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戏的历史源流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南北文化交流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以黄河流域中游的燕赵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其下游的齐鲁文化的交流，进而与长江流域的蜀楚、吴越文化的融合，造成了文化大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灿烂一时的局面。在文学艺术方面，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南北文化，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汉唐时期西北地区的交通的发展，使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有了更大规模的交流，出现了汉唐时期音乐、舞蹈、绘画和戏剧艺术多方面的繁荣局面。唐、五代以后的宋、金、元时期，由于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大融合，更加促使了原有的文学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并且在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多种艺术形式。黄河流域固有的中原文化与北方女真、蒙古民族文化的交流，在戏剧艺术方面，形成了北曲艺术，使以北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杂剧艺术得到很大的发展。长江流域原有的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在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南曲艺术，使以南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戏文艺术得到迅速地成长。到了这个时期，在中国戏曲史上，北方的杂剧艺术和南方的戏文艺术，它们分别在中国的南北地方，各自形成和发展兴盛，出现了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的两大不同风格的戏曲系统。这就是金、元时期的北杂剧和宋、元及明初时期的南戏。

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11世纪以来，北宋都城汴梁的杂剧艺术，一方面有它的宫廷性质，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它已具有市民艺术的浓厚色彩。宋杂剧在市镇的勾栏瓦舍中出现，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宋杂剧从宫廷教坊和寺庙宗教的限制下逐步解放出来，伴随着城镇市场的商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冲州撞府”的戏曲艺人们，以“路歧人”的自由身份“随处作场”，逐渐将杂剧艺术扩展到黄河流域两岸的州府县城以及乡村中去。在宋、金对峙的时期，北方杂剧艺术形式的又一种“院本”艺术，也有了它的发展。到了13世纪初叶，元代大都等城市商业活动呈现出异常的繁荣景象，元代的杂剧艺术也就更加迅速地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南方的戏文艺术，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南戏艺术是中原文化与东南沿海文化的再一次交流和逐渐互相融合的产物。北宋中期，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地区，海外交通发达，商业贸易兴盛，宋王朝的经济重心由中原地区逐渐向南方转移；加上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豪族富贵人家，带着他们的财产和文化也纷纷南下定居。中原文化及其以汴梁为中心的杂剧艺术，也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逐渐南来，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如杭州、温州、福州、泉州以及潮州和广州等地立下脚跟。这些地方从唐、五代以来，就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杂剧艺术随着地域的转移，逐渐与当地的民情风俗结合，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城市，如杭州、温州、泉州等地，出现了具有南方特色的戏文艺术。

南戏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出现的时间当在北宋宣和（1125）以后。它来源于南方的民间歌舞小戏。徐渭《南词叙录》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士女顺口可歌而已。”又说：“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可见它最初是一种民间的地方小戏，采用的还是农村中人们熟悉的一些流行曲调。及至南戏流传渐广，影响日益增多以后，又有了“书会才人”从事编写剧本的创作活动，才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

南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汲取宋杂剧和其他民间技艺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它的创作题材，受说唱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据元代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述及的二十九种南戏名目和《永乐大典》所收的三十三种宋元南戏名目，与宋杂剧、宋元话本、诸宫调名目，就其取材内容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南戏受说唱艺术的影响比受宋杂剧的影响还要大。这表明说唱艺术等民间技艺在南戏发展中的重要性。南戏在表现手段上，接受了很多民间歌舞和诸宫调的因素，它的演出结构和塑造人物的手法，也较多地吸收了话本和诸宫调的艺术经验。由于当时的宋杂剧已经形成为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南戏从宋杂剧中吸收了不少东西，在早期南戏剧目中，如在《张协状元》中仍然保留着宋杂剧的某些明显痕迹，所谓“中间唯有笑偏饶”、“诨砌”之类的滑稽戏，还比较生硬地夹杂其中，未能很好地加以融化。这说明南戏在吸收宋杂剧的某些艺术成就时，也还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艺术融合过程。到了13世纪后期，随着元朝灭宋，南北分割局面的消除，北杂剧与南戏彼此有了更多的交流、南戏艺术传播到了北方的大都（今北京），北杂剧也流传到了南方。在这两种戏曲艺术南北交流之下，南戏得以吸收北杂剧的成就来丰富发展自己。元代南戏改编杂剧剧本，在接受其故事题材的同时，对其艺术也有所吸收，如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曾对南戏《拜月亭》有过深刻的影响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外，在剧本体制上，北杂剧以音乐结构为主体的曲牌联套方法，南戏也有所吸收和发展，使各行脚色在不同的套曲中都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更加丰富了南戏的表现形式。同时在声腔上南戏还采用了北杂剧的若干曲调，出现了南北合套的形式，这使南戏的音乐和唱腔更加增强了表现能力。而在元统一之后所出现的若干杂剧作品，如《王月英月夜留鞋记》、《徐驸马乐昌分镜记》、《犯押狱盆吊小孙屠》等，则是杂剧吸收了南戏的题材。

南戏艺术善于吸收其他戏剧和说唱艺术的长处和成就来丰富自己的表现能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使它从民间歌舞小戏发展到后来风靡一时的戏曲艺术。南戏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和民间的艺术渊源之外，还和当时南方的经济、文化等状况有着很大关系。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自从六朝以来，社会经济就逐渐发达，到了唐代的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北宋时代的社会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了南方，东南地区在经济上已经成了封建政权的支柱，被称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两浙地方是“地沃而物夥……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宋朱文长《吴郡图经续记·物产》），在福建是“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宋史·地理志》），闽、浙沿海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2世纪初叶，由于金兵不断侵掠，北方人口曾大规模南移，宋室南迁，北方人口更是随之大量南下。据《宋史·地理志》及《宋会要辑稿》记载，仅在两浙地区，南渡后的人口即较南渡前增加了三分之一。由于上述原因，在南方的市镇和乡村，民间歌舞和戏剧活动一时出现十分繁荣的局面。陆游《春社》一诗就反映了浙江越州山阴（今之绍兴）一带农村戏剧娱乐活动的盛况：“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剑南诗稿》）南宋人陈淳在他的《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记载了福建漳州城乡演戏的情况：“某窃以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曰戏头，逐家裒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民居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正在滋炽。”（明何乔远《闽书》一五三卷引）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东南一带农村市镇的社火活动，不仅十分普遍，而且都是乡民集资举办，并有专业艺人参加，从而也培育了各种民间艺术以至专业的表演人才。南戏之所以能够脱胎于民间歌舞小戏而成长起来，南方农村经济的发达和传统伎艺的深厚，当是重要的原因。此外，南方农村经济的繁荣及东南地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南戏进入城市并得到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据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〇七卷记载，南宋初年号称繁华大邑的工商业城市，浙西有十四个，浙东九个，江东八个，江西、福建各四个，湖南一个。这些著名城市，有的承唐及北宋以来的规模继续发展，有的则是南渡后才新兴起来的。从比例数上可以看出，两浙城市的兴起最为突出，早期南戏能够兴起又继续发展于两浙，与两浙商业经济的发达，关系十分密切。同时，南宋政府奖励对外贸易，这也推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地遂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而繁盛起来。《宋史·职官志·提举市舶司》记载：“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可见贸易是十分兴隆的。《梦粱录·江海船舰》中记载：“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可知台州、温州、泉州、福州又是国内外货物交易的中心。当时的温州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绍兴十五年（1145）“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宋会要辑稿》卷四十四《职官·提举市舶司》），这说明在绍兴之前，温州已有市舶务的机构，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温州杂剧最初兴起于温州，是与这个贸易城市的经济繁荣分不开的。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促使各种民间伎艺的演出和交流，也使职业的演出班社得以维持下去，从而也为一种新的艺术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温州杂剧在浙闽沿海地区流行之后，再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则又与南宋最繁华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临安的游艺场所，远较北宋时的汴梁为盛，据《武林旧事·瓦子勾栏》记载，城内外便有南瓦、中瓦、北瓦、蒲桥瓦等二十三处瓦子，每一处瓦子又有若干勾栏，像北瓦就有十三座经常性的演出场所；此外，还有各处流动演出的“路歧”艺人。各种表演艺术有了互相争胜与交流的机会。温州杂剧一类民间小戏来到杭州，必然提高了它的艺术质量并有所发展。到了南宋末叶，南戏遂在临安成熟并且迅速盛行起来了。南宋的临安还有从汴梁来的北方诸种伎艺，为南戏广泛地汲取北方伎艺的成就，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汴梁瓦舍中产生的孔三传的诸宫调：“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梦粱录》）到了元代，由于南方繁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吸引，大量北人继续南下，许多北方杂剧的作家和演员也随之到了临安。有些杂剧作家如马致远、萧德祥等还在杭州参与了南戏剧本的编写；能演南戏的杂剧演员也不少，如龙楼景、丹墀秀即“专攻南戏”（《青楼集》）。这对于南戏吸收北杂剧的艺术成就，来丰富自身的舞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临安瓦舍伎艺的繁盛，在这里还出现了很多叫作“社会”的团体组织，据《武林旧事·社会》记载，有专演杂剧的“绯绿社”，有专演唱赚的“遏云社”，有专演影戏的“绘革社”，等等。这种艺术团体对于各种伎艺之间的观摩、交流、借鉴、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九山书会”等书会组织的出现，它的成员是一批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专管给演出者编写剧本。南戏到了临安以后，出现了很多新剧目，其中大部分便是从书会里来的。这对于南戏的成熟和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自北宋末叶以来，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为南戏向各大城市的集中以及向各地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使南戏在形成后有了广泛活动的可能。南戏之能分布到杭州、温州、福州、泉州、潮州、衢州、婺州、徽州、淮安、扬州等城市，与城市经济繁荣和海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南戏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动相当广泛，在各地逐渐奠定下了深厚的基础，才为南戏各种声腔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乃至远及于北方的大都（今北京）。由于南戏在城市中的流行，逐渐地引起上层社会的文人与士大夫们的注意。元末高则诚采用南戏的形式编写了《琵琶记》，正如徐渭所说：“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南词叙录》）又有杨梓、贯云石等人和顾坚、杨维祯等人分别从海盐和昆山二腔来改进它的唱腔。这时的南戏艺术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与这些文人的参加是分不开的。

南戏一方面在江南与东南沿海农村乡镇中继续流行，仍然保持浓厚的民间色彩和地方情调；一方面在城市中有了较大的发展，比较多地受到文人们和士大夫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影响。这两种情况在南戏发展史上是长期并存的。到了元末明初，海盐、余姚、弋阳、昆山以及闽南多种声腔的蓬勃兴起，又使南戏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