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审美主体在异化劳动中的矛盾运动

由于美的创造和欣赏都不能离开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美感，因此，私有制下美的异化同时也就是美感的异化。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内容，是人能从事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之一。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美感的异化同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美感的对立，即美感的阶级性。例如剥削者以悠闲状态为美而以劳动生活为丑，劳动者则相反；又如，剥削者以苍白、病态的少女为美，而劳动者则以健壮的少女为美；等等。美感的阶级性对私有制条件下的艺术创作和美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和承认的，因此我们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不打算多说，而着重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主要从共同美这一方面来看看美感的异化表现。当然，这一方面的问题与美感的阶级性方面仍是不能绝对分割的。

美感的异化对劳动者来说表现为美感的丧失和简单化，在剥削者则表现为美感的变态。

我们首先从劳动者与艺术美的关系来看美感的异化。在私有制下，一方面，劳动者被剥夺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条件，因此，艺术生产主要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广大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具备艺术创作的特殊条件的，他们不得不从事异化劳动，并在这种劳动中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对艺术特别是较高级的艺术的美感能力。“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穷愁潦倒的苦况使他们既不可能从事艺术创作，也无心欣赏诗词曲赋，“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自然景色都无动于衷”，作为美感对象化的艺术对劳动群众成了一种陌生、疏远和异化的存在。另一方面，艺术中那一部分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腐朽反动的作品，更是表现为对劳动者的敌视。这一类腐朽反动的作品虽然直接表现为剥削阶级反动本质的对象化，但归根到底它是在剥夺劳动者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现在它反过来又成为毒害和敌视劳动者的一种力量。但事物总有二重性：毒害劳动群众的这一类“艺术品”反过来也腐化着剥削阶级自身，否定着他们作为人的本性，从而使剥削阶级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反动腐朽的艺术作品而论，它的反劳动反人性的本质最终也导致了剥削者自身人性的丧失和兽性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是人的自我异化。”从有产阶级来说，是因为他们从生活到艺术都仅仅“获得人的生活的外观”[1]，而不可能真正实现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本质。当然，剥削阶级美感的“异化”与劳动者美感的异化是在本质上相反的两类不同的异化。

现在再看生活美中的美感问题。由于生活美直接与物质生产活动相联系，因此它对纯美感的依赖不像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美那样密切。但生活美既然也是一种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与美感绝缘。生活美的异化也是以对象化为前提的。既然如此，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就其总体而言）是不会以“审美”的心情去从事那沉重的、令人痛苦的异化劳动，并从中创造美的。但如果在从事这种创造生活美的劳动中毫无美感的参与，许多劳动产品就不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审美价值。我们认为，在这里涉及“美的规律”的问题，需要对真、善、美的相互关系做点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又要看到它们之间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不论生活美和艺术美，它们作为美，都有其所以为美的规律，但生活美的美的形式，是更直接地同真与善的规律结合在一起的。一件劳动产品，只要它符合自然的规律和人的需要就可能同时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而艺术美的形式同真与善的关系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一件精神产品（例如画或诗），不一定表现了真与善的内容就可能成为一个美的形象。例如许多商业广告画和某些不甚高明的诗，不能说它们的内容完全不真不善，然而却并不一定美。因此，艺术美的形式因素就具有更大的相对独立性；如何把真与善体现在美的形式中，这对艺术美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被剥夺精神生产的手段和能力的劳动者，很难掌握复杂的艺术美的生产规律；而劳动者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劳动，相对说来较为简单，这种劳动产品对形式的要求不像艺术那样严格，并且又为劳动者所熟悉，因而在劳动过程中，在掌握自然规律和功利要求的基础上，也就同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的规律，使劳动产品因为符合人类在长期劳动中所形成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共同心理结构而显得美。因此，劳动者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之所以可能创造出美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甚至根本不是）他们带着自由的审美情感从事劳动的结果，而是生产劳动本身对“真”与“善”的客观要求所必需；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也要按规律办事。正是由于生产劳动本身具有这种客观规律性，所以，具有一定形式的劳动产品就可能因其具有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性质而获得审美价值，这就是真与善向美的转化。由此便可说明，为什么处于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条件下的劳动者在痛苦中，在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美感的条件下却事实上创造了生活美，创造了优美的田园、壮观的建筑、装潢精美的商品、色彩缤纷的生活……尽管劳动者对这种生活美并非任何时候都无法欣赏，但一般说来，只要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生活美不属于他们自己，反而成为进一步敌视和奴役他们的异己力量，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带着美感的喜悦之情去从事这种劳动。但另一方面，审美感又不止表现为愉悦之情，悲伤、愤怒、轻蔑同样也可以成为审美的情感，它们是构成悲剧性或喜剧性审美对象的重要心理因素。而悲愤一旦得到宣泄，又使人产生更强烈的快感：痛快。——劳动者的这一最后的权利，大约是无法加以剥夺的，也是不会“异化”出去的！关于这一方面，在艺术美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刻《日》和《夜》中，我们看到了对苦难的悲愤、同情和抗议；而在顾恺之的《历代帝王图》中，我们则从帝王的威严形象中还看出了他们的愚蠢。艺术美是生活美的反映，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劳动者不仅可以创造优美和壮丽的生活，同样可以为剥削者留下一幅幅颇不雅观的图画。那些民间流传的讽刺地主官僚的口头创作（这既是生活美，也是艺术美）就是最好的例证。可见，说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不能创造美，否则就是歌颂剥削阶级，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美学原理上也是难以讲得通的。

其次，如上所说，由于和艺术美比较起来，生活美带有更显著的功利内容，这种功利性除了具有全人类共同的一面以外，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一个具体的生活美的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美感。例如上面提到的古代帝王的宫殿和青铜饕餮，在剥削阶级看来是美的，而在奴隶们看来却未必是美的，相反可能是一种恶和丑的形象，但是，当起义的奴隶或农民把这些东西从剥削者手中夺回之时，它们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至于今天的人们在观赏这些东西时更会由此而产生少许或雄伟或悲剧性的美感，这倒并不是因为人们至今还留恋几千年前的剥削制度，而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对象再也无力危害我们，它对我们不再是异己的存在了。我们从对象中所看到的是它所对象化着的劳动者的才智、情感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内容，亦即它以某种独特形式所显现出来的人的某种本质。

对生活美的感受的异化及其后果，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整个人类的美感由于劳动群众的巨大牺牲（美感的简单化与丧失）而有了进步，并从而促进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发展；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因他们脱离劳动而在独享生活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美感发生畸形和异化，使他们在精神上日趋腐朽。生活美在他们的感受中，逐渐失去了本质内容而转化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感，也就是说，他们的美感日益脱离全人类的普遍的共同性，而越来越成为只表现他们本阶级狭隘内容的东西。因此，从全人类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美感实际上日益向丑感转化，这种“美感”甚至还会变成一种“逐臭嗜痂”的恶趣和怪癖，并进而在这“美感”的指导下生产出“丑”来，于是，生活美就成了掩饰或表现他们丑恶生活内容的一种形式。例如前面提到的当今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虽然给人带来了丰富的感官享受，却使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分裂和对抗，带来了精神危机，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物质文明产生一种反感，甚至在观照中这种物质文明成为一种丑的形象。这种情况，正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也同时带有反人性的一面所决定的。劳动和生活的严重异化必然导致美感的异化，因为人仍在这种物质文明中发现不了对个性自由的肯定，相反却深感精神的压抑和“自我”的丧失；与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探索个性自由、人生价值的同时，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则向“衣冠禽兽”日益靠近。这种情形，在近代外国文艺中，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而西方现代派文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进一步尖锐化，则在客观上表明：如果传统资本主义不改变其存在方式，这种异化状态所给人造成的难以言状的痛苦就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及其对美和美感的影响都具有矛盾的二重性。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一方面使劳动者在审美活动上做出了重大牺牲，美对他们成了疏远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又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美的事物。尽管劳动者所创造的美从他们那里异化出去了，但这种异化正是以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即作为人的那种自由创造能力的对象化为基础的。因此，异化劳动和随之而来的美与美感的异化并未改变美作为人化自然或“自由的形式”的本质特性。当我们赞赏异化劳动条件下所创造的美的事物时，并不是由于它们曾经主要是属于剥削阶级所享有的缘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对旧私有制、对劳动异化和美的异化的赞美；恰恰相反，我们在赞赏它们所对象化在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及对异化劳动的抗议和对自由的追求，亦即赞赏审美对象通过一定形式所体现出来的肯定人类实践即自由创造的那种能力。因此，异化劳动是在生产力有了发展但整个说来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则必将导致对异化的扬弃，从而为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对象化提供无限发展的前景，这个前景就是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即美的王国。

[1]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