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惠王》上
《孟子》的这句“何必曰利”，开宗明义，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曾几何时，儒家的这一教义，再辅之以道家的淡泊明志、佛家的诸多戒律，使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不屑言利的民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人是需要利益的满足才能生存和发展的，这一点上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轻视“利”对人生存在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可是，今天我们如果因为反传统而走向了唯“利”是图，那显然又陷入了另一个迷误。
因此，我想我们固然要充分首肯每一个生命个体对自我人生的积极谋划，但在这个谋划中如除了“利”之外无暇旁顾，那么，我们不就变成一种利益的动物了吗？可是，在反传统的现代，现代人在义利取舍中的确存在着太多令人为之不安的情形了：不再崇尚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再关注仁、义、礼、智、信等善良本性的塑造；不再相信正义、气节和勇敢；在工作中更多地计较利己心的满足和实惠的获得，在爱情中更多地注目于肉体与性的相互占有和取悦；在与社会和他人的交往中，唯我主义不可思议地膨胀，等等。这样的人性不是变得非常可怕了吗？故《庄子》中有“沉于物，溺于德”之说。
我们无奈地承认如下的事实：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儒家给我们的这一份力量、道家给我们的这一个境界、佛家给我们的这一份把持正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无论如何，一个只知言利的民族，是绝不可能真正图强振兴的。曾见有人撰文称：“今天孟子见了梁惠王还会说‘何必曰利’吗？”我想，孟子还是会这般说的。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公孙丑》上
为什么成语中要有“嫉恶如仇”一说？我想那是因为恶行常常会毁灭我们的人生。
佛家因此教人须信善恶的因果报应。《杂宝藏经》就记载了一则恶有恶报的故事：一位悍妇千方百计地想除去年老体弱的婆婆，她假惺惺地对丈夫说：“何必让她受世间苦呢？送她去天堂享乐吧！”在举行了必要的仪式以后，便狠心把婆婆推入了火坑。谁知火坑旁有个小土坎，老人因掉在土坎上而活了下来。就在她又饥又冷时，碰上了一群盗贼。可盗贼在这荒郊野外碰上她误以为她是恶鬼，吓得丢掉赃物逃走了。婆婆于是带了极多的财宝回到了家。老人对又惊又怕的媳妇说：“这些财宝都是你死去的父母、姑姑、姨娘及姐妹们托我带给你的。他们给得非常多，可我年纪大了，没力气，只给你带回这一点。他们说，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他们还会送更多的好东西给你。”她听婆婆这么说，高兴极了，便让丈夫把自己也送上天堂。这位媳妇的运气可没婆婆那么好，她没掉在土坎上，而是直接掉在火坑里，一下子就被烧死了。
所以，保持人性的羞恶之心是重要的。即使是对那些很小的恶，我们的人性也要有这样一份自制。
一位作家曾这样断言：倘若在夜深人静时，也能遵守十字路口红绿灯的指挥来行走，那么，我们就是有德之人了，因为我们已使“羞恶之心”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而能够把美德化为生活习惯的人，是最值得羡慕的。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公孙丑》下
生命中值得我们追求的财富是很多的，孟子把爵位、年龄、美德列为人生的三大财富。西方几乎与孟子同一时代的哲人柏拉图则把健康、美德、力量、财产列为人生的四大产业。东西方这两位哲学巨人在“美德”问题上竟如此惊人地一致。
这绝不是偶然的。《说文解字》对“德”的注释是：“德者，得也。行道有得心，谓之德。”所以，“德”是我们心灵世界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感悟而确立的内心准则，它构成生命的支点。没有这一支点的生命是不能自立的。“美德”则使“德”这个生命支点拥有一种为人悦纳，能带来审美效应的情趣。
佛家甚至因此认为，有德之人才能获救。《六度集经》记载的这则故事甚至告诉人们美德能使人死而复生。有一条载有五百人的大船，不幸遇到了狂风暴雨。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位勇敢的年轻人想起一则传说：凡海神均有洁癖，他们最厌恶的就是死尸。于是他立刻抽出一把短刀，向自己的喉管刺去。他死了，殷红的鲜血洒到船上、海中，漂在波浪上。海神见状，慌忙躲开，海上顿时风平浪静，大家得救了。所有人都被年轻人的行为感动了，大家抱着他的尸体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天呀！宁可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去死，也不能让这个有德的人去死呀！上天啊！救救他吧！”他们诚心挚意的祈求与悲痛欲绝的泪水，深深感动了帝释天，这位年轻人就此死而复生了。
“德者，得也。”一个从不知道“德”为何物的人，他的生命终究不会有所“得”。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
——《滕文公》下
处于当今的商业社会，我们或许可以说：今之人未尝不欲钱也，但恶不由其道。
这是一个对钱极为敏感甚至有些崇拜的社会，于是正如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拥有一份工作时，人们不问你这项工作的性质与意义，而先问你“能拿多少钱”。如果当你说：“这是不计酬劳的。”他会有两种反应，一是不相信，觉得你“一定是偷偷地在赚钱，怕给别人知道”；一是不以为然：“真是傻瓜！不给钱有什么好做的？”你办一个活动，别人会问：“收不收入场费？“不收？那你办它做什么？”你去旅行，别人只会问：“花了多少钱？”你要上大学：“投资那么多，什么时候才能赚得回来？”或者说：“要是从高中毕业就做生意，早就发财了！”似乎人生的一切都变成了“生意”，而每做一件事，目的都应该是为了赚钱。
这样的金钱观无疑是本末倒置的。的确，工作能使我们得到钱，我们正是靠此维持生计的。但倘若以钱来衡量工作，那么工作可能会因此而变质。
工作的目标只是钱的心态，还使人因急功近利而体悟不到工作的真趣。人们直接地奔向金钱，而无心顾及人生理想，更无暇完成这个理想。大家心慌意乱，毫不汗颜地奔赴金钱，表现在社会上是浅薄、急躁、纷乱与浮嚣；表现在个人上则是狭隘地以“是否赚钱”来评判一切事物的存在，再也没有雍容沉稳的生命节奏，更没有飘逸潇洒的生气风度。生命一旦变成了赚钱的机器，生命真趣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富贵不能淫。
——《滕文公》下
中国哲学视富贵如浮云，告诫世人不可让富贵乱了心性，有一个很精当的地方就是高扬了“人是目的”的理性精神。所以，先哲们的教诲在我看来绝非不明白财富之于生活的重要性，亦非故作清高，而是注意从理想层面上来提升人性，以培养生存的智慧和灵性。其用心之良苦，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谁也不能谴责物欲之心的存在，因为对财富的占有是生命得以存在的前提。但是，财富的获取永远只是生命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手段。可是，正如佛家指正人性时所说的那样，对物的执迷却使人因“贪”而忘记了生命本身的意义：执著于物，忘乎于人。如此，手段和目的便颠倒了，为了对富贵的占有，生命跌入了“求不得”的痛苦之中，而为了“求得”，人们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古代贤哲教人不可以富贵乱人心性的缘由了。我们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处于鼎盛还是衰落时期，哲人们总是执一以贯之的态度要人们淡泊甚至谨慎于对富贵人生的追求。道理很简单：人性中先天的物质欲望已很蓬勃了，倘若再对这种欲望加以鼓动，人性肯定会因此而沉沦。
不让富贵乱我心性，其实也是人生得以潇洒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白是潇洒的，他并非没有富贵功名之心，但他不让它乱自己的性，故他留下了“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诗句。现代人仿佛总有诉不完的寂寞忧愁、无聊、疲乏，我想大多是因心灵被太强的富贵功名欲占据之故。
贫贱不能移。
——《滕文公》下
与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态度相应，中国哲学历来又提倡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安贫乐道当然不是对贫穷的肯定。其实连孔子本人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安贫乐道的真正含义在于“乐道”上。而生命之“乐道”的精义则是指对生命之真谛的了悟。
确实，对生命之道的了悟是重要的。我们现代人都处于一个竞争致富的时代。但是，倘若认为摆脱物质的匮乏，走致富之道构成我们人生的所有目标，那么，就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现代人似乎有一种被所谓的竞争逼迫出来的“狂奔症”，生命的一切都要求更新与进步、快速与效率，要求日新月异。只能得，不能失；只能取，不能舍；只能成，不能败；只能进，不能停；只能强，不能弱；只能向上攀缘，却不知如何降落。这样的生命无疑是没有情趣的。
然而，就如作家罗兰描述的那样，现代人在致富之道上如此狂奔的结果，仍难避免在狂奔的途中，因超速而颠覆，或在奔至峰顶时收招不住而一脚踏空，跌入悬崖峭壁之下的万丈深渊。这样的生命则可以说是大不幸了。
安贫不仅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因为安贫使我们在忙碌的社会中有一种抬头看星看月的悠闲，有一种走进自然一享“采菊东篱下”的恬适。
倘若“安贫”表示的是我们对物欲的超脱，那么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安贫”依然不失为生命的一种明智。
威武不能屈。
——《滕文公》下
若说贫贱富贵因是身外之物而可以漠视甚至无视的话，那么心灵中的节操则是生命的根基而必须执著如一。所以，传统文化又非常推崇生命中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的培养。
与西方文明中不屈不挠精神总带有一丝悲剧色彩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对人生的豁达态度，更多的时候赋予人性威武不屈的精神以一种洒脱的品性。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以这种潇洒闻名的。一次，嵇康收到好友山涛的一封信，劝告他不要与当权者顶撞，要克服自己恃才自傲、刚烈暴躁的脾气，回到朝中好好做官云云。嵇康读完信后大怒，提笔写了那封著名的《与山涛绝交书》。他以犀利的言辞，痛斥了当时官场的“浊臭难闻”。后他果因言辞获罪而被处死。但嵇康对死从容不迫，临刑前还弹了一首绝世之作《广陵散》，琴声不乱，音韵激越，留下了一曲千古绝唱。
当然，嵇康“士可杀不可辱”的不屈在当今的商业社会似乎已不复存在，但我们的生命依然是需要这种不屈的精神的。作为生命的一种节操，它可以表现为对命运的一种抗争，也可以表现为在认识了生活的真实面目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一种执著，还可以表现为对名利逼迫的一种超然，等等。
不屈不挠的精神构成生命中一种无穷的张力，它使我们处盛世不忘形，处乱世不丧志。而这正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洒脱。
守身，守之本也。
——《离娄》上
生命中需要守护的东西是很多的，财富、荣誉、职位、爱情、友谊，等等，都需要我们谨守才不致丢失。但是，儒家的结论却是：守身才是最根本的。
道家认为守身就是培育一种清静不为的心境，对万物的诱惑能以“为而不争”的态度去对待。故《老子》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倘若道家的“无为”之境让常人难以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提及守住本性，不让“万物诱惑人心”的思想则是必须接受的。这亦即儒家的“不动心”之教。
如果放任自己的身心沉湎于对财富、美食等身外之物的追求，那么，心灵中的操守便会因此而迷失。罗马帝国衰亡前，富人们生活日益腐化，他们费尽心思地寻欢作乐。鉴于饮食过量实在不是件舒服的事，他们甚至想出了一个绝招：在冗长的宴会上，用羽毛在喉咙处搔痒，将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以便开始新一轮的吞咽。所以，罗马帝国的衰亡，实际上是从罗马人身心的衰亡开始的。
其实，对德性的一种谨守，也常常是身心愉悦的不竭之泉。有哲人这样说：以自己的德性品学去获得财富是愉快而自豪的；因侥幸和机遇得到的财富很可能也容易失去；用欺骗得来的财富则总使人忐忑不安，因为他也怕别人会以更高明的骗术拿走这些财富。
所以，生命中最应谨守的是我们自身，而不是财富。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离娄》上
人生中常有意料不及的赞誉和过于苛求的诋毁。我想，对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大诗人陆游，一生颇为不顺，毁誉褒贬几乎像影子一样伴随了他一生，但他并不因此怨天尤人，而是执著于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在一首《鹧鸪天》词中谈到自己的这一处世原则：“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为了表示他狂放的性格，回击时人对他的指责，他晚年索性自号“放翁”。我想这一“顽”字就是执拗、顽强之意。的确，中国历史上不乏因毁而郁郁身亡，或为誉而累而不再有所成就的文人墨客，陆游之所以能洒脱昂扬地傲立于誉毁之中，实是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情操的结果。我们必须拥有陆游那样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公开地与社会舆论对抗，只要不尖刻地叛逆习俗，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一份独立。
有一个譬喻很能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现代人几乎每人一块手表，虽然每个人的手表都不够准确，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表，愿意受它支配。所幸在芸芸众“表”之上还有标准时。这样，各表时间相近，戴表人彼此行为也就可以协调了。倘若把上面譬喻中的“表”换成“是非判断”字样，那就是说：尽管毁誉并起、是非难明，也不应失去判断的能力。无论世人之议如何纷纭，我们仍将保持自己的判断，一如戴上自己的手表。同时，也要经常靠近那思想上的导师，以增进互信，去除偏私，就如向标准讯号对时。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告子》上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饮食的本能，是人为了保存自己得以活下去的最根本的保障，即便再克制欲望的禁欲主义者，也决无禁食一说。然而，倘若把对生命的占有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在自我人生中信奉“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那么，我们无疑已使生命本末倒置了。
中国古代有“饕餮”一词，专指只知饮食而不知人生尚有仁、义、礼、智、信诸德之人。据《左传》记载：“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谓之饕餮。”在佛教中，与饕餮相似的是“饿鬼”，梵语称preta，其特征也是永远吃不饱。的确，人需要饮食，现代人更是讲究美味，这本身并无过错。但切忌使其过度。因为在人生中，无休止的欲望会不断地制造着占有的梦想，必然就衍化出人生诸多的悲剧。当我们的占有欲愈强时，实现这种欲望的行动也愈强，从而使人生因沉湎于口腹之欲的满足中而毁灭的可能性也愈大。
我们怎样才能在灯红酒绿的酒楼舞场面前平心静气呢？我想唯一的办法是告诉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饮食之欲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心灵世界的充实和富有。
当然，许多沉醉于灯红酒绿之中的人，他们可能并非真正的饮食之人，而只不过是借酒浇愁罢了。对这些人我们只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就行了：酒菜可以吃完，愁却依然存在。
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
传说在佛祖释迦牟尼还住世的时候，有一位叫黑指的婆罗门教徒双手拿着两个花瓶，前去参见佛祖。佛祖见到他后，只说了一句“放下”，黑指连忙把左手的花瓶放下；佛祖又说“放下”，黑指又把右手的花瓶放下；佛祖仍然说“放下”，黑指不解：“我已经把两个花瓶统统放下了，两手空空，还要放下什么呢？”佛祖说：“我并不是要你放下手中的花瓶，而是要你放下你的六根、六识和六尘。你的这些东西放不下来，你就永远无法摆脱你心灵的桎梏和一切的烦恼。”
人有佛家称为“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无不使我们对外界的诱惑产生动心。我们固然不可能像佛祖要求的那样彻底“放下”。但倘若心动了却从不知道有所“忍”，那么，或许就会因此而跃入纵欲主义的泥潭之中，从而毁灭自我的人生。
卢梭对人生在诱惑面前表现出来的占有欲作过形象的论证。在他看来，只有生命终结，面对一切诱惑才不会动心，故而他写道：“十岁受诱惑于饼干，二十岁受诱惑于情人，三十岁受诱惑于快乐，四十岁受诱惑于野心，五十岁受诱惑于贪婪。”但正如卢梭理解的那样，毕竟我们对许多诱惑还是能不动心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人生的其他方面有所增益。
其实，正是在欲望的动心忍性中，我们的灵魂经过痛苦的战栗，战胜了卑琐的情欲诱惑，甚至呼号着、呜咽着、痉挛着，蜕去兽性皮毛使人性得到升华。我们认为，也只有经过这种升华才可谈得上人性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
耻之于人大矣。
——《尽心》上
由于人性中必然存在的诸多迷惑，我们需要羞耻感的内省来调整我们人生的行动。故儒家主张省察克己，佛家倡导“忏悔思过”，道家则推崇“心斋、坐忘”。因为羞耻感使我们能更坦然地面对人生，所以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讲的或许正是这个意思。
人生修养的实践也证明内省的重要性。因为内省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自愿，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在内省者这里已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真正的内省有时会是很痛苦的，特别是对自我丑陋之性的认识更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正是在这种胆识和勇气下，我们才能克己省察，扬长避短，真正造就理想的人性。
也正是在内省中我们确立着自我独特的人生理想目标。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中有一句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充分体现了他不凡的品性：所有他人具有的优美品性我要具备，而且，别人所没有的优美品性我也要有。因此这句格言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人所不具有的我也具有”——我们如果也有这样的人生目标，那么，我们肯定也将有所成就。尽管现代人已愈来愈不屑传统的“吾日三省吾身”（曾子语）的做法，但我想，内省对自我人性的修养却永远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自我的反省中才产生对真、善、美的人性发自内心的惊叹、倾慕和景仰，从而以此激励自我去完善人性。
在现实人生中，有时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使我们没有了伟人那般的人生境界。这“一点点”或许就是人生的羞耻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尽心》上
失与得、穷与达、失败与成功……永远纠缠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这些矛盾面前能否摆脱得开，往往是生命能否领略真趣的关键。
朱光潜在《论悲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摆脱不开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在对“得”、“达”、“成功”的追求中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太执著、太固执地追求它，它往往最难获得。这当然不是命运在开玩笑，而是因为过于固执地追求“得”时，我们被一种急功近利的心境和冲动所攫取，而这种心境和冲动又总是要阻碍我们获得成功。而我们愈是得不到，便愈是想得到。于是，焦躁、烦闷、不安、憎恨不时地侵蚀我们的心灵，人生在这里便陷入一种痛苦的折磨之中。
我们因企求“得”、“达”、“成功”而产生焦虑，这是因为我们太害怕“失”、“穷”和“失败”。因此，要不受“得”之累，就必须放弃对“失”的恐惧，既执著于此中，又超然于此外，使生命居于有意无意之境界中。
禅宗借以喻意的典故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叫孟敏的人带着一些瓶子上街去，其中一只掉到地上，“叭”一声摔得粉碎。孟敏头也不回，照样走他的路。旁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听到瓶子摔碎了头也不回一下。孟敏答道：“瓶已碎，顾之何益？”倘若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显然已真正超越了得失。
在我们生存的过程中，想得透使人不致肤浅，想得开使人不致狭隘。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尽心》上
人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充塞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因此，我们的人生处于不断受着诱惑的困扰之中。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和抱负，并为之孜孜追求时，外来的诱惑则会使我们一事无成。因为诱惑总带着一种神奇的魅力，使我们止步不前，把目光转向它，从而延缓或耽搁了我们向既定目标的前进。有时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我们从诱惑中幡然悔悟时，却发现自己已心灰意冷、情绪消沉或已改初衷，丧失了继续前进的目标。
人心有时候是很软弱的，因而，人难免都会受到诱惑：名誉、地位、金钱、漂亮的异性、赏心悦目的良辰美景，甚至一时的舒适和享受，都向人们发出诱惑的脉冲波。即使在伟大人物那里诱惑同样存在。然而，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在诱惑面前有坚强的意志力，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所以，从人性的另一面讲，人类要彻底摈弃诱惑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告诫自己诱惑对成就我们事业的危害性。这有助于自身尽量少地受到诱惑，或者一旦陷入诱惑的泥潭，则能“强恕而行”，使自己尽快地脱身出来。
正如哲学家培根说的那样：“伟人在节制中实现自己。”我想，我们通常是因为不能强恕而行地节制自我，所以，我们才无法成为伟人。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尽心》上
道家曾有“忘乎物忘乎己以达天人合一”一说，当然这种境界一般人达不到。而其中“忘乎己”的要求也是不合情理的。在这一点上，儒家称“正己”无疑更具合理性。现代人总喜欢说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竞争的年代，但倘若我们对“竞争”只理解为物质利益之争，那未免失之偏颇。其实，人在被狭隘的物欲束缚时，就会放不开，想不开，拘泥于物，于是竞争被理解成为大事争，为一点小事也争。结果，争得的人固然得意扬扬，未争得的人则垂头丧气。到最终，争得的人和未争得的人却因此仇结难解，有时甚至是多年的友谊也为此而不复存在。这样细细一思量，争不争得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关汉卿在“闲适”诗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相传关汉卿是因自己写的杂剧惹出风波而写了这首诗的。当时一批所谓正统文人用礼教来讨伐关的剧本，并鼓动一些绅士名流反对上演他的戏。关汉卿的同道定要与之争个高低，关本人却极为洒脱：“只求问心无愧，何必争个高低？”寥寥数语，把关汉卿豪放天然、飘逸豁达，充满着超然顺应的人生观表达得异常精当。我们倘若都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和这样的处世哲学，也就站得高、看得远，对人对己也就看得透、想得开。
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己但求无愧于己心，岂可事事如意？自己但凭良心办事，何须事事与人斤斤计较，一争短长？
名利之争常常是使人生感到很累、很沉重的缘由，所以，淡泊豁达的人生往往是经由对名利的超脱才达到的。
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
——《尽心》上
人生总是伴随矛盾和无奈的，我们“于不可已而已”，但却常常“于可已而不已”。
对诸如德行的造就、空灵之性的培育、智慧人生的追求，等等，我们总因为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放弃努力。但对于人生另外的东西，如金钱的攫取、名誉的追逐等，我们却总是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如此而已”。
譬如，对名誉的追逐，我们恰恰是很需要拥有一份“而已”心态的。中国人熟知的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中，诸葛亮自称“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因此他视功名为浮云过眼。在诸葛亮身上既有儒家的镇定，也有道家的潇洒。他所追求的都是一种更深远、更宽广的精神内涵，所以，他的一生不以小成而沾沾自喜，不以小败而不可终日。他能把个人胸襟扩展到尽可能地大，使自己能够容纳一切的纷扰，包容一切的起伏。我们都倾慕他从容镇定、谈笑用兵的人生，却常常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功名有着精当的“而已”心态。那“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人生信条，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最好诠释。
现实生活中的无数成功或失败者的人生已充分表明，在人生的功名追求中，唯有“知可已而已，知不可已而已”的人才会是真正的成功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放开个人的得失，人生智慧也才会从容出现，也才会有该执著处则执著、该洒脱时则洒脱的胸襟。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教导如何取得功名的方法，却忽略了与此同时，也要教导人们如何抗拒功名和为什么要抗拒它。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尽心》上
一个不断地在嘴上说要行仁义的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个在行仁义方面声誉卓著的人。同样，在自我的人生中，一个总说热爱生活而又不愿以自己的行动去创造生活的人，他无论如何也是体悟不到生命之真谛的。故禅宗六祖惠能劝人“精进”与“抖擞精神”。相比之下，儒家则强调的是一种可贵的入世践行精神。所以，我们如热爱生活，就必须创造生活。
许多人总是抱怨生命太短促了，但就在抱怨声中，短促的生命变得更加短促。唯其因为生命的短促才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和创造，使我们的生命在创造中体现其价值，只要我们是在创造和奋斗，那么生命短促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短促的生命也可以创造出永恒的业绩。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爱迪生没有他那上千种的发明创造，贝多芬没有他那几部震撼人心的交响乐，拿破仑没有他那叱咤风云的法兰西帝国，那么，爱迪生、贝多芬、拿破仑这些生命就不会具有我们今天所景仰的那种崇高的价值。
创造无疑是艰辛的。因为生命的存在一方面很短暂，另一方面也很脆弱，而生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则往往是无限强大的。但正是在这个以短暂抗衡无限、以脆弱抗衡强大的创造和奋斗中，生命才得以展示辉煌。
所以，平庸的生命再长也是短促的，而轰轰烈烈的生命再短也是永生的。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价值，就必须勇敢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创造之中。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尽心》上
倘若我们不是一个伟人，就不可能像伟人那样，具有“过者化”、“存者神”的伟力。因此，在自我的人生中，如果一味执著地追求改变他人、改造社会的这种神奇伟力，那么，我们往往会无功而返。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有成功的人生。对不凡的人和事，古人称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其实，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会带给自我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有这么一则传说，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前有一个书童，常年侍候一位大书法家写字。有时候，书法家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就搓成纸团儿丢进字纸篓里。晚上，书童清理字纸篓，悄悄地把那些纸团捡起来，放进床下的一只大箱子里。若干年后，大书法家去世了，书童的箱子也盛满了，他竟成为一名非常著名的书法收藏家。
我们固然佩服大书法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但我们更羡慕这位有心的书童。正是因为他心存对伟人的钦慕与崇敬而把书法家的弃物也视为宝贝，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成功。
生活中，对伟人的钦羡带给我们人生的东西实在是很丰盈的。《圣经》中有“因你羡慕善人善事，故你能得救”之说，或许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必去仿效伟人的一言一行，故须懂得“高山仰止”；但我们却可以在伟人那里汲取生命向上的力量，所以，必须使自己“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