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戏的思想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12世纪以后，在南方孕育和演变的南戏艺术，使中国的戏曲艺术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自此以后，南戏进入了不断成长壮大和日益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包括从北宋末年起至明代前期约三个多世纪的时间，经历了北宋政权的覆亡和南宋政权的偏安，以至元代的统一，直到明王朝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十分动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南戏作品从许多方面反映了这些矛盾，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当时各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以及他们的生活愿望。并且因为南戏主要流行于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所以在内容上也就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南戏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国内民族战争频繁不断，使得当时国内广大人民遭受惨重的灾难。人民群众生活在战乱不堪的历史环境中，一是希望现实社会的安定，二是缅怀以往历史的业绩。许多南戏作品，描写了兵荒马乱的历史背景，以及萧条混乱的社会面貌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情景，并且把战乱作为家庭离散和爱情波折的直接原因。如《乐昌分镜》、《孟月梅》、《王仙客》、《章台柳》、《柳颖》和《拜月亭》等南戏剧本，大多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内容，南戏许多作品的“破镜重圆”的结局，也是曲折地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团聚的生活愿望。历史上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业绩，当时的人们是时刻都在崇敬和缅怀的。南戏中描写爱国英雄人物的作品，有写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的《牧羊记》，苏武被拘留十九年，吞毡饮雪，受尽折磨，却始终坚持汉节，不肯投降，剧中歌颂了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描写宋代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杀害的《东窗记》，使这件发生在南宋初年的临安的冤狱，重现于南戏的舞台上，激发了人们的抗战情绪，表彰了爱国英雄的伟大业绩。同时，南戏也把那些祸国殃民的权奸搬上了舞台，给以揭露和鞭挞，如《东窗记》中的秦桧，《贾似道木棉庵记》中的贾似道。秦桧主持屈辱的绍兴和议，杀害岳飞；贾似道在南宋末年专权纳贿，坐视不救被蒙古军围攻六年的襄、樊守军。这两部南戏，对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民族败类，最后都予以严厉的惩处。《东窗记》把死后的秦桧打入地狱，《贾似道木棉庵记》中假郑虎臣之手，处死了贾似道，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也有历史故事中的英雄，如《乔风魔豫让吞炭》中的豫让，《磨勒盗红绡》中的磨勒，以及水浒好汉如《黑旋风乔坐衙》中的李逵，《吴加亮智赚朱排军》中的吴用；也有爱国者的形象，如《屈大夫江潭行吟》中的屈原，《洪皓使虏记》中的洪皓等。揭露社会黑暗，表达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南戏的重要题材，如《曹伯明错勘赃》、《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等戏。《祖杰戏文》则对元代初年的种族压迫、官吏贪暴，予以揭露，这充分说明了南戏具有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国家的动荡，民族的灾难，使社会中阶级地位和经济关系发生变动，并引起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在大量的南戏剧目中采取了以社会离乱为背景的家庭伦理问题的题材，深刻细致地反映了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有剧本流传下来的几部著名南戏《拜月亭记》、《白兔记》、《荆钗记》和《琵琶记》等，都是带有这些特色的。它们主要表现了剧中人物在社会离乱中家庭关系遭到破坏后的种种艰难困苦，反映了人们希望社会安定，特别是妇女追求夫妻团圆的生活愿望。她们一般都不屈从命运的安排，尽一切努力去追求合理的生活。有的作品在正面人物进行斗争的时候，使用一些维护风化的封建道德观念，对义夫、节妇、贤妻、孝子进行表扬。如《杀狗记》中提倡“妻贤夫祸少”的封建思想，又如《冯京三元记》、《黄孝子》、《薛包》、《王祥卧冰》等南戏，都从家庭伦理观念入手，宣扬孝道，维护了封建道德，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性的糟粕。

南戏中反映爱情婚姻问题或家庭故事的内容特别多，约占已知南戏剧目的二分之一。这些剧本通过描写爱情、婚姻的种种矛盾，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不同阶级道德观念的冲突。在这些南戏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歌颂爱情自由，提倡婚姻自主的作品，数量最多；一类是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的故事，也有很大的比重。这两类情况，都有它的社会现实意义。宋元是理学盛行的时代，在婚姻问题上，封建理学家们不但继承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授受不亲”之类，而且变本加厉地提倡守节、鼓励殉夫等封建道德。而南戏剧本所描写的婚姻必须自主，夫死可以改嫁的内容，则是和冷酷无情的封建礼教针锋相对的。有很多南戏剧本，如《王焕》、《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王月英月下留鞋》、《孟月梅》、《崔莺莺》、《张浩》、《杨曼卿》、《崔怀宝》、《磨勒盗红绡》、《韩寿》、《罗惜惜》、《张资鸳鸯灯》、《苏小卿月夜泛茶船》、《兰蕙联芳楼》、《赛金莲》等作品，都是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以坚强的毅力，勇敢的斗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达到婚姻自主的目的，并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南戏剧本的内容，对于当时向往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是一种有力的鼓励，剧作家们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所进行的斗争，赋予了无限的同情。南宋时期在杭州演出《王焕》这个戏后，某仓官的姬妾们毅然离开仓官家庭逃走出去，终于获得了自由，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证。封建理学家们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守节，反对改嫁。而在《司马相如题桥记》这个戏中，对卓文君新寡之后的毅然改嫁，予以大胆的赞扬，对“失节事大”予以坚决的否定。在《赛金莲》这本南戏中，赛金莲的母亲阻止了她和情人的婚姻，二人被强迫拆散，赛金莲选入宫中。但她仍然坚强不屈，寄希望于情人的搭救，她咒骂母亲狠毒，痛斥王宫是陷害人的深坑，把封建理学家奉为神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条一齐抛掉。这种反抗精神，在当时尤其难得。这类题材大量出现在南戏舞台上不仅有现实的生活根据，而且有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的教育意义。

至于批判男子负心婚变一类的南戏，在早期南戏中是最突出的主题，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就是这样的作品。有全本流传的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也是描写张协富贵以后负心弃妻的故事。还有《崔君瑞江天暮雪》、《三负心陈叔文》、《张琼莲》、《李勉负心》等，都是这类作品。男子负心造成婚变的南戏，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重男轻女的思想，女子随时有被男子抛弃的可能，《后汉书·宋弘传》中，已经出现了“富易交，贵易妻”的情况。隋唐以来，采用科举取士，寒门文士也有参加政治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发迹，地位突变，往往要把婚姻作为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在朝的公卿，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往往要从新进士中招赘佳婿，于是结亲于权门，丢弃贫贱的糟糠之妻的悲剧就大量产生了。在南宋时期，大量的南方寒族出身的人或通过科举，或因建立军功，或投身于权贵，或因为某种偶然的机遇，发迹变泰，于是男子负心的、富贵易妻的婚变问题，更加尖锐起来。除此之外，负心戏的主要内容往往与妓女问题结合在一起。除了《王魁负桂英》之外，还有《风流王焕贺怜怜》、《李亚仙》、《李婉复落娼》、《吴舜英》、《三负心陈叔文》等南戏，对被损害、被侮辱的妓女予以巨大的同情，对那些玩弄妇女的发迹者和新贵们，则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压迫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呼声。在这一类负心戏中的男主角都是高中得官之后便背信弃义置贫寒相守的妻子于不顾，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已。王魁逼死了桂英，蔡二郎马踏了上京寻夫的赵贞女，张协用剑砍杀贫女，崔君瑞诬陷妻子是逃婢，把她发配远方，陈叔文把兰英推落江中淹死，李勉鞭死发妻韩氏，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负心者衣冠禽兽的本质。这类作品的结局是不同的，在《张协状元》、《崔君瑞江天暮雪》、《张琼莲》一类的戏里，女主角遇难之后，得到了权贵们的营救和收养，最后采取了大团圆的结局，带有委曲求全的妥协色彩。而《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三负心陈叔文》等戏的结局，却对负心者给以严厉的惩罚，蔡二郎被暴雷震死，王魁和陈叔文被鬼魂索去了性命，表现了古代人民伸张正义使恶人得恶报的愿望。南戏剧本中不仅描写了众多的反抗封建礼教的青年男女，其中还描写了许多历史传说中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如流传甚广的《孟姜女送寒衣》中的孟姜女，《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等等。

概括说来，南戏创作的主流是很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它是当时人民表达思想感情和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三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南戏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是复杂的。也有一些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道德，宣扬宿命思想的作品，其中也还有《王母蟠桃会》、《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黄粱梦》等所谓神仙道化戏之类的消极内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