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艺术典型是再现性艺术的最高目标，诗歌和表现性艺术的特性则是意境的创生。先来看看典型。那么，什么是艺术典型？它有哪些审美特征？过去，人们常常援引经典作家的几句说法作为艺术典型的特征概括。列宁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泽东也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2]因此，艺术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作为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仅仅用个别与一般、共性与个性的哲学范畴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由此为出发点，去讨论其中更为深刻的关系。列宁在引用黑格尔“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的话以后说道：“‘一般’即‘本质’。”[3]典型之所以比形象更深刻，正在于它能够表现本质和必然；典型之所以比形象更独特，正在于它具有多样而独特的偶然表现形态。作为典型的艺术特性来说，正是在偶然的个别形态中体现了某种本质和必然。所以，与必然性相反相成的偶然性，在艺术创作中具有极大的意义。

对偶然性的特性和表现偶然性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有过深刻论述。他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4]，是一种个别性的东西。由此看来，要创作出具有充分典型性的艺术典型来，就必须牢牢抓住偶然性并加以突出地描绘。如果艺术作品中缺乏对偶然性的描写，也就不能深刻揭示本质的必然。当然，艺术中的偶然表现为一种特征概括的形式，是艺术家舍弃了不能体现生活逻辑与创作目的的偶然。

艺术创作中的偶然性首先在典型人物的鲜明、独特的个性中表现出来。塑造独具个性的典型人物，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目标。进入人类文学宝库中的不朽典型，如贾宝玉、王熙凤、阿Q、哈姆雷特、唐·吉诃德等，都是人们在生活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有着不可重复的鲜明个性的形象。这些奇特的个性和偶然由于揭示了某种本质和必然，成为世代相传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因此，作家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偶然事件中的偶然个性中，揭示了生活发展的必然本质。

由于典型的个性是由作为必然性之表现与补充的众多偶然性所构成的，因此每个典型形象的个性“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系统”。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谈到人格面具时，就充分阐述了人物个性系统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某个人要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以便在社会中立足并生存下去，往往要隐藏自身的本来性格，而只把扮演的某种性格展现出来。比如，他上班时要表现出一副人格面具，即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便得到上司的好感，得到提升的机会；下班回家则以另一副人格面具出现，表现得独断专行，四体不勤；与朋友一起游玩时，又会换上“适中”的人格面具。许多人正是这样戴着多种人格面具，扮演着多重性格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去适应不同的情境。要揭示人物性格，就必须从他扮演的各种人格面具的复杂表现中，去把握人物的性格本质及其丰富的层次性。这样，人物形象才是真实可信的。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一文中，以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印证了荣格的观点。他举例说：“一个商人固然常在店铺里做生意，但是也和朋友们上馆子，固然常和客户们做生意经，但是也和他的老婆和儿女们另有一种‘生意经’。他在商业上打的盘算不一定就是他和亲戚来往家事纠纷时的算盘，你如果只在他的店铺里观察他——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守候他，显然是不够的，你必须跟着他到处跑。从他的店铺里跟他出来，跟他到小馆子里，到朋友家里，到他卧房里，一直跟他到‘梦’里，你不但要明白他的职业生活，也要明白他的私生活，最隐秘的私生活。这样观察过后你写出来的人物方有‘个性’，方是一个‘活人’。”[5]国内有人在对中外性格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认为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等的性格两极的矛盾运动。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这种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进一步加以讨论。

在典型性格的塑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将某一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不同人物最有代表性的个性特点综合到某个形象身上，成为某一类人最完备的个性形态，典型性格就能完美地创造出来。可是如果这弄不好就可能去追求性格的平均数值，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般”形象。桑塔耶纳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先假设道：“例如，我们可以把许多零碎的观察集中在一个表示某些人的地位或职业的字眼的核心上。我们可以在记忆里或在口袋里准备一个笔记本，细心记下我们遇见的人物的语言、态度、衣饰、姿态和历史，把我们的统计对象归为若干类，例如，客店老板、军人、女仆、女教师、男教师、女冒险家、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演员、牧师、教授等等。于是，当机会到来，要在小说或戏剧中描写或介绍这些典型之一时，我们就只需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按照此时的需要来选择即可。”[6]他认为，依靠这种方法，只能绘出典型的平均数，而诸如哈姆雷特、唐·吉诃德那样著名的典型人物，绝不是性格的平均数，“甚至不是某类人所共有的显著特性之集大成”[7]。我们认为，艺术典型是源于生活中的个别形象的，而生活中的任何个别都不可能完全体现某类人所共有的性格特征。硬要把某类人所有的性格特征综合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只能成为类型性的人物形象。在方法论上是用概括本质的必然性去取代突出个性的偶然性，导致在创作过程中只注意某些人物言行方式的共有特点，而忽略单个人物性格表现的独特性。这种类型在典型的发展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要再现复杂纷纭的生活和塑造丰厚的典型人物时，则显然是不够的。导致类型化的症结正在于此。不过，上述这种用综合概括的方式来塑造典型人物的观点，在许多大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的言论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但他们却创造出了公认的典型形象，即真正的“这一个”。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艺术家是否能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赋予一个有独特个性的活人，或者，更正确地说，能否在偶然、独特的个别中同时表现某种必然的、一般的内涵。看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得辩证一些。

此外，能否把握情节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对于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有重要意义。情节中的“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8]。普列汉诺夫也说：“国家的命运有时候还会由一些可说是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来决定。”[9]正因为如此，中外杰出的艺术大师，都非常重视偶然因素的作用，我国著名导演焦菊隐在总结历史剧创作的规律时说：“伟大的作家们，都是把直接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任务交给历史学，而自己专在偶然性上做文章。”又说：“如果说历史剧应当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我想这个规律首先不是作为表现手段和写作技巧的规律，而是充分运用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和作为它的表现形式偶然性的规律。”[10]“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成。”[11]这确是经验之谈。一个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在艺术巨匠那里，都能挖掘出潜在的必然，从而创造出具有艺术魅力的杰作。

[1]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页。

[2]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7页。

[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0页。

[5]茅盾：《创作的准备》，载《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67页。

[6][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1页。

[7]同上。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9][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6页。

[10]焦菊隐：《〈武则天〉导演杂记》，《文艺报》1962年第8-9期。

[11][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