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欲之为善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梁惠王》上

人生中的报应，有时实在是很神奇的，这与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是相一致的。

佛经《贤愚经》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波罗奈国有兄弟两人，分别叫善求和恶求，善求为人善良，而恶求却总是作恶不已。一次兄弟俩旅行时迷失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于是，善求便祈求神灵保佑，祷告一番后果然出现了一棵大树，树旁有一条小溪。神灵告诉他：“你只要砍去树枝，所需的东西就会出现。”善求和恶求都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可恶求又暗自盘算：如果挖开树根，不是能得到更多的好东西吗？然而，当恶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出树根时，突然底下冲出了五百恶鬼，把恶求撕碎了。

这样的善恶报应故事在民间也是不计其数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神灵的力量，不如说是人性的一种善良愿望。

报应的力量是神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一支突击队被德军俘虏，在受尽折磨之后，纳粹居然残忍地把他们秘密处决了。唯有一条军犬负伤而逃。十年后，军犬随新主人去德国使馆工作。有一天，它突然疯狂地朝一条小巷扑去，当主人赶到时，军犬已奄奄一息，而一个遍体鳞伤的德国人已死去。后经查证，死去的德国人正是那次屠杀的指挥官。

愚蠢的人总是不相信报应，但我们依然要告诫自己：切莫作恶。因为报应实在是人性的一种力量，而恶总是要遭到惩治的。

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

——《梁惠王》下

欲求得人生之大彻大悟，领略人生之至真、至善、至美之意境，只有在求得大道之后方才可能。

对于“什么才是人生之大道”的回答，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佛家对人生真谛的回答颇能给我们以启发。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一次灵山法会上向众弟子讲道，佛祖一言不发，只是手里拈着一朵花，面对着众弟子微笑。佛祖的意思是他在这拈花与微笑之间已把最重要的佛法道出了。可是众弟子却面面相觑，不得禅机。唯有摩诃迦叶领会了佛祖的意思，遂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佛祖从迦叶的微笑中知道，他已有佛法的传人了。同理，人生最大的道在于永远微笑着对待生活。

是的，诚如佛家声称的那样，人生如“苦海无边”，因为人生要以有限的生命去抗衡无限的外部世界，因此，人生很累、很沉重。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变得消沉，而是能微笑地面对这一切，勇敢地面对有苦有乐、有顺有逆的生命。故而罗曼•罗兰这样给英雄主义下定义：“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了解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宋代善能禅师曾这样说过：“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倘若能在自己的人生中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达大彻大悟和至真、至善、至美之境了。

与其抱怨和诅咒生活，不如微笑着面对生活。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

——《梁惠王》下

我们学习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倘若不付诸行动，那么，这些东西不仅无用，有时还会成为人生的负担。

譬如，我们从小就学到这样一句格言：“苦难是人生的垫脚石。”孟子因此认为“苦其心志”是降大任于斯人的前提条件。可在长大后我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于是，我们使自己的整个生命建立在逃避痛苦和不如意的幻想之中，从而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其实，正如有位作家形象地描述的那样：人是注定要受“苦”的。你看，人人脸上写着一个“苦”字：左右眉毛像草字头，左右颧骨加中间鼻梁像一个“十”字，底下一张嘴是个“口”字。因此，学生必须“苦学”，谁贪玩谁的功课就不及格；做事的人必须“苦干”，谁苟安谁就要失败。宗教家必须“苦修”，音乐家必须“苦练”，如此等等。故俗语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佛家则明白指出，人生如“苦海无边”。

自古圣贤豪杰都是苦出来的，绝不贪图舒服容易。“苦”使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精神抖擞，身体健康。试看烈日当空之下，几人挥汗前进，几人躲在大楼的阴影里打盹；冬天寒流来临，几人鸡鸣即起在朔风中昂首阔步，几人赖在被窝里不愿起身。这就像天平戥秤一样，可以掂出人的斤两，人生的成功者与平庸之辈，正是在这里有了一道分水岭的。古人称用功读书叫“苦读”，又叫“攻读”。攻城略地，须亲冒矢石、出生入死，充分体现“不怕苦”的精神。显然，这一“攻”字已不仅仅指学习，而是整个生命的行动本身了。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梁惠王》下

佛家的教义是推崇“无嗔”。故唐代拾得和尚说：“无嗔即是戒，心净即出家。”所以，“无嗔”从来是佛家渐修的一戒。而“嗔”的生发，则有正反之别，诸如天施威于众生，使之顿然豁醒，加怒于众生，使其精进行持。因此文王一怒而伐纣，救天下百姓于倒悬之中的“嗔怒”是需要的。也正是这一怒，使文王因此而流芳千古。所以，正义的愤怒恰恰是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一种品行。为此英国哲人休谟在其《人性论》中这样写道：“在某些场合下，缺乏愤怒和憎恨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软弱和低能。”

可见，佛家的“无嗔”是教人不要妄起“嗔心”，但不可不超越之而精进行持，因为生活中需要我们以正义的愤慨来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救民于倒悬之中。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嗔怒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某种不如意：如受到别人的冷落、嘲讽和诽谤，尽管这些冷落、嘲讽或诽谤完全可能是因误解而产生的，但我们却暴跳如雷，甚至采取攻击性的行为来对付。其实，容易嗔怒实在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因为它表明我们无法克制自己，不能承受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人生的不公正。

不仅如此，嗔怒还意味着人性的愚蠢，因为嗔怒使我们伤害别人，无法体验理解和爱带给人生的温馨。同时，嗔怒也是一种自我伤害。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抱怨和斥责他人时，自己也会受到刺激和伤害。

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极易嗔怒的人总是以冲动开始而以后悔告终。

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梁惠王》下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如以一颗善良宽容的心对待别人，别人也就会以此心回报；反之，则会陷入冤冤相报之中。故成语中有“将心比心”之说。

我国古代有这么一则寓言：有相依为命的母子俩，母慈子孝。子长成，欲娶媳。媳曰：“你必取你母之心，方能成婚。”子告其母，母袒腹让子取心。子捧母心见媳，及至不幸摔跤，母心忽泣曰：“吾子摔疼乎？”媳见之掩面羞愧而去。自兹相夫教子，终成大贤大德之妇。可见，宽容之心具有何等神奇的感化力。

不少人抱怨，紧张的工业化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愈来愈缺乏宽容之心，一点小事让人动辄暴跳如雷，甚至挥拳相向。之所以如此，每个人首先得反省一下自己。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幸正是一个缺乏宽容大度之心的人：容不得别人一丁点甚至是善意的指责，也极易嫉妒别人的成功，我们甚至总是要别人这样那样，自己却从不身体力行。

其实，宽容之心并不神秘，它源于我们人性中“将心比心”的一种大度。只要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想，那么，便不难产生这种宽容之心，从而也从别人处得到这宽容大度的回报。

弥勒尊佛总是笑口常开，那是因为他“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家在此无疑昭示人们这样一个哲理：怀宽容之心者，别人也会以宽容之心待你，故我们在生活中也就会因此而笑口常开。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公孙丑》上

对伟人的人生我们虽然高山仰止，但总是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类似于尼采说的成为“超人”的冲动。

如孔子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几千年来曾激发过多少仁人志士惜时如金，以有限的生命来抗衡无限的外部世界。孔子的这一喟叹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珍惜生命。如果说生命是一条由时间汇成的长河的话，那么这条河同样是不舍昼夜的。

年轻时，我们常常体验不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尽情地在灯红酒绿中挥霍着青春的生命。诚然，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都拥有新的二十四小时，它属于我们所有，这是事实。但每过一天我们的生命便减去了二十四小时，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每天的二十四小时，用它来创造出健康、财富以及心灵永恒的快乐。

生命之流川流不息，这一点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我们在这个运作中却有了成功与失败、伟大与平凡的区别。庄子亦称“人生如白驹过隙”，但伟人却可以使短暂的生命变成永恒。许多人总在哀叹生命时光的短暂，殊不知，就在我们哀叹的同时，我们已在使短暂的生命变得更加短暂。

有诗人曾悲观地说：“生命只是从生走到死之间的一刹那时光。”但是有一些人却可以使这个短暂的刹那无限拓展，另一些人则使这一时光变得短之又短。

所有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我们是用“时间”来建筑自己人生之大厦的。

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公孙丑》上

人都会有过失。因此，圣哲与平凡人的区别不在于有否过失，而在于如何对待过失。“闻过则喜”，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圣哲之所以成为圣哲的德性之一。

别人诚心善意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过错，我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但有时别人对我们过失的指摘可能是言过其实，甚至可能是子虚乌有的。如何对待这种批评与指责呢？吕蒙正出身寒微，后来入朝做官，难免有人瞧不起他。有一天退朝的时候，他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说：“吕蒙正是什么东西，今天也站在这里！”他的一位同僚自告奋勇，要去追查这话究竟是谁说的。他却说不必：“我不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一旦知道了，就终生不能忘记了。”

其实，对于别人的批评，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批评的内容，以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使明天的我比今天的我更完善。因此，批评是别人送来的滋补品、营养剂，可以使我们的灵性和智慧得到更好的发育。然而世上善于送出批评的很多，善于消化享受批评的人却太少了。甚而有些人在乱了方寸、失去控制之后会犯下诸如打击报复之类的愚蠢错误。可见，我们的行为与“闻过则喜”的古圣先贤相距实在太远了。

林肯说：“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人家怎么说我，就无关紧要了；如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气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据说，丘吉尔曾把这段名言用镜框镶好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

——《公孙丑》上

没有对生命欲望的理性节制，我们往往会成为生命欲望的奴隶而使人生的一切本末倒置。先哲以理性的洞察力为我们留下诸如仁、义、礼、智之类的规范，它对人生亘古及今地有其最重要的意义。

现代人通常不能理解先哲们为什么对欲望要采取如此严厉的节制。儒家称“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称“无欲以静，天下自定”，佛家则更是为生命的欲望制定了一整套的清规戒律。其实，与其指责先哲们对欲望存在着近似禁欲主义的偏见，还不如认真思考一下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缘由。我想缘由就是纵欲常会使我们生命沉沦甚至毁灭。

明代开国大臣刘基说过一则故事：有一个马夫的儿子吃河豚死了，马夫不哭。旁人不解地问他：“难道你们没有父子的情分？”马夫回答说：“我听说死生由命。知道生命可贵的人是不会随便去死的。河豚有毒，人人知道吃了会死，他也知道。这是为口腹之欲而轻生，不是人的行为，不值得为他去哭。”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夫的话很有见地。仅仅为了一己口腹之欲而枉送一条生命，实在有愧于生命的造化。

可见，没有生命之“智”，甚至会为口腹之欲而枉送性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先哲们的睿智呢？所以，宋人陈止斋作过一篇《戒河豚赋》：“物固有害人命，人之胜者智也。”

在我们的人生中，类似的不智之举不是比比皆是么？甚至当今日本人依然拼死吃河豚，只因其美味。这实在是一种不智。

善与人同，舍己从人。

——《公孙丑》上

如果说人生真的有什么成功的秘诀的话，那么，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迅速加以改正，肯定可算是其中的一个“秘诀”。

印度流传着这么一则佛经故事：一位叫法绝的国王，突然得了不治之症，他有两个儿子早已成年，于是，他召来大臣商议立太子之事。几位大臣都说：“应当传位给性情温厚、从未做过任何错事的长子。”国王却认为不可。有一位大臣道：“吾王难道想传位给专门做错事，前不久还被您流放到边关的次子吗？”国王点了点头。见大臣们若有所思的样子，国王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次子虽屡犯过错，但每次都能勇于认错并及时改正，从而从错误中学会治国的本领啊！”

佛家讲的智慧，在此就意味着勇敢承认错误，并能从错误中学到人生经历。的确，“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是经验之谈。但我们可曾想过，不做不错的“不错”到底有什么价值？其实，学习走路的孩子没有不跌跤的，并且在千万孩子中间，可能有一个摔成脑震荡。倘若有一位母亲因此而坚决不让她的孩子走路，那孩子一生都可能要坐轮椅了。

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也是我们平时为人处世的一个法则。卡耐基因此认为：“如果你知道自己错了，你知道某人想要或准备责备你，就自己先把对方要责备你的话说出来，那他就拿你没办法了。十之八九他会以宽大、谅解的态度对待你，甚至开脱你的错误。”

谁都会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但是如果我们坦诚地承认错误，那么我们几乎就胜人一筹了。

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公孙丑》上

我们无须把与人为善想象得太难。其实，只要愿意，我们就能很轻松地做到这一点。

故而佛家既教人行大仁大义之善，也要人从行小善入手。释迦牟尼佛一次对弟子讲法时说：“只要不以恨待人，我们就已在行善了。”这和儒家强调的积小善成大德的思想是一致的。譬如，我们常常批评别人的过失，但倘若这种批评是与人为善的，那么被批评者甚至会感到如同久处于暗室，突然被捅破窗纸，放进阳光和空气般的快慰。曾有一位心理学家批评现代的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逐渐懂事，也离家出走，也结婚，也生孩子，只是顺序是倒过来的。”这是带着深刻的人生阅历和几分幽默作出的善意批评。

甚至美满婚姻的维系也始终需要这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一位成功者曾这样介绍自己的秘诀：我妻子和我在很久以前就订下了协议，不论我们对对方如何地不满，我们一直遵守着这项协议。这项协议是，当我责备对方时决不伤害对方的自尊，所以，我们从不说“你真愚蠢”“你真差劲”之类的话。

以爱心来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想，这可以使我们赢得理解。

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孙丑》上

我们的爱应超越自爱。否则，这种爱会因其狭隘而变成恨。

佛家的教义称“以爱清恨”。佛祖不止一次地教导弟子：“自私者终不得解脱。”的确，倘若我们只知自爱而对别人却只有恨，那么，我们甚至无法爱自己。佛经《贤愚经》中记载的这则故事，正是对佛祖这一教诲的注解：古代有一名叫波罗摩达的国王，传位给在深山里修道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在深山里从未接近过女色，因而当上国王后一下子被女色迷住了，他甚至不满足于三嫔六妃，竟下了一道命令：凡国中欲出嫁的姑娘，出嫁前均须陪他睡觉！这个国中那么多的男子却自私地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敢怒不敢言。一个勇敢的妇女一天在街上当着众人的面褪去裤子小便。人们斥责她不要脸。她答曰：“我们这个国家已没有男人了。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女的，又有什么不要脸呢？”这些男人终于从羞愧中觉醒，杀死了荒淫无耻的国王。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只爱自己者便成了自私，而自私者的自爱实属虚妄。只有当我们在自爱的同时走出自我，认识到“我们”，把自己融合进整体中去，把自爱扩大到爱他人，甚而爱全人类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爱自己，而不会把自己从整体中割裂和孤立出来。倘若因自爱而使自己孤立于整体之外，我们会因无助、无聊而陷于痛苦绝望之中的。据说上帝惩罚恶人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众人都不与他交往。

所以，“自我太小了，人类才是我的题目。”诗人席勒如是说。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公孙丑》上

失败常常促使我们反省和检点自己已有的生活。一些人反求诸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另一些人则责备时运不济，或环境恶劣。显然，最终能够成功的只能是前者。

认真检点自己肯定是生存的一大智慧。一位贩运珍珠、布匹的商人在蚀光老本之后，喝下很多的酒准备跳海自杀，但他喝得酩酊大醉，一觉睡到第二天才醒。在一位同伴的劝说下，他开始冷静地评剖他的这次失败。他发现是自己过分贪婪所致。他本应让别人（譬如运货物的船家、陪伴他一路风餐露宿的伙计）也赚到钱，但他却借口克扣别人该得的那一份。意识到这一点后，他重振旗鼓，很快又变成富甲一方的商人了。这是佛经中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的正是反求诸己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富兰克林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一点。读过他的传记的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善于反省自我的人。他列了一张表，上有他发誓要培养的十三种德性，他每星期专心检点其中一项，然后每天问自己是否做到了。他允许自己失败，但失败后总要反思其原因。十三个星期过后，再从头开始。他成功了。美德因此而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种习惯。

的确，任何真正的成功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的语言要能打动人，必须首先打动自己；我们要给别人以爱，首先自己的内心要充满着爱；同样，我们要避免失败，那么自己一定得是失败打不倒的。而反求诸己则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滕文公》上

正是这种崇高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禹成为炎黄子孙人人景仰的圣人。

近偶读一闲文，其作者竟别出心裁地推测，禹之所以三过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与妻子感情不和”，“爱情既已死去，唯有投入到忘我的治水之中才能弥补心灵的创伤”云云。这固然是一种调侃，但透过调侃我却觉得反映了现代人一种典型的心态：不再景仰与推崇抑或干脆就不再相信人性中有这种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性。

这实在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我想一个人倘若对人性中的这种崇高不再景仰甚至怀疑，其灵魂会因为自私、冷漠而无可救药的。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令我们为之不安，肯定和人性的这种沉沦相关。

其实，人生中是需要弘扬这种利他主义精神的。显然，若没有大禹这种精神，人们在洪水面前连生命都不复存在，还谈何利己呢？相传子路救一落水者，并接受了落水者为表示感谢而赠送的牛。子路以为孔子会责备他，但孔子却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倡，将来鲁国的人才都愿意救人了。可见，利他主义最终是包含了“利己”在其之中的：这不仅是因为子路因此得了一头牛，而且还因为以后子路在可能溺水的时候，鲁国的路人均会援手而救的。

所以，利他主义不是一种道德说教，恰恰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原则。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者。

——《滕文公》上

这固然是人的一种上进心，即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谓也。

然而，生活并不是总能如愿的，对于人生的高处与低谷，必须执一份平静之心。儒家的“不动心”、道家的“无欲之心”、佛家的“平常心”在这里指的正是这么一种平静之心。古印度有一位国王，要聘一人为相来治理国家，有一人来应聘。国王为了考核这个人，要他用一个盘子，里面盛满油，从东城捧到西城，油一滴也不准溢出来，成功了就做宰相，不成功就要杀头。只见这个人端着盛满油的盘子，从东城向西城穿过去。走在路上，身边走过无数美女，他视而不见；途中突然冲出一头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嚷，他也视而不见；走到皇宫门口时，宫中失火了，混乱不堪，人们忙着救火，皇宫屋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来，到处乱飞，这人被马蜂螫了几下，可是他仍然无事一般，小心翼翼地捧着油盘，继续走路。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盘里油一滴也没有溢出来。佛教的这则传说昭示人们的无非是：凡成就事业的首要条件是要拥有一份平静之心。

的确，人生变易无常，只要拥有这一份平常心，处于人生高处，不会得意忘形；处于低谷也不会自怨自艾，而能心境坦然地接受生命的这一切。这样的人生当然是令人企慕的。

高处自然有高处的荣耀，但往往“高处不胜寒”；低谷固然有低谷的落寞，但常常“低谷出幽兰”。生命就是如此得失相依。

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

——《离娄》上

仁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种心境。故孟子说：“恻隐之人，仁也。”拥有这一份心境，就会觉得坦荡无忧。倘若我们丢失了这种心境，则往往会惶惶然而不知所终。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正是以有否此心境而论的。

佛家也强调这样一份仁慈心境的拥有。曾有一居士问怀远禅师：“和尚为何要戒杀生？”禅师答道：“今有一人举棍欲敲杀一狗，有一小孩急急从口袋里拿出钱来说：‘这点钱给你充作酒资，作为交换，让我来敲杀此狗。’你愿意你的孩子这样做吗？”问者摇头。禅师又问：“为何不愿？”答曰：“此童小小年纪便无恻隐之心，及至长成还不知如何呢！”怀远借这个故事回答了佛家戒杀生的缘由：不为别的，就为培养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儒、释两家在此又一次不谋而合。

其实，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也是生命的一种愉悦之心。曾读一篇谈及胡适生平小事的文章，又一次得以了悟胡适为何被称为“圣者”。胡适有个做小贩的朋友，叫袁瓞，胡适因感佩其勤奋好学，两人常在一块研讨一些问题。一次闲聊中，袁瓞说自己鼻孔里长了一个瘤，怕是鼻癌。胡适听后，立即给某医院院长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胡适当时尽管经济上也不宽裕，甚至自己住院也常常提前出院以节约费用，但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不帮助他，心里便会不安。”

我们常常会为某些事情感到不安，我想，解除不安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培育一份仁爱的心境。我们一旦拥有它，就会心安理得的。

仁，人之安宅也。

——《离娄》上

心灵是要有一方栖居地的。儒家认为，这方栖居地就是“仁”。其实，把仁比作人安心的地方，也是佛家的教义。佛家认为能把持得住心的只是仁慈之性。《杂宝藏经》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总是流浪的婆罗门，一天正在一棵树下睡觉。半夜时分，蒙眬中听得一片嘈杂声，原来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他急中生智把自己扮成一个披头散发的厉鬼，怪叫几声冲将上去。强盗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四处逃窜。自然，他得到了一大笔强盗没来得及带走的财宝。他把所有的财宝施舍给了穷人。有人问他：“你何不为自己建个家，定居下来？”婆罗门笑了笑说：“谁说我没家？不过我的家在心上装着呢！”

的确，身可以四处流浪，心却是要安家的，这个“家”就是仁爱之心。倘若我们的心失去了家，就会不由自主。据史书记载，元人许衡在酷暑中行路，口渴难忍，正巧路旁有一株梨树，随行的人争先恐后去摘梨解渴，唯有许衡一人端坐树下泰然自若。有人问他为何不吃，他回答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拿来吃。那人说现在世道大乱，梨树无主。许衡说：“梨无主，我的心也没有主了吗？”可见，一个心灵以仁为家的人，不管世道如何，也不管世人行为如何，总能把持得住自己的方寸之地的，他也就永远不会放逐自己的心灵。

常听有人对自己的不仁不义辩解道：“不由自主！”这只说明其心尚未找到栖居地，于是只能飘浮不定，不得安心。

何处去“安心”？儒家说，“仁”是我们的安心之处。

义，人之正路也。

——《离娄》上

人们常喜欢用“心灵之路”这个词，在儒家看来，这个心灵之路就是“义”。

所以，舍正路而不走，那么我们就会让心灵之路杂草丛生。当我们把心在杂草丛生的荒径上重新找回时，或许已成不义之人了。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做儿皇帝时，曾为自己失去正义感而感到深深的耻辱，但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夜深人静时，跪在祖宗牌位前作一番“内省”。这是为失去人格而作的忏悔。但是，忏悔是不能挽回人格的，所以，他成了不谙民族大义的罪人。

我常在想，倘如十八岁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那么在此之前我们或许做过许多不负责任的事：如对父母执拗、任性、自暴自弃，误解他们的好意或故意伤他们的心，但我们所得到的却永远是爱和宽容。但是，社会却没有这样温柔，它是严厉而又公正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起责任，任何不义之举，社会都会假道德与法律来进行公正而无私的处罚。所以，西谚说：“人生没有不须偿还的债务。”

不可否认，社会上有时也会出现如三毛文中提及的不公正：“一个自私自利，毫无道德良知，占尽一切便宜的人，人们却称其为‘不懂事’；而对待一个胸襟宽厚，凡事退让，乐于助人的真诚君子，却下一句评语‘会做人’。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有尚义之心。毕竟‘会做人’至少要比‘不懂事’好得多。”

心路怎样走？儒家说：“义，人之正路也。”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告子》上

与孟子此说相似，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极负盛名的话：“美德是一种习惯。”两位圣哲的说法无疑都道出了我们人生修养的真谛。

许多人景仰大仁大德之人，却又认为这是一种高深玄奥的修养境界，平常人达不到。这实在是一种认知上的迷误。事实上，我们只要愿意，通常就能做到。孔子说过：“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

很多人知道参禅在修炼人性的过程中很注重刹那间的顿悟。但参禅讲人生的修养也并非只注重顿悟成佛，更多的则是强调积小善而成大善的“渐修”。在禅宗看来，“渐修”无非是“四摄事”：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然而这些诸如要人平常多做好事、平日以温柔和善充满爱心的态度与人交流、要经常与人方便、要时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等的要求甚至非常细微。但人生正是在这些细微处，见出人性之修养功夫的。

《六祖坛经》曾有“自悟渐修”的说法。如果人人都能有一颗善良的心，把仁爱作为一条不变的准则带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融进日常生活的习惯之中，使我们的一言一行均能体现出仁爱的温馨与曼妙，那么，我们就在积善成德的过程中，达到了圣贤之境了。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

——《告子》上

人的成熟亦然。我们谁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有所作为，但事实上人的功成名就是和一个人自我的成熟休戚相关的。

成熟的人格并无一定的典范，而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成熟的人则其气质、品德、能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同时，还能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成熟和年龄有关，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昆虫一经孵化便作为成虫而活动了。但具有理性的人类，从新生婴儿到长大成人，要经过十几年的发育。而且，从生理的成熟到达社会心理的成熟，这其间又还有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尽管有了成熟的体魄，但在情绪和社会心理方面却依然稚气未脱的缘故。

如果说儿童的稚气和天真不乏浪漫情趣的话，那么成年人在人格上的稚气则是大不幸。那些过分依恋家庭的人，过于胆小而不敢投身社会的人，那些无法忍受寂寞和孤单的人，那些缺乏独立见地而人云亦云的人，都是人格上不成熟的人。人生对于这些人来说无疑会变得特别艰难。

当然，成熟的人格并不意味着老于世故，许多人把成熟和老于世故混为一谈，那是因为两者的确有相似处。但是，老于世故只是被扭曲了的成熟，作为庸俗的处世之道，老于世故只是对生活的一种乖巧、圆滑和狡黠。而成熟则是人的理性的敏捷和机智。有人说，成熟就是当你钓不到鱼时，不是抱怨，而是平心静气地思考怎样改进钓鱼方法的一种深沉。这个譬喻的确精当无比地揭示出了成熟的实质。

好善优于天下。

——《告子》下

佛经上说：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中，有一位高足叫阿难。一天阿难在贫民区化斋，一位施主对他说：“我贫穷，不能布施。”阿难说：“布施可以使你富有。”施主说：“我穷到一日三餐都顾不上，怎么能布施呢？”阿难说：“那你就把贫穷拿来布施吧！”

阿难的回答意味深长。一个人的善良与否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而取决于有否一颗爱人的善良之心。一旦我们拥有了一颗爱心，那么，我们即便是一贫如洗，也能“优于天下”。道理很简单：行善固然是不求回报的，却一定是能够得到回报的。因为如果人人都有爱心，讲求奉献，都想方设法以善良之心待人，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怎么会得不到回报呢？

谁抛弃善良，善良也就抛弃谁。当然，人性的善良遵循着理性的尺度。绵羊看见屠夫磨刀霍霍准备宰它时，反而对屠夫说：“小心，别割破你的手。”这种善良是可笑的。而农夫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冻僵了的毒蛇，这种善良只会带来不幸。

在我们的周围，总是可以听到许多人在抱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人心中那堵无形的墙却日益加厚。人们为此哀叹：“人心不古！”我想，好善之心的培养却可以使我们冲破人心的这堵墙。

不要放弃好善之心的自我造就，即便是我们的好善之心有时被别人误解，也依然要执著如一。因为正是有了这份善良之心，使我们接近和理解每一颗心灵，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永远置于人性的温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