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西文写作intuition，意指对事物不经过有意识的推理过程就能即刻做出判断的一种心理能力。直觉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它的直接性、当下性、不假思索。对于这种心理功能，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我国古代美学，都曾经有过一些理性的或直观的表述。先从西方来看，直觉最早是和直观观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今天谈及直觉还常和直观经验等同看待）。在柏拉图那里，强调对理念世界的凝神观照，这种观照主要是通过“迷狂”时所获得的灵感来进行的，认为主体只有排除了理智的控制才能陷入“迷狂”状态，才能隐约地追忆到生前观照美的景象（理念的摹本）时所唤起的喜悦之情。这里，柏拉图要求凭借迷狂中的灵感来静观对象，极力否认理性认识的作用，已多少带有直觉经验的性质，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朱光潜先生认为，柏拉图于此和狂飙突进时期的天才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及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论，等等，在反理性方面都有相通之处。[1]因此，也可以说，柏拉图是最早的直觉表现论者、后来，在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中直觉再次受到重视。不过，这个时期形成的直觉说，已经上升为一种对最高理念（“太一”）即所谓“神”的宗教神秘性体验，代表人物有新柏拉图派的普洛丁等人。到了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为美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美的。”这里指出了美的特点是感性的愉快，这种愉快是直接获得的，不需经过理性判断。这些观点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看法是有内在联系的，同为后来直觉说的最早萌芽。英国经验派美学之后，直觉论更加受到强调。经验主义美学家哈奇生认为，有些事物能立刻引起快感，这是因为人有适于感觉这种快感的感官，即内在感官。但他也像大多数经验派美学家一样，没能把感官快感和审美愉快做出区分。到了康德，他认为先验的知性范畴只能运用于现象界，不能作超验的使用，而“物自体”“本体”作为理性的“理念”是不可知的，不能用概念范畴来规定，它只能通过非感性直观即“理智直观”来加以把握。[2]这里，他提出了“理智直观”的概念，虽然还没有较明确地把它与审美联系起来，但却赋予了它以直觉思维的形式。而真正从哲学上把直觉引入审美范畴的则主要始自于德国哲学家谢林。他认为科学和理智都无法去认识世界的本质，而只有通过非概念的直觉活动才能认识事物，因此，他特别强调审美直觉的作用。可以说直觉说发展到他这里，已初步具有了理论形态，后来柏格森、克罗齐等人的观点都深受其影响。

作为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柏格森，从他的哲学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一套非理性主义的理论主张，这也导致了他在美学中的非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要求在观照对象时要能超脱于现实理性的束缚，在直觉中去直观对象，把握本质。他在《形而上学导言》一书中认为，直觉是人的一种高级的认识功能，“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3]。然而，直觉说最大的代表则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他对直觉表现的理论做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他说：“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4]克罗齐是从思维特点上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做了区分。他把与想象相联系的个别判断叫做直觉的知识；而与理智相联系的概念判断称为逻辑的知识或名理的知识。然而克罗齐的片面之处在于他把直觉经验同理性知识完全对立起来，他说：“直觉的知识就是表现的知识。直觉是离理智作用而独立自主的；它不管后起的经验上的各种分别，不管实在与非实在，不管空间的形成和察觉，这些都是后起的。”[5]克罗齐的错误归纳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直觉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观照活动。他说直觉并不需要主子（按：即理智），也不需依赖任何人，它无须向旁人借眼睛，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而且直觉不夹杂概念，比所谓对实在界的知觉更单纯。[6]二是没有对直觉思维本身的深层结构作分析，直觉虽然是以非理性判断的形式出现的，不假思索，当下即得，但从内部机制上看不过是思维程序的简化和省略，它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可以作静态还原的（这个问题后面会详细论述，这里暂从略），并非是毫无理性线索可寻。克罗齐所理解的直觉，更多地还局限于一种直观的意义上即纯粹的直觉，包括对现实界的直观和对非现实界（意象）的直观。所以他说直觉比知觉更加单纯。尽管他同时谈到了理智的作用，但那不过是局限在艺术和审美传达手段上，即所谓“物理的美”（physicalbeau-ty）。[7]按照他的看法，艺术和审美不过是纯粹直觉的产物，它完全可以离效用、道德及一切实践价值而独立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光潜先生把克罗齐的直觉说看作是对康德美学的一个倒退的结论，是颇有道理的。尽管如此，克罗齐的直觉说也并不是毫无价值可言。他突出了直觉经验在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中的特殊价值，把直觉作为一种区别于逻辑判断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心理功能明确肯定下来，并首先做了理论上的系统归纳。因此，克罗齐在近代以来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他的学说不仅直接有人继承（如科林伍德、开瑞特等），而且成了西方形式主义表现论美学的主要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中虽然没有出现过“直觉”这个词，但并不等于说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思维不发达。尽管我国古典美学从儒家那里就比较强调美善的结合，注重实践理性，但同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一派，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另一种审美判断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对事物的直观体认与把握。这本身已包含有直觉的思维成分。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是万物之本，是无形无象的，属于形而上的东西，人们不能够依靠一般的认识方式去掌握它。要体验“道”，就要“涤除玄览”，做到“致虚极，守静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的认识论一般是排斥理智作用的，主张无为而为的观照，顺其自然的要求，这是一种东方式的神秘直觉主义。而到了庄子那里，这种重直观体验的认识方式也就变成了对美的领悟的最高方式和境界，同时也是对“道”的最高领悟和境界。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大美就是“道”的表现形式。庄子哲学中的“道”，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象的。《庄子·大宗师》说“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这种至高无上的“道”与柏拉图的“理式”是不完全相同的。柏拉图的“理式”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万物只能去摹仿和分享它，却不能把握它。由于艺术和真实隔着三层，所以要达到对“理念”的观照，主要是通过“迷狂”状态回忆生前观照理念世界的美的景象时所引起的喜悦之情。而庄子所强调的“道”不是绝对理念的表现，而是既不脱离感性事物又体现了宇宙间万物法则的永恒规律，因此“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要达到这一步，不是通过失去了理智作用的迷狂，恰恰相反，是通过冷静下来的“心斋”“坐忘”，澄心静气，在排除了一切现实干扰的情况下去体验“道”之为道。因而庄子更注重静观的意义，不是人为地获得一个明确的认识，因为那样做是违反自然之道的，而是要顺其自然，强调内心的自我颖悟。这比柏拉图的“迷狂”说也许更带有直觉经验的色彩。当然，这个直觉经验并不是像柏拉图所言的凭借着迷狂中所唤起的灵感，或是神灵的庇附在身，而是与人对自然之道的感性领悟分不开。这种对自然之道的感性领悟，既是顺其自然物性的直观把握的过程，同时也是理性经验积累的过程。《庄子》一书中的众多的寓言故事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老庄哲学中的一些认识论因素代表了我国古代美学直觉经验的早期萌芽。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陆机的《文赋》是较早地从文学的意义上描述直觉现象的文论。当然，从理论形态上说，也仍然还是模糊不确定的。齐梁间的沈约说道：“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8]他认为要体会这种天机妙言，不能借助于思考，看来只能凭直觉去体验了。到了唐代，司空图主张写诗、作文要“直致所得”[9]。《二十四诗品》又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遣适往，著手成春。”（《自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实境》）“远引各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超诣》）以上所言，无论是指一种艺术风格，还是说的一种表现方式，其实都离不开通过主观心理体验来进行直观领悟。

我国古代文论历来有偏于兴会神到、自然悟入的一面。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10]苏洵又云：“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11]宋人包恢也论道：“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上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启成文，此诗之至也。”[12]这些无非都说明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作文为诗都应以自然悟入为主，不强其难，不卖弄学问才学，按自己的直观感受去创作，凭兴之所至，不以理智去规范。这都是直觉体验所应当具备的才能。应当指出的是，自然悟入说到了宋代，明显地受到了佛学禅宗的影响，不少诗人、文论家以参禅来比喻作诗为文。吴可诗曰：“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宋人严羽作诗则力主“妙悟”，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3]“妙悟”是借用了佛教禅宗语。禅宗自五祖宏忍（一作弘忍）后可分为南北两宗，南宗为六祖慧能所创，主顿悟；北宗为神秀所创，主渐悟。之后北宗渐趋衰亡，基本上是南宗顿悟一派流行于世。所谓“顿悟”，是指能迅疾悟出妙果，达到心领神会，而无须去思索再三，也即佛家讲的“直下了知，当处超越”[14]。这非常近似于我们所说的直觉。《五灯会元》中记载了一则有名的“拈花示众”的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对于佛陀灵山拈花示众，看来在场的其他弟子还没能立刻领悟其佛旨，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自然悟入的境地，而此时唯有迦叶微笑不语，看来是对佛道心领神会了。说明迦叶已修炼成佛，无须指点就能由“拈花”这个具体行为很快悟出佛旨之精要。这个思维过程靠的是直觉体验，不假推理和判断，也不可以加以任何说明和解释，全凭用“心”去体会。佛家也把这种意会本领称之为“妙觉”，即一种非推理的思维方式。因此，严羽以禅喻诗，要求作诗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反对用明理和卖弄才学入诗。这显然受到了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元好问论诗曰：“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深受佛学的影响，他提出的“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及“不参虚妄”“不待揣度”[15]的直觉体验方式，就受到了佛家之“现量”说的影响。现量和比量是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对事物的直观认识和感受还没能上升为概念，近乎我们所说的直觉。而比量则相反，它是关于事物共相的知识，已经属于逻辑推理的范畴。王夫之主张诗要有直观感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这才是诗之“本色”。他反对人为地雕琢，十分看重个人的内心体验，用个人的感受去代替理论分析。

从以上所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对直觉经验很早就有过许多论述，西方的直觉说系统性较强，理论形态较为完备；而我国的直觉论除了在老庄和禅宗那里具有某种哲学意味之外，多数还停留在对创作经验的直观认识上，带有较浓的现象描述色彩，最终没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总结。尽管如此，对于直觉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中西方都普遍地认识到了，证实了它在艺术创作和审美过程中的存在价值。其实，直觉不仅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大量存在，就是在科学认识和人们日常思维中也同样随处可见。近代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就特别强调直觉在洞察事物规律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他的科学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依赖于直觉，在直觉引导下然后才运用推理方法做出判断，得出科学的结论。[16]他把这种直觉洞察力称之为“微妙的精神”，有别于“几何的精神”（演绎逻辑）。19世纪末期的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这样说到他是如何提出有名的“大陆漂移假说”的：1910年的一天，他正卧病在床，闲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消愁解闷，偶然他注意到地图上南美洲巴西突出部分正好能与非洲喀麦隆海岸凹陷部分吻合。一个直觉掠过他的脑际：是否南大西洋两岸的地形原来就是合而为一的呢？由此出发，他发现，从海岸线的形状上来看，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块都能吻合在一起。后来他提出的这一科学假说，为越来越多的实验结果所证明。[17]从这些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直觉在科学发现中也同样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往往是科学发现的前兆，是诗化的科学萌芽。当然，对于科学研究这样的逻辑推理很强的认识活动来说，光靠直觉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靠于大量的事实分析，缜密的逻辑推演和论证过程，即有赖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但对于艺术和审美来说，直觉思维的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1]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2]参见张世英《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3][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页。

[4][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5]参见上书，第18、8、25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121页。

[8]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9]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10]陆游：《文章》。

[11]苏洵：《仲兄字文甫说》。

[12]包恢：《答曾子华论诗》。

[13]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14]《五灯会元》卷四十八。

[15]王夫之：《相宗络索》。

[16]参见徐纪敏《科学养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17]同上书，第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