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差不多二十五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将人类行为仅看作与世上万物一样是个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同样客观公正地研究人类行为，就像我们对诸如蜜蜂群居行为或者鸟类筑巢习惯等所作的惯常研究那样，那么我们就可能深刻地洞悉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本书汇报了这么多年来广泛研究的结果，以及我们藉此发现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似乎控制了我们作为个体与社会群体成员的主要行为。
一、实际应用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对待人类行为的态度，与男女在面临实际急需解决的人类问题时处理事务的态度，难免不同，即便这两种态度并非势不两立。因此，科学家希望，对我们人类事实上真正行为的实际方式加以客观研究，以期揭示控制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的本质。但是，即使科学家的兴趣据说仅限于此，可是也得承认，知晓这些基本原则一定会有助于他者生存得更加有效力，无论他者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合作且竞争的团队成员，或者无论他者主要是在承担领导的还是服从的职责。
毕竟，控制人类对于预期奖赏动机的反应，或者控制（在公司、工会、军队、政党或社会团体中）领导与随从的比例，或者控制时尚的兴衰，或者控制在从家到国的任何优势系统中对应的权力与管制的分配，或者控制世界各地在交换劳动产品时人员、商品、服务、观念以及信息的流通，这些控制的自然基本原则仅列举了我们将要对待的一些原则，只要每个人为了生存必须每天要与他人合作和竞争，这些原则就不可能停留在无聊的好奇心上。这些原则在我们似乎不得不面对即将发生计划经济的当下也不是特别不合时宜，在计划经济中有些人将会告诉其他许多人应当如何行事，可是或许常常忽视了人们真正如何行事。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客观公正地对待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毫不论及人们“应当”如何行事，这未必就意味着我个人必须反对一个几乎普遍存在的信念，即所有人类“应当”合作共事同舟共济，如同一个快乐团队专心致志于“社会进步”。不过，我的确强调，就实现普遍人类合作的有价值目标的特定方式方法而言，除了这个普遍存在的信念，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显然，有些人和群体对于认清世界如何“应当”合作，存在个人的和群体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有时候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说的许多个人与其他那些带有差不多同样深刻先入之见的人简直无法交谈。如此，他们似乎堵塞了交际，也因此妨碍了世界更好地彼此理解与合作，而理解与合作正是他们所强烈渴望的。更明显的是，许多这些个人和群体的先入之见固执僵化不容改变，以至于无论借助何种程度的奖励或最极端伤害的威胁，他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先入之见。
忽视这些先入之见的力量，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实践专家都担负不起，即便是最佳预期激励措施也常常服从这些先入之见，而且由这些先入之见造成的最严重的个人及群体苦难司空见惯。
然而，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人类的先入之见不属于其他世界，相反，只不过是更加自然的现象。先入之见本身是人类行为全部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探究先入之见的主要动机与探究其他人类行为一样值得去做。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有关的先入之见主要决定了其他人类行为。
我们强调人类先入之见的影响力，这对于当今思考并非陌生，即使在实际操作中，特定个人面对个体特别词汇或者群体先入之见时的态度，可能取决于他本人的具体问题。
因此，比方说，一个相当大的工厂、商店、工会或武装团体里的人事主管，每天必须应对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员工，不断地认识和调解所在团队中相互冲突的先入之见，这样，该团队才能有效地沟通以期完成共同的任务、获得共同的奖励并且承担共同的风险。没有必要告诉这位人事主管，他的团队为了有效地工作得有一门共同的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团队运行范围内对于同样的刺激应该有同样的反应和评价。他的任务基本上主要是理解现有的各种先入之见，以便他能够将这些先入之见重构为一个更加和谐的整体。
但是，至于政客想拉选票，抑或商家创造了新的时尚或有什么要销售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则另当别论。因为他们的游戏或许只不过是对于现有的先入之见进行了最有效的操控，却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先入之见。一位政客，即便有功绩，如果对选民的先入之见轻视忽略甚至强加自己的逻辑，他极有可能会败给另外一位政客，哪怕后者能力不如前者，因为后者懂得选民的先入之见，后者基本上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朋友，我非常能理解您的感受，而且我完全感同身受。”
然而，正是因为个人先入之见经常以某种方式蔑视他人逻辑，而这种方式对其本人来说似乎极其反复无常，我们或许并非认为先入之见就是任意的、偶然的。相反，我们在研究语言动力学和人格结构时将会发现，先入之见的语汇却是条理分明并且受控于一些相当明确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并非有意主张，人事主管、政客以及商家在碰巧遇到具体先入之见词语时，即便有意利用这些基本原则，也不会帮助他更加有效地改变或操控这些词语。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阐明我们所说的更加通用的术语即语言（language）和先入之见词汇（vocabulary of preconception），以免与更加熟悉的术语即词句（words）和言语（speech）相混淆。
为此，由于我们刚刚谈及商家的问题，我们首先来阐述商品的“品牌”［例如，通用（G.E.）、弗雷杰戴尔（Frigidaire）、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特定品牌产品如此广受青睐，以至于许多人更喜爱甚至愿意付更多钱来买品牌商品，而不买非品牌商品，然而对此即便连行家也难以明确区分。总之，特定商标容易引起人类需求的特定反应，如此可谓代表了某种先入之见。
不过，我们得强调一下，品牌也是词语，而且只是一个词语而已。无论是什么原则决定了词语的有利与不利内涵或者词语的流行与淘汰，这些原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品牌的兴衰与竞争力（因此，我们近来对词句和言语的研究与对时尚和先入之见的研究，两者密切相关）。
接下来我们作进一步阐述。我们不再讨论品牌而讨论商标，商标与品牌同样可以有效地识别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商标这东西就是符号（sign）或信号（signal），它与品牌一样可以引起某种几乎固定不变的反应。尽管商标不是词语，因而也不是言语要素，但是我们稍后会发现，商标实际上是我们可能称之为群体语言的要素（而且我们将试图论证商品行为方式与词语行为方式的相似性）。
可是，我们不必仅停留在商标上。有许多固定不变的东西，比如服装的式样与质量、理发的发型、打手势与谈话的方式、可见或不可见某人的时空，这些东西都在传递我们所说到的那个人的信息。尽管这些事物既不是词语或品牌也不是商标，它们往往引起许多几乎程式化的反应，由此，它们属于我们所说的群体语言，它们与该群体的任何词语、短语以及句子一样属于该群体语言。
为了阐释更广泛的语言概念，我们来画幅画：时间是在晚上；一辆豪华轿车由一位穿制服的司机驶向剧院门口后停了下来；走出了一位妇人，优雅迷人，珠光宝气；她翻了翻钱包，给乞丐一枚硬币，很惹眼，接着咯咯响地快步上楼。这幅画就是这样。
我们所描绘的场景方方面面都与商品、服务以及奖励的生存和流通问题相关。然而，正如我们将要详细指出的，该场景的各个方面，包括汽车、司机、歌剧、女人、礼服、首饰、硬币以及乞丐等，也是语言（而且是先入之见）的问题。
之后，纵然有时在我们开篇几章的论证里，看起来我们只关注人类言语的语音和语义的微小细节，这有点迂腐，可是，但愿有想象力的读者深思后能够明白，我们可能因而正在洞悉群体的全部语言，群体语言的细节有时候在日常生活、政治、营销或者平常聚会中可能特别重要。
因此通过在研究地理经济之前研究语言原则、研究经济权势分配与社会身份分配以及研究声望符号与文化时尚盛衰，我们可能承认，某种个人先入之见看来是人类真实日常实践问题的困境中最重要的，混乱、伤心以及痛苦也由此而生。
二、自然科学的问题
虽然我们没有规避科学原则在解决人类行为实际问题时可能具有的实践价值，但是仍旧必须指出，我们当前所作研究完全是科学研究。
更具体地说，建立最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作为控制所有各类个人与集体行为，包括语言行为和先入之见行为的基本原则，正是本书的明确目标。
试图提出任何人类行为基本科学原则的调查研究者，必须对读者履行三大职责。首先，他的论证必须得到大量各类可证实的相关现象研究数据的支撑。其次，他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始终自相一致，所有术语和运作与他明确界定的研究数据相关联。第三，他的全部论述应该以一种对读者而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姑且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读者对于人类行为基本原则切实有兴趣，而不必针对我们所言领域有过任何专门培训或技术培训。
至于第一点，即研究数据的数量与种类，可以毫不自夸地说，不管我们所有理论解释正确与否，我们已经将其数量增加到了可视为经验自然法则的程度。换言之，通过精密科学所公认的方式，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条理性或自然法则，该法则控制了人类行为。此外，我们研究数据的种类，从语音行为及语义行为的微小细节延伸到人类的人口、商品、服务以及财富的总体分配，我认为我们研究数据足以使一种肤浅看法踌躇不前，这种看法认为这些基本事务所遵从的条理性与日常生活中实际事务是不相干的。我们强调这个事实，是希望任何真想运用我们的研究所得去解决其自身问题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感到自信，哪怕我们某些研究所得与当前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先入之见可能并非完全一致。
至于第二点，即研究的理论方面，也就是说最省力原则的理论论证，我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如同自然科学中任何其他理论，既没有断言永远不会有别的理论也能对我们的数据给出合理说明，也没有断言永远不会有别的数据不会对我们的理论提出质疑。相反，我们欢迎读者不仅要对我们所作的理论认真斟酌，而且要去发现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理论以及一些更加有启发性的数据。为此，我们为深入详尽的研究已经提出建议，为他人可能利用我们研究所得已经努力开辟了更广泛的理论界域，无论这些他人是对自身原先研究感兴趣的专业学生还是仅仅喜欢冒险尝试新理念的非专业的门外汉。
至于第三点，即资料陈述的方式，我们已经写出的原稿，让任何关心此话题的人都可完全理解，不论他之前是否有过这方面的培训。总之，观察、分析以及数据描写的每一步都是简单而又详细地解释，以便读者完全理解，只要他稍有耐心即可。这里简化的陈述对于专业读者而言并非完全不当，也不指望所有读者都熟知我们当前研究所涉及的每个领域［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既是普通的也是弗洛伊德的）、以及语义学］。关于这一点，或许得说，我们已经将参考文献仅限于那些与当下论述密切关联的出版物，并且这些参考文献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熟悉该专业领域中任何其余参考文献[1]，我们没有试图穷尽所言领域的全部参考文献，也没有穷尽论述这些领域的所有资料。
在我们当前研究所描述的这么多年研究过程中，我对许多人一直深怀感激，感激他们的睿智建议以及他们大量的及时的鼓励。他们是沃尔什（J.L.Walsh）博士，哈佛大学“珀金斯”数学教授及哈佛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斯通（M.H.Stone）博士，芝加哥大学现任“安德鲁麦克利什”杰出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主任；约翰·C.怀特霍恩（John C.Whitehorn）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及亨利菲普斯精神病诊所所长；乔治·H.蔡斯（George H.Chase）博士，哈佛大学教务长，现已荣誉退休；阿伯特·培森·厄舍尔（Abbott Payson Usher）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及乔治·A.兰德伯格（George A.Lundberg）博士，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及社会学系主任。
感谢我贤妻的乐观及其管理才华，她实行了严格家庭经济学，这使我有可能去聘请文书帮我调查各类问题，因为我的研究资助并非充裕。
研究中描述的大量研究数据，要归功于我在哈佛大学以及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慷慨而又热情地给我帮助，正如我在文中更特别提到的那些学生。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克拉克及米尔顿基金，对它们在本书写作中给予我的资助深表感激。
本书写作历时近六年，沃尔什教授通读书稿，并对书中所有重要理论方面与我作了探讨，且仔细检查了书中所有数据。要是没有他那启发性的帮助和长期以来的鼓励，我可能完成不了此书的终稿。
我同样感谢几位朋友，他们宁愿匿名，他们按照自身作为“聪明外行”的水平阅读了本书大量章节，藉此帮助，本书才得以为普通读者所理解。
在接下来的文字里，任何可能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归功于上述我身怀感恩与爱慕的人，而其间所有错误全部在于我本人。
乔治·金斯利·齐夫
马萨诸塞州牛顿市
1948年4月19日
[1]由于我们手稿其时已基本完成，我们无法将最近出现的“金西报告”（Kinsey Report）的论述与我们自己对于个人的同性恋—异性恋平衡的论述联系起来。我们的论述基于完全不同的数据已经作出结论，不可否认我们的结论证实了“金西”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此列出该参考书目：A.C.Kinsey，W.B.Pomeroy and C.E.Martin，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Philadelphia：Saunderss，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