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无敌于天下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
——《梁惠王》下
“仁者，爱人。”但仁爱的真谛又是什么？这是人们常常问起的问题。对此或许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涵盖着各方面的，我们甚至无法穷尽它。
禅宗的典籍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它或许直接阐释了什么是仁爱的内涵：古代一位道行很深的禅师带了一些弟子在寺院里修禅。一天晚上，老禅师出来散步，发现院子的围墙边有一张凳子，他知道又有弟子偷偷逾墙出去玩了。他移开了凳子，自己蹲在那里。不久，果然有位小和尚翻墙进来了，恰好踩在老禅师的背上。正当小和尚惊慌失措之际，老禅师却和颜悦色地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裳啊！”后来，老禅师绝口不提此事。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和尚越墙出去闲逛的事发生了。我想，这位禅师能以此大度之心“以大事小”，不正是一颗仁爱之心使然么？
仁者的“以大事小”，通常还会产生神奇的感染力。显然，“以大事小”，大者并不因此而放弃善恶的原则，一味地迁就小人之心，而是在宽容体谅别人的过程中，引导做错事的人自己意识到错之所在。所以，在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胸怀一颗仁爱之心，宽容体谅，往往会使做错事的人难以自容，从而走向觉悟。
我想，倘若每个人都是一位能宽容大度、以大事小的仁者，那么，这个世界或许也就不再存在小人了。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公孙丑》上
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能辞让、也无法辞让的，如生命、爱情、死亡，但还有许多东西则是可以也应该辞让的，如钱财、功名、利禄，而且，对后者的辞让，往往是一个人德性高尚的表征。
道家最推崇生命中的辞让之心。故老子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之说。在他看来，在名与利面前一定要知退知止，要常怀一份推却辞让之心。他甚至这样断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倘若道家的超然物外的态度为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儒家弘扬的“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辞让之心，却无疑使我们肃然起敬了。相传范仲淹在江苏买了一块地准备盖房子。有一个风水先生告诉他，这块地的气脉很好，住在这里将来要出名人高官。范仲淹立刻说，既然如此，何不用这块地盖座学堂，将来好出成百上千的名人高官呢？他这样做了，这就是有名的“吴学”。范仲淹不愧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之辈。
我们每个人都有培养自己拥有这样一份高尚品行的机会。曾见一消息说，一个排字工人发现印刷厂老板接下的大批生意，全是不堪入目、败坏人心的黄色书刊，他立刻辞职不干了。他虽然是个小人物，但他的行为却同样是高尚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公孙丑》上
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家园来栖身的，否则我们的灵魂将因飘浮不定而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仁爱的精神正是心灵的一处温馨家园。
佛家因此称：慈悲之心是人世间的净土，只要心中常保有这一慈悲仁爱之心，人就能挣脱苦海，与佛同登彼岸。佛经《生经》记载：一位世代以下毒谋生的恶人，娶了一位善良的女子为媳。他的这位媳妇端庄秀丽，极守妇道，故他宁愿放弃下毒之业也不愿舍弃这位好媳妇。即便是这一丁点的仁爱之心，也使佛祖因此而宽恕了他，使其过着幸福的生活。
人心之所以需要仁爱的精神，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灵魂才是坦荡的。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从纯粹的利己意义上我们也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一位年老的小吏为人善良，毕生小心谨慎，但被一名同僚诬陷而丢了乌纱帽，亲人们素知他的为人，要他说出冤情，替他讨回公道。他难遂大家的好意，便说：“等我临终时再告诉你们吧！”若干年后，老人病危了，亲友环床而立：“当初有什么冤屈现在可以说了吧？”老人欲言又止：“说了你们一定会去报仇，我实在不放心呵！还是留在我心里吧，这样我也安心了。”这老者因有一份难得的仁爱宽容精神，既利他人，又利自己，真可谓达到了古人称颂的“且仁且智”的人生境界。
我们每个人总是要撒手西归的。在临终前若能把仁爱之心留下，把所受的委屈，甚至是对小人的戾恨带走，那无疑已达到了生命中真正的崇高之境。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公孙丑》下
我们总是习惯抱怨命运，抱怨它对别人总是那么地厚爱，而对自己则如此地刻薄。于是，我们免不了要怨天尤人，诅咒命运。
儒家、佛家也讲命，但道家对命运的论述却最为精彩。道家认为一切皆法于“道”，而“道”则法“自然”。这个自然法则就支配着人的命运，所以庄子云：“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故而在道家看来，所谓的命运无非有两部分内容：一是人的意志必须有对自然规律的效法；二是自然规律本身的运作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之作《老人与海》，叙述了这么一个命运的故事：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在海上架着钓竿抛下钓饵，漂流了几昼夜，终于捕得一条大鱼，打破了以往所有渔夫的捕捞纪录。其实，这位渔翁抛出钓丝以后，水面以下，属于命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鱼上钩，也不知道上钩的鱼究竟有多大；水面以上，则属于意志：他要端坐船尾，昼夜守候，虽然极其疲劳辛苦，但绝不中止。
强调命运支配一切的人，无异是说渔夫可以高卧舱中，任其自然；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则等于说，只要你出海，必定可以捕到一条比你的船还要长的鱼。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给人生正确的指导，唯有执中庸之道。这就是古人说的“尽人事，听天命”。
“命运”的确是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题目，有些东西我们甚至难以言说。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倘若幸运是一条鱼，那么，我们诚然不知垂钓者能否得鱼，但观垂钓者肯定是不能得鱼的。
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
——《公孙丑》下
过失人人皆有。但倘若我们以此为借口而不愿改正自己的过失，那么这无疑是人性的迷误和悲哀了。
宋代的一出戏曲描写过这样一个人物：他把祖上留下来的万贯遗产完全败光，沦为乞丐，仅剩一条毯子，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忍饥挨冻，受尽痛苦，于是他对从前的行为非常后悔。有一天，一个波斯商人在街头碰见他，注意到他的毯子，发现这床毯子是用冰蚕的丝织成的，举世无双，堪称无价之宝，立即用高价买去。此人变成了富翁，又可以挥霍享受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把这笔钱花光，再度沦为乞丐。现在他没有毯子可盖了，终于冻死在街上。这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性中可悲的一面。意志薄弱的人会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以至于万劫不复。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沉湎于自己的贪婪，不能控制自己心中的贪念，终于毁灭了自我生命。
这是人性中最可怕的一种沉沦。故西谚中也有“最恶劣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再犯”一说。孔子为此对人生之“过”下过一个不同凡响的定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生命中的过错是一种警告，但它并不因此限制我们继续前行。相反地，孔子关于过错的定义为我们继续前行拓展出一块宽松大度的生命空间：鼓励寻求，鼓励尝试，甚至鼓励以犯错误为代价去走出新路。
有差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得改正、不愿意改正，最终酿成无可救药之“过”。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滕文公》上
现代人常常把学习只理解为学算术、学绘画、学电脑等，而忘记了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做人。
伦理道德正是我们学习做人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儒家重人伦，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实在是非常精当的。人们习惯于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为推销自己而充满商业竞争的时代，这的确道出了现代社会的某种商业本性。然而，我们并不全知道，倘若在这个过程中遵循某种人伦规则，那无疑会更容易地把自己推销出去。
曾读新加坡作家尤今的一则题为《背叛》的小品，作者记叙的这件事对我们推销自己无疑是有启发的：一个小贩，向客人兜售“无籽且甜如蜜”的西瓜。客人付完钱后，小贩却不走，而是说：“你现在就切开来看看，好吗？万一不好、不甜，我立刻就换一个给你。”客人道：“你刚才不是说甜如蜜吗？我信任你，所以才买呀！“我也信任我自己。”他微笑地回应，“但是，有时，我的西瓜会背叛我！”切开之后，这瓜确实是个好瓜。他这才满意地离开。看到小贩撑着雨伞去邻家兜生意，于是客人大声地向她的邻居喊道：“那西瓜，好得不得了！”结果他又做成了另一宗生意。这样的推销者因其诚和信，不但他的西瓜不会背叛他，就是顾客也不会背叛他。
我们诚然需要读些《如何推销自己》之类的小册子，但我想我们同样需要读《如何使自己完善》之类的书。
居于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
——《离娄》下
曾见有文章说这是儒家一种推崇苦行僧式的说教，不可信，也不足取。这实在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
儒家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只是这样一个道理：快乐只是一种心态。故无论腰缠万贯，抑或一贫如洗，只要拥有一份快乐的心境，那么，我们就是快乐的人。可惜的是，儒家关于快乐的精义，却不为世人所理解。
有人把快乐划分为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实在是一种迷误。诸如食色上的肉体满足只是一种满足，如无快乐的心境，满足也可能是不快乐的，要不然成语中怎么会有“醉生梦死”一说？亦因此，苦中作乐也是可能的。深谙此道的苏东坡甚至能从病痛中体悟出快乐来，故有“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的诗句留传后世。
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论快乐》一文中对“快乐”有如此一段绝妙的阐述：“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话，也同样的意味隽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于是，为了寻找一种永恒的快乐，我们冥思苦索。其实，这个永恒的快乐儒家早已告诉我们了，它存在于我们内心世界。
一个人倘若在陋室、箪食、瓢饮中都能体验到生命的这种快乐，那肯定是他的造化和福分。
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告子》上
佛经中有一首偈语：“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且说依次修行，天堂只在眼前。”这里固然体现了佛家直指心性，皆可成佛的教义，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生理想境界追求的信心，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有哲人认为：“自信是人生成功的秘诀。”在我们的人生中，总有某种东西作为生命的憧憬。而自信则是不畏艰难实现这种憧憬的热忱、毅力和决心。自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品质，就是相信自己生命未来的存在会更有价值，并对自我达到某种目标或实现某种人生境界持坚定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总有一些缺乏自信的自卑者，他们对自我总表现出消极、悲观、畏缩的倾向，不敢寄希望于自己，更不敢奢望能造就一个理想的自我。更不幸的是，自卑者由于还不至于自我沉沦，因而自卑的自我总伴随着一种对自我的愤懑和幽怨，使自我内心世界充塞着痛苦的煎熬。
其实，生命永远需要拥有自信心：自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信自己的学识本领，自信自我能大有建树，自信自己能青史垂名。这样，我们或许就果真做到了。
所以，泰戈尔在其箴言诗中忠告世人：“世界总留点什么给那些对自己抱有信念的人，而有信心的人总能从中使渺小变伟大，使平庸化为神奇。”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告子》上
人生衣食住行的一切，都需要我们去占有，因而物质欲的满足，应该是我们凡人生活的重要目标之一。
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像只饿昏的野兽，无止境地对物的攫取做出贪得无厌的急迫攻势不可呢？为什么总是不愿对自己说“我已满足了”这句话呢？欲望实在是无止境的。因此，对于物质欲，我们的耳目之官，除了产生占有的感觉之外，还应该学会思考，并在思考中使自己变得淡泊一些。这时，我们或许会发现，现代生活除了物质欲的满足之外，毕竟还有更多的内涵：我们可以在追逐物质享受之余，让自己在清晨上班的路上不总是匆匆忙忙地赶路，而是好好地欣赏一下晨光给高楼大厦披上的那层斑斓的色彩；让自己在中午休息之际，不总是谈论证券股票，而是抽空去书店购些新书；还可以利用假日，到远离尘嚣的乡村田野里去悠闲地走走，去体味一下蓝天白云那飘逸淡然的启示，去感悟一下小桥流水、竹篱茅舍的悠然自得。
其实，任何一副表面看来健硕无比的身体，都是脆弱的。因此，在承载人生这副担子时，我们很忙、很苦、很累，为生计而要去占有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常说人生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只要脚跨出大门，随时随地都要消费，于是我们劳碌拼命，而不再去思考生命本来的意义。我们甚至读不懂蓝天中一朵白云飘过的启示，对悠悠的流水也无法探知个中三昧。这样的生命实在是很可怜的。
禅说：“了悟人生是了了。”如果只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物质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永远不会了悟了。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
——《尽心》上
中国文化从来高度重视智慧对于人安身立命的意义。儒家把“智”与仁、义、礼、信并举，称为人生之“五常”；佛家则把智慧列为“六波罗蜜”之一；道家则更是强调知人之智，崇尚大智若愚的理想人格。
这显然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对人生的达观和彻悟。因为我们的人生太需要以智慧之光去烛照了。
人的生命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断求得的过程，但真正的知命者却使这个求得充满着智慧，譬如，生命中就有一些极易被人忽视的事实：即那些使自己人生获得成功的人，不仅是那些在失败面前坚忍不拔、奋发图强的人，而且也是那些在失败面前能冷静思考、变通前进的人。因此，当我们在一个地方跌倒时，应该冷静地判断一下：是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呢，还是另辟蹊径，变通前进？生活的经验表明，变通前进，往往会获得柳暗花明的成功。
变通前进不是逃避，更不是不忠实于自己的选择。逃避是裹足不前，或知难而退，而变通前进则是对自己选择的理想采取迂回的进取。西谚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变通前进正是我们通向“罗马”的一种机智。显然，在没有花的枝干上，幻想结出甘甜的果实来，那是注定要成为失败者的。这世界供我们选择的余地是广阔的，重新选择，我们往往就能实现理想的人生。我想，大凡成功者无一不是他们自己人生的智慧所赐予的。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
——《尽心》上
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说过这样一句话：“心中有确定不变的准则，快乐就永远伴随着你。”故他号召当时的美国青年尽快寻找这样一个心灵世界的准则，以摆脱对生活的失望情绪。他的学说因此而一时从者如云。
的确，现代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烦恼，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内心世界没有了一份始终执著如一的准则。于是，我们的心灵世界就注定是不可能快乐的。因为我们面对现代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矛盾而不知所措：一方面，我们对爱怀有狂热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又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我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我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我们对他人充满着恐惧和拒斥的意向；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一方面，我们渴望刺激和冒险；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为自己的这种越轨意识所折磨。我们常常感到无法解决这些冲突。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内心的准则作为取舍的标准，所以，心灵只能可怕地飘忽不定。我们的人生也因此与快乐无缘。
人生嚣嚣而乐的境界，原本是不难达到的。我们只要有一个心灵确定的准则，或尊德、或乐义、或崇智、或知礼，就不会贪婪、不会冲动、不会有偏见、不会役于物、不会受制于环境和他人。人生的快乐正是从中而生。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尽心》上
“轻利”是传统文化两千年来为维护德性而构筑的堤坝。儒家创始人孔子早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再加上道家向有“清风明月不用钱”的返璞归真的思想，遂形成了我国人民一种怡然出世的超逸气质。
然而，在现时代，倘若我们再如孟子那样严肃地把逐利之人称为盗跖之徒，则未免言之太过矣。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利益网编织的世界，大家都言利，而你一个人不言利；世界诸国都言利，而你一国不言利，显然是抱残守缺，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被剥夺者而无立足之地。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反传统的旗帜下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以利为取舍的标准。无论如何，像美国人那样“儿子替父亲做事，也得付钱”的习俗，在中国人看来总是让人别扭的，毕竟亲情要远远高于金钱啊！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或许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又一困窘之境？
我想，倘若能在自我生命的行进中，让道德提携着、让人情熏陶着、让智慧扶助着、让信仰鼓舞着，也许我们就能超越金钱对人性的羁绊，走出利益得失的窘境而拥有真正豁达的人生。
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尽心》上
传统人生观与现代人生观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古人为之可歌可泣的以身殉道精神在现代人那里仿佛已变成一个遥远的神话故事。
其实，以身殉道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需要的。佛家应该是教导世人看破红尘、达到一切皆空的境界的，但也同样非常崇尚以身殉道的牺牲精神。佛经《贤愚经》中就有这样一则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场罕见的旱灾导致南瞻部洲处于从未有过的饥荒之中，国王经婆罗门指点，向佛起誓：现国内人民饥饿无食，我愿我的身体化为一条大鱼，用我的肉来解救饥荒。说完他即跳入城河。不久，城河中果然出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鱼，全国的老百姓就靠这条大鱼度过了长达十二年的饥荒。当百姓得知大鱼是国王所变时，他们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成了极富有牺牲精神的人。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以身殉道通常已不需要生死之间的抉择，而是常常体现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报上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农家妇女，将一个素昧平生的流浪儿，从小学培养到大学，其动机就因为这孩子对学习有强烈的欲求。同佛祖、耶稣相比，这样的献身的确微不足道。但生活中不可能有第二个佛祖和耶稣，而现实生活中真正缺乏和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平凡的献身。
一个社会的民众需要有超乎金钱财富之上的抉择，这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生也同样如此。
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尽心》下
德国大文豪歌德写过一首小诗：“人的灵魂，多么像水；人的命运，多么像风！”所以，命运实在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人们似乎只有接受。
许多人常常为身材短小而自惭形秽。但长期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部长的罗慕洛却说：“我愿生生世世为矮人！”这话可能会让人感到奇怪。他年轻的时候，也为矮烦恼过，还设法垫高鞋跟。但他发现自己因此特别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这种鞋子使我感到自欺欺人，于是我再也不穿了。”我想，罗慕洛对先天造化而非自我抉择的缺陷能坦然接受，这无疑是对“命”的最正确态度。
但在人生中还有一种似“命”而非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它，故“君子不谓命”。如果屈从于命运，爱迪生不会发明留声机，因为他的耳疾使他不能很好地欣赏优美的旋律；如果屈从于命运，贝多芬不会留下诸多博大雄浑的交响曲，因为他晚年双耳失聪；如果屈从于命运，狄更斯不会在笔下塑造如此众多的健康形象，因为他一生疾病缠体。
有诗人曾这样写道：“我把命运比作一条人生的河，生命之舟浮泛在这条河流之上，我们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逆流而上。我把命运比作一管生命的笛，既可以用它吹出忧伤的歌，也可以用它吹出欢乐的歌。”
这就是古之圣哲说的“君子不谓命”、“君子当自强”之教示的另一种阐述。
仁人无敌于天下。
——《尽心》下
自强不息者亦无敌于天下。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道家宣称的淡泊、宁静、豁达等一切都与自强无关，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而佛家教义中的“精进”则恰恰是自强的同义语。
《大正藏•杂宝藏经》中的这则寓言就是对自强的极好注解：有一天森林燃起了大火，鸟兽四处逃窜，但没有一处可以藏身，其状惨不忍睹。有一只叫欢喜首的鹦鹉想起水能灭火，便飞到小溪边用溪水浸湿羽毛，然后飞回来把水抖落在大火上。连绵数十里的大火岂是几滴水能熄灭的？但欢喜首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小溪与大火之间。欢喜首的执著精神终于感动了帝释天，他召来云师雨伯，下了一场大雨，终于把山林的火扑灭了。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人生自强的品格甚至是天地运行、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大漠风沙，烈日骄阳，狂风暴雨，什么都阻挡不了天地自强的步伐。一道闪光，带来霹雳狂风，似乎要把天毁灭。但是，雨过天晴，它带来的却是一个更加绚丽的早晨。人生的自强就是这样。我们的一生难免会有眼泪和悲痛，但只要自强不息，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度过快乐的一生。故而自强的本质是奋斗、是勤奋、是任何时候都不怕从零开始的坚韧性。
人生的情趣不外乎执著与淡泊两类。自强无疑就是生命中的那一份执著。因此，自强也是一种人生的情趣，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生情趣。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美，都是从此发芽、开花、结果的。
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
——《尽心》下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如钟摆，不断地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在他看来，为了摆脱这两极的无奈，人们就免不了醉生梦死、放浪形骸，但这一切却依然摆脱不了人生的无奈。于是，在叔本华看来最终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画着“绝望”两个字。为此，叔本华极推崇佛教的持戒生活。
叔本华的结论未免武断，但他的论述却有极大的警策作用。这一警策作用，就体现在禅宗的一个生活准则之中：“难得是寂寞。”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不可能要求自己永远都具有这么一种甘于寂寞的想法。现代社会的激烈变化，倒是使我们必须拿出一种不甘寂寞的态度去积极响应这种变化。但倘若这种对生活的执著与投入被我们理解成对自己生命的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那么，我们常常又会觉得很累。也许这就是现实人生经常带给我们的许多尴尬问题中的一个。于是，人生难得是寂寞，我们有时就必须使生命追怀这么一种亲切的情愫。
在难得的寂寞中，我们摆脱外界的种种诱惑，让心静静地沉浸在一本《庄子》或一曲《田园交响乐》之中，当我们捧着书或听着音乐，看天边的晚霞渐渐燃尽，然后在冥冥雾霭之中细细品味个人的美妙意境时，那种心灵之弦被拨动时的感觉，实在是异常美妙的。
寂寞，有时甚至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让我们远离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在淡泊与温馨中，审视自我的生命，它常常使我们发现自己生命中的这样一个错误：我们把物质享受放大到了过分的地步，以至于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全部淹没了。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尽心》下
我们固然要明白诸多的人生道理，但比明白更重要的是去践行这些道理。
道家以道为天地人生之根本，其教义不免玄奥，但最基本教义则还是要求人们去践行。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道行很高的自称能感天地、通鬼神的人在云游四方时，碰上一位愁眉不展的村妇。村妇向道人讨教快乐之道，道士答曰：“无欲。”村妇若有所思地称谢而去。几天后，道士又来到这个村子，看到这位妇人果然是一副欣欣然的样子。谁知村妇见了道士，居然视其如陌路人。道士不解，上前问其故，村妇则答：“此正是你告诉我的‘道’呀！”道士羞愧离去。村妇可谓真正践行了“道”，而这位道士却心中有私欲，想让村妇答谢自己，其结果是反而失去了“道”。
行动本身远比说的要有意义得多。在许多情形之下，行动本身甚至是人生快乐的唯一源泉。因为行动使我们的欲望、目的、理想得以实现。行动使遭遇八十一难的大唐高僧玄奘大师，终于取得佛经；行动使众叛亲离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行动使饥寒交迫中的莫扎特，写下了动人的《安魂曲》。行动甚至可以化单调的人生为神奇。人生中单调莫过于坐牢，但就是在牢狱中，曾产生过《易经•卜辞》。单调又莫过于沙漠，但雷赛布竟能在沙漠中造出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我想，与其抱怨生命的单调与平凡，不如以勤勉的行动化单调为丰富，化平凡为不凡。
不重视现在的人，就永远不会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尽心》下
成语“方寸大乱”形象地表明一个人内心的惶恐不安。心灵世界倘若永远拥有一份纯真，我们也就能始终“方寸不乱”。
推崇人生“本自自然”的道家学说，对人纯真品性的造就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庄子•应帝王》中有如下一则寓言故事：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部的帝王叫浑沌。倏和忽常常到浑沌的王国里去相会，浑沌是一纯真之人，待他俩非常好。倏和忽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要做什么也让着他们。倏和忽非常感动，于是就商量要送点礼物给浑沌才好。但浑沌是个纯真而又知足常乐的人，什么也不缺。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发现浑沌竟缺常人眼耳鼻口之“七窍”，他们认为这是浑沌之所以浑沌的原因。两人于是决定替浑沌开窍。每日开通一窍，可是到了第七天，当浑沌的七窍全开时，他却突然就死掉了。
这是一则象征性的故事：倏和忽想报答浑沌，却用了世俗的方法，企图帮助浑沌从利害得失中得到快乐，不料他们的报答却使浑沌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纯真。
纯真不仅给人以生命的情趣，而且更是我们专注工作和获得成功的条件。只要保持纯真的心灵，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待自己，我们都能始终如一地去待人对事，一心一意地工作，从而取得人生的成功。《老子》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我想赤子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他有一颗绝对纯真的心。纯真的心灵永远赐予人生一个喜悦的空间。纯真使我们诚恳待人、泰然待己；纯真也使我们不斤斤计较生命中的得失，从而使生命的双翅能轻松地去搏击人生。
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
——《尽心》下
真正的名誉有时是比生命还贵重的东西。珍视它、懂得它的人，不惜用生命来维护它。有“硬汉”之称的海明威坚信：“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他十四岁走进拳击场，满脸鲜血，但他不肯倒下；十九岁走上战场，二百多块弹片，也没能使他倒下。写作上的无数艰辛，大量的退稿，无数的失败，还是无法打倒他。直到晚年，连续两次飞机失事，他都从大火中站了起来。最后，他因为不愿意成为无法超越自己的弱者，举枪自杀。以生命作代价捍卫了他一生塑造的“硬汉”的名誉。
我们当然毋需效法海明威，但必须珍惜自己的名誉。因此，作家老舍笔下的这类小人是遭人鄙弃的；老舍曾对一位干尽坏事的人说：“请考虑一下你的名誉。”不料对方却反问：“名誉值多少钱一斤？”其实，视名誉如草芥的人，恰恰是最不幸的人，因为他的心已经死了，故不在乎名誉对自己的伤害。
但是日趋功利的现代人，却常常把名誉等同于成功。其实这大错特错。人心中有一种追求成功的倾向，但几乎没有一人能获得十全十美的成功。一个人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就能拥有名誉。真正的名誉永远只属于那些竭尽全力的人。有时，虽然尽了很大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仍未达到目标，但人们仍会对你敬慕，给你崇高的名誉。名誉在这里就是对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力的衷心赞叹。追求名誉对人生的意义可以体现在如下一则格言中：“名誉是死者的太阳。”生命会因崇高的名誉而具有永恒和不朽的光辉。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
——《尽心》下
老子在《道德经》中开首便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断言之所以能流传千古，的确表明了人类语言在把握事物本质方面的局限。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善言者，往往不多言，甚至不须言。佛家对此的看法也颇有启迪意义：佛祖在灵山法会上说法，却一句话不说，仅仅拈花微笑。但就在这微笑中却包含了佛教对生命本质的所有看法。
禅宗流传的这则故事更是对什么是“善言”的一种阐释：有一位叫良宽的禅师，他的成就甚高。而他的外甥却不务正业，只顾吃喝玩乐，几至倾家荡产。家人都非常着急，希望禅师能想个法子劝诫外甥。良宽禅师千里迢迢地赶回家。一家人叙尽亲情，但良宽禅师却无半句劝诫外甥的话。临走时，禅师对外甥说：“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你看，连鞋带都系不牢了，请你帮我把草鞋带子系牢，好吗？”外甥原来生怕舅舅回来教训他，看到舅舅并无此意，心里非常高兴，连忙替他系好鞋带。这时，良宽禅师才说：“谢谢你！你看，人老的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趁着年轻，要把人做好，把事业的基础打好。”禅师说罢，掉头就走。可是就从这天起，他的外甥改邪归正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噪声充斥的社会。哲学家维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那些与“善言”相去千里的喋喋不休，使人无缘进入陶渊明所称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这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