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灵感思维

灵感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一样，都是艺术家创作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钱学森在《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中说：“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我们要真正认识艺术创造的思维规律，就必须搞清灵感的实质。

“灵感”一词，早在古希腊就已出现。它由“神”和“灵气”两个词复合而成，可以理解为“神的灵气”。汉语根据英文意译为“灵感”。《说文》说：“巫以玉事神，曰灵”。这里既有通神的意思，又与巫有关。可见，中国的“灵感”也与神有关。当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灵感，与古代有本质的不同。

灵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在创造性活动中经常出现，在文艺创作中更是如此。中外很多美学家都论及灵感问题。苏格拉底说：“我知道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和灵感。”[1]德谟克利特说：“没有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2]柏拉图则强调灵感的迷狂性，认为诗人如果未进入灵感的迷狂状态，他是不能写出任何具有价值的诗篇来的。在我国古代，没有出现过“灵感”这个词，而是讲“应感”“灵气”“兴会”。我国先秦杰出的思想家管子说：“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3]认为诗是凭借神的一种灵气吹进诗人的灵魂所致，这与柏拉图的通神观念是很相似的。下面，我们着重论述一下灵感的几个重要特征。

突发性是灵感的第一个特征。灵感的出现，是作家意料不到，突如其来的。你千呼万唤，它偏不光临，你不去寻觅，它却不期而至。英国诗人雪莱就有这方面的体会，他说：“我们的天性的意识部分，既不能预示灵感的来临，也不能预示灵感的离去。”陆机在《文赋》中也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又说：“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敏捷地捕捉住灵感的本领，在文思泉涌时形诸笔端。

灵感的突发性常常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出现的。有时处于紧张思索时，思维反而显得很枯竭，而有时由于某一偶然事态的触发，会突然灵机开启，思不可遏，这就是一种灵感现象。音乐家柏辽兹给贝让诺的诗《五月五日》谱曲，在谱到“可怜的兵士，我终于要再见法兰西”的结尾叠句时，苦苦思索也想不出能充分表达叠句情思的乐调来，只得停笔。两年后，他到罗马旅游，有一次失足落河遇救，被人从水中托起，爬上岸时，嘴里忽然唱出一段乐调，大有“再见”的情感，回去后赶快写下来，完成了原来诗歌的谱曲。此事被传为佳话。

灵感为什么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呢？有人用潜意识理论来解释。朱光潜说：“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4]

潜意识是未被自身意识到的意识，所以潜意识又叫“无意识”。灵感的突发便是潜意识的表现之一。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在长期苦思冥想的显意识思维阶段，在大脑皮层上便建立起一个相应的优势兴奋中心区，其一能大大提高刺激的敏感度；其二能把各种刺激累积起来。在思维松弛以后，激励源消失了，而刺激作用却仍然保持下去。这种潜意识的思维活动，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都仍然沿着他原来的思路去构思。这时，创作中的疑难问题虽没有解决，但在大脑皮层上则布满了思路痕迹，只是缺乏某些环节，思路还没贯通，当碰上与思路相关的偶然机遇的刺激，大脑皮层则依据循轨思维规律，使整个思路突然畅通起来，灵感顿然而生，使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得到解决。

艺术家不但能在显意识的偶然状态下突发灵感，而且能在梦中获得灵感。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有一天，他醉后读到一部游记里的这样一句话：“忽必烈汗会在此地建造一座宫殿，并且修一个堂皇的花园，一道围墙把十里肥沃的土地都圈在里面。”以后便在坐椅上睡着了。在熟睡的三刻钟里，他梦见根据这个游记写成了二三百行的诗。醒来立刻取笔写下，当写到五十三行时，忽有客人来访，过后便想不起来了。写下的这些诗句后来则成为他的全集中的杰作之一。宋代刘克庄的《沁园春》词序说：“癸卯佛生之翼日，梦中有作。既醒，但易数字。”周美成说自己的《瑞鹤仙》词，也是“梦中作此词，既觉而不知所谓”。这些都是由梦中灵感突发而创作出来的佳作。

梦境是潜意识思维的一种典型形式。人进入睡眠阶段以后，就处于不知不觉的非显意识的状态。然而，显意识心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比如表象、意象、想象，等等，在梦幻中都会出现，只不过与潜意识相通罢了。那么，为什么在梦幻中也会突发灵感，使创作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呢？原因是人在熟睡时，外界的绝大部分信息无法进入人脑，显意识的优势兴奋中心无法形成，白天经过苦苦思索，深深印刻在大脑皮层上的刺激，开始突现出来，有些时过境迁，在清醒状态下难以回想起来的信息，也会突然浮现出来，加入梦境中的潜意识思维中去。而且，人在做梦时，不受任何理性规范和模式的束缚，潜意识表象的分解与组合，就会打破传统的、习惯性的思维定式，进行非逻辑的活动，表现出越轨思维的鲜明特征。有些在意识中寻思不得的东西，往往可以在潜意识中构思成功。所以，梦境中的灵感触发，实在是对显意识灵感突发的一种补充。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思维松懈时还是在梦境中突发的灵感，都要经历潜意识的思维阶段。纵观灵感突发的机制和产生过程，实际上都要经过意识→无意识→意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在灵感思维中，意识是潜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潜意识前的意识准备，也就没有潜意识，也就没有灵感的突发；没有潜意识后的回归，也就不能实现和巩固灵感的成果。这正如彭加勒所说：“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无意识活动的条件的意见，只有在这一无意识活动以前，以及随它而来的是有意识的工作，这一活动才可能实现，或者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对于艺术家来说，在意识阶段首先要辛勤积累丰富的创作资料，并将积累的大量素材，以信息形式储存在大脑中。在进入具体创作时，艺术家经过苦思冥想的意识活动以后，又转入潜意识思维阶段。由于生活中偶然机遇的触发，潜意识思维中的深层结构就会突然变为意识中的内容，于是就会茅塞顿开，下笔如有神，创作中的疑难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还是彭加勒说得好：“有些出其不意的灵感只是经过了一些日子仿佛纯粹是无效的有意识的努力之后才产生的。……这些努力并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是无益的，它们推动了无意识的机器，没有它们，机器就不会开动，也不会产生出任何东西来。”[5]

灵感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迷狂性。对于这种心理现象，古今中外许多哲人和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比如古希腊时的柏拉图就把灵感和迷狂联系起来。灵感的来到，往往使艺术家如痴如醉、兴奋不已，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迷狂状态。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中，曾经描绘过这种状态：“《凤凰涅磐》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为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头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颤，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出来了。”[6]他接着又说：“由精神病理学家的立场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灵感吧。”[7]这说明，灵感来临时，作家往往会处于一种迷狂的情不自禁的兴奋状态。

灵感中迷狂状态的出现，同情感的极度激奋是分不开的。当灵感在无意识中酝酿成熟并突发以后，由于创作难题一下子解决，艺术家总是欣喜异常，极度欢快，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这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有时甚至到了不能自制的程度。郭沫若在回味《地球，我的母亲》的创作过程时说：“这在现在看来，仍觉有点发狂，然而在当时却委实感受着迫切。在那样的状态中，觉着诗的推荡、鼓舞，终于见到了她的完成，便连忙回到寓所把她写在纸上，自己就觉得好像真是新生了的一样。”[8]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也有这方面的体验：“当一种新的思想孕育着，开始采取决定的形状时，那种无边无际的欢欣是难以说明的。这时简直会忘记一切，变成一个狂人，每一个器官都在战栗着，几乎写个大概的时间也没有，就一个思想接着一个思想的迅速发展着。”[9]

灵感突发以后，艺术家在创作激情的推动下，情感的对象化也到了白热化阶段。这时艺术家自身与创作形象的界线完全消除，已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境地：有时，艺术家还会“入乎其内”，去充当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去分享人物的欢乐，饱尝人物的艰辛。例如，一次，有位好友来找巴尔扎克，正要敲门，忽听见主人在大骂：“混蛋，我要给你好瞧的！”这位好友立刻破门而入，想去劝架，但只见巴尔扎克一人在屋里。细问后，才知道，他在大动肝火地斥责作品中的一个坏蛋。在描写高老头被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抛弃而惨死时，巴尔扎克几乎昏厥过去。朋友们进屋发现他倒在地上，立即扶他起来。他醒来后悲痛地说：“高老头死了，高老头死了。”

当然，艺术创作中的“迷狂”与精神病患者表现出来的迷狂不同，精神病患者的迷狂是无目的的，不受任何理性控制，而文学创作中的迷狂，是艺术家的精神高度集中于某一对象，抑制了其他所有的心理活动，把周围的一切都置之度外而出现的极度兴奋状态，它是由具体创作目的而激起灵感的一种特殊表现，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理性内容。

灵感的第三个特征是创造性。在艺术创作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艺术家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或题材选择等过程中，有时百思而不得其解，突然间灵感来临，顿时大悟大彻，文思泉涌，词来句就，下笔如有神，疑难问题一下子烟消云散，艺术创作获得重大突破。何其芳说：“那时要写的东西好像是自动地出现在脑子里”。郭沫若则形容说：“脑汁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普希金在抒情诗《秋》中这样写道：“诗兴油然而生：抒情波涛冲击着我的心灵，心灵颤动着，呼唤着，如在梦中觅寻，终于倾吐出来，自由飞奔……思潮在脑海汹涌澎湃、韵律迎面驰骋而来，手去执笔、笔去就纸，瞬息间——诗章迸涌自如。”灵感的这种创造性，可以从意识发生论中找到根据。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对意识的发生曾做过深刻的研究，他通过对儿童的一系列心理实验发现：“儿童在较幼的年龄已能正确地完成动作，但是对动作有正确的理解，还得等待几年。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压抑着这种理解似的，使某些动作，或者本来是成功的、有意的行为的某些部分，保持着无意识状态。”[10]皮亚杰引用了巴帕特的一项心理实验成果：巴帕特曾要儿童描述四肢爬行的过程，年龄最小的描述起来很不切合实际，稍大的仍不能正确描述，甚至是十岁和十一岁的孩子，也只有三分之二的能正确描述了动作的过程。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她要求与会者描述，结果很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居然推断说，他们首先移动的是左侧上下肢，然后再移动右侧上下肢。皮亚杰因此得出结论，当人们有意识地去分析和重复潜意识动作时，显意识的重复动作与潜意识动作有很大差距。他进而认为：“主体能够很好地适应，以及功能作用正常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行为机制是无需有意识地进行分析的。”[11]当出现要有意识地调整动作的需要时，对这种需要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开始的觉知了”，这种“开始的觉知”便是“开始意识到”，也就是叫“从无意识水平上升到意识水平”。它“乃是在低级的、无意识的水平上，已经以一种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那些元素，在高级的、意识水平上的一种重建”[12]。意识发生的这些特性与灵感思维的整个思维过程是吻合的。前面已经讲过，灵感中的无意识，既要以意识为基础，又要回归到意识中去，在“开始意识到”时，在艺术家脑中突发出来的并不是无意识内容的刻板的摹拟，而是对无意识内容的新组合和元素结构的重建，这在无意识表象的分解与综合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新组合和重建就是一种创造过程。当浮现在显意识中并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内容恰好解决了艺术家的疑难问题时，艺术创作就能突飞猛进，犹如神助一般。所以，灵感的创造性是同“开始意识到”的重建特性密切相关的。没有“开始意识到”的“重建”作用，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创作出来。

“开始意识到”的重建，既可以按照循轨思维方式，又可以按照越轨思维方式进行。由于后者具有突破常规思维的开拓性、跳跃性和独特性，灵感的创造性便能最鲜明地表现出来。物理学家德·波罗意因此说：“当出现了摆脱旧式推论的牢固束缚的能力时，在原理和方法上均为合理的科学仅借助于智慧的突然飞跃之途径，就可以取得最出色的成果。”[13]这种创造性的灵感，正是摆脱常规思维束缚后的突然飞跃的结果。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现象与文艺创作是共通的。所以，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就向诗神祈求灵感，“法国绘画之父”普桑还创作了一幅题为《诗人的灵感》的名画；还有不少艺术家甚至把灵感看作是自己创作生命力是否旺盛的标志，为它的突发而欢欣鼓舞，为它的衰退而焦躁不安，为它的枯竭而痛苦悲伤。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就这样呼唤灵感：“噢！不要离开我吧！同我一起生活在地上，即使每天两个钟头也好。”这表明艺术家对灵感的追求实际上正是对艺术独创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灵感是艺术家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出现的一种思维形式，具有突发性、迷狂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它的发生过程经历意识→潜意识→意识三个阶段。艺术家只有在潜意识前的意识阶段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实践，掌握大量的创作信息，才能在潜意识阶段触发灵感；只有通过潜意识后的意识回归，才能捕捉灵感，并将其“物态化”于艺术作品之中。

[1]《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47页。

[2]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3]《管子》卷十三，《短语》十一。

[4]《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

[5]转引自[苏]凯德洛夫《论直觉》，《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

[6]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载《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7]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载《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8]同上。

[9]转引自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我的音乐生活》，陈原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10]《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陈孝禅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1]同上书，第48页。

[12]《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陈孝禅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13]转引自[苏]凯德洛夫《论直觉》，《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