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戏产生的时代背景

福建的文化在两晋南北朝时就已经开发了，两晋时代，中州历经战乱，而福建地处海隅，相对安定，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迁，据《仙游县志》所载：“永嘉二年，中州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陈、郑、詹、邱、何、胡是也，既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者。”又稽之莆仙诸大氏族谱系，其前人也多是在两晋南北朝之后，历经永嘉、侯景、安史诸乱，从中原陆续南迁而来，现在莆仙方言中，还保留许多中原的古音旧韵，而在风俗习惯上，与中原也有不少相同之处。

隋唐之后，福建莆仙的经济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莆田县志》所载，莆田在唐贞观年间已开凿了国清、历得等五大水塘，扩大耕种面积，随着农业的发达，手工业、采矿冶炼业、对外交通贸易事业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

五代王审知兄弟入闽，对福建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

宋朝由于受到北方民族的侵略，国势日衰，宋室三百年几乎经常处在民族战争的战火中，因之，以黄河流域为经济政治中心的中原文化逐渐南移，因而闽浙两省日益得到开发与发展。

泉州地区开发也早，唐以来海外交通很发达，成为东方重要的商业大港，当时泉州对外与日本、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诸国都有船舶来往，对内与台湾、浙江、广东水上交通更是频繁，当时许多大商巨贾都聚集在泉州。南宋偏安于江南乃将原在河南商丘掌管外居朱宗室的南外宗正司移于泉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建炎初，上将南幸，先徙诸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南，南外移镇江，而西外移扬州（元年八月戊午）；明年春，又移西外于泰州及高邮军（正月甲午）；三年冬，又移（西外）于福州，而南外移泉州，以避兵（十二月甲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南外宗正司是当时管辖在泉州、漳州等地居住的宋宗室成员的衙门，司署设在泉州肃清门外西南水陆寺，由朝廷选择“老成更练之人”担任“知宗”。最初，选用宗室中的著名武将担任此职，如赵士珸曾任右监门大将军，赵令懬曾任御营使司参军，赵士曾任建宁军节度使。到了绍兴末年，改用宗室之文臣，如赵令懬之子赵子游，曾任湖北提刑，后加直秘阁。在历任南外宗正司知宗的人中，多是太祖和太宗的后裔，显示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作用。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住在泉州的宋朝贵族就有三四千人之众，当时泉州府地，包括现在的莆仙一带。实际上泉州府在南宋时已经带有宋朝的陪都性质。宋代泉州府所属的仙游一县，举进士的有叶实、蔡京等三百七十二人之多。《泉州府志》引《九国志》：“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向，故北朝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宋代泉州府常派大员或宗室兼任，蔡襄在至和、嘉祐间曾两知泉州，宗室赵令衿于绍兴二十一年知泉州，赵子于乾道二年知泉州，赵必愿在淳熙中以集文阁学士知泉州，赵汝腾在皇庆中官端明殿学士知泉州及南外宗正司事。

宋宗室在泉州有三千三百多人。《泉州府志》二十九“名宦真德秀”载：“嘉定十年知泉州……南外宗室在泉者三千三百余人。以上、中、下、末四等供应。德秀多方区处而敛不伤民……”

莆田故称“莆口”，始于陈天嘉五年（564），于隋开皇九年（589）置县，居民多由中原迁移而来。随着中原人民的南移，必然带来中原发达的文化。

据宋时莆田祥应庙碑记载：“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其后泉州纲首（船主）朱纺，再往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亦请之香火而虔神奉之。”宋蔡襄所作《江南日录》中对莆仙地区出产的蓝淀曾有这样的记载：“采之以船，盛水浸，除渧梗，以夹榄之，即成淀，转贩入浙。”又宋刘克庄撰《陈炥墓志铭》中亦云：“陈炥（宋淳祐间人）累任南海，岁荒粜遗，常航至莆。”可以看出当时莆田、仙游的经济基础十分雄厚，它的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随着经济的发达，宋代莆仙的文化也特别繁荣。科举之盛，冠于全闽。据载，当时应中央考试而获得“正奏名”进士的就有一千二百零二人。以“特奏名”及其他出身的有七百三十人，通过殿试而取得第一名（即状元）的有六人。从宋绍宣十年至淳熙二年的三十六年间，兴化军就举贡士试十二次，录取了“贡士”八百多名。与科举相应的是文人的著书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莆仙文人著述的书目达六百三十七种。

从交通方面来看，宋代泉州、莆田、仙游等地是对外贸易的商埠，与当时的温州、临安并称。泉州在当时与明、温、杭、广同为五大对外商港，其中市舶司以泉州为最重要。宗室通过市舶司获取收入主要来自泉州与广州两地。泉州、温州是很著名的对外商港，为历代文人详细记载，而莆田的情况却不为一般文人所注意，其实在宋代也是一个很盛行的交通要地。倭寇扰乱福建沿海主要进攻地点是在莆田。戚继光剿寇从水陆两路入闽，海路也是从莆田上岸的，陆路也到达了莆田，同时在莆田把倭寇赶下海去。可见莆田在当时是杭州、温州与泉州之间的重要地方。《宋会要》卷一百九十八“职官”有“提举市舶司”一门记载曰：“宋绍兴三年（1133）六月四日，户部言……今据两浙提举市舶司申本司，契勘临安府，明、温州、秀州、华亭，及责述近日场务。”按华亭属莆田县，在莆田的涞溪附近，离城关三十华里，是一个港口。另外，莆田的涵江、仙游的枫享，也都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从南方经济方面来看，当时主要经济势力是在泉州，所以泉州集中了许多宗室大族，它的文化、经济、政治发达的情况比温州、广州更为重要，仅次于都城杭州。随着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随着中原文化的南移，就必然给泉州一带的文化带来繁荣。所以南戏在宋杂剧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民间艺术，分别出现在泉州、莆田、仙游、温州一带不是偶然的事。

福建在两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北宋中叶以后，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参与政权，到了北宋末年，政府里最活跃的人物都是南方的大地主，他们已经成为宋宗室政权最主要的支柱了。宋仁宗时，南方地主阶级的代表是范仲淹、欧阳修以及兴化人蔡襄。英宗时，南方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蔡襄以及泉州人曾光亮。

神宗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大部分是南方人，最主要的是吕惠卿、章惇、陈升之等闽人的势力。按吕为泉州人，章为建州人，陈为建州人。司马光对宋神宗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见《宋史纪事本末》）崇宁以后，蔡京专权，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列为“奸党”，所引用官僚，多半属于南人，如福州人余深等。陈瓘批评他说：“重南轻北，分裂有萌。”足见北宋末年，南方地主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已完全占了上风。

以两宋一代宰相籍贯加以统计，全国以福建与浙江为最。其中北宋宰相浙江四名，福建十名，福建为首。南宋宰相浙江二十名，福建八名，福建居次。这些宰相中，蔡京、蔡卞、蔡攸一家为兴化人，吕惠卿为泉州人。在文化上，当时代表宋代地主阶级思想的是理学。南宋理学极盛的时期，福建有理学家章望之、黄希（建州人）。朱熹将周、程学说加以发挥，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成为宋以后的思想权威，他的学派“闽学”与北宋的“濂”、“洛”、“关”并称为四大学派。朱熹的弟子遍布南方各地，主要有蔡文定、蔡沈、黄干、陈淳、真德秀等人。按蔡与真是建宁人，黄是福州人，陈为漳州人，都是福建人。

宋代的文学主要是词，它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它起自中唐，盛极两宋，两宋词人著名的亦以南人为最，其中福建的柳永是杰出的代表。他采取朴素易懂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凡井水饮处皆歌柳词”。他的词富有形象性、抒情性，吸收了民间的“曲词”，为后来的南戏“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打下了基础。南宋时在福建出现过许多杰出的诗人、词人，如刘克庄、姜夔是兴化人，萧德藻是福州人，严羽是邵武人。

福建的史传撰述活动也很兴盛，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参加者主要是泉州人梅尧臣、吕惠卿等。以事为纲的记事本末体史书《通鑑记事本末》，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古代历史著作，也是宋时福建人袁枢编撰的。此外还有建宁人熊克的《中兴小纪》、《九朝通略》，兴化人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兴化人郑樵的杰作《通志》。

宋代福建还出现了许多艺术家。两宋的艺术是以书法、绘画为代表，以篆书闻名的章友直是建州浦城人，兴化人蔡襄，书法时称第一，蔡京被称为北宋晚年书法能手。泉州人郭熙以山水寒林画，在北宋时代被誉为独步一世。

印刷业到了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北宋时毕昇发明了活字版，用胶泥制成字模，推动印刷技术的提高。宋代印刷出版业的中心，集中在三个地方：一是杭州，一是福建，一是四川。福建的印刷业以建安为中心，不仅官刻而且私家刊刻也成为一种风气。著名书坊有建宁麻沙镇的虞叔异宅，建安陈彦甫家塾，建阳麻沙书坊，建宁黄三八郎书铺等。叶德辉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见《书林清话》）宋代有许多官刻本书籍是在建安雕印的。此外又有建阳麻沙镇出版的书籍，世称“麻沙本”。朱熹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所不至。”（见《朱文公集》）。后来明代大量的戏曲剧本，也是建阳麻沙印刷出版的，如《大明春》、《词林一枝》等。自宋至明，正是南戏在福建、浙江等地发展的时期，这不能不说与以上发达的印刷出版事业有密切之关系。

与印刷业的兴盛相联系的，是宋代福建出现了一些大的藏书家、藏书室。藏书家方峻的“万卷楼”、方万山的“一经堂”，方渐的“富文书室”，皆存书万卷之巨。

总而言之，福建经五代十国割据之后，在经济上有了迅速的发展。北宋时人才众多，南宋时更盛，如政治上占主要地位的蔡襄、蔡京、蔡卞、章惇、吕惠卿、曾公亮等，在文化艺术上有“闽派”哲学，有袁枢、郑樵的史学，蔡京、蔡襄的书法，黄齐、惠崇的绘画，柳永、刘子翚、刘克庄的诗词等，他们都是福建人才，所以说：“吾闽自道南以来，号为邹鲁。”（见《宋元学案》64引），又说：“今世言冠衣文物之盛，必称八闽。”（见《南宋群贤小集》中引陈必复《端溪吟稿序》）

从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看来，主要发达的地区，都在兴化（即今之莆田、仙游县）、泉州、漳州、建州（即今之建阳、建宁、建瓯）这几个点上，这几个地方与南戏在福建的发展是关系密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加上中原文化的南流，促进了宋元南戏在福建地区（泉州、莆仙、漳州）的发展。所以说，南戏在福建的出现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