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本讲的目的——英国与大陆上文明进程之异同—1—7、18世纪间法国居欧洲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是由于法国政府——在18世纪是由于法国国家本身——关于路易十四的政府——关于他的战争——关于他的外交——关于他的行政管理——关于他的立法——快速衰落的原因——关于18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的主要特征——本课程的结束
先生们，在上一讲中，我致力于确定英国革命的真实性质和政治意义。我们了解到，原始欧洲的全部文明在16世纪期间归纳成两大事实，即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英国革命就是这两个事实的首次冲撞。有人从中作出推论，认为英国与大陆的社会状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有的人说不可能把命运如此不同的国家进行对比；还有人说英国人一直在精神上处于与他们的地理环境相同的隔离状态中。
的确，英国与大陆国家的文明有着重大差别——这一差别我们必须予以估计，在我的讲课中你们已见到一瞥。在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原则和因素都在同时发展，可以说，并驾齐驱，至少比大陆上的更是如此。我曾尝试把欧洲文明与古代和亚洲的文明相比，从而确定它具有的独特面貌。它是多样的、丰富和复杂的，它从未受一种排它性的原则所控制，而是多种多样的因素一直在相互影响、组合和斗争，经常不得不共处并存。这一事实，作为欧洲文明的特征，尤其适合英国。这一特征在英国的发展更有连续性，更明显。在那里，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贵族统治制、民主制、君王制、中央和地方机构、精神和政治发展，都在一起前进、扩大，似乎有点乱七八糟，前进速度不一定相等，但也相差不大。譬如说，在都铎王朝时代，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我们看到民主的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17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那时候的封建贵族看来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然而在此时期依旧有它的位置，发挥它的作用，取得它的一份成果。整个英国历史过程都是这种情况。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的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各种利益和要求总是在折衷调和。
大陆上的文明进程没有这般复杂和完整。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一种原则，一种制度都有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譬如说，某一世纪属于封建贵族，我并不是说独此一家，这样说未免过份，而是说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另一世纪属于君主制原则，还有一世纪属于民主制度。
将中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比较，我国历史上的11、12、13世纪与海峡彼岸的同时期比较，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国几乎完全是封建制度的天下，君王和民主原则是无足轻重的。再看看英国，贵族固然居统治地位，君王和民主力量依然是强大和重要的。
君王制在伊丽莎白的英国大获全胜，犹如在路易十四的法国。但是在英国它需要多么谨慎从事，受到多少限制——有来自贵族方面的，也有来自民主方面的。每一种原则和制度在英国也都有它强盛的日子，但从未像大陆那样完完全全、唯我独尊，胜者总是不得不容忍对手的存在，让他们得到应得的一份。
两种文明的差别自有其有利与不利的方面，在两国的历史上表现出来。譬如说，不同因素的同时发展，毫无疑问，促使英国比任何大陆国家都更早到达一切社会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既正规又自由的政府。政府的本质正是关心各种利益和力量，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生活在一起，共享繁荣。由于众多原因的巧合，英国社会的诸多因素正好在事先已经处于这样的安排和关系中。因此，在英国建立起一个统辖全境、多少是正规的政府，其困难要较少。如此说来，自由的要素就是一切利益、权利、力量和社会因素都在表现自己，同时发挥作用。因此，英国较大多数国家更接近于获得自由。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民族切合实际的想法，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必然比别处得以更快形成。政治上切合实际的想法来自对所有事实的正确估量和认识，给予它们各自应得的一份尊重。这是英国社会状态必然的产物，英国文明进程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大陆国家里，每种制度、每种原则都有它昌盛的日子，更彻底、更排它地占有绝对优势，发展的规模更大，显得更辉煌壮观。譬如说，在大陆上台的君王制和封建贵族统治就比英国的更大胆、更开阔、更自由。我们的政治实验更广、更精，其结果是政治思想（我说的是一般思想而不是办事情所用的实际想法）和政治理论达到更高的程度，显示出更富于理性的力量。每一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过长时间独自登台的机会，所以人们就可以对它加以全面的考虑，从它的最初的原则一直考虑到它终极的后果，把它的理论充分展示出来。仔细观察英国性格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双重事实。一方面是切合实际的想法和实干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缺乏一般的思想和足以傲人的理论。只要翻开一本英国书籍，不论是关于英国历史、法学或任何其它题目，很少会发现其中有博大的基本的道理。在一切科目中，尤其在政治学方面，纯理论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探讨在大陆上要比英国更发达，至少才智的发挥更有力，更大胆。我们不能不相信两地文明的不同发展与这一结果有很大关系。
最后，无论如何考虑这一差别所造成的有利或不利的条件，差别本身确是真实和不容置辩的事实，是使英国深刻区别于大陆的事实。但是，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不同的原则和社会因素在那里是更为同时地发展的，而在这里是更为相继地发展的，所以归根到底，它们的道路和目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从总的情况看，大陆和英国都经过同样宏伟的文明阶段，两地的事情都循着同一道路演进，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这一事实出现在我向你们展示的16世纪以前的文明画卷中，你们已经深信不惑。你们也会从17、18世纪的研究中获得同样的认识。在英国几乎同时出现的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在大陆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实现的。但是终究是实现了。这两股力量相继各自有过辉煌时期，终于同样发生了对抗。各个社会总的来看还是走同一条路的。虽然差别确实存在，相同性却更为根深蒂固。对现代历史作一次快速概述会使你们对这点确信不疑。
回顾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不可能不看到法国已处于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在这一课程开始时，我曾坚持过这一事实，并指出原因。现在，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纯君主制，绝对的王权，这一原则先前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时期已居统治地位。后来在法国的路易十四期间又有所发展。同样地，自由探索先在17世纪的英国盛极一时，后又在法国发展起来。然而，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不是从西班牙和英国出发来征服世界的。这两个原则、两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两个产生地。它们必须借道法国才得以扩展，必须先成为法国的，才能成为全欧的。法国文明的这一传布性的特色，法国在交际方面的天赋，在各个时期都有所表现，而在我们讨论的本时期中尤为鲜明。这一点我不再多讲。你们在其它课程中有机会观察18世纪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影响，对这一点有同样清晰的说明。你们已经了解，在自由这一问题上，法国的哲学界比自由的英国在欧洲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你们已看到法国文明比其它国家更加活跃、更具感染性，因此我无需多讲。我之所以重提这一事实，是为了说明我有权把现代欧洲文明的画面集中在法国身上。这一时期中，法国的文明与其它国家的当然还是有差异的。若是我的目的是讲解这些国家的全部和翔实的文明史，那么这一点就必须要记住。但是我现在讲得很快，就不得不把一些国家和时期完全从略了。我现在要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法国的文明进程上，把它作为欧洲总形势的一幅，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图像。
在17、18两个世纪中，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是以很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在17世纪，对欧洲发生作用的是法国政府，是它居于进程的领先地位。到18世纪，占优势的就不是政府而是法国本身。先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朝廷，而后是法国和她的想法，在左右人们的头脑，引起人们的注意。17世纪中，有些国家的人民比起法国人民来，在舞台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参与了更多的事情。例如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德国人民，英国革命时期的英国人民，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时比法国人民同期在他们自已的命运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同样地，在18世纪，有些政府比法国政府更强大、更重要、更为人所畏惧。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无疑都比路易十五在欧洲有更大影响和分量。然而，在这两个时期中，法国都是欧洲文明的先驱，先是由于它的政府，而后是国家本身，先是由于国家掌权者的行动，后是由于独特的学术发展。
为了充分了解法国的，因此也是欧洲的文明进程中的主要影响，我们必须先研究17世纪的法国政府，然后研究18世纪的法国社会。时间在变换舞台和演员，我们也必须随之改变计划和剧目。
人们在研究路易十四的政府、他的强大和他在欧洲的巨大影响的原因时，往往只想到他的名望、他的战功、他的辉煌和他这一时代的文学成就。人们把法国政府在欧洲的优势归因于外表的原因。我认为优势在于更深层、更严肃的原因，不可以简单地把几次胜仗、豪华的宴会，甚至天才的文学创作来解释他那不可否认的作用。
你们许多人也许还记得，而你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听说过，29年前法国的执政府所产生的效果和当时我们国家的处境。外有强敌压境，而法国军队里灾难不绝。国内的权力机构几乎全部解体，人民四分五裂，没有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公共秩序。总之，在执政府上台时，国家正匍伏、瘫痪在耻辱中。谁会不记得这一政府的巨大努力和恰当的措施，在短时期内，确保了国家的独立，恢复了民族荣誉，重组了行政管理，修改了法规，总之，行使权力重振社会。
路易十四的政府在开始时为法国做了同样的事。虽然时代、做法和形式都大不相同，追求和达到的效果差不多。
回想一下枢机主教黎塞留执政以后路易十四未成年的岁月。西班牙军队在边境上窥伺，有时候还进入国内，入侵的险情频传；国内分裂已达极点，内战，虚弱的政府在国内外毫无威信。当时的社会也许少一点暴乱，但是跟雾月18日前我国的情况还是非常相似。正是从这样的境地中，路易十四的政府把法国拔了出来。他最初的胜利起到类似马伦哥的胜利的作用：保全了国家，恢复了民族荣誉。我准备从几个方面来考虑这个政府——战争、对外关系、行政管理、立法等方面。你们会了解，我刚才所做的我认为相当重要的比较是有真凭实据的，我有权这样做的（我自己并不认为一般的历史比较有多大价值）。
首先说说路易十四的战争。欧洲的战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也是我常常这样提醒你们的，发源于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一邦之民出于需要、任性或其它原因，有时兴师动众，有时以小股形式，从一地跋涉到另一地去。这是13世纪末十字军运动结束以前一般欧洲战争的特色。
那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类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差别不亚于上面所说的一类。这些战争是远征，不是由人民发动，而是由统治者率领大军去征伐远方国家，进行冒险。他们背井离乡，有的去德国，有的去意大利，还有的去了非洲，只是为了逞私欲，没有其它目的。几乎所有15世纪，甚至16世纪一部分战争都属于这一类。为了什么利益——我不是指合法合理的利益，什么动机使查理八世要把那不勒斯王国据为己有？这显然不是一次出于政治考虑的战争。国王认为他个人有权占有那不勒斯王国，为了个人目的，满足个人欲望，他才去征服一个远方国家，而这个国家根本不适合与他自己的王国合并。相反地，此举只会削弱自己对外的力量，破坏国内的安定。查理五世远征非洲也是如此。这一类战争的最近的例子是查理十二远征俄罗斯。路易十四的战争不属此类。他的战争是由一个坐镇中央的政府征服周边国家，为了扩张和巩固自己的领土，是政治性的战争。
这些战争可以是正义或非正义的，也许使法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可以找出千百个理由来指摘它们的不道德和暴行，但是它们具有比前一类战争更为合理的性质。它们不是由于一时兴之所至或爱好冒险而发动的，而有某种严肃的动机，为了达到某种自然的限度，为了合并说同一语言的某地居民，为了占领防御强大邻国所必需的要冲。这些战争固然有个人野心的成分在内，但是逐一检查路易十四的战争，尤其是他统治初期的，可以发现确实有他的政治动机，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为了国家的强大和安全。
战争的结果是这一事实的证明。今日的法国版图在许多方面是路易十四的战争造成的。他征服的这些省份，弗朗什-孔泰、佛兰德、阿尔萨斯，仍是法国领土。征服可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两类。路易十四的征服没有不合理和任意的性质，而在他以前，此类征服很普遍。他的政策，不能说总是公正和明智的，但却是有算计的。
再看看路易十四的对外关系，也就是他的外交，我发现有相似的结果。我曾讲过，欧洲外交诞生于15世纪末。在这以前，政府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偶然性的来往，少而短暂，此后就变得更经常和长久了，成为公众注意的事。到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外交在国际事件中已发生作用。虽然如此，17世纪以前的外交还不能说具有计划性，它未曾导致长久的联盟，尤其是国际间那种长久的大组合，这类组合的形成是根据固定的原则，为了恒常的目的，并具有标志一个稳定政府特征的连续性。在宗教革命时期，各国的外交关系几乎服从于宗教利益的力量，欧洲分成新教和天主教的两个联盟。到17世纪，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并在路易十四政府的影响之下，外交才改变了它的面貌，摆脱了宗教影响的单一原则，其它的考虑成为联盟和政治组合的根据。同时，外交已变得更有计划性、正规性、目的性和原则性。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这一体系及其包含的全部思想正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成了欧洲政策的主体。我们在研究这方面的一般思想及路易十四政策的主要原则时，我相信可以发现以下的情况。
我在前面已提到路易十四的纯君主制和他普遍推行君主制的愿望，与之对抗的是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领导下的维护民权和宗教自由及国家独立的力量。这一时期的一大事实就是这两面旗帜的对垒。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像我们这样评估它，即使那些参与其事的人也没有认识到这一意义。废除纯君主制，信奉民权和宗教自由，归根到底，是荷兰及其盟国抵抗路易十四的必然结果，而当时没有公开提出来而已。常有人说，路易十四的主要外交原则就是在欧洲推行绝对权力。我不认为如此。在他晚年以前，这种考虑在他的政策中并非主要。路易十四谋取的是法国的强大，称霸欧洲，使敌国俯首帖耳，总之，政治利益和国家的实力。在他与西班牙、德国及英国的交战中，其目的无不如此。推行绝对权力的目的并不如他扩大法国和法国政府力量的欲望那么强烈。在各种证明中，我愿意引用出自路易十四本人的一件证据。他的回忆录中，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1666年时期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早上，我和一位英国绅士，西德尼先生会谈。他向我说明重振英国共和派的可能性。西德尼先生要求我为此目的资助40万银币。我告诉他我最多只能出20万。他要我从瑞士召来另一位名叫勒德洛的英国先生，与他就此计划商谈。”
于是，我们又从勒德洛的回忆录中相近的日期下找到如下一段话：
“我接到法国政府通知，邀请我去巴黎商谈关于我的国家的事。但是我不信任那个政府。”
勒德洛留在瑞士没有去。
可见得削弱英国国王的力量，那时是路易十四的目的。他在煽起英国内部分歧，力图复兴共和派，以阻止查理二世在国内变得过于强大。巴利翁任驻英大使期间，这一事实屡见不鲜。只要查理的权威占了上风，民族派有被压垮之势，这位法国大使就施加影响，出钱资助反对派与绝对权力抗争。这成了法国削弱竞争对手的手段。在仔细考虑路易十四的对外关系时，这一事实最引人注意。
这时期法国外交的能量和技巧也使人瞩目。有些人名如德·托雷、达沃、德·邦勒波是通晓这段历史的人所熟悉的。当我们把路易十四的这些大臣的信札、回忆录、技巧和行动跟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的谈判官员进行比较时，我们一定会感到法国大臣们高出一筹。这位专制国王手下的宫廷大员对国际事务、政治派别、自由的必要条件和公众革命的判断，比同时期的大多数的英国大臣们高明得多。17世纪欧洲国家在外交上堪与法国抗衡的只有荷兰人。民权与宗教自由派领袖，约翰·德·维特和奥兰治的威廉的外交官是唯一能与这个伟大的专制国王的手下一决雌雄的人。
如此看来，不论考虑路易十四的战争或是他的外交关系，结论都是一样的。不难想象，能如此进行战争和外交谈判的政府在欧洲会赢得很高的地位，它不但使人畏惧，而且使人感到人才济济，势不可挡。
现在我们来看看法国的内部情况，它的行政管理和立法，从中可以找出解释他的政府何以强盛的道理。
一个政府的行政管理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是很难确定的。不过，我们相信，按照最普通的认识，所谓行政管理就是一套方法用以将中央权力的意志尽量迅速而确实地贯彻到社会各部分中去，并将社会力量，无论是人力或财力，以同样方式，汇集到中央权力手中。这就是行政管理的真实目的和主要特征。因此，在社会需要一致和秩序时，行政管理就成了把松散的各个因素凝聚团结起来的主要手段。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正是致力于此。以前，在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最难的事莫过于使中央权力的作用深入社会各部分并将社会力量集中于中央。路易十四的努力获得一定效果，至少比以前的政府不知强了多少。我不能多谈细节，只要在脑子里把公共事业想一遍，税收、道路、工业、军事管理、各行政部门的一切机构等等，其中没有一样要不是在路易十四治下有了开始，就是取得了发展或改善。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人才如科尔贝和卢瓦都是作为行政管理者施展了他们的才干和政府职能的。政府靠这种优越的行政管理获得周围国家所缺少的政令通畅、果断和一致。
在立法方面，这一政府有同样的建树。可以回到我在前面提出过的与执政府的立法活动、大量修正和重订法律的活动相比较。路易十四时期做了同一性质的工作。他颁布了大批法律，刑法、诉讼法、商业法、海洋法、水域法、森林法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法律，就像我们今天的法律那样制订的，经过国务会议的讨论。此类会议有些是在拉穆瓦尼翁主持下开的。有些人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一工作和讨论才出了名，例如皮索。若是单从法律本身来考虑，路易十四的法律大有可指摘的地方，其中缺点比比皆是，今天看来非常明显，无人可以否认。它不是从公道和自由的利益出发，而只是为了维持共同秩序，为了使法律具有更多的正规性和稳固性。即使如此，这也是一大进步，胜出以前法律很多，把法国社会在文明进程中推进了一大步。
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政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的力量和影响的根源所在。在欧洲人眼里，这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地位满怀信心的政权，没有敌人在国内跟它争权，领土和人民都平静无事，可以一心致力于治理国家。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此以前一向是战火不熄，没有安全，也没有空间，要不就是国内不同党派明争暗斗，大家都在为活命而战。路易十四的政府看来是第一个专心致志整治国家的、一个定型的而又在进步的权力结构；它不怕创新，因为它对将来满有把握。事实上，具有如此创新精神的政府并不多见。拿它与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纯君主制王国比较，他比路易更加专制，但不如路易的政府正规和平静。那么腓力二世又是怎样在西班牙树立起他的专制政权的呢？他的办法是窒息国内的活动，否决一切改善的措施，使得西班牙成为死水一潭。而路易十四的政府正相反，在各种创新活动中都显得活跃，鼓励文学、艺术、财富等等，一句话，文明的进步。这些就是它能在欧洲称霸的原因。在整个17世纪中，它是大陆上的各国君主，也是各国国民羡慕的政府。
现在我们要问——也不可能不问——如此英明，而且从我列举的事实来看，又是如此强盛的政府，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衰落了呢？在欧洲产生过如此作用的强国怎么会在下一世纪变得如此虎头蛇尾、虚弱、无足轻重了呢？这个事实是不容置辩的。17世纪的法国政府居欧洲文明之先。到18世纪，它消失了。领导欧洲前进的是与政府分道扬镳、甚至反对政府的法国社会。
在这一事实中，我们发现了绝对权力无可挽救的弱点和分毫不爽的后果。我不去细讲路易十四政府的错误，它犯下很多。我不讲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争，不讲南特法令的废除，也不讲他的靡费无度和其它许多给他带来厄运的致命措施。我愿承认，正如我所描述的，它的政府的优点。我愿同意这种说法：没有一个绝对专制的政权受到过它的时代和国民如此充分的赞许，对国家和整个欧洲作出过更实在的功绩。然而，就因为这个政府只信奉绝对权力的唯一原则，建立在这唯一基础上，它的衰落旋踵而至也是理所当然的。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所缺少的是独立的、自生自主的，也就是能自发地采取行动和进行抵抗的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和力量。法国旧时的有名有实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不复存在，被路易十四彻底摧毁了。他没有建立新的来代替旧的，因为这只能束缚他的手脚，而他是不愿受束缚的。那时候昭著在目的是意志，是中央政府的行动。路易十四的政府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辉煌强大，但却是无本之木。 自由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保证的不仅是政府的明智，而且是它的寿命。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在不借助社会组织的情况下久享天下。凡是绝对权力得以长久的地方，总是有真实的社会组织的支持。有时候这种社会组织的形式是社会划分为各具特色的阶级，有时候是一种宗教组织系统。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社会组织既缺乏权力，也没有自由。那时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或能保证政府不受时间无情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在自趋灭亡。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而已，而是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到1712年，纯君主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精疲力尽，而为害更严重，因为路易十四废弃的不仅是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同时也废弃了政治道德。丧失了独立性，就没有政治道德可言。只有感到自己有力量的人才能够为一种权力工作或反对一种权力。强有力的人物随着独立的消失而消失，唯有灵魂的尊严才能产生权力的保障。
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法国和它的政府处在这样的情况中：社会的财富、力量和学术活动在蓬勃发展，这一前进中社会的身旁是一个基本上停滞不前的政府，它没有办法更新自己来适应人民的动向。这个政府取得了半个世纪的辉煌成就后，就停顿、衰弱起来，在它的创建者还在世的日子里，已经滑向下坡，眼看要消亡了。17世纪末的法国就是这种情况，预示着随之而来的时期具有全然不同的方向和特色。
无需我来说，人类心灵前进的冲动，自由探索，是18世纪主要的特征和事实。你们早就在这一讲座中听到有关这一事实的许多事情。你们已经听过一位富于哲理的演说家和一位雄辩的哲学家描述过这一雄壮的时代。我不能在我仅剩的一点时间内追溯这期间完成的伟大的精神革命的各个阶段，但是我也不愿在离去之前不提请你们注意几个鲜为人道的特点。
第一，——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曾提过的特点——就是在18世纪期间，政府几乎销声匿迹了。人类心灵成了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角色。
除了舒瓦瑟尔公爵执政期内处理的外交事务以及一些向公众舆论作出的重大让步，例如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的举动，法国政府在这时期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毫无动静。路易十四的那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无处不在、事事一马当先的劲头见不到了。这时的政府只是在东躲西藏，不愿出头露面，深感自身的虚弱和无力。活动和雄心全部让给了人民。人民发表他们的意见，展开学术活动，以这种方式参与一切事情，只有他们才掌握道义权威，这是真正的权威。
我看到的第二个特点有关18世纪人类心灵的情况，那就是自由探索的广博性。在此以前，自由探索只在有限的部分领域内展开，研究的题目有时候是宗教问题，有时候是宗教掺杂政治的间题，从未涉及一切事物。到18世纪就不同了，自由探索的特征是它的广博性。宗教、政治、纯哲学、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世界，都成了研讨和思想体系的题目。旧的科学被推翻，新的科学诞生。这个运动推向各个方面，虽然它发源于同一个冲动。
这一运动具有独特的性质，也许是世界史上仅有的，它是纯粹思辨性的。在这以前，一切人类的大革命中，行动总是和思维合在一起的。16世纪的宗教革命以思想、纯粹的学术讨论开始，不久就成了实事。思想界的领袖不久变成政治派别的领袖。生活的现实与思维的运作结合了起来。17世纪的英国革命也是如此。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运用在一切事物上、思想上。这些事物和思想只要联系上生活中的实际利益，看来就会对事实立刻发生强大的影响。然而，大讨论的领袖和参加者对一切实际活动依然是陌路人，他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察、判断、演说，却不干预实事。从未有过这样把对外部世界的控制与对心灵的控制如此截然分开的。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到18世纪才成了彻底的现实。也许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精神世界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而自我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对事态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这使得当时的思想具有过于自负和缺乏经验的特色。哲学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而哲学对世界的了解又从未如此浅薄。很明显，总有一天它要面对事实，学术运动要进入外部世界中去。正因为两者完全隔离，它们的结合就更加困难，而相遇的冲击也会更加猛烈。
这一时期，人类心灵的状况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无比的大胆，对这一点我们还会感到惊异吗？在此以前，心灵最伟大的活动总会受到某些障碍的限制。人的心灵总是在现实包围之中，免不了要谨慎从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我真不知道18世纪的人类心灵对什么外部事实持有任何尊重，或者说有什么外部事实能控制心灵。心灵对整个社会状况加以痛恨和蔑视，因此它认为它的使命是改造一切。它把自己差不多看作世界的创造者。一切制度、想法、生活方式、社会，甚至人自己似乎都需要改造，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人类理性的肩上。有谁见过如此大胆的设想？
就是这一股力量在18世纪间与路易十四政府的残局遭遇了。可以想到这两股悬殊的力量之间冲撞是难免的。英国革命的主要事实，自由探索与纯君主制的斗争，现在也要在法国爆发。两次革命无疑有很大差别，必然永存于革命的结果中，但是，归根到底，总的情况是相似的，事件的意义是同一的。
我不准备展示这一斗争无穷无尽的后果。结束这一课程的时间已到，我必须打住。我只想在离去前提请你们注意这一伟大斗争向我们显示的一个最严重、最有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危害以及也是我认为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义，追求什么目的。你们己看到路易十四的政府的败亡几乎完全是由于这一原因。然而，继之而来的权力，人类心灵，这一18世纪的真实主宰，遭到了同样命运。这次轮到心灵掌握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也轮到它怀有过份的自信。它那前进的冲动是美的、善的、非常有用的。假如有必要明确说出我的意见，我会说18世纪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对人类的贡献也许最大，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了人类的进步，使这一进步具有最大广泛性的特色。若是要我对它作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加以评论，我会表示赞许。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这一事实：这一时代里，人的头脑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就受到权力的腐蚀和误导，使它不合理地把已经确立的事实和以前的思想加以蔑视和厌弃，从而走向错误和暴政的道路。到世纪末期，在人类理性的成就中掺杂了一份错误和暴政。毋庸讳言，这一份错误和暴政是沉重的。但我们必须宣布它，而不是否认它。它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人的头脑在权力扩张的作用下过度膨胀。
我相信我们的时代有责任了解这一点：一切权力，不论来自智识，还是来自世俗，不论属于政府还是属于人民、哲学家、大臣，不论是为了这种或为了那种事业，都包含着一个天生的缺陷、弱点和弊病，因而应该加以限制。了解这一点正是我们时代的独特优势。唯有允许一切权利、利益、意见普遍享有自由，允许这一切力量的自由表现和合法存在，才能把各种力量和权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它侵犯别的权益。总之，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探索真正普遍存在，造福于人。18世纪末发生在绝对的世俗权力与绝对的精神权力之间的斗争给予我们的教训就在于此。
我现在已经到了我自己预定的终点。你们会记得我在开始这门课程时说明的目标，那就是向你们展示欧洲文明发展的概况。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我们今天，整个旅程走得很快，来不及把所有重要的事都作交代——差得很远，或者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提出证据。我不得不略去许多，而且时常要求你们听之信之。不过，我希望我还是达到了我的目的，那就是标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允许我再说几句。
我在一开始时试图界定文明这一词，并描述这一词所包含的事实。在我看来，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我至今讲的只限于社会历史。我只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对人本身的发展没说什么。我未曾向你们展示思想的历史，人类精神进程的历史。我提议在我们再次相会的时候，我专门讲述法国，我们共同切磋法兰西文明的历史，它的细节和各个方面。我将努力使你们了解不仅是法国的社会历史，还有人的历史，同你们一起追踪各种制度习俗、思想和学术著作的前进历程，从而对我们的光辉祖国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完全的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和未来都值得我们倾注最亲切的感情。