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杂剧的南流与南戏形成的情形

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闽浙沿海在文化艺术上出现了新兴的南戏艺术。

北宋杂剧在唐参军戏、散乐的基础上，广泛地在中原城市与乡村发展起来，并流播到各地。据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十二《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颍追赠》之第二状记载，当时四川已有杂剧演员：“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在淮南一带，也出现了陆参军。唐范摅《云溪友议》中载：“（元稹）廉问浙东，……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说明在唐代，淮南到浙东一带地方，出现了一种“歌声彻云”的陆参军戏。这是一种以歌唱艺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的戏曲艺术的产生。

北宋年间，金人入侵汴京，促成了北宋杂剧的分化、发展与流播。从文献上看，它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宋杂剧北流，随金王朝的势力从汴京经平阳一直到大都，成为金院本，元杂剧的先驱；另一条是随着宋王朝政治、经济的南渡，宋杂剧流传到南方，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结合，形成了南戏。靖康之变后，中原人口大量流入浙江与福建。据统计，两浙在南渡前人口数为3373442人，南渡后人口数为4327322人；福建在南渡前的人口为2093032人，南渡后人数增至2808851人。在同一时期，福建比浙江人口多增加二十一万多人。南流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杭州、温州，福建的福州、莆仙、泉州等地。在这些人口集中地，各种民间艺术十分盛行。根据《武林旧事》载：“都城自旧岁孟冬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十百队。……”它如平江、成都、鄂州、福州、广州等城市，都有非常热闹的灯节，一般情况，无非是歌舞百戏，击鼓吹笛，士女老幼，往来熙攘。“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而且，这种“社会”就是各种技艺团体的表演场所，其中有杂剧、蹴球、唱赚、耍词、相扑、清乐、射拿、练棒等等（见《梦粱录》）。据宋《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参加杭州的会演。南宋的百戏杂伎，各色不一，凡打筋斗、踢跷、踢人、索上担水、索上走、装鬼神、舞判宫、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叫作百戏。舞影戏、傀儡、踢瓶、弄碗、踢磐、弄花鼓槌、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教虫及蚁鱼、弄熊、烧烟火、放爆竹、火戏儿、水戏儿等叫作伎艺。又有“说话人”专讲小说、史书等故事；还有杂剧、杂扮、角抵、唱京词、唱耍令、商谜等各种艺术。

在以上百戏、杂剧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戏文，《钱塘遗事》载：“湖山歌舞，沈酣百年。贾似道少时，佻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闲行，或饮于伎家。至戊辰、己巳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这里提到了《王焕戏文》盛行的情况。

《山中白云词》的《满江红》一词，题曰：“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其词是：

傅粉何郎，比玉树、琼枝漫夸。看生子、东涂西抹，笑语浮华。蝴蝶一生花里活，似花还却似非花。最可人、娇艳正芳年，如破瓜。离别恨，生叹嗟。欢情事，起喧哗。听歌喉清润，片玉无瑕。洗尽人间笙笛耳，赏音多向五侯家。好思量都在步莲中，裙翠遮。（见《全宋词》）

这里提到有《韫玉传奇》的情形。

《中原音韵》中说：

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

这里提到在杭州有《乐昌分镜》戏文的演出。

《草木子》中说：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代南戏尚盛行。

这里谈到《王魁》戏文的情况。

《猥谈》称：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这里提到《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

从以上的材料，可见南宋时南戏盛行之景象了。

南戏的一支到了福建。福建早在唐代就有了“百戏”，据宋沙门道原著《景德传灯录》载：“名僧宗一，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按宗一是唐懿宗咸通（860—874）时的一位高僧，可见早在千余年以前，“百戏”就在莆田民间盛行了。又据《兴化府志》载：“攸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耍，则短衫窄袴，深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之淫媟浪语，以蛊帝心。”蔡攸是仙游人。在北宋中叶，兴化府仙游县蔡氏一家是权豪世家。蔡攸在汴京宫中能够陪伴皇帝演出杂剧，他很可能把杂剧带回家乡。这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确证，但从其他材料可以得到旁证，如据《碧鸡漫志》卷三“凉州曲”条载唐代宗时期的“福州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这说明了当时福建许多富豪之家都有家伎。由于中原人民的南迁，许多路歧人包括乐师也随之南移到了福建。据《南宋群贤小集》卷七，邵武严灿《观外来倡优》诗云：

且说中原孰可哀，更无飞鸟下蒿莱，

吾侪尚笑倡优拙，欲换新翻歌舞台。

又据宋莆田人林光朝的《艾轩集》卷一载《闰月九日登越王台诗》有句道：

闲陪小队出山椒，为有吴歌杂楚谣。

林光朝是宋孝宗隆兴癸未（1163）进士，字谦之，号艾轩。越王台在莆田县广业里宝洋村。这里所谓“吴歌楚谣”，当是外来的艺术。

徐渭说南戏在宣和间已滥觞，从福建的情况来看，在北宋中叶以后，已有杂剧的流播了，它在福建地区成长发展，结合了当地的艺术，特别是宋词，逐渐孕育了南戏，其时间可能还早在宣和之前，也许是在宋仁宗以后就已经开始，到宣和间、南渡之际已大盛了。到了朱熹、陈淳知漳泉时，福建的南戏已经很盛行了，所以他们才下令禁戏，同时我们从莆田诗人刘克庄的《观社行》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演出了“东晋”、“西都”、“鸿门宴”、“磨勒盗红绡”等故事内容的戏。同时，还有化妆、有表演、有角色、有道具、有歌唱，已经发展了宋杂剧的演出形式，形成了南戏的风貌。温州杂剧的出现，据徐渭说是在宋光宗朝（1190），祝允明见到旧牒提到禁戏也是在宋光宗朝。而朱熹、陈淳在福建禁戏是在宋庆元三年（1197），这与宋光宗朝时间相近，可见宋光宗朝在浙江和福建都同时出现禁戏。祝允明所看到的“旧牒”现无查考，而陈淳的禁戏，现在《漳州府志》里确有可据。陈淳禁戏与赵闳夫的榜禁，说明了南戏在福建、浙江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