）且满足了读者的口味。
即便没有任何轰动性新闻或者即便睿智的编辑没有任何可以使之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这两个相对立的经济仍然存在：多元化之力，是以s为代价来增加n，以及统一化之力，是以n为代价来增加s。
现在这两个相对立的多元化之力与统一化之力对于不同新闻报道的数量n和规模s产生的影响与它们对于不同词语的数量n及其使用频率f（在第二、第三章已作论述）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由于这两个相对立的力量，将会导致规模增大而数量却相对减少的新闻报道，以及规模越来越小数量却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
至于新闻报道的规模及其数量之间更加精确的关系，我们首先记得，特定的版面A在切分为更小规模版面a时将会产生与a成反比例的许多更小版面。
然而，由于每条新闻只有以其他新闻的数量和/或规模为代价才能增加自己的规模（或长度），所以，我们能够理解统一化之力与多元化之力之间的相反关系在对数上可能是直线的（正如词语的多样性和频率的情形）。
就此而言，正是由于该问题的实质，如果上述两个力量强度相同而方向相反，那么两者之间的平衡将以下面这种方式形成：当不同新闻的数量n按照新闻规模s降序排列（r）时，这些新闻将根据一个等轴双曲线的简易方程式加以分布：[6]
r·s=n
其中，一条新闻的r代表了它的序列，与其规模s相对应：r从r=1（最长的新闻）到r=n（最短的新闻）时只取正整数值。
这个方程式，与第二章讨论的方程式r·f=c很相似，由于前文提及的原因，将会导致下列推论方程式，即相同规模s不同新闻报道数量N的方程式：
N·s2=C（近似值）
这个推论方程式由于更方便曲线拟合而荐举在此。
因此，在我们对于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规模的经济或力量所作理论探讨行将结束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得到了与适用于不同词语的数量及使用频率相同的方程式。
此外，假如我们想要实证检测我们的社会获取信息之结构的理论，我们只要搞清楚报纸样本中相同规模s的不同新闻报道数量N，以便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否根据上述方程式加以分布。
（二）新闻报道的案例
现在问题出现了，即满足我们先前列举条件的报纸上相同规模s（根据栏目长度计算的规模）不同新闻报道数量N事实上是否与其规模s的平方成比例？9
因为，按字母顺序，（A）《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B）《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以及（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三者都是满足我们先前列举条件的可营利性报纸，所以选择这三家报纸用于分析[7]。在这三种情况下，所有新闻报道的实际长度在首次测量时分别随机挑选了1926年9月13日和14日、1930年4月5日以及1940年4月6日刊发的，再将这些日期发行的报纸分别结合在一起以便为各报纸得到一个更大的样本（然而，在整个样本及其构成成分之间，指数s的差别不大）。
图5-1 相同长度的不同新闻报道的数量。（A）《芝加哥论坛报》，（B）《纽约先驱论坛报》，（C）《纽约时报》。对于连续每家报纸，原点都是向右移动一个周期。
在图5-1中，我们发现每家报纸的联合数据在图形上都作了标注。相同规模s的新闻报道数量N以对数的方式绘制于横坐标上，以及它们的规模s以3英寸为间隔用对数方式绘制在纵坐标上。这些线条代表了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的最佳直线，它们的负斜率和误差分别如下：（A）0.4975±0.0893；（B）0.4495±0.1200；（C）0.4153±0.0837。计算出的这些数值与理论上1.5000负斜率差别不大。
用方程式表达则为：（A）《芝加哥论坛报》：N·s2.0101=245.5；（B）《纽约先驱论坛报》：N·s2.2246=513.9；（C）《纽约时报》：N·s2.4079=962。
以上方程式右边的常量数值不同，这与整个新闻版面的差异有关。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在特定新闻版面的实际编排上这三家报纸皆遵循了相同原则。
虽然鉴于这些斜率的误差值，所有三家报纸都可以说是接近平方反比规律（the inverse-square rule）[8]，然而，在这三家报纸中《芝加哥论坛报》是以指数为2.0101（不同于理论上预期的2.0000）来计算的，特别不能因为该报那些忽视读者个体经济和群体经济的读者群而受到指责。其余两家报纸，我们承认其样本小，据此也没有落下多少。
这些分布并不意味着执行编辑们坐在书案前拿着计算尺和计算器来编排他们报纸的版面。相反，它们意味着编辑们在挑选新闻报道时择此弃彼以及在安排版面时扩此缩彼，都无意识地遵循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平方反比规律”。而且，它们还意味着用于新闻的整个版面都是统筹安排形成一体。编辑们根据我们假定的统一化之力与多元化之力的迫切需求为其读者群获得相对最有价值的娴熟程度，似乎就是他们作为报人的了不起之处[9]。
（三）《大英百科全书》的案例
假以反思，显然我们上文对于相对立的统一化之力与多元化之力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比方说，《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因为该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同样面临如何平衡文章个体的大量版面空间编排与众多不同文章的数量n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百科全书的版面总量不能无限扩容，因为出版是追逐利润的商业行为10。由于《大英百科全书》的第十四版据说其出版商们有意将其打造成比以往所有版本都更赚钱更流行的版本，我们按照下列方式挑选该版本用来分析。
我们对于二十三卷中每一卷的所有文章都加以测量，从第一篇文章开始或者从第500页（差不多是该卷的中点）之后开始测量，连续逐页测量该篇文章，直到从起始页往后至第50页的右下角部分（因此一个完整样本合计1 150页）[10]。
图5-2呈现了相同规模s（在纵坐标上以对数计量）的不同文章数量N（在横坐标上以对数计量），规模s是以栏目长度的大小来计量，所有数值都是以类中值为单位加以标绘，首先以2英寸为单位标绘至30英寸（30英寸约有一页半），接着以10英寸为单位标绘从30到100英寸的数值（100英寸约有5页），最后以100英寸为单位标绘从100到500英寸的数值（500英寸约有25页），其中有7篇文章在此之外（4篇是500到1 000英寸的，还有3篇是1 000到1 500英寸的），因其量少而忽略不计。（对于s=750或500—1 000的类中值而言，N的值为0.8。）
图5-2 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样本中长度相同的不同文章的数量。长度以英寸计算。
审视这些数据揭示其明显接近直线性，而底值除外，因为底值不达标，这很可能是因为所有出版商都倾向于使用补白，或增或减，以便页面更好看。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这些点的斜率，所得近似值为-0.5068±0.1590（对应理论值为-0.5000），或者用方程式表达则为：
N·s1.9782=2 888.7
难以置信的是，该方程式非常接近我们理论上的N·s2=常量。这就表明第十四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编排浑然一体，而且在我们理论看来其技艺堪为完美[11]。
既然普遍认为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比第十四版“学术性更强而不太受欢迎”，那么调查第十一版的文章长度就显得很明智。因为如果第十一版真是“学术性更强而不太受欢迎”——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数量上较少的文章在内容上可能会长篇大论——那么我们应当预料到其负斜率大于0.5，而且s的指数也相应地小于二次方。
在调查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时使用了一模一样的研究方法，甚至同样从第500页开始对每一卷进行取样（第十一版所用的页数差不多与第十四版的页数同样大）。原班人马承担此项调查，调研结果绘制成图5-3，包括对所有长至1 000英寸及以下的文章所作研究（最高点代表了从500到1 000英寸长的所有文章的类中值）12。
图5-3 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样本中长度相同的不同文章的数量。长度以英寸计算。
这种线性分布对于长度在2英寸左右之外的所有文章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结果，对于一部百科全书，特别是尽量避免相互参照的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而言，不难理解。
图5-3中最佳的最小二乘法直线的负斜率是0.5956±0.132，大于0.5000，与人们普遍认为该早先版本“学术性更强而不太受欢迎”并非相悖（意味着数量上较少的文章内容处理上更加广泛）。根据我们的方程式该分布则为：
N·s1.6790=1 081.2
然而，如果我们忽略最底下两个点重新用最小二乘法计算，该负斜率则会降至0.5578±0.08，s的指数也会增加到1.7928。鉴于该误差的大小（或者甚至鉴于该版本2/3规模的大小）我们或许不可以说第十一版不是十分接近平方反比。（该方法的标准离差相当于第十四版的标准离差。）无论如何，图5-3中分布的对数线性再次表明该版本编排也是浑然一体的。
（四）哈佛大学联合图书目录的案例
此刻，想查究相同规模s的不同图书的数量N，这很正常。这个问题（如同杂志文章长度的问题，在这方面工作尚未完成）有难度，首先是因为图书的界定，其次是因为图书的页数和字型变化不一，还有第三是因为任何图书馆的任何实际图书种群几乎都是非同质的（例如，出版年代的差异，语言的不同）。此外，有的书“流行”且盈利，而有的则不然。
由于事实上我们显然是在处理一个平方反比关系，那么理论上来看在图书页数s与相同页数s的不同图书数量N之间应当存在一个反比例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决定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联合图书目录卡片中调查以字母表中X除外的每个字母开头的前200本首版英文出版物——5 000本不同出版物[12]。
我们在图5-4中呈现了其分布图，图书的长度（不包括前沿部分）以20页为单位用对数标绘在纵坐标上，而将相同长度的不同图书数量用对数标绘在横坐标轴上。由此图可见，在图书规模与数量之间存在一个反比例关系，即便是年代分隔久远的以及页数与字体不同的图书（包括再版）混置一堆，依然如此13。
图5-4 选自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图书目录的相同长度不同图书的数量。长度以20页为单位。
即使得承认图5-4的分布图代表了各类不同物质的一个极小的样本，然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该曲线本身可以说由两条不同斜率的部分组成，它们大概在s=15（它代表的是大约300页厚的图书）处交汇。因为300页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本书的最优规模，超过此数分为二卷本更合理，所以我们无需对位于此点附近的弯曲感到惊讶。在此点之上，该曲线明显呈线性，负斜率约为1/3——仿佛图书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可分为对两卷本或以上感兴趣与不感兴趣的群体。
在s=15的点之下（即300页或以下的图书）该曲线再次几乎呈线性，负斜率甚至大于1。可是，该曲线的下端就是理应受到质疑的那部分，因为期刊出版物如《竖琴师》（Harpers）或者诸如《时代》（Time）的新闻周刊可适当地增补于此。至于杂志界的产品，较小的杂志似乎远多于较大的杂志，因而可能减少了图5-4曲线下端的斜率。
然而，在我们看来，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反比关系的确存在于图书馆相同规模目录的数量与其规模之间。
（五）其他案例
我们相同的论述可应用于从社会上获得的其他信息如广播新闻或移动画面新闻，不幸的是此类经验数据贫乏少见。
就此而言，我们相同观点也能应用于大学开设供学生自由选择的大量课程。因此，例如，选修一门具有“综合”信息价值的课程是经济的，该课程的内容可用来解决许多不同问题；这就是多功能工具的经济，也是统一化之力。另一方面，为了有限范围内特定问题而选修一门具有详细信息价值的专业课也是经济的，这就是专门化工具的经济，也是多元化之力。有趣的是，哈佛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每个不同年份所开设的课程，如果按照注册学生人数降序排列，其序列—频率分布在双对数坐标上相当接近线性。因此，哈佛全体教员对于集中与分布或者对于“自由社会通识教育”14的博学思考似乎全都是代表了两个相对立的经济：一方面是获得应用性广泛的万用信息的经济，以及另一方面是获得应用性相对狭窄却很详细的专业信息的经济。这儿论及的数据可能会在他处发表[13]。
（六）社会上获得的感知样本的小结：“眨眼法则”假设（the Hypothetical “Law of Winks”）
只要对于不同事物数量n不断增多的获悉是经济的，只要对于每个不同事物量s不断增多的获悉是经济的，那么——在特定时间间隔内有特定感知表面——就会有一个增加n的力量，以及反方向也会另有一个增加s的力量。在前文数据中，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似乎是同等的。
必须得承认，前文数据代表了为一定社会群体可能的新闻需求而从社会上获得的信息。然而，新闻选择和编排的上述基本原则似乎并非仅仅为社会现象所独有15。
感知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涉及物理刺激引起的物理反应，如感光胶片对于光的反应。它还涉及对于环境的取样，如新闻摄影师手中四处拍摄的动画摄影机[14]。的确，新闻编辑选择究竟拍摄什么以及拍摄多长时间例证了感知的抽样方面。
如果我们选择将一段有特定焦点的注意力界定为一次“眨眼”，那么就会存在一个推定的“眨眼法则”，该法则对于感知而言是基本法则：一些较长的“眨眼”以及越来越多的较短“眨眼”。根据此意，我们或许可以称一条新闻为一次“眨眼”，因为我们告诫总编给我们足够长的“眨眼”以及我们日常新闻的日常样本中许多不同的“眨眼”。同样的告诫适用于那些试图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小说家、编剧以及剧作家（参见第八章）16。虽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但是，根据理论上的“眨眼法则”，统一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平衡终归是被人倾听的前提。
根据我们方程式N·s2=C来取样是否存在一个“眨眼法则”，有这个问题很自然。因为在我们接下来转至第三部分的思考这个主题时，我们将会发现，鉴于我们有关思考之经济的观点，这个法则似乎极有可能存在。
在第三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个理论解释，为何所有感知抽样都近似于方程式N·s2=C。
第三节 思考：感知数据的关联
我们在前文集中注意力探讨了感知样本的数量n和规模s，在它们的基础上可以估计特定系统的未来风险与机遇的可能性。随着工匠对于其环境侵害其系统的反应，我们发现了一些较大样本和大量较小样本各自的经济。
在本节，随着我们研究工匠凭借使用其感知样本数据的方法，我们将试图更深入地探究同一个主题。然而，我们不是继续前文的讨论，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类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将试图证明编辑经验的不同类别n是最小值。
一、分类标准的经济
想必工匠能够预测未来的唯一方法是，他认为特定事件在过去特定场合所出现的频率就是它们在将来很可能出现的频率。因此，预测将取决于出现频率。然而，在工匠能够发现特定事件的频率之前，他必须能够界定论及的事件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必须对其感知样本进行分类，以便他能够决定同类事件或联想是否正在出现，或者是否存在一个非同类事件或非同类联想，等等。
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个问题提出了整个分类问题，分类对于逻辑和科学都是基本问题。可是，我们对于分类的兴趣只在于其经济——即，只对数据分类的更经济和更不经济的方式感兴趣。就我们工匠而言，相同和不同的任何特定分类都是无效的，除非论及的分类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个或以上实际或潜在问题的解决之道。换言之，分类的选择基于功利主义。
因此，例如，一根47英寸长的木头是否等同于一根48英寸长的木头，单纯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因为我们工匠知道，他从不测量长度或别的什么精确到足够绝对比较。相反，该工匠将会探究想要用这些木头来解决的具体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堆放4英尺长的木材，那么这两根木头相差无几，根据该特定问题几乎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他是在做一个4英尺长的橱柜，那么这两根木头就不是相同的，而是不同的。至于什么是相同的什么是不同的这个决定完全取决于作为参照框架的某个具体问题。而且这一点适用于全部感知领域——适用于色调、强度、频率、质量、温度、线性维度、面积、体积、形态、化合物，以及所有其他方面。如果两样东西在解决问题时是等价的，那么它们是相同的；我们的工匠只对解决其问题感兴趣。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现在来指出，将类别缩小到实际问题所需之外就不经济，因为类别越狭窄，其成员可能出现的频率也就越小。例如，该工匠找到一根符合45英寸—50英寸类别的木头比找一根符合47英寸—48英寸类别的木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所有符合第二个更狭窄类别的木头也都符合前一个更宽泛的类别，而不是相反。因此他应该根据最宽泛的容许变量来陈述自己的问题，当然，他也应该试图根据那些能够作相对更加宽泛陈述的问题来打造自己的生活。
关于分类，我们使用术语“更狭窄”及其反义词“更宽广”，用意何在？为了解释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例说明。
如果在给感知分类时我们使用家具类别和椅子类别，那么家具相比椅子可以说是一个更加宽泛的类别，因为它包括椅子这个类别。显然，术语宽泛和狭窄只是相比较而言的：一个类别比另一个类别更宽泛是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
我们现在来指出，经验中宽泛的类别比狭窄的类别更常出现（而不会更少出现）——我们说经验中类别的出现，意思是经验中那个类别的一个或以上成员的出现。这反过来就意味着更宽泛的类别往往被发现存在于更多相同规模的随机样本中，而且它们更可能在较小样本中找到。
因此，用更加宽泛的类别来预测是经济的，因为它们既能在数量相对较少的不同样本中找到又能在规模相对较小的样本中找到，从而减少抽样所需的功力[15]。
既然我们已经举例论证了更宽泛和更狭窄的类别，我们来指出，这两个术语指称的正好是传统术语属和种通常所理解的意义，我们此后将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此，类别越宽泛如家具就越是属的类别，而类别越狭窄如椅子就越是种的类别。术语属和种在我们的使用中对于解决一个或更多工匠的一个或更多问题而言总是相比较的而且是相对的。
但是即便我们现在就使用传统术语属和种，我们永远要记得它们是相比较而言的。
因为，随着我们增加某特定类别的不同分类标准的数量n，该类别根据定义就越少是属而越多是种的类别。此外，如果环境事件就工匠来说是任意的，随着我们如此增加类别标准的数量n（因而使得该类别越少是属而越多是种），我们在特定测量间隔内特定规模的随机感知样本中找到该类别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因此，增加类别标准的数量n就是增加对于更大样本或更频繁样本或者这两种样本的可能需求。既然增加感知样本的规模和/或频率会消耗功力，那么所用分类标准的数量n根据最省力原则将会是一个最小值17。也就是说，工匠将尽可能使用最少的不同类别（即，最少量n的不同类别），只要这些类别足够他预测未来[16]。
由于这个最小值n，工匠会永远努力用一个更少量n不同类别将其环境分类到一个给定的可能程度。他将总是更喜欢属的类别而不是种的类别（因此人们喜欢全面概括喜欢过分简化）。
二、种类别与属类别之比较
鉴于我们前文论证，工匠有n件不同类别的相关环境事件，他必须预测这些事件的出现，因为它们要么是其担心的要么是其欲求的。这n件不同类别的相关事件是由工匠作坊的具体n2类不同工具决定的[17]。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注意力限定在n个不同类别的相关事件，而且认为它们是给定的。我们将探究如何最经济地预测这些事件。我们前文的某些观点将会从不同角度得以重复。
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指出的，工匠认为所有各类事件都会以它们过去出现的相同频率出现在未来，他据此预测其环境中任何一件或更多相关类型事件的出现。此外，他还设法找到那些会预示相关事件出现的特殊泄密事件。总之，他一方面寻求每件相关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而且另一方面还在寻求各自的泄密事件。
但是我们现在来探究我们所说的两件不同类别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是指什么。我们认为工匠不断从其环境中抽取随机样本——所有样本规模相同。在这些样本中我们说A类别是以频率百分比a出现而B类别是频率百分比b出现。既然如此，如果这两个事件类别不相关，那么ab的乘积就是两个类别在同一感知样本中一起出现的可能性。随着它们测定共同出现次数增加到ab积之上，工匠推断它们愈发正相关，A的出现从而预示了B的出现，他根据相关度用A预测B。另一方面，随着测定共同出现次数降低至ab积之下，工匠推断这些事件负相关，A的出现从而预示了B不会出现，他因而能够预测的程度到相关度为止。然而，如果A和B共同出现次数正好是ab积，那么它们两者之间是零相关，他无法从A的出现中预测B的出现与否。零相关可以说是无用的。
显然，对他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事件类别是那些进入到与其关联事件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事件类别（所有其他事件类别由于无用而可以不理）。正相关和负相关的值随着其关联系数总量而增加。很自然，工匠将会设法寻求比他已经拥有的还要大的关联系数的相关泄密事件。
（一）种关联的经济
如果工匠对于上述关联的过程完全在行，他将具有一套种关联的聚集，我们称之为工匠的E1、E2、E3、…、En不同相关事件的类别。但是直到他如此完全成功，他都要根据我们称作的种关联经济对自身的经验数据加以分析、比较和使关联，以便为其相关事件的种类别获得更大的关联系数。
种关联的这个聚集在逻辑上自我一致，类别自始至终都不含糊，关联也如此。因此A和E1之间的关联不会与B和E2之间的关联混淆，也不会与任何其他关联混淆。
虽然逻辑上自我一致，种事件的聚集并非必然在语义上融为一体，因为所有使用的不同类别都是可比较的。因此，虽然一方面A类别和E1类别之间存在关联，而且另一方面B和E2之间也存在关联，在A、E1和B、E2的几个类别之间却未必存在任何逻辑联系。因此，例如，工匠可能发现（A）风吹起了（E1）波浪，也发现了（B）闪电击响了（E2）雷鸣，却没有发现风与闪电之间有任何联系，等等。这些关联逻辑上自我一致而语义上却非融为一体。
（二）属关联的经济
虽然种关联的经济如果在工匠要预测自己的未来并且将自己的努力最小化时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进一步的经济仍就可能。这个进一步的经济我们称作属关联的经济。
属关联的经济取决于将所有泄密事件类别以及所有相关事件类别解析为更加广泛的两个或以上类别的交集和并集。因此，例如，特定四足动物A可以被分类成两个更加广泛的类别白色和大象的交集（或者，白色×大象=白象）。沿街物体的特定行列可以分类成并集，比方说，人们与车辆两个类别的并集（或者人们+车辆=行列，等等）[18]。
这种将类别解析为它们更广泛的成分，基本上包含了对不同类别的比较，以便找到它们可能共有的类别标准。这些共同类别标准比它们构成的种类别更广泛而且往往更频繁地出现在经验之中（即，白色类别和大象类别每一个都比单个白象类别要更广泛并且往往更常见；并集也是如此）。
由于更广泛的类别更频繁，工匠更有可能在随机抽取的特定规模感知样本中发现它。
随着工匠成功地将其相关和泄密类别的关联聚集减少至愈发少量的属类别（或标准）的交集和并集，他一点也没有牺牲前文界定的其类别聚集的逻辑自我一致。但是他获得了可被称作的意义融合或语义统一，因为他更多的类别和关联可以根据共同类别加以比较。
由于将其感知类别解析为少量频繁出现的属类别的交集和并集，工匠无需抽取这么多或这么大的感知样本以便找到n个类别，因为更广泛的类别一般在经验中更频繁，因而更有可能在较少和/或较小样本中找到。这就是属关联的经济，与增加语义融合相伴而生。
当然，为了预测、分清泄密类别和相关类别，工匠必须有足够多的属标准来提供足够量的交集和并集以便区分泄密类别和相关类别。任何超过那个数量的标准都是无用的，忽略之乃经济。
由于相关类别如泄密类别一样也已经被解析为它们的属成分，而且由于相关类别也可能与其他相关类别相关联，整个类别和相关性的语义系统都会与工匠有关，要么是因为特定类别代表了需求或威胁，要么是因为它在预测需求或威胁时有用。因此，工匠一般会将其感知经验世界看作单元因果整体。
如果工匠依据最小量n的不同属类别且没有无用标准而成功地将其所有相关类别联系一起达到满意的概率程度，那么他的语义系统可假定为语义饱满的逻辑系统，所有类别都是依据一套最小的属标准分别加以界定，没有多余信息也没有赘述，而且还没有任何一个或一些不可比较的类别。
（三）种—属平衡
前文关于种关联和属关联的经济的论证只有在要预测的相关事件的不同类别数量为固定值时才有意义。一旦这个固定数量是给定的——哪怕它是n个工具的用途——那么分类标准数量的最小值n这个概念才是有意义的[19]。
更明确关联的价值在于描述事件类别量少且孤立却更加全面。更广泛关联的价值在于描述不同类别数量更多——或者经验数据量更大——但是描述的任何一部分因而也都不够全面。因此，例如，小虾米总是让奶奶恶心这个种关联对于小虾和奶奶的描述十分精确，但仅此而已。另一方面，物质与距离之间更加广泛的引力关联对于经验数据有普遍的实用性，然而对于随机抽取的任何特殊类别的特性却没有言及。
更加广泛类别或关联的经济就是我们先前在第二章论述的统一化之力的经济；就是这个单一包罗万象的类别或关联的经济，表示一切。更加明确类别的经济，像多元化之力一样，就是十分精确地表示某些专门经验因而不是全部经验的类别或关联的经济。你拥有的此类经济越多，彼类经济则会越少，此长彼消。两者皆必需。因此，例如，我们必须能够将奶奶看作人、哺乳动物、有机体、物质—能量这些越来越广泛的类别中一员来对待，我们还必须能够将她看作其自身独一无二的类别，因为她也是她这个类别。
由上所述，理论上看，明确与广泛之间讲究平衡，因为工匠试图在种关联基础上进行概括，并且为了将n最小化也在属关联的基础上进行细说。如果他过于减小n，其环境的相关因素会突然迫使他语义更精确。决定其作坊实际上积极需求与消极需求的这些相关环境因素是工匠感知—思考系统结构的最终决定因素[20]。
换言之，所用类别的数量n是工匠实际语义系统中“太少”属关联与“太少”种关联之间的平衡[21]。
三、经验证据的问题
从理论上指出不同感知类别数量n的经济是一回事，而论证n个类别在实际应用中是最小化的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们一直主张一个有机体事实上总是的确以经济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并且主张将n最小化就是具有特定程度的预测未来可能性的经济，所以我们面临从经验上检测实际感知—思考系统（即语义系统）中最小值n的理论。有好几个经验测试似乎皆可行。
（一）人类言语的测试
类别，传统上界定为不同实体共有抽象品质的名称。这个观点对于所有逻辑都是基本的。因此我们问题最终是差不多或属或种的类别名称，是用不同频率程度触动我们感知的类别名称。类别名称的数量n是最小化的吗？
个人词汇量只不过是约定俗成经验类别的一套约定俗成的名称；用约定俗成，我们意指一群人就那些与特别任意噪音类别相关的特别经验类别形成的一致看法。因此，个人的（或特定群体的）词汇可视作此人（此群体的）一般领域的一个或一组特例。
那么问题是，不同词汇类别的数量n是否为最小值。这个问题显然是指听者对于特定个人词汇的感知，因此这个问题是指词汇主人言语流中词汇的出现或使用。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来指出，种类别white-elephant（白—象）是由两个更大属类别的交集所界定。更加明确的种类别the-white-elephant（此—白—象）是三个类别的交集。还要更加明确的种类别the-white-elephant-takes-a-peanut-from-my-little-boy's-hand（此—白—象—从—我—小—孩—手中—吃了—一颗—花生）是十一个类别的交集（如果我们忽略屈折词尾）。的确，一个言语样本，不论多长，可视作其他类别（通过交集和/或并集）的包含物，而这些类别本身也是更深层类别的包含物[22]。
现在问题是，言语中更大类别的包含物形成时，人们是否更喜欢较大范围的言语类别而不是较小范围的言语类别。因为我们已经论述了越广泛的属类别一般是越频繁出现的类别，那么问题是，在建构更明确的包含物时人们是否宁愿选择更频繁的言语属类别而不是较少频繁且更明确的类别。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记得努特卡语表句词及其成分的序列—频率分布（第三章），答案绝对十分肯定。
的确，我们言语数据，就成分组合而言，表明了更频繁的属类别与较少频繁而数量却更多的种类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平衡，这正是我们理论所需求的，不同类别的数量n是个最小值。我们记得这个最小值是效益递减法则通用理论下置换经济原则和特化经济原则的基础。
此外，我们现在记起词语和表句词的序列—频率分布呈线性，斜率不一。斜率差异在我们目前理论看来有启发性。
英语（图2-1）以及一些其他语言的词语负斜率是1，因此，这就从理论上表明词语代表了在特殊情况下属与种这两个对立经济之间存在类别包含物的平衡，在此特殊情况下这两个对立经济是相等的。的确，词语几乎就是如此界定的。由于类别是离散的、整数的，那么词语也是离散的、整数的（即没有分数词语）。
随着我们转向努特卡语表句词以及想必大平原克里语的表句词（第三章）所代表的更明确的包含物，我们发现负斜率在下降，尽管序列—频率依旧呈线性。换言之，随着言语总体的成分的明确度增高，线性对数关系依旧，因为种（根据序列—顺序）类别重要性的增加是以属（根据频率）类别重要性为代价的。如果我们推测表句词代表的是词语单位与句子单位（即陈述）之间的一种中点，那么，理论上来讲，句子序列—频率分布的负斜率将会更平和，尽管线性依旧。在愈发明确的成分的序列—频率分布中，斜率有时理论上会是零，这意味着极度明确且没有重复。我们称此假定单位为补丁，其特征是言语流中缺少重复。补丁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类别，就像段落，值得从经验上加以揭示。它很可能随着言者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那么，对于词语和更大言语单位在1与0之间的负斜率而言也是如此。
在我们转向那些称作词素的言语单位时，词素如第三章所论是在数量上比词语少且较笼统的类别，如果我们信得过汉语和哥特语的证据，我们记得它们序列—频率分布在算术对数坐标上（即log f+序列=C）呈线性，而在对数坐标上则不然。这或许意味着，根据广义调和级数，词素（音韵学家早就声称）的确是言语语义系统中最小单位——虽然不是语音系统的最小单位——因为在词素的序列—频率分布中，广义调和级数的指数p一般是无穷的。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么词素是属类别，不能根据更广泛类别的包含物来进一步界定。因此，依据我们的定义，词素没有谁比谁更明确[23]。
虽然词素根据频率降序的序列就特性程度而言没有意义，但是根据相对年龄它或许有真意，因为，据各位经验丰富的语文学家所知且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述，语言中越频繁的词素一般是语言史上较早采用的词素。
词素采用的相对年龄这个因素或许对于我们属—种平衡理论有启发性。因为，简言之，该因素意味着生命中早先体验到的那些类别一般会用作构成生命中晚些时候体验的那些类别的交集和并集的属成分。换言之，我们用先体验的术语去界定后体验的术语；因此，从种系发育和个体发育来看，当前环境一般给我们呈现的主要是来自我们过去对此环境的全部感知体验18。
随后，早先体验类别x，包括早先体验到p与q两个类别之间（比方说，p→q）的关联（例如，重力），一般肯定会及时进入后来构建的越来越多的其他类别和关联的包含物。如果我们将类别x在特定个人语义系统中所进入的不同包含物的数量界定为概念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或复合体（complex）、x共同体（com.x），那么，动态地来看，x共同体往往会与时俱增（该定义可描述神经学家所称作的神经学复杂体）。而且我们能够容易理解重新取样需作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在以后生命中是重新分析或从逻辑上“重新建构”早先构造的复合体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将特定个人语义系统中x与y之间的逻辑矛盾界定为冲突，那么我们能够理解，如果x共同体和y共同体都很大，冲突就会有多麻烦[24]。
言语类别的结构和行为似乎不仅证实了我们对于种与属之间存在平衡有最小值n的假定，而且它们似乎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统一框架来界定某些当前神经学理论。
在前文论述中我们没有提及规模简略法则，我们在第三章发现的该法则在言语中竟如此明显。该法则不外乎就是删除包含物交集和并集里无效类别的效益吗？19
我们也没有提及音位平衡——次语素成分音位复杂性的频率与重要性之间的平衡（第三章已论述）。鉴于将词素论作言语语义系统中下限，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音位平衡证明了言语语义系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个人全部语义系统中有最小值n？换言之，不同音位的数量n是最小化的，因为，从理论上看，人把自己所有无论什么样的行为类别都最小化了，也因而最小化了其不同语音行为。然而，文化意义（从那些被“置换”的刻板文化反应这个意义上说）只是附着于音位到词素的“置换”中。
显然这个论述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全部第三章的重现，我们从第三章的数据中最初发展出最小值这个概念。相反，我们现在只是说那里呈现的数据似乎大体上证实了最小值n这个论题进而具体地证实了属种平衡这个论题。
或许有人会合理地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最小值可以是人类言语的特质，却不适用于有机世界的其他部分。为了应对这个相当合理的反对意见，我们将在下一章论证最小值n存现于所有有机行为中，言语最小值n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言语结构可以出类拔萃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该领域中可以十分轻松地客观量化研究纯粹感知—思考的分类和关联行为。换言之，言语可以提供一个几乎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研究纯粹分类的经济，这种分类中有物理因素进入却并不多见。
（二）样本规模的测试
最小值n以及属与种之间的平衡还有一个经验测试。这个测试与我们前文论证有关，即越广泛的类别越会经常在环境中出现，因此属种两者皆可见于一个较小的感知样本中，也因而能够在较小感知样本中寻求到，因为较小样本比较大的要容易。
现在假如下面这几点是正确的：（1）一些频繁出现的属类别与许多鲜为出现的种类别之间有平衡，正如前文根据分类及最小值n的经济所论证的；以及（2）样本规模一般随着抽样的类别愈发广泛而逐渐减小；以及（3）工匠为了预测相关事件不断为各种类别取样，那么（4）就会有一些频繁出现的小样本以及越来越多的出现频率愈发减小的较大样本。
的确，如果相对立的属种经济同等重要，那么特定规模s的不同感知样本的数量N将会与s2成反比例关系，原因已在本章前文论述，我们从中发现了报纸新闻、百科全书文章等样本的数量N与规模s确实遵循N×s2=常量这个关系。
样本规模的经验测试有别于前文言语实体频率的经验测试，因为它是基于一个推断的关系之上，即类别为属的相对程度与可能发现该类别的感知样本的相对规模之间推断相关。如果此相关可靠，如果词语的序列—顺序即为其属—种程度的标准，那么感知样本的数量—规模关系应该与词语的数量—频率关系一致。
虽然我们的样本规模数据似乎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但是有理由反对，这些数据是从社会获得的感知样本而不是从个体获得的样本。尽管很可能会遇到这种异议，我们还是要让批评者们将此数据看作纯属巧合（忘记从社会获得的信息想要被接受就必须在个体上是经济的），而我们反而却迫切需要对此主题作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在我们看来，工匠一直不断关注获得有关所欲求和所担心的环境事件类别的信息。因此他在不断地抽取感知样本（即便他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不论抽取哪样特殊类型的感知样本（例如，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等等），以及不论使用哪样新闻采集精致装备（例如，社会报纸和百科全书），如果我们的最小值以及关于种属之间平衡的论证是可靠的，N×s2=c（常量）这种关系在理论上依然站得住脚。因此N×s2=c（常量）就是“眨眼法则”。
这时仍然还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关于工匠的时间测量，过去事件据此陈述，将来事件也据此预测。我们没有提及时间因素，不过我们论及了重复取样之间的频率和间隔，因而对时间的假定不言而喻。一经反思，显然，如果工匠的关联有所意指，那么工匠必须有一个高度精确的时钟。
然而，时钟在哪？
时钟这个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倘若我们记得工匠和工具类比理应描述所有有机系统，包括那些据说是由单一较大蛋白分子构成的有机系统。如果这些较大有机分子在理论上也必须有时钟，我们被迫得出结论，该分子内部某处存在恒速行动，可用作永不止息的时钟。物理学家主张原子内部的电子运行就是代表这样的恒速。这些就是老鼠和人的时钟吗？如果是，这个有机体必须以某种方式感觉到它们，即便感知机制不那么清楚。而且如果是的话，这种电子旋转感觉给有机世界提供了最古老最原始的时间、空间、速度的属类别（而且也许是整数），这些类别便是每个语义系统的基本维度（类别），一定程度的语义整合理论上可归咎于此20。
每个有机体某处必须有一个时钟。人退休后决定在某个时刻醒来而且自己做到了，他是诉诸这样的时钟。他在脉动规律中同样诉诸这样的时钟。
（三）第三个经验测试
我们已经提议，第二、三、四章汇报的言语实体频率—分布为对立的种属经济之间平衡提供了一个经验测试，此平衡在理论上存现于所有分类活动中，包括从最微小的细胞内活动到最复杂的人类意识活动。我们已经提议，感知样本的数量—规模关系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还有第三个经验测试，我们在此仅提及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一章全部都是论述这一点。这个测试是指大量不同工匠之间激烈竞争的效果，他们有各类不同数量n的工具。
如果我们认为工具数量n越小通常越经济是正确的，并且工匠因而很少不得已去改变他的工具这个主张也是正确的，那么n较小的有机体比那些n较大的有机体在演化改变时它们的形式—功能会更保守。如果n较小的那些有机体也通常是规模较小的有机物种（简略法则），那么较小有机体往往比较大有机体变化和灭绝的速度都要慢些。
我们将在下一章尝试从经验上证明，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在此提及这第三类经验测试，以免读者觉得我们话题构思太狭窄。
的确，如果读者对第三个经验测试感兴趣，他可马上转到第六章，跳过本章的平衡，本章是根据最省力原则从理论上探讨意识和某些神经学理论。
第四节 作为单位语义系统的心智
虽然前文包含了我们对于语言和感觉的全部论证，如果我们尝试在下文用某些广为接受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理论将我们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整合起来，那么为了使我们论证看起来更合理更有实用价值的所有做法皆为明智，神经学与心理学理论与人格结构有关，而且我们自己的部分研究明显从中受益。在将这些其他理论与我们自己理论进行整合时，我们没有片刻打算意指我们的理论对其他理论而言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如果整合成功，我们数据也会支持他们的理论。这种整合的一般尝试在第七章还会继续。
一、心智范围：心智与身体
当物质—能量无论以何种途径进入人身体，根据物理和化学法则可以假定它会不停地起作用。它还会根据经验系统的特殊类别起作用，它就这样一直发挥作用直到它离开此人的系统。（否则个体确实会死于分类上的消化不良。）21
因为，在我们看来，个人系统由特种（或类）物理行为组成，这些物理行为是由特种（或类）数量的特种（或类）物质—能量以特种（或类）速度或频率所完成。的确，个体只不过是各种（或类）完成程序的一个统一系统，朝着个体最经济的存活而完成。根据无生命物理学法则，通过这个系统输送的物质—能量构成个体的物理存在或身体。然而各种物质—能量及其通过此系统输送的各种行动—反应就是个体的心智（从目前定义上说）。
根据这个观点，个体的趾甲、牙齿和耳朵同其大脑一样都是其心智的一部分；个体的任何附属器官受到侵害，就像其大脑本身受到侵害一样，都会使其心智受到致命的扰乱。
二、心智扰乱：逻辑自我一致的需求
我们使用心智扰乱这个术语，是指任何对心智逻辑系统单元的扰乱，我们记得心智逻辑系统单元包括各种（或类）物质—能量以各种（或类）速度对于各种（或类）物质—能量所施加的各种（或类）行为。因此对心智的扰乱总是分类上的扰乱，即便这个扰乱只是习惯性频率或概率的扰乱。
扰乱可以是物理的，如系统受到击打或伤创。如果这个打击或创伤是该系统据其类别能够理解的一种（或类），那么该系统通过刻板行为类型开始着手去除这个扰乱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打击或创伤是不能从系统上理解的一类（头部的严重击打，或严重的子弹创伤），那么该系统可能死亡。无论是在系统自我疗伤还是打算去看医生进行药物治疗时，该语义系统都在努力恢复逻辑自我一致。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化学侵害，比如不熟悉的化合物入肺或胃却不能根据语义原型加以分类所造成的侵害。该系统以刻板印象的方式驱逐该侵害。或者要是不成功，系统会改变自身以适应该侵害22。这些改变本身可能是物种里定型种类，以至于外者能够从这个化学侵害引起的语义反应（或症状）种类的证据中推测该化学侵害的种类。
以微小有机体形式造成的生物侵害也不例外。的确，疾病可定义成对语义再定位的企图。对于某种特定生物侵害的免疫是成功的语义再定位，该定位针对那种侵害已成功实现。然而更常见的是，系统在它能够对自身进行语义重组前就已经死掉了。
有时候，侵害可能是从上端“意识层面”扰乱系统逻辑，我们稍后将会更加具体地见到这一点。这样一个侵害可能严重扰乱语义系统以至于可以发现组织和器官修正行为的纠正措施。胃溃疡和关节炎被认为经常就是这样激发的；所有转换性癔病也都如此。大概癌症也属此列，因为整体已经失去了对部分的控制。
虽然这些语义纠正所牵涉的实际机制少为人知，但是可能存在一个统一原则，我们认为它们都是语义系统不同“层面”的逻辑扰乱，而语义系统努力保持逻辑自我一致。由此，从理论上看，如同身心医学所表明的，有些疾病可从“身体上”或“心理上”治疗——即，能对它们在各种“层面”施行语义治疗。然而无论有没有他人帮助，语义系统可以通过恢复自身行动—反应结构中逻辑自我一致而独自自行改善；而且从自我修复来看，语义系统也会作此努力［“自然的治愈力量”，或者自然的痊愈力量（vis medicatrix naturae）］。他人帮助没有用，除非语义系统根据自身系统能够理解那个帮助。
三、创伤
我们在论述语义系统时已经使用过逻辑自我一致以及语义整合这两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指没有自相矛盾。第二个术语是指所有关联都与其他任何关联有关的状况，比如欧几里得（Euclidean）几何定理。虽然这第二个状况，即逻辑系统单位，理论上是所有思考的目标，这个目标至多只可在实际语义系统中接近。
当然，如果某个关联对某人很有效，而且与此人其他语义系统在逻辑上是自我一致的，那么这个关联对于别人无论有多假有多蠢，都没有关系。因此，中国农民相信月食是龙（译注：应指“天狗”）在吃月亮造成的，就语义整合而言这可能是个不恰当的关联，但是逻辑上并非矛盾，因为食月龙这个特殊类别显然与他者不矛盾，而且总是属于噪音类别，该类噪音直接是由厨具之类的东西产生的一类行动造成的。确实，假如在月食发生时我们制止农民不要敲盆击锅，我们可能会使他们恐慌不安有大难临头之感，因为他们会断定月亮这个如此重要的类别即将从他们的语义系统中永远消失。与这些农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殊类别的神鬼和言语，这些东西让我们心智放松，它们的存在让我们顽强地坚持下来，因为一旦发现它们是假的将会导致灾难性的逻辑后果。
然而，我们环境行为方式也有可能（对我们而言）逻辑相悖。举一个奇异的例子，假设我们独自在屋时有本书在餐桌上自动地蹿上跳下（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马上我们的逻辑系统就会被这个矛盾事件严重扰乱了。我们要么（1）跳上桌子“查明真相”——即，用我们先前类别说明这个异常现象；要么（2）我们逃到另一个环境，在那里我们心理联想仍然有效；要么（3）我们怀疑我们感觉是否正确——感觉是一个保持逻辑现状的相当灵巧的设备。然而，除非我们能够根据自身语义系统来解释这个矛盾现象，或者能够设计一个可以理解此现象的全新的逻辑自我一致系统，否则我们就留下了一个创伤；也就是说，我们终生都有一个逻辑矛盾的体验数据。我们也许余生都会“神经质地”躲避书本，或者用纸镇压在书上不让它们跳起来，可是，无论我们以后多么成功地用更多表现“正确”的数据压倒了这个逻辑矛盾，它仍然存在。
的确，我们记忆的郁闷以及梦见的冲突大概就是这类逻辑创伤，要是我们现在举一个不像跳跃的书本那么怪诞的例子，就会更好地理解逻辑创伤。
例如，假设有个人从小到大都孝顺母亲并且还憎恨小偷。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个小偷，这个披露造成的创伤极度冲击了他的心智逻辑。他对此简直难以相信，甚至谁要是提及此事就要杀了谁；他可能突然厌恶他自己的以及所有别人的母亲，哪怕是带着小狗的母狗；或者他可能建立起一个特殊类别，我的母亲，就像我的祖国一样，免除了所有其他关联（“我母亲不会做坏事”）；或者他可以爱上小偷；或者他通过重新审视自身体验，努力从逻辑上解决这个矛盾，发现母性与公民道德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小偷也有可爱的一面。或者他可能找不到解决之道，隐退寺院敬拜神明，或者在自我编造的幻想世界里或者死亡合一中寻找逻辑。
我们生命很可能包含了许多这类逻辑矛盾创伤，心理分析学派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创伤代表各自语义系统逻辑结构中逻辑冲突，语义系统努力解决冲突，以便在其术语与声明的系统中恢复更大的逻辑自我一致。
当然，从理论上看，如果矛盾影响了更广泛的类别，如母亲这个更广泛类别与其他类别进入一个更大包含物复合体而形成更具体的类别，逻辑扰乱会更严重。因此，母亲和小偷这两个类别，通常是早期体验的基本类别，大量后期体验不管愿不愿意都是据此界定的。如果这个人只是发现他心爱的狗吃了鸡，他很可能也会悲伤，但是没有那么极度沮丧。的确，他情绪反应的程度就是衡量其语义系统中逻辑破坏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认为逻辑顺序实际破碎或受到破碎威胁是痛苦的情绪，然而减少n或让体验在语义上更完整则是愉悦的情绪）23。
逻辑扰乱越是严重或广泛，其衍生物一般越是更多见于与其他类别在一起的包含物中，这些包含物在逻辑上也因而被扰乱了。的确，这个深远的扰乱可能只是通过影响更加浅表的包含物来呈现给他人。因此，外人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个人发现了他的母亲是个小偷。外人可能只是注意到他过度喜爱小偷（或者过度厌恶所有母亲），这就表明他的心智某处受到了创伤。甚至这个苦恼的人自己把原始创伤从意识中赶走，通过提供大量体验数据，比如“说小偷好话”，努力恢复他自身语义系统的逻辑顺序。然而，借助“自由联想”这个心理分析技术，此人说出对小偷所作的联想（或分类），当此人对自己或他人承认“我有一次看见了我母亲扒窃”时，这个基本普遍的冲突就会有意识地自我彰显。“自由联想”这个技术基于心智就是类别系统这个理想假设。
上述研究让我们想起一句古话，“纸包不住火”，一定如此——这一信念在警察未破案件的记录中几乎得不到支撑。不过，语义系统会力求逻辑自我一致，即便是为了做到逻辑自我一致，罪犯也必须坦白其罪行。因为虽然凶手可能由于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行而走向绞刑架，至少他的良心在他走向行刑时是干净的——也就是说他的语义系统在逻辑上会再次变得自我一致——因为根据他接受的文化社会关联系统，他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处理24（参见第七章）。
上述两个例子意在说明语义系统逻辑自我一致为了准确预测未来的主要需求。更多案例可见于心理分析和精神病学的文献，我们理论受益于心理分析和神经病学[25]。
四、作为知觉的意识
我们在前文论述中使用了“意识层面”这个术语，我们现在来更加仔细地详查这个术语26。
为了方便说明意识层面，我们以言语为例，我们发现虽然听者意识到言者等全部言语流，但是他对言语流的所有部分并非一样清楚。例如，他一般会更加注意较大的句子置换，而不是较小的词语置换和音素置换，倘若较小置换中没有错误的话。然而，要是言者用了“错”词或者把词读“错”了，那么听者一般会注意到这个错误。这些不同程度的意识大致可以称作意识的不同层次。
要是我们介意概括上述言语例证，我们当可以猜测到较高层面的意识要么与（1）联想概率相对较低、规模相对较大且较少频繁出现的类别包含物有联系，要么与（2）联想概率相对较高、频繁出现的类别包含物中违反或偏离常规有联系。根据这个观点，人们通常会意识到（1）生活中更多变化类别的相关事件，而且也会意识到（2）生活中更加确定事件的中断或扰乱之事——例如，假设心、肺和肝的行动表现“坏”了。我们目前将构造一个描述性更强的社会类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是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每个有机体在对刺激物类别作系统回应时，可以说都知道这个类别，无论它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另一方面，好像只不过是对于更为主要的刺激反应而作出的一个次要系统反应；或者采用传统术语，意识是对知觉的知觉；或者，换一个不同的表述，意识是感觉的感觉。
因此，例如，我们的工匠既能感知外部世界，另外还能感知自己的感觉。意识如此界定可以引出额外的感觉机制，但是没有新的原则，因为意识在监督感知时本身有一个分类结构，否则它就无法监督。意识结构在理论上也揭示了类别数量最小值n的经济。对语义系统给予的特定威胁、破坏或机遇如果越多，意识对之注意力也会越强。
如果我们记得单位语义系统是自我保存的，意识机制（无论是什么）的经济合理性便清晰可见；而且，要自我保存，就必须有机制，既要有对扰乱系统逻辑自我一致的知觉机制，又要有对该扰乱的纠错机制。否则，语义系统就无法保存自我，而且确实也没有意义。显然，如果一个有机体不同类别数量n较少，那么它就无需一个数量n类别较多的有机体所需要的高度复杂的意识（即意识的数量n如此之大）。然而，从理论上看，每个有机体都有意识，尽管我们可能无法察觉它的存在。
也许想象个体意识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诉诸一个社会类比，把个体意识与较大社会群体如作战军队的意识行为相联系。毕竟，每个军队都是有着统一共同目标且行之有效反应迅速的团体，它根据统一作战计划寻求实现共同目标，这个计划是以分类的和关联的行为加以陈述。该社会系统运作的前提是在分部与中央总部之间的双向信息服务。从总部发出的信息既控制又受制于它收到的信息。随着信息从上到下沿着军衔传递，它传遍了各个级别，各级成员人数越来越多（列兵人数比上尉多，等等），而它的不同行动模式或类别在数量上变得越少了，也越有限或者约刻板（例如，列兵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行动，其行动类别也有限）。
然而，部分信息服务是发现并报告针对团队行动计划而制造的威胁或实际扰乱，以便该团队修改自身或其计划或其环境，以期用最小的力来实现目标。总之，军队必须有监督感知系统（与意识相类似）。
假设现在发生了扰乱，我们来探究该组织的其他部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有士兵在战斗中受伤，所造成的扰乱会是局部信息问题，也会局部得以纠正；它至多作为一个统计集合的单位汇报给上级，它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整体对它认识的提高而增加，这个受伤对整体健康的威胁程度越高，整体对它的认识也就越高。阵亡同样如此——老一套的局部扰乱是以老一套的局部方式来处理，它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再次取决于这个集合。
另一方面，如果士兵是死于黑死病，这就绝非一个可以局部处理的老一套扰乱，而是一个对整个系统的隐性威胁，那么它的消息确实会传到上级，结果会采取集体行动。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发现，扰乱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还是该事实对整体的含义，它对整体预示吉凶的程度决定了它吸引整体注意力的多少。
上述两例可以扩展到方方面面，我们据此能够明白，我们的隐喻社会意识在没有扰乱时一般是在整个系统中均匀分散，它只是感觉到一切按计划进行。然而，一旦发生扰乱，对扰乱的认识是根据扰乱对整体的含义的增加而增加。单个小的扰乱，像致命的热病或新发明的武器，对整个组织带来威胁，可能会吸引团队的全部注意力，并且行动步骤也会随之作深入修改。严重的特定类型的可能扰乱一般相当罕见，否则它们就变得刻板，由此得出的纠正措施也是刻板的、局部适用的。
以上对于军队信息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团体的社会信息。的确，回头想想，我们发现它把我们带到本章开篇完全相同的论述，即对相同规模s不同报纸报道数量N的论述：两种经济的对比——局部重要的司空见惯事件小样本的经济对比广泛重要的不寻常（少重复）事件较大样本的经济。
但是尽管我们军队类比容易整合进我们社会采样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个类比可扩展到包含个体士兵自身意识到的那些事件。因此，只要士兵指令清楚力所能及，而且只要他的枪支弹药等各种机制能正常运行，那么士兵最大的意识将会指向他作为士兵面对的最大威胁或机遇，在这过程中他自己的个体经济可能被抑制了[26]。士兵在装子弹和开枪的常规行动中大体上是无意识的，只要一切按照计划进行。然而，要是他的枪坏了或子弹用光了，士兵对此注意力更加集中也因而立即变得有意识了。
我们现在暂停下来，我们前文全部论述都是根据类别以及类别的类别展开的，类别的类别是一个事件类别根据第三者的标准而归属于另一个事件类别。因此，枪坏了是一个事件类别，它在士兵心智中归属于其他事件类别。黑死病案例这个类别也是如此。的确，面对扰乱时第一个问题是“它是什么？”，接着“它有什么不同？”，再接着“我们要做什么？”，所有这三个什么都是分类行动。第二个问题即“它有什么不同？”似乎直接与意识关注扰乱的程度有关。
对于上述社会类比所必需的是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包括整体的集体之间传递信息的某种系统。这个信息若要有效必需是以一个稳定的编码方式传递，而且与之相关的所有实体都熟悉这种编码。（我们只需想象一下，混编了中美两国士兵和军官却没有联络官的军队会有多么混乱，我们就会明白必须有单一的自我一致沟通系统。）这种编码不必非得由口语或书面语组成。相反，它可以使用任何约定的人人能从感知上观察到的物理媒介：声音、闪光、气味、电势、态势、手势、化学标记——实际上可以是人能够察觉到的任何东西，假如人们总是熟知编码的意义。
我们接着更加仔细地检查编码问题，我们探究它的组织，无论它的物理媒介是什么。显然，控制言语组织的原则——简略原则，多能、置换和特化经济原则——同样会控制任何编码。因为，跟言语一样，任何编码都是一个语义系统，其物理基础是依据刺激类别与反应类别形成的。它是刺激类别的分类，因而与反应类别关联，反应类别反过来又会是刺激。
或许生理学家在思考上述类比时会问自己，个体全部神经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以及所有其他系统是否可以不是如此类似组织起来的：刺激类别和反应类别的分类，后者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刺激——一个单位语义系统如果有效则必须保存自己的逻辑自我一致，并且通过减少行动类别n寻求语义更完整？27
如果这个类比合理——提出这个问题也无妨——那么普通调和级数的术语可以通过所有生理学细节的分类行动得以接近，这些细节包括各种染色体的不同基因的数量N和规模s。因为遍及全部“体细胞”的实际物质实体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只有它们的种类、它们的性能种类才是持久的。因此，种类（类别）的经济无处不在。我们工匠理论上存现于分类行动的最微小系统；的确，多细胞有机体大概可以有利地视作许多工匠所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他们共同解决自身的幸存问题，甚至可以看作我们上述社会类比的成员（参见第二部分）[27]。
上述臆测似乎有点冒失。但是我们记得，原则比如最省力原则如果可靠不能局限在部分受限行为中——正如万有引力原则不能局限于比方说艾奥瓦州的几个县城。否则，它作为动力学原则就不合理。虽然我们对于个体行动的不同分类n的关注好像有点过多，但是我们的关注源自一个真诚的信仰，即在把n最小化（受制于把未来预测到一个特定的可能程度）作为将气力（可能的功力）最小化的一个手段时，我们拥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方法去研究所有生活现象的基本原则。
我们前文呈现的士兵和军队的社会类比只是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全部的假设构念，对于感知、思考和行动中单位语义系统的构念（是否无意识，或有不同程度的意识）——一个通常以最省力的方式保存自我的单位意义系统。
五、伪“心智—身体”问题
在上述社会类比还在我们眼前之时，我们却要转而思考“心智—身体”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是个伪问题，而且在心智和身体这两个术语由那些对此全神贯注的人界定之前一直是个伪问题。我们已经探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主张脚趾甲、耳朵以及牙齿等与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一样都是单位语义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用药治疗某些疾病、我们讲话治疗其他疾病（精神疾病）以及用药片或词语治疗另外某些疾病，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心智与身体是截然分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特定刺激来引起特定反应。对于组织的高级文化“层次”，我们用“词语”说话；对于较低级和确定的层次，我们用阿司匹林药片说话。虽然我们用传统文化语言的术语指称一物而用更加恒定的物理—化学语言的术语指称另一物，而这仍就是说话。鸦片，对某些有机体而言是食物，对我们却是毒品，因为它在我们的语义系统中对我们来说就有此意。
我们将心智看作一个单位语义系统，它努力把行动的不同类别n最小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许不得不严格区分文化语言和物理—化学语言（参见第七章）。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有机体中心智和身体一分为二。相反，这意味着一个单位语义系统被扰乱的方式有多种、被纠正的方式也有多种。可是无论何种扰乱对于单位系统而言都是逻辑扰乱；无论何种纠正也都是逻辑纠正。
火，对于我们系统可能造成极端威胁。我们可以听说火，我们可以看见火；我们可以感知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获悉它，我们反应皆相似。感知和反应可以在不同意识层次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并非意味着“心智”和“身体”一分为二。
第五节 智力僵化与死亡：余论
我们前文假设的构念本来就有各类其他因素，我们接下来对此作简要论述，因为它们对于后文章节论述很重要。
一、年龄与智力僵化
我们已经论述了工匠将努力构建自己的语义系统，以便该系统足够描述和预测其特定环境的相关事件。我们现在指出，一旦他这样做，为了避免重构其语义系统的成本，保留那个特殊类型的环境对他而言颇经济。
我们将这种条件陈述为如是规范：工匠建造其语义系统，以便预测其特殊环境，接着保持在与其特殊语义系统相符的环境里。
由上所述，显然每个语义系统都为其环境所见偏。
更明显的是，工匠在特定环境中生活得越久，就会有越多的感知样本支持构成其语义系统特殊关联的可能性。换言之，工匠在其特定环境中生活时间越长，其语义系统在数据上就越能得到彻底的支撑。
随着其语义系统因更多时间的流逝而在数据上得到更强的支撑，那么如果环境变化或遭受变化，重构这个语义系统将会消耗更多的功，因为工匠将不得不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新环境感知样本，以便消除往昔环境感知样本积累的数据效应。
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时光流逝，工匠语义系统一般在智力上变得愈发僵化，也就是说其语义系统行动可能性增多了。总之，形成一个适合其环境的语义系统，再接着保存其语义系统所描述的环境，这些对于工匠来说是经济的，所以，其语义系统可以说是从较少可能行动走向较多可能行动，并且由此变得智力更僵化（按照定义）。
当然，使用（智力）僵化这个神经病学传统术语，我们记得该术语从根本上看是借自物理学，它在物理学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更加贴切的术语可能是智力熵，甚至有人斗胆界定人的年龄等价于其智力熵，随着语义系统由较少可能走向较多可能，智力熵反过来差不多是行动类别重现可能性的对数[28]。
然而，为了不使我们陷入术语之辩，我们强调，我们只是在说习惯是与时俱长，即“习惯就是电缆，我们每天都在编织电缆线，一直把它编到很结实，以至无法弄断。”28然而习惯这个概念背后是心智这个概念，心智是数据分析感知样本（即记忆）的集聚。
由于这个数据偏见渐趋重复，工匠会变老，其生命走向不可逆。然而，我们这儿所说的年龄，不是与系统流逝时间长短相称，而是等价于智力僵化29。因此，人不是跟他的年龄一样老，而是常言所道“跟他的腺体一样老”。理论上看，如果肉体的形式—功能随着年龄而更“僵化”，这不是智力僵化的结果而是智力僵化的原因。因此，例如，驼背肩膀终归是伏案调整之果，正如语义系统迟早会变得愈发僵化不够灵活（灵活是僵化的反义词）。年龄作为规范性增长率的意义将在下一章论述。
二、智力僵化与死亡
智力愈发僵化这个概念隐含着死亡这个概念，死亡是对环境变化不再作语义调整的时刻（死亡的经济将在下一章论述）。
究竟什么决定了死亡时刻，这是个难解之题。然而，如果它与智力愈发僵化有联系，可对它作两点客观陈述，这两点都正确。
首先，死亡更可能发生在生命后期而不是生命早期，因为系统在生命后期比早期智力上更加僵化，这个事实世人皆知。其次，那些“智力更高”的人重构其语义系统的能力更强，一般比他人不仅更健康还更长寿，因为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事实也如此30。相反，身心有缺陷的人一般英年早逝，事实好像如此。
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越来越“慢下来了”。更正确地说，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似乎对于自身系统“身体”和“精神”扰乱的修复也越来越慢了，而且改变我们“身体”和“精神”的构型也越来越慢了。这在理论上可以预期。
如果以上论述可靠，那么人们可以尝试用下面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两种来延长寿命：（1）稳定环境，以便将改变个人语义系统术语的可能性最小化；以及（2）试着用更广泛类别（即“更广阔”或“更宽容”的类别）的术语构建个人语义系统，以便减少任何环境肆意变化导致扰乱的可能性。
理论上看，如果（1）人们能使其环境完全稳定，那么他不会死；因为，尽管他智力越来越僵化，他的环境从不质疑其系统。因此，诚如生物学家一直以来提出的，死亡不是生物的必需品。相反，死亡是生物的权宜之计（参见下一章）。在这方面，我们记起，细胞多年来可以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某处一直存活到现在，因为它保存在一个稳定的最优环境里。
理论上看，如果（2）人们避免高度偏见的特定关联（即偏执）反而设法用体验中常见广泛类别的术语整合自己语义系统，那么人们就越有可能应对环境不断变化带来不可避免的沮丧和失望。因此，经验上可核实的哲学不仅是治愈扰乱的一笔巨大健康资产，而且特别是在预防扰乱上也是一笔巨大健康资产。相反，蔑视经验检测的不合逻辑的假哲学可能是严重的社会责任，它在那些受训奉行它的人之间制造了冲突（参见第七章）[29]。
三、环境框架与神经症
特定个体在语义上调整以适应的特殊环境，可称作参照框架。由于某些在统计上的易变之事常常导致一个人的框架完全不同于另一个人的框架。因此，巴甫洛夫的狗，听见铃声就条件反射要吃的，这个框架例子相比寻常狗框架有些奇异，因为铃声与食物之间一般没有特殊关联（或“条件反射”，或联想）。
现在我们以人为例，假设一个女生在放学回家路上不幸被强奸了，遭受了一个痛苦的初次性经历。由于缺乏其他性体验，无法与强奸这个统计上的特殊例子比较，强奸这个类别在她心智中是一个与所有男人性行为有关的属类别。因此，她会自动避免更多性经历，甚至避免与男人打交道，以免产生不愉快的强奸体验。如此，她自动阻止了汇聚更多体验样本的可能性，这些样本将会从数据上统计她被强奸的易变可能。
这位女孩的强奸联想并非虚假，因为男人事实上的确强奸了女孩，甚至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一点她很清楚；任何女孩都有可能遭此强奸。问题是，从事实情况来看，遭此强奸的概率并非像该女孩根据自身遭遇想当然估计得那么严重。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会产生错误的概率，这些概率由自身特殊框架造成，该框架可能为个人随后体验所纠正或未纠正。问题在于，这位女孩强奸关联有点过头，几乎杜绝了正确体验的可能性，除非迫不得已。这就是老生常谈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此基础上便出现了这样的谚语：“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因为除非有正确的随后体验，否则异想关联往往会变得愈发广泛，也就是说，语义体系的更多部分将会根据这个异想关联而构建。
因此，在前面这个遭遇强奸女孩的案例中，强奸关联可能太广泛了（即，形成了这样一个情结）以至于她拒绝离开房间以免遭人强奸——老实说，遭人强奸可能会发生，但并非一定会发生。因此，该女孩异想的强奸关联对于她自己来说成本高不经济，因为总得来说人人都必须走出房门。
女孩一方面对强奸有恐惧，另一方面对社会生活有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最终的根源在于一个错误的概率，即她对遭受强奸可能性的合理估计大大背离了群体的集体体验。这个错误概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强奸情结。这种状况可以界定为神经症。
根据我们理论，早年体验的创伤比晚年的更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神经症。神经症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治疗，因为情结随着时间的流逝一般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严重神经症的存在，理论上往往会减缓智力僵化的增长率，并因而延长人的寿命。总之，越长寿的人理论上多为神经质的人——这对于常常苦不堪言的生活算是一个可疑的奖赏。这个理论预期在数据上得到了支撑。
当然，有些神经症能够通过改变环境得以舒缓。毕竟有一些社会上神圣的机构可以给那些害怕男人的女人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对住在纽约的神经质恐惧可以通过远离纽约得以平息。许多神经症可以同样得到治疗，如那些过度害怕蟾蜍、蚯蚓和老鼠的神经症。
四、怀孕与出生
趁我们还在讨论与单位语义系统相关的众多其他主题之时，我们想知道特定个人的语义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虽然这个问题庞大，然而我们至少开始谈论它了，以免似乎忽视它的存在。
从理论上看，有机体必须总是以最小力而幸存，而且由于另外必须有一个语义系统，所以语义系统理论上看在有机体怀孕时起就存在了。的确，我们可以将个体的基因遗传看作其最初的体验领域，没有这样的体验遗传，个体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如若不然他就没有先前的体验，他对应其环境有选择行动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基因遗传的物理—化学结构在理论上具有我们工具作坊的全部属性，包括语义系统。然而就是这个语义系统，这个根据物理化学结构表述的语义系统，才是父母的礼物。这个语义系统界定了该有机体发育的最优环境。该语义系统也包含了体验的基本属类别——高度原始的类别——对该属类别的详尽阐述可以界定该有机体实际环境中更加具体的种类别。
显然，出生时由水环境来到空气环境，人必须作出巨大的语义调整——神经病学家恰如其分地称这个调整为产伤，该调整是存在于日后生活中永久的逻辑冲突。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主题，繁衍后代的多元生育这个主题。根据最省力原则，多元生育或多元交配这个行为，和每个其他有机体行为一样，一定是一个经济的行为。然而什么是多元父母的经济？如果我们认为父母为他们子女提供语义系统，那么多元父母这个问题便是：从一个以上的语义系统的假定事实中而不是从只有一个语义系统的假定事实中选择一个全新的语义系统，其经济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给出如下回答似乎有点不够严谨：如果胚胎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父亲或母亲单方面的奇异类别，那么父母语义系统一致赞同的特殊类别很可能是胚胎采取的有用类别。因此，多元生育是一个保守机制，它为一个更可能出现的环境提供一个更可能使用的语义系统。
此外，通过从一个以上的语义系统的配置中选择其语义系统，胚胎就有可能得到一个比其父亲或母亲的语义系统在逻辑上更加综合的语义系统。因此，物种的永久性突变在怀孕时就已经发生。
论及这些，不是认为它们对于遗传科学有多大贡献，而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工匠及其语义系统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因而这个问题甚至对于遗传学研究都有启示。
五、记忆“途径”
虽然我们已经论及了体验或记忆，但是，作为一个感知样本的累积，我们躲避了整个生理学机制问题。记忆，当然可以是感知形象的档案。然而，它不必如此。因为记忆也可以是事物移动路径或途径的交通系统——这的确是神经病学家公认的情形。因此，越经常使用的途径越容易，越容易的途径反过来又是将来往往越经常使用的，由此引出记忆这个因素。
然而，如果记忆——以及，含蓄地讲，整个语义系统——是物质—能量在空间移动的路径系统，无论是为了传播信息而移动，还是为了给系统提供能量而移动，或者为了这两个目的而移动，那么组织这些路径的方法有经济的也有不经济的。虽然最经济地组织路径这个问题无疑很巨大，不过它既真实存在又值得考虑。
我们对于这些路径的数量、位置以及连接所了解的就是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研究人类社会系统时遇到的准确可比的问题，人类社会系统可充作一个有用的类比。如果这个类比可靠，我们就能明白某些路径受堵时如何被迫开辟某种程度上易变的迂回路径31。我们也能够明白，随着记忆和年龄的增加，路径对于各种变化也越来越迟钝或僵化。我们能够明白，婴儿胚胎，在开辟自身路径时，基于自身遗传的语义系统的体验，如何设置路径以便用最大经济调度将来可能的交通（正如设置铁路是为了用最大经济解决将来可能的需求）。
在提及与感知和思考有关的此类其他各式因素，我们不是假装给出了解决方案。我们只是指出，它们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而且最省力原则——如果正确——一定能够对之给出解释。
第六节 小结：最小值N
每一章以小结来结束论述，这是行规。本章我们详细论述了工具作坊里的工匠，我们认为工具作坊是有机体的模拟物。我们在人类言语结构中，无论是人类言语的言语流中还是其感知样本中，证明了这一看法。可是现在，我们不去讨论工匠以及他的被视作有机体模拟物的工具作坊，我们来谈论有机体本身。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机体行为在物理和化学上都是正确的。因此，在审视有机体时，我们寻找它与无机物的区别。众所周知，有机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选择能力。也就是说，有机体从其环境中选择某种（或类）物质—能量，并且对之做出某种（或类）事物；或者，更好地表述，它选择某种（或类）物质—能量属性并对之施行某种（或类）行动。
我们在前文已经探讨了这些不同种（或类）选择行为的某些方面。可是，我们没有提出具体有机物行为的具体行为类别这个更加狭窄的问题，相反，我们已经探究了任何有机体不同选择行为类别数量n的决定因素这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因为不管特定有机体使用的具体不同行为类别是什么，每个有机体无一例外地都会使用n个不同行为类别——无论n有多大或有多小。
我们对于这些n个不同类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小数量n或大数量n是否存在什么经济。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接下来概述的其他问题：
（1）无论任何有机体使用的不同物质—能量类别数量n是多少，它将这个数量n最小化是经济的行为，因为该有机体在任何单一地点都有可能发现一个更少量n的不同物质—能量类别，因而通过把n最小化，它把寻找这些类别所耗功力的可能性最小化了[30]。因此，增加n就是增加有机体的可能之功——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的工具类比中所看见的，工匠单纯功力随着n增加而增加。
当然，第三章的工具类比的单纯功力与有机体的可能功力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工具类比的单纯功力情形中，任何不同工具种类数量n的增加都伴随着工作台长度的增加以及最远的第n个工具与工匠之间距离的增加；这种距离的增加使得工匠为了拿到工具且放回原处要消耗更多的功力。
然而，在有机体的可能功力情形中，我们可以说，不管任何距离因素如何，随着工具不同种类n的增加，作坊的可能功力也在增加。因此，可能功力可以取代距离，所以工具类比理论上仍然可以描述有机体，不论问题形成的维度数量是多少。
（2）然而，即便所用物质—能量不同类别数量n是最小值，减少所用物质—能量每个类别的实际数量也是经济的，因为任何有机体在任何一点更有可能发现更小数量的而不是更大数量的任何物质—能量类别。的确，如果认为任何物质—能量类别的内容是由一定数量n的不同实体构成，那么我们可以说n又是最小值（这是将物质—能量数量最小化乃为经济的另一种表述）。
尽管以上论点足矣，但是还有第二个观点：较少数量通常比较大数量更容易沿途移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的工具类比中论述“就近放置”的经济时所指出的。因此，有机体一般会缩短其结构中所有距离，以便减少可能功力。这种趋势通常会导致“就近放置的”有机体，也就是说，有机体结构中没有哪个闲置空间或长途距离是没有确切经济原因而存在的。此外，物理规模小与不同行为类别数量n小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因为所有有机体理论上都是在减少所用不同原料的数量及其种类。因此，规模上相对小的有机体往往结构上相对简单（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拥有不同工具的数量n相对较小）。这种小与简单之间的关联对我们下一章论述中很有意义。
（3）由于物质—能量不同类别数量n是一个最小值，所以，增加任何一个或以上特定行为类别n的频率比增加n的规模要经济。因此，增加f是把功力最小化的一个策略；增加f的经济与n成正比（参照第三章的工具类比）。顺便说一下，这个因素对于合理化解释任何种类的有机体过程的所有频率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它还解释了从较小且较简单结构（如，细胞）中置换出较大有机结构为何是经济的行为。
（4）通过减少所用物质—能量不同种类数量n，有机体相应地减少了对自身结构和行动的不同种类物理—化学威胁的数量，也因而减少了有机体必须借助感知—语义系统来警惕的不同有害事件的数量。通过如此减少对自身系统不同威胁的数量，有机体能够减少它将其环境分析为不同感知—思考类别的数量，也因而减少了其样本的数量和规模。因此，相对较小和较简单的有机体，往往有相对简单的感知—思考系统（即不同感知类别的数量n较小）。
（5）我们已经说了有机体对于不同种类物质—能量施行n个不同种类的物质行动（或过程）。顺便提一下，我们发现将这些n个不同种类的行动（或过程）最小化是经济的，因为通过减少所施行n个不同种类的行动，有机体增加了发现能够执行这些行动的物质—能量的可能性。这第五个原则只是前文第一个原则的另一种表述。
因此，不管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机体将自身任何形式的不同行动类别最小化皆为经济。为了更方便阐述，我们自此总结前文理论原则，仅仅表述为，n个不同种类的物质最小化是因为增加发现它们的可能性。
但是，虽然上述原则可以想象足以界定一个自我保存的最省力物理系统，但是我们还没有最终证明有机体就是这样一个假定的最省力系统，即使我们观点已经朝此方向建构了。
然而，有一个方法可以检验我们工具类比的正确性以及上述针对所有有机体过程的五项原则的正确性。因为，如果相对较简单且较小的有机体可能是相对更有效力的有机体，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相对较小且较简单的有机体，不大可能需要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功能，也不大可能会灭绝。因此，革新的比率以及任何类别或物种的有机体灭绝的比率理论上看往往随着其有机体相对规模和复杂性的减少而减少，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论证。如果这一论证是正确的，这对于建立我们的最省力原则又迈进了一步。
[1]我们在第三章已充分探讨了消耗功力比例不同的工作的情况。
[2]我们在第二章论述的错误时间观点的概念可以通过从锥顶考虑圆锥体角度的增减来加以陈述。
[3]为了方便阐释而引入这种假定的侧面推力可能只是对于鸟类导航直觉而言是基本必需的；这一点可以在实证上得到验证，即在测定其方位时是否所有信鸽在赤道以北是按顺时针方向盘旋而在赤道以南是逆时针盘旋，我们可以对此加以实证检测。
[4]根据个体自己的采样，这种多元化之力代表大量各类不同样本的经济。
[5]根据个体自己的采样，这种统一化之力代表单个大样本的经济。
[6]由于缺乏精确测量这两个力量的强度，我们只好主张，如果它们是平衡的那么它们当同量且反向。
[7]上述报纸的数据测量是由我当时的学生（A）乔伊斯（C.W.Joyce）先生、（B）汉密尔顿（F.P.Hamilton）先生和（C）沃特·斯派克（Walter S.Spike）先生承担的。
[8]从技术上看，只有两家（A和B）报纸可能存在的误差较大，足以包括理论上的-0.5000斜率。
[9]虽然人们常常听说报纸如何精选新闻，坦率地讲，人们只能认为所有刊载的文章都是报纸根据自身的特性而挑选新闻。一旦报纸拒绝迎合其读者群的新闻需求——无论是什么样的新闻需求——就是它们倒闭的日子，同时，一家具有竞争力的报纸开始兴旺发达。
[10]测量每篇文章长度是由我在哈佛大学和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授课时的七位学生承担，他们是：赵如兰（译注：原文为Rulan Chao，此为音译）小姐、米歇尔（L.Mitchell）小姐、波特（A.Porter）小姐和伊丽莎白·怀特（Elizabeth White）小姐，以及库克（A.S.Cook）先生、小拉蒙特（F.F.Lamont，Jr.）先生和施雷夫（M.J.Schleifer）先生。
[11]对于前10个2英寸间隔而言，前21卷的3卷中有7组连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平均数量及其标准离差分别为：（1）124±44.32；（2）78±31.30；（3）32±7.67；（4）16±3.57；（5）9±1.69；（6）7 4/7±2.74；（7）4 1/7±2.23；（8）3 1/7±2.25；（9）3 6/7±2.61；（10）2 5/7±3.86。11由此可见，变量可观。第十一版中发现了一个可比较的变量。（参见下文）
[12]实际统计的数量为5 050本；因为该准确度在此项乏味工作中相当高。前文提及的米歇尔（Mitchell）小姐、波特（Porter）小姐和怀特（White）小姐，以及库克（Cook）先生和施雷夫（Schleifer）先生承担了绘制表格的任务。
[13]参见第十二章关于波士顿交响乐团十年来演奏的作曲表演和作曲家的序列—频率、数量—频率以及间隔—频率的数据。
[14]诸如戏剧话语的成功动画场景的长度似乎值得定量研究（见第十一章）。
[15]顺便提一下，如果特定经验中不同类别的数量n固定不变，类别越宽泛，就有越多的经验会被正分类。因此，例如，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类别家具，那么他会将其经验分为正类别和负类别非家具。相比他如果只有一个狭窄类别椅子，他更多的经验因而往往会被正分类。
[16]这段文字用斜体字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所有感知（或思考的或语义的）系统中基本的首要的动力原则。
[17]说到n2个不同类别的工具或n个不同类别的感知事件，我们已经进行了分类。因此，从理论上说工匠（有机体）总会事先有一套n个类别。无论这些实际的n个类别是什么，理论上他都会试图进一步减少类别而将n最小化。为此他会寻求更少量的更万能的工具。
[18]定义只是根据类别的交集而作的陈述，如“正方形是等边的长方形”。
[19]为了避免出现双重最高级，我们来指出不同工具的数量n在一个参照框架下是最小值。然而这个数量n提供了另一个参照框架下相关事件的固定数量，其不同分类标准的数量n是最小化的。人们可以通过减少n件工具来减少n个标准。
[20]读者会注意到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观点适用于不同类别的数量n这个问题，后者例如是指不同关联事件的数量m。这仅指类别的用途。参见下文对言语的论述。
[21]最小值n这个概念只是前文观点的一部分，可能新颖，至少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而且，果真如此，它可能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其余部分可见形式化于各类代数中（布尔代数）而且可假定与晶格理论以及符号逻辑关系密切，对于晶格理论和符号逻辑的更多精确细节作者声称几乎一无所知。
[22]可能难以断定具体类别的包含物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记得，根据我们理论，逻辑冗余当避免，那么在此句this is the man that hit the ball中，至少得有两个不同包含物，因为类别the出现了两次；要是只有一个类别，the就是多余的。由于类别是根据其他类别来定义的，在这个定义中，重复一个类别并没有多出什么（布尔代数：a×a=a；a+a=a）。因此，类别rose rose必须代表两个包含物［例如，（My daughter）Rose rose（this morning）］。所以，在言语要素重复中我们可以有两个客观标准来界定类别包含物——或者更好，界定包含物的包含物的包含物。词语、短语（在最具包含性的意义上）、小句、句子等等，因而可以根据重复包含物加以界定。这是生物社会动力学语义—动力方面有前途的一个领域，该领域在本书中未予特别强调。会有些伪赘词出现：the red red rose意思是“非常红的玫瑰”。这些伪赘词用来加强词意。
[23]不管怎样，词素在算术对数坐标上的线性频率分布表明了宁愿更频繁使用较少量词素仍然存在着经济性。
[24]此类冲突在个体自身早期体验与其文化之间可能会出现，这一点将在第七章更全面地界定和描述。
[25]人格重组这个概念，由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25学派提出，似乎与我们的概念是等同的，我们认为改变类别是为了保存或恢复逻辑自我一致以及为了增加语义整合。在我们看来，我们要对格式塔学派和弗洛伊德（Freudian）学派提议，我们认为心智是单位预测机制，该机制的不同类别数量有一个最小值n，这是他们富有独创性的系统动力学的前提。果真如此，随着我们的共同领域变得更加统一，他们的理论和研究将代表对最小值n的经济的进一步详细阐述。
[26]此时我们含蓄介绍了弗洛伊德“无意识”这个概念，即个体—社会的冲突，其中，个体经济因社会经济而遭抑制。第七章作进一步论述。
[27]我们记得蛋白质分子尽管在结构和规模上存在很大不同，它们都是阐述所有已知生命过程所必需的，它们都包含了碳、氧和氮，三者比例为51%、25%和16%，它们大约呈1、1/2、1/3比例的调和级数。这些都是惯常的元素。这些化合物的多功能不是按照碳、氧和氮的顺利呈现的吗？
[28]这种可能性不是洗牌次数越来越多（物理学的熵）的可能性，而是上年纪“牌友”的行动越来越固定或确定，他们随着年龄增加，越可能在特定时间用特定方式做特定事情：个体“先入之见”越来越僵化。
[29]人们环境故意改变虽然可以避免偏执产生有益效果，可是如果走极端，也会损害语义整合。
[30]这个最小值n总是服从于文中论述的辅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