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梁惠王》上
同理，七尺之躯亦皆可以为王。问题在于我们有否为贤成圣的自信。
卡耐基有一个著名的“追求绿灯”的理论。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功，关键在于缺乏自信。于是，我们并不是只为今天而活，而是既要为昨天的错误后悔，又将对未来的一切心存戒慎。人生的成功就在这徜徉中失去了。他写道：“一位火车司机已提供了我们一直在找寻的答案。他只见到了一盏绿灯就展开那段漫长的旅程。我们总希望见到整段旅程上的所有绿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却就是那样——坐在人生的车站里，哪儿也去不了。可火车司机并不为前面路上可能遇到的麻烦而忧愁。火车可能会有些延误、故障，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敢前行。”
《圣经》上说：“自信的人才能得救。”我想，这的确是人生的一个真理。
有一位美国医生，以擅长面部整形术闻名遐迩。他创造了许多奇迹，经他之手把许多丑陋的人变漂亮了。但后来他发现，某些接受手术的人，虽然手术无可非议，但他们依然向医生抱怨，说他们还是不漂亮，手术没成效云云。于是，这医生悟到了个道理：美与丑，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人的本来面貌如何，还在于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人如果自惭形秽，那他永远不会变得美丽。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同样也是不可能成为人生的成功者的。
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我们难免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我们依然要为自己寻找生命前行的绿灯。这盏绿灯永远是自信。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
——《梁惠王》下
我们生活在紧张而又忙碌的社会中，因而生命时刻保持必要的张力恰恰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条件。北美阿拉斯加大雪原上生存着大批鹿群及其天敌——狼。人类进入大雪原后，为保护鹿群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灭狼运动。数年之后，狼是绝迹了，可鹿群也退化了。这时善良的人们才明白，鹿的生命力也因此退化了。这个故事给人的启发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紧张，生命会因为失去了动力，而陷于停滞消沉。
然而，过度的紧张，却无益于身心的健康。现代医学表明，许多疾病如焦虑、失眠、神经衰弱、胃溃疡、高血压等，其病根无一不和过度的身心紧张相关。其实，紧张只是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生活本身。倘若我们从紧张和忙碌中演绎出生命的目的，那么，我们的人生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的故事为人熟知，这故事实含有一个深刻的人生真谛：生命中伟大而辉煌的创造往往是在从容不迫中孕育的。也因此，禅宗特别强调从容大度，讲究潜心静修。
保持适当的紧张是必要的。人一旦失去这种紧张，表面上似乎变得优哉，内心却是“无力”的。当然，这种张力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生命又会在匆忙中变得焦虑不安，甚至因此而失去许多优雅的乐趣。所以，倘若能像人生的智者那样，常能从仓皇纷扰中动中取静、从容应对，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是“游刃有余”的。
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
——《公孙丑》上
古语称“天道酬勤”。因此，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又一个途径是勤奋。
19世纪，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赛特成名后，被称为天才。可他听了后摇摇头说：“这话从何说起？我每天练琴十四小时，练了十三年，他们却说我是天才！”
的确，“天才”这个名词是被滥用了、被误解了。很多人都说：瓦特有发明的天才，他看见沸水的蒸汽掀开壶盖，发明了蒸汽机。其实据传记资料记载：瓦特小时候特别喜欢烧开水，水开了也不熄火，坐在沸水旁边看得发呆，想得入神。他不知道看了多少年，思考了多少比开水更复杂的事情，然后又在自己心目中一遍又一遍地描绘蒸汽机的蓝图，才有了这项伟大的发明。所以，伟人们所达到并保持着的高处，并不是一飞就到的，而往往是他们在同伴们都睡着的时候，在夜里辛苦地往上登攀的结果。
其实，生命中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远大的目标及完成伟大的事业：力量与勤奋。力量只属于少数得天独厚的人，但是勤奋却能为最平常的我们所拥有。我们拥有这份勤奋，是很少不能达到目标的，因为它那沉默的力量，随时间而日益增长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终于使我们能无敌于天下。
“你是一个天才”，这句话有时是可怕的，因为它或许会使我们误解自己，仿佛我们用不着忍辱负重，而只须轻轻松松地打发生命的时光。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如耻之，莫如为仁！
——《公孙丑》上
在我们生活中那些对自己的容貌缺乏信心，甚至因容貌的某些缺陷而自怨自艾的人，无疑是让世俗的偏见迷住了智慧的眼睛。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并非因漂亮而可爱，而是因可爱而漂亮。
诚然，一个人具有漂亮的外貌是一件幸事。诗人甚至说：美丽的外表是无言的介绍信。两个姑娘在一起，漂亮的姑娘总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是，若简单地把漂亮的外貌等同于美，那就错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外貌并不漂亮的姑娘，反而比漂亮的姑娘更多地获得了人生的幸福。一个姑娘只要能打动人，总有她美的秘密。这个秘密或许可以由许多东西组成，但肯定存于心灵。而一些外貌漂亮的姑娘，由于忽视了心灵的因素，就会失去这些真正动人的东西。她们虽然有姣好的面容、苗条的身段，但却没有自己的德性、没有自己的仪态、没有自己的个性生活。面对这样没有生命力的美，即使艳若桃花也会令人觉得乏味。
据说佛祖释迦牟尼曾对魔王波旬派来诱惑他、企图扰乱他顿悟成佛的美女这样说道：“你美吗？可我看不见。”当然，佛祖是为了把持住自己的出家悟道之心才这样说的。但我们可以引申为：真正美的是我们的一颗爱心。
三毛在一则随笔中写道：“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智慧应占第一位。”那么，对于女性，我们可以说可能她的爱心则是其第一位的素质了。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公孙丑》下
这不是狂傲，而是生命的一种激情。
儒家的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其实，不仅是儒家，在我看来，佛家、道家在貌似出世的表象背后事实上也是暗潜着一种入世态度的。佛家因此有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之事的说法，禅宗更是有人生须“精进”的修行要求。道家一个“无”字仿佛不再有任何生命创造的激情，但事实上道家崇尚的依然是以“无”成就“有”，庄子对秋水有这样的描绘：“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其奔泻涌动的不正是生命的激情吗？庄子无非是借秋水喻生命而已。
有哲人说，没有热情就无法完成人生中的任何一项工作。的确，伟人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们对生命总有充盈着激情的创造。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年轻时，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房中歌哭无常。同伴们被惊骇了。有人问，他是不是患了什么病呢？康有为长叹一声，“唉，不知我者，问我何愁，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但谁又能知我心呢？”
智慧和激情，是人生航行中的船和帆。有了生命的激情之帆才能鼓起我们踏上航程的勇气。正如船不能没有帆一样，人生也不能没有激情的冲创。当然，“舍我其谁”绝不是一种自负或狂妄，而是理性和智慧赋予生命的一种使命感。正因为有了这种使命感，生命才有了永远向上的冲创力。
我们的生命固然需要“淡泊如水”，但更多的时候则需要“激情似火”。
夫道一而已矣。
——《滕文公》上
人生常有一种寻找永恒快乐的冲动，因此诞生了难计其数的人生哲学理论。
柏拉图曾把人生的“产业”规定为“健康、美德、力量、财富”。谁追求它，谁就拥有它。但他又认为，在人生的上述“产业”中无一不蕴藏着痛苦和快乐的成分。健康是快乐的，但为了维护健康所作的努力又是痛苦的；美德是快乐的，但要使美德充塞内心，又有一个痛苦的节制过程；力量是一种快乐，但力量又常常带来纷争的痛苦；财富则更既是痛苦又是快乐的根源。不仅如此，对这些人生“产业”，我们得不到它是痛苦的，得到它是快乐的；得到它又失去它是痛苦的，失而复得又是快乐的；我们没有得到它，在追求的过程中可能是快乐的，可得到它又不知如何拥有和使用它则是痛苦的。痛苦和快乐在这里永恒地更迭着。
是人生不存在一个快乐之道吗？快乐之道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它。相传老子出关著《道德经》，途遇一小吏要他传授快乐之道。老子默然不语只以右手的一根手指指着心窝，小吏不解，老子骑牛叹息而去。我们无法考证这位小吏最终是否悟得了老子一手指心的玄机，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我想，这个玄机就是要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快乐的心境。
哲学家冯友兰九十四岁高龄时，曾有记者前去采访他的养生之道。他女儿代替父亲回答道：“父亲一生极高明而道中庸，儒道结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冲淡平和。”这的确是一种彻底的省悟。
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
——《滕文公》上
我们固然要向圣贤学习，是谓“见贤思齐”，但并不因此而像“追星族”那般模仿圣贤的一切，否则我们就丧失了自己。
佛家中如禅宗说的忌讳与别人比较，无疑说出了这一真谛。六祖惠能有“自性即是佛，切忌从他觅”的偈语，因为“从他觅”易使人起分别心，而分别心使人产生贪、嗔、痴、愚等导引人生误入歧途的恶行。
我们即便是一株草，也应以自己的德行与个性迎风而立。接受自己、实现自己，这甚至也是人生的一种快乐之道。在自然界有一种植物，叫萱草，人们习惯称它为“忘忧草”。深秋的季节里，它虽没有菊花的馨香，也不像橘树那样果实累累，但总是郁郁葱葱地生长在不为人们所注目的地方，它“忘忧”，是因为它心中充实。它接受自己，所以能够“忘忧”。人生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尽情地完成生命赋予自己的一切，只要我们不辜负了生命给予的机会，不也就可以像忘忧草那样，迎着秋风尽情地享受生活吗？
尽管我们都有成为圣贤伟哲的愿望，虽然我们也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极大的可能则是我们依然只是平凡之辈。然而，只要拥有各自的个性，即有独特的性格、睿智和处世之道，我们亦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伟人呢？
生命像风，而我们即便是一株无名的小草，也应迎风而歌。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滕文公》上
生命是需要劳心的，只有劳心我们才能安心，也才能称心，故哲人称，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这个“思考”就是一种劳心。
劳心可以治人，更可以治己。譬如，许许多多的人总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样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因此而厌弃人生。其实，倘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很多的忧虑都是没有来由的。道家曾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小道士总为怕丢失一双新鞋子而愁眉不展，他先是把新鞋子放在枕头底下，想想不妥，怕压坏了，于是他把新鞋子挂在帐子里，又觉得太显眼，怕被人偷走。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他师父告诉他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现在就把它穿在脚上。小道士恍然大悟，所有的忧愁顷刻烟消云散。
我们也常有这个小道士那样的忧虑不安，尤其是遇到不期而遇的困难时，更是不知所措，而忘记了理性的思考。事实上，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只要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就去做；如果不能，就把它忘掉。我们决不忧虑未来，因为没有哪个人算计得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力量会影响到将来，无人能预知造成那些力量的是什么。因此我们为什么要为此忧心忡忡呢？
只要我们用心去想，忘却忧虑有时甚至是很简单的。一位成功者这样描述过忘却忧虑的办法：在脸上放一个宽宽的笑容，把双肩向后拉直，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再唱上一段歌儿……
只要愿意，我们就能想出对付忧虑的办法。这里的关键是要去“劳心”。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滕文公》下
《老子》五千言，以一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戛然而止，实在是对人生之大道的绝好总结。
可是，这个“道”在今天却衰微了。现代人高扬“竞争”的生命旗帜，把一切的一切都置于“争”的范畴之内。于是，我们看到，该争的争得无以复加，不该争的也争得头破血流，而人们还美其名曰：这是时代之潮流。殊不知，在这争斗的过程中，人生的所有情趣、所有诗意均被破坏殆尽了。
读尤今的小品文，发现作者在谈及现代人的这种尚争斗的风气时简直写得入木三分：一日在某公共场合看到两行大字：“忍字心上一把刀，忍无可忍把刀拔。”这真是典型的现代人心态。的确，“百忍成金”对现代人来说只是古代的神话了，人们取而代之的是如下的振振有词：“忍气吞声，所为何物？对方有拳头，老子也有；对方会叫嚣，老娘也会！”于是，处处鸡犬不宁。文者动口、动笔，武者动手、动刀。
这种人生实在是没有趣味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对中华民族的心境和胸襟极为叹服，在他看来，对名利的淡泊，造就了这个国家国民的艺术性情。不仅文人雅士懂得“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予”的真义，更有“一不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的歌咏。这类诗句反映出中国人普遍的淡泊心声，因为人们明白，物欲之争给人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羁绊。
人诗意地栖居世界，但唯有“为而不争”的人生才具有这种真诗意。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
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可贵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这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感，我们的社会与人生就只有造化而无教化了。
所以，儒家的义利之辩中对“士”这一阶层的教育是“不屑言利”，这决非文人对身份的一种虚荣，而是对自身所负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清醒认知。不屑言利，作为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其作用就在于防止人心被金钱财富所迷乱，而忘却了教化民众领导社会风气的神圣职责。
试想，倘若斤斤计较于利，如何有孔子以数千之言道尽万千事理的《论语》传世？又如何有释迦牟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又如何有老庄那令人企慕不已的飘逸超拔的人生？
在致富为时尚的当今社会，现代文人固然不需再以“不屑言利”的圣人之教作为生命的准则，但无论如何却必须有“安贫乐道”的胸襟与气度。因着这一份胸襟与气度能使我们在众人皆醉之时而独醒：当众人沉醉于金钱物欲时，我们能清醒地超然于金钱物欲之上，并以此道来教化世人，开社会之新风气。
一位作家去某大学演讲，却只是推销其新作：“你们若买，我可以打七折。”一位大学生对该作家的评论是：“我因此给他的人格打六折。”与其说年轻的大学生太尖刻，还不如说他对文人优秀传统的执著。在金钱这只魔手操持着众人不由自主地趋利而走的现代，实在太需要这么一种对道义的执著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离娄》上
人生的规矩，就是“道”。道者，路也，人所共走遂成道路。道家之“道”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也正是此意。相传有人向葛洪求道。葛洪反诘其人：“你以为道是什么？”来人答道：“正因为‘道’太神秘了我才来向你请教的呀！”葛洪又问：“那你是如何来的呢？”来人不解其意，依实回答：“沿山道走上来的。”葛洪摇头感叹道：“这不正是‘道’吗？世人天天走它，却还煞费苦心地求道，实在是缘木求鱼啊！”
从葛洪的感慨中，我们可以知道道家虽尚无为，追求一种飘逸自由的人生，但这个追求并不像世人所理解的那样可以不要任何约束，恰恰是“道”的约束才给人以真实的自由。这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含义无疑是一致的。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人所共有的道供人们行走，倘若不依道而行，那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虽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但这毕竟必须是“道”才能通得到“罗马”的。当然，当我们发现这条道走不到生命的目的地，抑或道虽能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但实在太拥挤行走如蜗牛一般时，我们就应该“铁肩担道义”成为一个批判者，敢于做一个离经叛道者。
当然，“道”依然存在，离经叛道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道。今天看来，传统之“道”确有修正甚至更新的必要了。但我们仍须注意，批判传统之道不是号召大家舍正道而不走，而是要在旧道的前头修上新道，况且新道是旧道的延续，没有旧道就根本无法走向新道。
传统的人生之“道”在这一点上永远有启迪意义。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离娄》上
“为圣必因心性之大。”朱熹在注释《孟子》时曾这样说。
我们谁都希望自己能有古之圣贤那般豁达、超拔的人生境界，但这种境界的拥有正如道家主张的那样，取决于每一个自我心胸能否如自然一般广大。《老子》对这个“广大”，作过如此描绘：“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固然渺小，但却必须效法这个“广大”。《庄子》则借寓浩渺的秋水，从而来拓展人的视野和心胸。
这种对自然之“广大”的推崇也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法则。孔子对大自然曾有“巍巍乎，惟此为大”的赞叹。的确，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广大的意境能带给生命一种怡然自得的感受。因为人与自然之广大相比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更何况人生中的功名利禄？一旦生命领悟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心胸就充溢了自然所赐予的这一份广大了。
因此，《庄子•渔父》带给人生的道家情调是这样的一种审美境遇：小我似一渔翁，而置身于烟波浩渺的大江大湖之中。我们明白自我在天地间所占的地位之渺小，但我们因置身于水天一色的广大之中，胸中便拥有这一份因广大而滋生的乐观、旷达和超然。
这种意境恰如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种人生境界，或许正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离娄》上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反潮流的时代，许多人常常这样来表示他们对传统圣哲的不满：“孔孟老庄都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人了，为什么今天还要遵奉他们的理论呢？”
的确，先哲不是万能的上帝，也不是神仙，故无法预知数千年后的今天，因此倘若我们从他们那儿寻找现代人的生活模式，那是滑稽可笑的。把圣人之言作为生活中不变的金科玉律则更是徒劳无益的。如孔子说过：“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相信我们谁也不会把老夫子的话当真的。
那我们从先哲那里找什么呢？找智慧！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不断地汰旧更新。超级市场天天有新产品面世，比旧的更合用。但人类的智慧却并非如此，先哲们高超的思想，不但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而且他们发现的哲理也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老子哲学能在现时代的欧洲受到欢迎，即可证明真正的哲理不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而且也是垂之万世而不朽的。
先哲们的智慧之所以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有普遍而深刻的启迪意义，那是因为这些先哲的智慧所关注的诸如义利之辨、欲理之辨、生死之辨等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永远存在着。
任何成功的人生都是智慧的产物，而启迪智慧的最好途径就是学习先哲们的智慧。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离娄》下
礼义一旦变成一种对人生的束缚，那么，礼义也就不再是匡扶人生前进的拐杖了。这种虚假的礼义，当然应该摈弃它。
儒家因此又非常强调一种变通。孟子就非常推崇交友之道在于“信”，但当“信”与“仁义”发生冲突时，孟子则认为：“大人者可以无信，惟有仁义而已。”而佛家对一系列的戒律也充满了这种智者的变通。《六度集经》就有这样一则故事：有经商的兄弟两人来到“裸人国”。哥哥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也不可不讲礼义，不可不求德行。难道我们也赤身裸体地与他们往来吗？这可就太伤风败俗了。”弟弟劝哥哥说：“古代有不少贤人，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行为却十分正直。所谓殒身不殒行。这也是戒律所允许的。”结果入乡随俗的弟弟不仅做成了买卖，还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而满口仁义道德，指责裸人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哥哥，则引起了国民们的愤怒，幸好由弟弟说情才得以平安归来。
可见，死拘于礼义、不懂得变通的人，恰恰是不懂何为礼义。
我们总是很羡慕童稚的天真无邪，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礼义的束缚。我们当然不可能回到孩提时代，因而不可能没有任何礼义的束缚。但是，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礼俗，我们还是该有童稚般的一份无拘无束之心。否则，生活可就真的太沉重了。
对于社会的规则，我们首先应兢兢业业地谨奉；如果发现其中有些悖时的教条，那也该潇洒地抖落它。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离娄》上
圣哲之所以能成为做人的标准，我想绝不是要我们亦步亦趋地模仿他，而是从他们的身上悟出些许生存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对总是仿效他的言行的弟子说：只有“自性”才能“真空”，有了“真空”才“妙有”。孔子自己虽言必称尧舜，但也反对学生“睢尧舜则之、习之”，他告诉学生的理由很简单：毕竟已不是尧舜的时代了。老子的圣人之道则干脆是“无圣”。
就说作为圣哲的老子，不仅我们，而且西方人也对他推崇备至。推崇他什么呢？我想不外乎是他对生命的那种充满睿智的处世态度。老子人生态度中的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为而不争”，这其实是把握住了生命之精义的。西方人对老子的推崇不正是他们对物质压力和竞争逼迫日益残酷的社会的一种明智的抗议么？
鲁迅曾这样说及老庄：“别人读老庄之书只看到消极无为的一面，其实在我底理解看来，老庄恰恰在无为的背后贯透了积极的进取。”鲁迅可谓是现代人中真正懂得老庄的人。许多人以老子为楷模，不过是把老庄拿来做失意时的遮掩而已。实际上，一部《道德经》是充满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人生辩证法的。这种人生辩证法使我们既有“入世”的执著，又有“出世”的逍遥；既有建功立业之心，又不致沉迷于名利场中。这样的圣哲，当然堪称人伦之至。
在我们任性地自以为“天下第一”时，读读圣哲的人生，我们或许会有新的人生见识产生。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告子》上
人生有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实，这就是人先天就不平等。许多人才智平平，但他一生下来就注定是百万甚至亿万富翁，因为他只需继承遗产即可。但人生同样有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实，这就是：生命价值的高低却是由每一个人后天的努力来创造的。
所以，生命中别人给予的哪怕是再贵重的东西，也并非真正的贵重，唯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才是生命中最可珍贵的。贝多芬出名之后，有一次，李希诺夫斯基王子指使他为法国军官演奏。他一言不发，冲出城堡，在倾盆大雨中步行三英里到了另一个村子，在那里他给王子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王子！你之成为王子，靠的是机会和出身。我之成为我，靠的是我自己。世界上有的是王子，将来还会有千百个，但是贝多芬只有一个！”
佛家常称“自性即是佛”，我想其教谕的也是这个道理。是我们自己启迪自我的心智，陶冶自我的性情，从而悟得自我生命的精妙含义，而不是别人，更不是救世主。故《大若涅槃经》说：“我者，即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得见。”
梭罗说过：“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信念、理想、追求。”倘若只知道在对别人和社会的索取中生活着，那么，我们又怎样凭自己的方式来建构自己人生的殿堂呢？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
高明的统治者“善教得民心”，而聪明的自我“善教得自心”。因此在自我教育与修养中，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获取财富，因为财富是不可穷尽的，而在于如何使自己有一颗澄明聪慧之心。
佛道两家对如何悟得这一自我之心，堪称所见略同。佛家称“安心”：禅宗二祖慧可有一天对初祖达摩说：“老师，我心不安，请您帮我安心吧！”达摩祖师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来替你安。”慧可不解其意，说：“我找了半天，就是不知道我的心在哪里啊！”达摩祖师回答说：“好了，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故在佛家看来，无心即安心。而道家则干脆说“无心即真道”。故《庄子》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道家认为真正人生大道之境是不刻意、不经心、淡泊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
我们当然不必拘泥于“安心”、“无心”这一说。事实上，现代人也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修养成这样一种心境：该执著时则执著，该洒脱时则洒脱。永远使自己的心灵居于有意无意之中。
在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自己幸运的，但我们却可以使自己心情愉悦。倘若我们懂得保持自己一份澄明聪慧的心，就可以淡化人生的许多欲望，解开心结，让心变得像风儿一样轻松欢快。
岁月如梭，人生匆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因此，要学会给心灵一份自由。如果我们懂得生活，那就学会把心从欲望的地窖里解放出来吧！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尽心》上
旅游已成为现代人的一大生活内容。然而，许多人却并未真正游出其中的意味。
孟子说“观水有术”。我想推而广之，观自然也该有术。这一观自然之术，首先在于“游”人必须有“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的回归感。人源于自然，因而人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情，这里亲情犹如远方的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中。当我们憩息于其中时，人生因此便有了一座曼妙无比的驿站。倘若产生不了这种回归自然的冲动，那么旅游中美的境界与美的享受也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怀中，在自然风光中体验到或新奇、或壮丽、或优雅、或险峻的审美情趣的。唐代永嘉大师，在《证道歌》中这样说：“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试想，倘若不把自己融于江月松风、深山幽壑之中，又怎能体验大师那种心清如镜、荡涤胸中万端愁绪的情境呢？
观自然之术，还在于善于让山水之美常驻心间。我们若能把大自然日月之辉烛照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心中永留那幽深静谧的河谷、飞泻直下的瀑布、江上的清风明月……那么，我们就肯定是一个能悟人生的智者。
宋代的雪窦禅师说：“一切处自然。”我想这正是审美人生应有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