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梁惠王》下
孟子在这里表露的是他人格的谦逊之美。
谦逊的品格，在中华民族中有着深远的传统。在两千多年前的《尚书》中，古人就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这一深刻的人生哲理。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人成为著名的学者。与他同时代的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而他却十分谦逊。相传孔子“入大庙，每事问”，治学虚心，不耻下问。谦逊不但是学问之道，也是做人的品格。唐代魏征曾说过：“地洼之，水流之；人谦之，德归之。”一个谦逊谨慎的人，总是拥有德行的。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今天，一些人却认为国人的这种谦逊品格是“丑陋之性”，主张引进西方社会“我是最好的”这种处世态度。其实，西方文化中也历来有谦逊的德行。因为谦逊既然是一种美德就必然是世界性的。所以，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曾反复对他的追随者们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圣经》更是将谦逊作为一种人性美德来歌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亚里士多德说过：“对上级的谦逊是本分，对平辈的谦逊是和善，对下级的谦逊是高贵。”谦逊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赞誉，而谦逊给人的感觉却始终是美好的。
只要我们的谦逊不是为了掩饰自卑或出于别的什么不良动机，那么，“守之以谦”永远是人生成功的一大法宝。
我知言。
——《公孙丑》上
“言为心声”，因而我们向别人说什么时，往往也就向别人展示着我们的智慧、修养甚至德性。
在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孟子游说各路诸侯，固然充分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浩然正气，同时也处处展露了他机智、敏捷的智慧品性。或许孟子自己也颇为得意这一点，故向来谦逊的他竟也情不自禁地对弟子道：“我知言。”
孟子“知言”的智慧之一就是让对方保住自尊。所以在与人相处时，哪怕绝对是对方错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刺伤他的自尊心。公元1922年，土耳其在经过与希腊几世纪的敌对之后，终于决定把希腊人逐出土耳其领土。穆斯塔法•凯墨尔，这位土耳其的杰出领袖对他的士兵发表了一篇拿破仑式的演说，他说：“你们的目的地是地中海。”于是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展开了。最后土耳其获胜。当希腊的两位将领——的黎科皮斯和迪欧尼斯前往凯墨尔总部投降时，土耳其士兵对他们辱骂不已。但凯墨尔制止了他的士兵，他丝毫没有显出胜利的骄气。在讨论了投降的细节之后，他以军人对军人的口气安慰说：“战争这种东西，最佳的人有时也会打败仗。”
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假使我们是对的，别人肯定错了，我们也会因刺伤对方的自尊心而使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其实，如代之以一两句体贴的话，以一种宽容或理解的态度对待别人，问题往往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上
生命中最值得推崇的气节，无疑是为整个人类而献身的浩然之气。
当代哲学家罗素深受人类献身精神的感染，他在自传中真挚地记下了这么动人的一页：“三种单纯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定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同情心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独无助的老人在自己儿子的眼中变成可悲的累赘，以及世界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正是这种对人类深切的爱，使罗素的身上流溢出了一种伟人的浩然之气。
为社会而献身，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是人类最早的献身颂歌。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们，无不以自己的人生为后人留下了热情赞颂献身精神的优秀诗篇。文天祥被俘后，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美诗章；清末革命志士秋瑾，在赴日留学返国途中，以这样的诗情表达了忧国忧民的献身精神：“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还有牧羊守节的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等，这一曲曲浩然的正气歌，无一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追求物质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生存，追求气节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高尚。一个无视浩然之气之培养的人生，不可能崇高；一个无视浩然之气之培养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公孙丑》上
流行是时尚的象征，人生也是需要时尚来包装的。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时尚来伴随自己的生命旅程。“我们今天流行什么？”这是一家生活周刊出的讨论题。应征文章很多，答案五花八门，却没有一篇的结论是：道德。
譬如我们这个从来对食色持保守心态的民族，现在却一反常态，居然流行起性文化、美食文化来了。以文学艺术为例，性问题上的大胆作风甚至成为新潮与时尚的象征，一时间反映性文学的期刊、小说、画报林林总总堆满了书报摊。据一家杂志报道，某地青少年竟以拥有一本中文版的《花花公子》杂志而自豪。与此相映照的是，美食文化也流行起来：食补食疗、御膳药膳、龙凤火锅、黄金拼盘、满汉全席、孔府大宴，吃喝越来越成为我们显赫而时尚的文化。
这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暂以性文化的流行为例：和一些人以为时尚和新潮不同，其实在美国，《花花公子》的销售从1982年的700万份骤跌至目前的340万份，而且跌势还在持续之中。因为“性开放”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毒害，已使美国人从痛苦中觉醒了，于是，从政府到民间，通力合作，摒弃色情。可我们却还以此为时尚，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与不幸。由此也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德性的导引，任何时尚和新潮往往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这决不是道德说教。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箴言，已被镌刻在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我想，在我们心头更需要时时铭刻这样一句箴言。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公孙丑》上
生活的艰辛使得我们无一例外地需要勇气来作为生命的支点。德国文豪歌德甚至断言：“生命的勇气里有天才、力量和魔法。”
勇气是我们对自己生命力的一种信心，它能产生极大的能量，以至于生活中我们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如果确信那件事情必然发生，最后它果然发生；我们如果确信某件事情可以办理，我们会终于办理。有一次在战场上战争的局势逆转，指挥官下令迅速撤退。士兵在敌人的火力下快速撤离。有一位士兵中弹倒地，血流不止。他对战友说：“我不行了，我受伤了，我要死了。”可他的战友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你没有受伤，你身上的血是从别人的伤口沾来的，你可以跑得比我更快。起来！我们赶快脱离战场，补充弹药，卷土重来！”受了伤的战士听了竟一跃而起，比中弹前更敏捷，终于安全地躺在后方医院里接受治疗，然后恢复了健康。这位战士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文豪海明威。在战场上这一类奇迹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每一位老兵都是证人。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勇气的人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在黑夜走过墓地时，大声地吹口哨，他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克服恐惧，是因为他“吹”起了自己的勇气。在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忧郁甚至痛苦时，也同样需要鼓起这种勇气。一旦我们拥有勇气，我们便能忍受并战胜不幸，甚至会发现，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强。
以绝望来对待生命的人，只表明他对生命的无知。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种温柔，拥有这种温柔之心的人无疑是很动人的。
1943年，徐悲鸿在成都举办画展时，有一次乘马车到郊县去，到了目的地，牝马显得有些累，气喘吁吁的。马夫一下车就去抚摸他的马。徐悲鸿也动情了。他付过钱，便伸手爱抚着牝马那隆起而光滑的脊背，像对亲密的朋友似的说了声：“谢谢！”随后又从包里取出一幅卷起的《奔马图》送给车夫。徐悲鸿后来解释这件事说：“我爱马，也爱善待马的人。他对马的爱打动了我的心。”这种广博的恻隐之心，带给人的，难道不正是人性的温柔吗？佛家为此甚至有“戒杀生”的戒律。在我的理解看来，这条戒律与其说是对动物的慈悲，还不如说是佛家为培植人性恻隐之心的一种良苦用心。
没有恻隐之心的人性是不可理喻的。卢梭因此认为：“同情是女性天然的德性，没有它，即使再漂亮的女子也不会是美丽的。”佛经中记载的这位少妇正是因此而遭她的丈夫遗弃的：从前，有一个老婆罗门娶了个年轻的妻子。有一次，老婆罗门前妻的儿子不小心掉在火里，这少妇明明看见了，也不伸手去拉一把。老婆罗门责备她没有同情心，少妇却道：“我也不是不想拉，可是我从小到大，除了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碰过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所以实在伸不出手去拉。”这位婆罗门见妻子如此薄情寡义，恬不知耻，便愤而离家出走了。
“如果我们缺少动人的魅力，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同情心。”让我们记住卢梭的这句名言。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公孙丑》上
“以德配天，以德服人”，这历来是中国人做人处世的信条。倘若说“以德配天”带有那么一点神秘色彩的话，那么，“以德服人”则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生是以德行来立足于社会的。
我想，儒家之所以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德性的修养，这决非道德说教，而是要人以这种品行去为人处世，从而立于人生的不败之地。其实佛家也不像一些人想当然地那样只强调“顿悟”、“空观”，而恰恰也是注重德性修养的。三个妇女在打井水，一位替国家寻找“转轮王”的智者坐在边上。一个妇女说，我的儿子很灵敏；另一个说，我的儿子会唱歌；第三个妇女默不作声。这时跑来了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翻着跟斗，他母亲露出欣喜的神色；另一个孩子像夜莺一般欢唱，妇女们都凝神倾听；第三个跑到母亲跟前，从她手中接过沉重的水桶，提着走了。妇女们问这位智者道：“喂！我们的儿子怎么样？”“呵，他们在哪儿？”智者答道，“我只看到一个儿子！”然后，他回去报告国王，“转轮王”已找到，这个人就是替母亲提水的那个孩子。显然，是这位孩子的孝心感动了这位智者。
不仅是中国文化推崇这种德性，西方文明也热忱地讴歌生命中的崇高德性。因此，以德为处世原则拳拳服膺甚至成为德国哲学家康德生命中的两大支柱之一。他在临终时要求家人只需在墓碑上刻上这样两行字：“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
我想，德性可以阻止人生的三大坏处：邪恶、贪欲和无聊。
不直，则道不见。
——《滕文公》上
“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我想，法国艺术家罗丹这句话同样适合我们的人性。
所以，正直是一种人格的尊严。人性因着正直才有了对宇宙真理、对人生大道的发现与遵循。千百年来，人们对正直的赞誉几乎可以车载斗量。也因此，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推崇正直的人性。佛经《六度集经》里有一则寓言：从前一座山里有一个鹦鹉王，它的部众有三千之多。小鹦鹉们竭尽全力侍候它们的大王，鹦鹉王非常感动。可是有一天它决定对臣民们开个玩笑：佯装得了重病，眼看要死了。于是，这些小鹦鹉们一个不剩地马上飞到另一座山头去投奔另一只鹦鹉王了。当它们被所投奔的鹦鹉王拒绝时，这只鹦鹉王面对又重新变得无比殷勤的小鹦鹉们时，他已彻底失望了。
一个人最痛苦失望的事，或许就是发现自己信赖的人却是个虚伪的不正直的人。在很多情形下，人性的正直只有一次。谁如果失去了正直的品行，就再也无法弥补。正如一个哲人所说，抵押了的田地总有一天可以把它赎回，但心灵中的正直品性一旦被押当，那就永无赎回的机会了。
有人说：“在当今的社会正直早已被拍卖殆尽了。”倘若真的如此，这当然是现代社会的悲哀。然而这不正表明我们人性中正直之品格的可贵么？
思诚者，人之道也。
——《离娄》上
诚实使两颗不同的心灵相互沟通。
一位资深记者曾著文谈过一件影响了他一生的小事：他刚大学毕业到一家报社工作。一次，编辑部主任要他去采访一位著名音乐家的作品演奏会。但他对音乐是一窍不通，可是任务又不能不完成。在听完音乐会后，他抱着一试的心情去找这位音乐家，并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苦衷。音乐家非常理解地笑了。于是，这位音乐大师告诉了他这次演奏的几首新曲子的精义和要点。他从此与大师成了好朋友，而对音乐的爱好也一发而不可收。显然，这位记者的成功是对他有一颗诚实之心的回报。
在很多情形下，诚实也是人生的快乐之道。人生的诸多烦恼，很多是与不诚实相关的。犹大出卖了一颗诚实的心，虽然得到了几枚金币，但却永远背上了精神的十字架；耶稣在死刑架前保全了那颗高贵的诚实之心，虽被钉上十字架，其心灵却因复活而永生。甚至现代治疗心理学也有一著名的理论：“诚实是使人解除紧张、心地轻松的良药。”
佛家的“不妄语”其实也是要人诚实。一次佛祖在给众弟子讲法时，有弟子问：“难道对恶人也要讲诚实无欺吗？”佛祖的回答是：“诚实就是诚实，唯一的区别是对善者的诚实能使我们得到诚实的回报，对恶人的诚实却得不到回报而已。”
即便是诚实会产生“轻信”之类的缺陷，我们也要信奉诚实。而相信别人的诚实恰恰是自己诚实的证明。
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离娄》下
人贵有自知之明。
人无疑都企求声名闻达，这是一种生命的习性。或许别人也会因某种原因而说一些诸如“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客套话，但我们必须保存一份自知之明和知耻之心。否则，我们会在飘飘然中忘乎所以，最终使自己的人生一无所有。
其实，即便是已有某些成就，我们依然要保持这一份自知和知耻的谦逊之心。据《荀子》一书的记载：当年孔子在鲁桓公庙内游览的时候，看到一个倾斜易覆之器，便说：“我听说过这个东西。水少的时候，就倾斜；水偏中的时候，就居正；水满了就颠覆。”然后对学生说：“往里倒水。”学生提水倒入。果然见这个器皿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斜。孔子为此感叹道：“哪有满而不颠覆的呢？”学生子路问道：“那么怎么对待满呢？”孔子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所以，在孔子看来，永不自满的人才会是有作为的。
人生有时就像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所作的一场竞选活动。尽管可能有许多人会对你说：“我肯定投你一票！”但在开票之前是不能计算选票的，我们唯有不懈地努力。常听见有人说：“我的收入已足够买一所房子了……”，“我已有三个朋友，情同手足”，“我不必再补习英语，因为我的英语程度已够应付我的职业”……这就是在开票之前计算选票。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自得其乐的同时将望着同辈甚至后辈从其身旁飞驰而过，留给自己的只有风和尘土。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离娄》下
如果说儒家的教化是要人“严于律己”的话，那么，对待别人的过错则应持“宽以待人”的大度心态。这种宽宏大度反映人的善良之心：与人为善。
其实，人性中有一种卡耐基所称的“自尊的天性”，我们能较容易做到“严于律己”，但总希望别人能“宽宏待我”。既然如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我们首先必须“宽以待人”。我们与别人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总会有许多摩擦和冲突，有的属于工作性质，有的属于个性差异，这一般无关宏旨。但那些关联到个人利益的冲突，便使一些人的心里记上了一本账，精心盘算，斤斤计较。一旦对方失足，便穷追猛打。这些人对别人的错误态度，是从私利出发的，祸心隐伏其中，自然会生出落井下石的举动。儒家所提倡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则是坦荡而崇高的，其根本的缘由是：不是首先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首先想到用“善”去救助别人，使别人从堕落中站起来。因此以往所有的过错和恩怨也不必追加于当下，当下的需要正是给别人以热诚和希望。
倘若以别人的过错落井下石，甚至是咬牙切齿，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这只表明一个人内心的阴暗和险恶。而且，佛家相信这些人也会因此遭同样的“报应”。
我们固然处于一个竞争的社会，但竞争绝不是把别人往下推的一种险恶用心，而应该是一种你好我更好的上进心。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下
人活着，总应拥有一份有所为、有所得的心态。这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依据，更是我们人生造就左右逢源、洞达自如之境的前提。
儒家强调自强、自立、自得、自助，其意义就在于此。孔子在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时，依然对其弟子说：“只有死了，我才会停止这种执著，可是天没有让我死，我岂能辜负天的重托？”孔子能达人生大贤大圣之境，靠的不正是这种有所作为的执著精神吗？
其实，任何事情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有所为这一点上。某报载，西方有两家制鞋公司都派员到非洲去调查当地的市场，两人在非洲所见相同。其中一人拍电报向公司报告：“毫无希望，这儿的人根本不穿鞋子。”可另一人拍回去的电报却大异其趣：“大有可为，这儿的人都还没穿鞋子。”哪一家公司能开拓非洲的市场？哪一个调查员能创造自己事业的前途？我们不难找出答案。一个不穿鞋子的地方，正是制鞋业者的用武之地，那里不仅有利润，也有他应尽的责任。
生活中固然有许多缺憾，而“缺憾”正是豪杰才士成功的机会。医生的功德在疫区，教师的功德在文盲最多处，农夫的事业在荒地；而仁人志士的事业存风雨如晦之中。我想这就是智者眼中的执著人生。
夫义，路也；礼，门也。
——《万章》下
礼貌是生命的门面。故有人这样认为：心灵的四分之三为品行，其中一分则属于礼貌。
儒家的礼教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礼仪的教育。因此，传统文化向来推崇生活中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朱熹甚至把“循礼而行”视为成大人之事的第一人格品性。当时有人曾贬斥后世儒者如此强调“礼”实在繁琐、毫无必要，朱熹愤然斥之为：“不知礼，无以立人之前。”
我想，那些“非礼之礼”、“为礼而礼”的礼节，的确没有必要。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是离不开礼节的，因为礼节实在是内心品行的象征，因此礼貌历来也被西方文化所推崇。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礼节。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于思维，就会迟钝或蠢笨；没有高尚的礼节，就是卑俗。可见礼貌虽简单，但在一个微笑和一声轻轻的感谢声中，人们感到的也决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习惯、一种使人高兴的举止，而是能从中体验和领略到一种人性的美，一种人格上的光亮。
一个礼貌的微笑，有时甚至能营建起欢愉的人际氛围。面对日益隔阂冷漠的现代人，作家尤今曾这样呼吁道：“笑一笑吧！让太阳冲破阴霾，让温煦取代酷寒。笑，是无言的礼貌。一个微笑，能让你赢得整个世界。”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告子》上
无论人的善良是否如孟子所声称的那样是先天就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却必须在后天的人性中造就善良的品性。哲学家培根认为善良这种利人的品性是人类一切精神中最伟大的一种，是属于神的品格。
善良使我们的每一颗心相互接近并沟通，从而带给我们人生许多美好的享受。在我们人类生命的长河中，善良有时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就是：前辈的善良作为一种遗产庇荫着我们后人，亦即佛家说的“善有善报”。
决不能把善良的形成想象得非常艰难。我们为一位陌生的人指路是善良，我们搀扶一位老人过街也是善良，我们在路上移开一个障碍物是善良，甚至我们给予旁人一个甜甜的微笑也是善良。所以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中随时能形成善良的品格。
更不要怀疑他人的善良品性，因为“相信别人的善良，正证明着你自己的善良”。唯有那些自己不善良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善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甚至认为：“一个人的真正财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对其同伴及朋发所做的好事。当他死去时，人们不会说他留下了多少遗产，但却会问他生前做过多少好事。”
我想，这或许就是善良之于人生的价值之所在；善良可以使我们的生命长存于别人的美好记忆之中。我们的生命因此而有了永恒的意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告子》上
罗素在其自传中一开始就写道：“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单纯但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所以，在人性中，有一种东西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同情心。
为什么在生活中常有一些人抱怨人生没有意义？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蒙受了委屈或遭到了挫折和不幸。于是，他们的性格变得孤僻，不仅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而且还对人生充满了恐惧。这时，倘若我们以热诚而真挚的同情心去抚慰这些隐痛的心灵，就常常会使他们振作和奋起。显然，对别人真诚给予的同情心无动于衷的人很罕见。倘若我们对其冷若冰霜，甚至尖酸刻薄、恶语相嘲，那么他们便会自惭形秽，甚至会对整个人生悲观绝望。
人生就如一棵生长着的树。我们的同情心就像阳光和雨露，它可以促使生命之树长得枝盛叶茂；而我们相互间的冷漠则犹如寒霜和风暴，它使我们的生命之树枯萎凋零。
我想，我们需要同情心，那是因为自我时常是很软弱的，别人的同情心则可以使我们战胜这种软弱。而且，人生之路充满了艰辛，但相互间的同情心则可以使我们相濡以沫，携手并进。唯此，我们才会感到曲折艰辛的人生依然是美丽而充满着勃勃生机的。
列•托尔斯泰说过：“上帝有三个去处：其一是天堂，其二是善，其三是在同情者心里。”如果把这里的“上帝”理解为人生，那么托翁的说法是异常精辟的。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告子》上
“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西方哲人如是说。这一比喻很形象地把人性中善与恶两部分内容勾画出来了。当然，这毕竟只是一个比喻。事实上，人心中的羞恶之心却可以使我们脱俗澄明，把我们提升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使。
佛教中有佛祖骑虎布道的传说。这一传说的寓意，我想也正在此。人性应当主宰兽性，因为人来源于动物界，故必然地有着许多恶的品性，但羞恶之心可以使我们舍弃动物性，而造就自我真、善、美的人性。人也因此在和动物的比较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倘若我们屈从于动物般本能的冲动，那么人也就变成了非人。
成语有“嫉恶如仇”一说，在每个人的人生中也需要这种人格品性。许多人没有羞恶之心，那是因为他们每天身不由己地忙忙碌碌，老是静不下心来找一找自我人生的真实感觉。其实，夜深人静之际，倘若能认真检点一下自我的人性，就会发现自己的人性中属于动物的这一半往往很真实，而属于天使的那一半却很贫乏。这种反省使我们羞愧，并为此萌发上进之心，故古代贤哲极为推崇“内省不疚”的人生修养方法。没有这种对自我生命的了悟，当然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羞恶之心。
我们固然生活在一个注重功利的时代，但倘若把人性的一切都付诸功利，却对人性中的善恶问题无暇旁顾，那么，我们又谈何人生境界的追求呢？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告子》上
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为“仁”，羞恶之心为“义”，恭敬之心则为“礼”，是非之心为“智”，诚实之心为“信”。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五者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推崇的人生“五主德”。
作为礼义之邦，我们历来注重人性中恭敬之心的培养。如果说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使每一颗心因仁爱而沟通，那么，恭敬之心则使每一颗心因谦和而宽容。这种谦和与宽容总带给人生一个异常美丽而温馨的体验，因为恭敬之心使我们的心灵相互接近和交融。于是当我们带着一种谦和恭让之心与别人打交道时，我们是快乐的；当我们接受别人的谦和恭让时，我们更是快乐的。
恭敬之心之所以是必要的，还因为世界上不仅没有两个个性情趣完全一样的人，而且从来不存在个性十全十美的人。刚直的人有戾气，俊逸的人有傲气，忠厚朴实近乎愚，辩才纵横则近乎肆。所以，我们才特别需要认可别人的不同，并宽容别人身上的某些欠缺，始终充盈着爱心。
曾有人抱怨，自己生性高傲刚烈，恐难养成恭敬之心。这无疑误解了恭敬之心的实质意义。恭敬之心很简单，就是尊敬他人。因此，当我们登山超过了别人，能关切地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时，当我们明白自己可能迟到而想办法打电话通知对方时，当我们与友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之际而能巧妙地转换一个话题时……这一切其实都是人性中恭敬之心的真实流露。在愈来愈多的人抱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紧张时，恭敬之心无疑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开拓了一个美丽的空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告子》上
人生中的许多现象的确是是非与善恶难辨的。不少人因而不愿对此作“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一些现代不可知论者干脆声称：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生问题中的是与非，我们仅仅知道的问题是：我存在着。
然而，没有是非判断的人生只能是盲目的人生。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过一段寓意深远的话：“聪明的人凭思考行事，领悟力较低的凭经验，最愚昧的人凭需要，动物则凭本能。”
这无疑表明了思考对人生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正是思考使人与动物、智者与愚者、伟人与平庸之辈分道扬镳了。
诚然，对人生中那些是与非问题的思考常带给我们诸多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似乎是注定的：因为人生中的许多是非善恶不仅难以分辨，而且往往如庄子所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具有相对性。没有足够的睿智，我们就只能生活在自发人生的层面上。那些整天忙忙碌碌，却不知忙些什么的人，那些永远只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那些只囿于经验、凭感觉行事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无疑都只是自发的人生。
佛家称分辨是非的“智慧”为人生修养的最重要功德之一，其根据或许正在于此。
学会明辨人生的是非善恶，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造就我们成为人生的思想者。这种明辨使我们能真正拥有自觉、充满理性和睿智的人生。
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
——《告子》下
《庄子》中有庄子拒聘为相的记载：楚王因倾慕庄子的才学，派使者携厚礼登门造访，欲聘其为相。庄子却婉言拒绝了这份高官厚禄。因为“春秋无义战”，庄子感到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保持一份“不以物喜，不以物悲，不以物挫志，不以物伤情”的清高。
其实不仅是道家，佛家也崇尚这种清高之心，故寒山子有诗云：“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我们固然不必仿效而故作清高，而且，我们往往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但作为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我们依然需要在心性中留一份清高，因为正是凭借这份清高的心灵，我们可以自由而从容地体验人生的诸多情趣：它使我们在繁琐的世态中求得简练，在喧闹的尘埃中求得恬静，在世俗的环境中求得超然，甚至在不公平的遭际和突如其来的厄运中求得安慰和自悦。
不仅如此，清高往往意味着是对外界诱惑的一种节制。世界和人生充满着诱惑，名誉、地位、金钱、漂亮的异性、良辰美景，甚至是片刻的舒适和享受，无不带着神奇的魅力，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沉湎于其中。而且，人作为一种感性的欲望的存在，又注定无法摆脱诱惑的纠缠和困扰。清高作为一种理性的节制，则能使我们在幽思和沉静中抗拒诱惑。
正如徐悲鸿所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我们的人生倘若拥有这样一份傲骨清高的品性，那么我们就会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尽心》上
诗人说：“诚实地向着自己展开自己，这是人生一道优美的风景线。生命中所有的快乐都在优美中孕育而生。”
也许正因此，中国文化中的“诚”甚至成为人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生命中有了“诚”才有了精神的底蕴与光芒。
生物遗传密码的千差万别，成就了每个人的优点特长和缺陷短处，后天教育与环境的差异更是造就了每个人不同的志趣、性格和风采。这其中既有迷人之处，又有遗憾之处。它可能是爽朗、是幽默、是仁慈、是热情、是勤快、是深沉。当这些“自我”能够诚实地表露出来时，其魅力一定最动人。往往在很多场合就因靠了这种诚实的力量，人生才战胜了窘境、险境和逆境。勉强自己，一味要求自己与令我们羡慕的人看齐，常常会将美好的东西丧失，而留下尴尬与痛苦。索菲娅•罗兰就曾这样说过：“如果你很害羞，就不要去硬充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如果你的舞跳得很糟，就不要整晚都去踩别人的脚趾头。但如果你颇为自己的歌喉骄傲，那也别掩饰。当你把自己独有的一面显示给别人，魅力就随之而来。”
美国有一份调查报告，在555个描写人的形容词中，让大学生们指出其评价最高的形容词，其结果是“真诚”、“诚实”、“忠诚”、“真实”、“信得过”、“可靠”等八个词占首位。可见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是一致的。“诚”的人生总是美的。
禅家说，“诚然”是人自处的通达之境。既然生命只有在“诚”中推展开自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自欺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